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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官员是怎样当官的？为何说他们敢当天下事
导语：他们认为，“天下”者，是中国的天下、群臣的天下、万姓的天下，而不是皇帝的天下，对于这一“天下”，士人都有一份深切的关怀和发自内心的
他们认为，“天下”者，是中国的天下、群臣的天下、万姓的天下，而不是皇帝的天下，对于这一“天下”，士人都有一份深切的关怀和发自内心的责任感。
在中国历史上，儒家文化虽然一直占主导地位，但儒学的传承者作为一个群体在政事活动中起决定性作用，是直到北宋才产生的现象，被称为“士大夫政治”。
公元1004年，辽军打到澶州，有大臣建议退到四川，宰相寇准挺身而出，建议御驾亲征，皇帝勉强北上，但不想再去北城，感觉至少还有黄河天险，殿前都指挥使高琼在寇准支持下，“急麾卫士进辇，上遂幸北城”，前方军士看到龙旗都欢呼起来，当时，辽方大将萧挞览被宋方射中阵亡，影响到士气，双方决定议和。
真宗的底线是不放弃祖宗留下的土地，银绢数额则以100万匹两为限，寇准命令曹利用不许超过30万，曹利用“果以三十万成约而还”，这一数额对宋代财政影响如何？河北在和平时期开设宋辽间的贸易榷场，官方所收商税，通常可达四五十万匹两。
范仲淹认为，一切为天下、国家、社稷考虑，而非唯唯诺诺听命于皇帝，叫做大忠，“天下”者，是中国的天下、群臣的天下、万姓的天下，而不是皇帝的天下，对于这一“天下”，士人都有一份深切的关怀和发自内心的责任感，他们很多人既是政治家，也是经学家、文学家、实干家，他们的追求，被概括为“内圣外王”：内心要达到圣贤的道德修养境界;在天下社会建设一种王道的秩序，当时的士大夫“开口揽时事，论议争煌煌”，正像陈寅恪先生所说，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最为自由的时
生活常识分享。
宋代当官的“捷径”宋代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朝代，许多政治文化的变化都在这个时期出现了。
在宋代，当官成为许多人都向往的事情，但是当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有很多的准备和考试。
但是在宋代，还存在想通过一些特殊的途径来当官的方法，就是所谓的“捷径”。
本文将介绍宋代当官的“捷径”，增进对于宋代历史的了解。
一、“功绩捷径”在宋代，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捷径，那就是能够通过成为某些特殊人物的门徒，来获得当官的机会。
这些特殊人物包括功臣，名士，或者是才子，他们在官场上有很高的声誉和影响力，拥有他们的门徒，可以加快一个人的官场之路。
而想要成为他们的门徒，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具备优秀的品德和才华，获得他们的认可才行。
二、“荐举捷径”在宋代，如果你有权势，有人脉，可以向高层或者是有关部门荐举一些人来当官，这就是宋代的另一个“捷径”。
这种方法需要你有很好的人脉，需要你能够有某些人的信任和认可，才能够为别人的官场之路铺平道路。
但是这种方式也容易引起人群的不满，可谓得失相当。
三、“替换捷径”在宋代，在某些情况下，有些官员可以让自己的亲属，好友或者是家族中的人来代替自己去当官，这就是所谓的“替换捷径” 。
这种方式需要你有一定的家族势力，如果没有这个“背景”，是无法实现的。
但是也可以说这种方式有一定的优势，因为在还不够优秀，不足以自力更生的时候可以借助家族的力量去实现当官的目标。
四、“买官捷径”在宋代，有些官职甚至可以用钱来买，这就是所谓的“买官捷径”。
这种方式需要有钱和权利，需要你拥有充足的财富来换取你的官职。
但是这种方式是十分不道德的，获取的官职不具备合法性，很可能会遭遇到严重的惩罚。
而且，也很可能会引起人们的不满和抵制。
总之，在宋代，当官的途径十分多样化，有些需要靠自己的实力和能力，有些需要靠家族的力量和背景，还有一些靠金钱的力量去实现当官的目标，多样性大大丰富了历史的色彩。
但是，在现代社会，这些方法已经被淘汰，不符合人们的真正需求和要求，我们需要通过正常的入取渠道去实现我们的理想和目标。
文士的巅峰时代——宋朝政治生态圈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公元960年,一群兵士将黄袍加着在了禁军将领赵匡胤身上,这个被后世称作'陈桥兵变'的事件将赵匡胤推向了皇帝宝座,同时也将'五代'改写为'北宋'。
总结前朝覆亡的教训以防重蹈覆辙,这已经成为新朝代的经验和习惯。
太祖本人深知藩镇割据,武夫当权对于政治稳定的危害,建国之初便与赵普谋求解决政权频繁更迭的局面,走出五代宋朝承五代之乱。
赵普仅—句＂陛下何以能负周世宗？＂便使宋太祖放弃复委符彦卿的兵权。
紧接着便是著名的'杯酒释兵权'，将兵权收回中央，力图矫'武'之弊。
宋太祖也是武将而夺权称帝，从他后的各个皇帝，对武将的威胁和士兵的哗变都非常敏感。
在限制武将的同时,统治者也在谋求治本之道，便是'与大夫共治天下'一、太祖誓约——祖宗家法王夫之在《宋论》写道：太祖勒石，锁置殿中，使嗣君即位，入而跪读。
其戒有三：一、保全柴氏子孙；二、不杀士大夫；三、不加农田之赋。
呜呼！若此三者，不谓之盛德也不能。
其中一条'不杀士大夫'便定下了宋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基调。
宋太祖是武将出身，对于唐末五代藩镇割据、武夫跋启暴虐,太祖深有体会,所以派文臣治理地方无疑是解民于倒悬的有效途径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
朕今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
'以文人做地方官，即使他品行再差，也不过是多贪点银子而已，而武将若是为乱，将会引起动乱，给国家带来巨大灾难。
宋太祖还常常鼓励武将读书，学习治世之道，一则掉书袋的轶事便可见一斑。
此事见于《宋人轶事汇编》引《玉壶清话》之中：党进不识一字。
一日，朝廷遣进防秋，朝辞日，须致词合门，使吏谓进曰：'边臣不须如此。
'进性强很，坚欲之，知班写其词于笏，教令熟诵。
进抱笏跪移时，不能道一字，忽仰面瞻圣容曰：'臣闻上古其风朴略，愿官家好将息。
北宋士大夫的政治理想和实践【摘要】：文人治国是宋代政治的一个显著特色。
在宋代最高统治者“重文抑武”的政策下,文士被大量地吸纳到统治阶层中,并在宋代政治结构中形成了一股中坚力量,形成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格局。
同时,在宋代儒学复兴的背景下,具有“学者—官员”二重身份的士大夫阶层,继承和发扬儒家文化传统,以履行圣人之“道”为己任,以致君尧舜、回归三代为最高政治理想,并积极地在政治活动中付诸实践。
文章以时间为线索,分时段进行研究,将北宋历史分为宋初时期、仁宗时期、英宗和神宗时期、北宋后期四个阶段,并以北宋前中期为中心考察士大夫的政治理想和实践活动。
从唐末到宋初,士大夫的社会身份更加“平民化”,与此同时,士大夫“学者—官员”的二重角色也经历了一个整合的过程。
北宋建立之后确立了“重文轻武”的国策,士大夫的文化角色也得到重振,由“吏能型”重新走向“文治型”,实现了本色回归。
在唐宋儒学变革的大背景下,宋初士大夫接续起了中唐以来振兴儒学的重任,弘扬儒道、尊崇儒术。
宋初士大夫致君泽民的政治理想又被重新唤醒,“行道”的意识复兴了。
仁宗时期,士大夫和士大夫政治都走向了成熟。
一方面,士大夫作为一股政治力量在朝廷事务中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致君尧舜”已经成为士大夫的普遍共识；另一方面,台谏制度也在仁宗时候得到了完善。
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君主、中书和台谏相互制约的“共治”政治架构。
北宋士大夫在仁宗时期也开始由“行道”的观念走向“行道”的实践。
在科举教育方面,士大夫们兴办学校,并推动科举考试的改革。
与古文运动相呼应,士大夫们要求改变之前重诗赋的情况而改为重策论,在经典学习上引导士子变记诵为探求经义,以此来培养能够“行道”的“士君子”。
此外,实现三代之治是士大夫们共有的政治理想,士大夫们高举“大中”原则,兼取三代之制和汉唐故事作为施政准则。
在学术发展的影响下,李觏和范仲淹以《周礼》为依据提出社会政治改革主张。
受儒家“君子小人之辨”的影响,士大夫们为“行道”而联合,以“君子”自居并对“小人”的斗争也引发了仁宗时期的党争。
浅论宋代士大夫群体的“天下”情怀及其现实意义1.历史背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宋代不乏荡气回肠的政治理想，这与当时的政治环境密切相关。
其一表现在“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这是宋代政治的鲜明特点和基本架构，北宋甚而有不杀大臣言事官长达三百余年[1]，尽管统治者有处于巩固政权的考虑：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赖于军权的拥立，因此他从执政之初就明白军人对政权的威胁不容小觑，因此他转而重视文臣，以维护宋代江山的稳固。
但不得不承认，这种优待文人的政治环境对士大夫群体展现了极大的信任，无疑促长了士大夫群体的“天下”情怀。
其二体现为宋代科举制度的改革，宋代帝王为了抑制“氏族”的形成，有意识地让大量寒门学子步入仕途，家境贫寒的学子一旦通过科举考试则出将入相，甚至位至显赫。
譬如欧阳修、范仲淹等一代名臣均出身微寒。
为了能够便于分析，我们先辨明士大夫与“天下”情怀的含义。
士大夫含义颇多，有指“将帅之佐属”，有指居官之人，有指“文人士族”，亦有指“内外在官之人”等等[2]，据儒家提出的“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本文讨论士大夫时，取其文人士族之意。
天下情怀者，修己以安民，修己以安天下。
以政治思维论，宋代士大夫从最初就要求重建一个理想的人间秩序，当时称之为“三代之治”。
再以行动风格论，范仲淹处发轫的“以天下为己任”可以用来形容宋代士大夫的基本特征。
他们已隐然以政治主体自待，把建立秩序的重任放在自己肩上。
在政治领域，赵宋王朝的特殊历史处境为士阶层提供了较大的政治空间。
在文化领域中，民间对于文治的普遍要求，因而开启了儒学复兴的契机。
宋代士大夫的思维方式与行动风格是和这两大领域中新动态相互关联的。
2.宋代士大夫“天下”情怀表现宋代士大夫参政议政，建言献策颇为积极。
纵观历史，宋代士大夫比专治强化时代下的明代官员要积极得多[1]，“上可与为善，若常得贤者辅导，天下有望矣[3]”，开明的政治环境是滋养宋代士大夫“天下”情怀的理想土壤，由于宋代君王重文抑武的统治思想，文人志士由以往的社会旁观者转而变为参与者，他们的政治抱负和政治热情得到肯定，在这样的环境下，宋代士大夫自然产生了“以天下为己任”的强烈使命感和责任意识。
北宋文人的政治理想
北宋文人的政治理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强化中央集权：北宋文人认为，要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必须强化中央集权，削弱地方权力。
他们主张通过法律、行政等手段加强对地方的控制，防止地方势力对中央政权的威胁。
2.崇尚儒学：北宋文人重视儒学，推崇仁、义、礼、智、信等儒家价值观，认为这些价值观是国家稳定和发展的重要基石。
他们主张以儒学为治国之本，用儒家思想教育官员和百姓，提高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
3.推进改革：北宋文人认为，要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局面，必须进行改革。
他们主张推行科举制度改革，打破门阀贵族对政权的垄断，让更多的人才进入官员队伍。
同时，他们也主张进行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改革，以提高国家的综合实力。
4.实现民族复兴：北宋文人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文明、优秀的民族，但在唐末五代时期受到了蛮族的侵略和统治，失去了民族尊严。
他们主张通过强化中央集权、发展经济、提高文化水平等手段，实现民族复兴，恢复中华民族在世界的地位和尊严。
总之，北宋文人的政治理想是以儒学为指导，强化中央集权，推进改革，实现民族复兴。
这些理想对于北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宋代士大夫政治的成因及其影响探析宋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也是士大夫政治的全盛时期。
宋代士大夫政治的成因及其影响可以从多个方面展开探析。
宋代士大夫政治的成因之一是科举制度的确立。
宋代的科举制度是历史上最严格的选拔制度之一，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士人进入官府。
这种制度的确立使得士人们积极参与政治，通过学习和考试来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
这种选拔制度为士大夫政治的形成提供了基础。
士大夫政治的成因还与宋朝社会经济状况的变化有关。
宋代实行的是农耕经济，农业是全国经济的主要支柱。
农业泛滥，在生产力提高的也使得土地所有权集中在一小部分人手中，形成了土地兼并的趋势。
土地兼并导致了大量佃农失去土地，成为新的贫苦人群。
而士人出身于官宦家庭，他们有较多的财产资源和社会地位，也就自然成为政治活动的重要力量。
士大夫政治形成的原因还包括政治力量的弱化和士人对政治的积极参与。
在北宋初期，宰相的审官权被剥夺，地方政权逐渐形成，使得地方官员的权威得到加强，并渗透到政治中心。
这一趋势导致政治力量的分散和士人对政治的积极参与，促进了士大夫政治的兴起。
宋代士大夫政治的影响也是深远而广泛的。
其一，士人成为官员的主要来源，统治阶级和官员阶层逐渐发展壮大，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统治体系。
其二，士人通过科举考试和地方官职的积累，逐渐形成了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社会网络，他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互助共同维护了统治秩序。
其三，士人的思想文化影响力远超政治地位，他们的文化活动和学术成就对后世影响深远，促进了社会思潮的多元化和文化繁荣。
宋代士大夫政治的成因可以归结为科举制度的确立、经济社会变迁以及政治力量的弱化和士人积极参与等原因。
其影响主要体现在统治制度稳定、社会网络复杂和文化繁荣等方面。
这一时期士大夫政治的出现和发展，既是当时社会经济政治环境的必然产物，也是中国历史上政治体制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之一。
根据材料二概括宋代士大夫群体参与国家治理的重要方式在宋代，士大夫群体广泛参与国家治理的重要方式是通过参与科举制度、官员选拔、议政等途径。
首先，参与科举制度是宋代士大夫群体参与国家治理的重要方式之一。
科举制度是宋代选取官员的主要方法，士大夫们通过参加科举考试，获得功名，进而成为朝廷重要的官员。
科举制度具有一定的公平性和竞争性，使得有才干的士大夫有机会进入朝廷，为国家提供才干人才，实现了人才选拔与治理结合的目标。
士大夫们参与科举考试的过程中要学习经史典籍，掌握政治理论和治国之道，这使得他们在进入官场后能够运用所学知识参与国家事务的决策与治理。
其次，官员选拔也是宋代士大夫群体参与国家治理的重要途径之一。
除了通过科举制度进入官场外，士大夫们还可以通过推荐等方式成为官员。
推荐制是宋代官员选拔的一种重要形式，士大夫们可以互相推荐，将有能力和才干的同仁推荐给朝廷，从而获得官职。
这种方式使得士大夫们能够直接参与国家治理的决策过程，对于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起到了重要作用。
此外，士大夫们通过参与议政活动也能够影响国家的治理。
议政是宋代朝廷的一种集体决策方式，它通过召集一些有学问、有经验的士大夫进行讨论，以达到治理国家的目的。
在这个过程中，士大夫们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对国家政策和法律进行讨论和修改，为国家的决策提供智慧和建议。
议政活动使得士大夫们能够更直接地参与国家的决策过程，发挥自己的智慧和才能，对宋代国家的治理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总而言之，宋代士大夫群体通过参与科举制度、官员选拔和议政等途径广泛参与国家治理。
他们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官职，控制国家权力；通过推荐制和议政活动，参与国家的决策和治理过程。
这种积极参与国家治理的方式，使得士大夫们能够发挥自己的才华和才能，为国家的政务和社会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同时，这也体现了宋代士大夫群体对国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以及他们为实现国家安定和社会进步所付出的努力。
北宋为什么能够实行士大夫政治北宋年间人民的生活水平很高，各种文化有了长足的发展，人民精神文明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这与当时的士大夫政治有着密切的关联。
北宋实行的是中国历史上最纯粹的文人士大夫政治，而以北宋中前期尤为典型，这一百余年的政治模式，为后代统治者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宋朝拣选治国人才慎之又慎，皇帝对士大夫高度重视唐朝是个辉煌强大、盛极一时的王朝，但因其基本政体是武人治国，最终瓜分豆剖，形成了以军阀为核心的五代相继、十国割据局面。
某种意义上说，宋太祖赵匡胤是五代之后第六代中原政权的缔造者。
与朱梁、后唐、石晋、刘汉和郭威后周不同的是，赵匡胤清醒地意识到唐及五代武人治国的弊端，采纳了谋臣赵普的建议，果断实施了“释兵权”，并逐步形成以文人士大夫为主体的政治集团。
宋初虽然战事频仍，赵匡胤也没有忽略开科取士这一拣选精英的手段，并在保留唐代科举框架的基础上，增加了“殿试”这一最关键的环节。
入宋后新增的殿试，一方面体现了皇帝对文人士子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也将人才选拨的终审权收归到皇帝手中。
《宋史·选举志》载，太祖开宝六年（973），翰林学士李昉主掌贡举考试，录取的武济川、刘睿材才质低下，且有人揭发这两个人都走了李昉的后门，引起了赵匡胤注意，于是他将这次考试的大部分举子集中到御殿，亲自主持复试考察，并最终由他亲自圈定录取人员。
事后，李昉受到了严厉的责罚，从那时起，“殿试遂为常制”。
赵匡胤曾对近臣说：“昔者科名多为势家所取，朕亲临试，尽革其弊矣。
”到了真宗时期，又确立了“糊名”制度，即将考生的姓名、籍贯等一切可能作弊的信息严加密封，使主考官和阅卷官无法得知每张卷子是谁的，以此保证人才选拔尽可能公正。
宋朝前期的甲科进士，往往用不了多久就能跃升到宰辅高位，成为王朝的高级管理者。
像卓有建树的名相吕蒙正、寇准、王旦、吕夷简、晏殊、文彦博、富弼、韩琦、王安石、司马光等人，无不是通过科考迈入仕途，逐渐成为各领风骚的政坛领袖。
欧阳修的为官之道欧阳修是宋代重要的经学家，也是著名的政治家和官员，他在任职期间，致力于实现官员的精神文明和道德修养，可以说他所提出的为官之道对当时官员的管理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欧阳修的为官之道，主要有三个方面。
首先，欧阳修强调官员的自律性和自觉性。
他认为，一个好的官员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具有自律性和自觉性，执行公务时能够一丝不苟地调查事实，尊重民主主义，政治正确，履行职责负责，实现责任的具体行动。
其次，欧阳修强调官员的忠诚性。
他认为，一个好的官员应该忠诚于神圣的朝廷和国家，反对腐败，抵制帮派活动，坚持国家利益，谨慎处理公务，实行正义，严肃认真，慎重审议。
最后，欧阳修强调官员的品德树立。
他认为，一个好的官员应该具有高尚的品德，善于理解人心和情绪，有恻隐之心，有重生责任感，有敬畏之心，有博大的胸怀。
要让公务犹如门客，严谨不失和蔼，让大家都满意。
从上面几点欧阳修的为官之道来看，欧阳修不仅指出了官员的必备素质，而且提出了为官的根本准则，即要把祖国的利益和人民的权利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为此，他提出了实现政治正确，履行公务负责，国家利益第一，正义至上，具有恻隐之心，重生责任感，敬畏之心和博大的胸怀等要求。
同时，他还提出了正确的管理原则来引导官员解决实际问题，如以民主的方式管理，精益求精，坚持规则细节，将原则、仁德和利益结合起来，遵守宪法和法律平衡权利和义务等等。
因此，欧阳修的为官之道为宋朝官员管理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同时也为今天的公务员提供了宝贵的智慧。
在实践中，我们应该牢记欧阳修的为官之道，注重官员的自律性和自觉性，坚持忠诚，把祖国的利益和人民的权利放在最重要的位置，认真履行公务，积极践行欧阳修的为官之道，以身作则，为实现社会繁荣昌盛作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