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余秋雨的散文创作
（2010级号）
20世纪90年代，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来说，是属于散文的年代，而余秋雨在90年代的散文史上又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90年代的散文热中，余秋雨处于浪潮的顶端。散文热由他引发，在整个热潮中又以他的成就最大。余秋雨的散文，创造了一种新的散文体式——大文化散文，由此也形成了他自己比较固定的创作模式。文化散文历经从源头到流域、从文学现象到成熟文体的发展过程。纵观90年代散文作者的创作，余秋雨的散文特别引人注目，他以自己鲜明的特色为人熟知。
一、创作模式对创作的制约
当一种创作手法被固定下来，在其以后的创作里便很难有所突破，这就形成了一种创作模式。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这既是幸运更是不幸。幸运的是其创作能够有一种异于他人的创作手法，不幸的则是在其以后的创作路上，这样的模式是很难突破甚至是无法突破的。杨朔便是如此。杨朔散文，终其一生，形成了他独特的创作手法，却也给了他自己一个紧箍咒，永远逃脱不了这种创作模式的束缚。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谈及散文，就不得不提到杨朔，他的散文以其谨严的结构、诗化的语言、深邃的意境和明朗的格调，先写景，再引出在风景中活动着的平凡的人，最后通过比兴的手法将景物与人联系起来，从而升华到歌颂人民的勤劳。杨朔终其一生，形成了如此独特的创作手法。在新中国刚成立、祖国山河一片壮丽之时，他的散文给人以欣欣向荣之感，无疑切合了当时的时代主潮，也由此形成了“杨朔模式”。“杨朔模式”一度是一种标志、一种典范，被焱多的人所效仿。然而，随着个性意识的觉醒和审美心理的变化，人们似乎觉得，除了“杨朔模式”，还应该有其他的表达方式。此时的“杨朔模式”就成了一个枷锁、一种桎梏。而要凸显审美的个性化，“杨朔模式”也势必成了摈弃的对象。
余秋雨散文的出现宣告了杨朔式散文时代的结束，也标志着以其为代表的大文化散文创作的开端。
对于余秋雨来说，他也逃脱不了这样的命运。一本《文化苦旅》已然有了他创作模式的雏形，接下来的《山居笔记》、《霜冷长河》、《行者无疆》、《千年一叹》等则是为他所创立的这种创作模式增加量上的积累，形成名副其实的创作模式。他的创作也就仅仅是量的增加而没有了质的变化。此外，沿着他的创作模式一直地看他的文章，看得多了，也确实觉得其有矫情的嫌疑。即使是对同样的事物，在不同的时候都会有着不一样的感受，更何况是面对大自然的万千变化，面对久远而绵长的历史文化。余秋雨毕竟不是圣人，天资再
聪慧，悟性再高，文笔再好，也不可能没有一点缺陷。由对景物的描写转向对历史的关注，再到对古代文人内心冲突的关注，从而赋予自然山水以人文意义，运用文化分析的手法、知性与感性相结合的叙述性语言等等。当大量的同类型散文如潮水般涌进众人的眼帝时，余秋雨的散文创作也进入了他自设的模式而难以突围。而其他人对余秋雨所开创的“大文化散文”的模仿，也使其不得不面临“终结”的命运。
然而不管怎样，余秋雨的创作在20世纪90年代散文史上的地位是不容质疑的。余秋雨对散文创作的“理性追求与努力契合了世纪末人们对文化关怀的需求，也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所以获得了社会舆论和读者的广泛认可”[1]。黄修己主编的< 20世纪中国文学史》认为：“90年代是属于散文的，90年代是散文的时代。”并将余秋雨当作“90年代散文繁荣的领衔人。”这样的评价是毫不夸张的。张爱玲、林语堂等现代作家的散文也在20世纪90年代再度走红，散文界顿时一片欣欣向荣，这些都不得不归功于余秋雨。
二、关于余氏散文创作风格的研究
余秋雨的散文开始“提及一些重大的事情”，在余秋雨的一系列“文化散文”中，始终贯彻着一个鲜明的主题：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追溯、思索和反问。一个民族的历史，是这个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是这个民族的民族特性中正面因素和负面因素纠结而成的“沉淀物”。历史是走向未来的阶梯，忘却了历史，也就丧失了通往未来的立足点。因此，余秋雨在90年代初这一特定的时刻，把“历史”作为自己思考的核心材料，对历史进行了一场艰辛的“反刍”，把对历
史的重新阐释作为重建新文明的第一步。
余秋雨在散文创作中突破了传统小品散文的文体约束，在表现手法上有自己的独到的运用，形成了自己特有的美学风格。这可以从对传统散文的突破、语言特色、结构模式以及表现手法上来加以体现。
从对传统散文的突破来看，孟凡根从余秋雨散文的选题题材的角度人手，表达了与以往小品散文的不同。余秋雨散文的气势宏伟，视野开阔，博大精深，“他的散文也写山水风景、风土人情，但却更喜欢选取大场景、大题材，表现大主题”，“余秋雨则不同，虽然也是大场景、大主题，但是由于对历史的情有独钟，访古、寻古、探古构成了他的散文的命脉，在探古寻幽之中虽然也有对现实的赞叹，但更多的是对古代文化、文人的仙踪遗迹的思考”。同样，王萍从命题这个层面也说明了余秋雨散文与以往传统小品散文的差别。“长期以来，散文无论取材还是命题大都较为肤浅和平庸，作者或浅吟低唱地吟风咏月，或辞采焕然地模山范水，或从容闲适地自述衷曲。自新时期始，虽然也有不少写真情、见真性的散文佳作，但鸡毛蒜皮的身边琐事一直充斥着散文阵地。所有这一切都导致了散文纤而无力，媚而无骨，平庸烦琐的现象。余秋雨散文所拥有的深刻的文化内涵和巨大的思想力度，无疑是对上述现象的一次反驳，一次超越”。虽然作者对以前散文的写作太过贬损，过于否定，有失偏颇，但对余秋雨散文的突破和超越是较为恰切的评价，突出了余秋雨散文对传统散文的冲击力和影响力。董伟建则从篇幅上来加以对比说明，同样体现了余秋雨散文的新颖之处，“余秋雨的散文往往篇幅浩大，格局恢宏，很多篇章都在万字以上，博大的主题，大容量的篇幅显然突破了以往散文短小的框架，给人以大手笔、大气派之感”。王萍对此也持同样的观点，认为余秋雨在字数篇幅上也是一大突破。他一改传统散文的模式，用大篇幅承载了大主题的散文。“短小精悍，千字左右的文体规范极大地制约了散文的表现内容，那些过长的、容量大的、情节复杂的重大题材则被排斥在散文的表现领域之外，因为传统散文这只容器已载不动内容厚重、史意丰盈的题材。余秋雨散文的出现，无疑打破了散文这只精致小巧的容器”。[2]
从语言特色来看，李瑞龙财余秋雨散文语言的特色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这也是很多论者都承认的事实。余秋雨散文中的语言，总是给人眼睛一亮，形成视觉和心灵的共振。把厚重的历史经由他的语言转变，由此而变得轻松和明了。“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