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自然图景的意义建构与人文审视--关于“自然辩证法”理论生命力的思考

［文献编码］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４－６９１７．２０１３．０６．０１２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３－０４作者简介：李桂花（１９６５－），女，吉林辽源人，博士，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郝伟（１９８１－），男，山东济南人，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辩证自然图景的意义建构与人文审视———关于“自然辩证法”理论生命力的思考李桂花，郝伟（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吉林长春１３００１２）摘要：马克思、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思想向世人展现了建构在“现实的人”理论前提下辩证的自然图景。

在这一辩证自然图景下，人与自然相互实现与证明。

作为历史性与现实性相统一的自然辩证法，在当代需要回归其意识形态属性，同时也需要依靠人文文化对于科学文化的补充与超越，从而焕发其当下现实的理论生命力。

关键词：辩证自然图景；意义建构；人文审视；自然辩证法中图分类号：　Ｂ０２９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４－６９１７（２０１３）０６－００３９－０３ 自然辩证法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理论和现实中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近年来，人们从不同的路径来研究自然辩证法，在使研究不断进展的同时，也使研究陷入细节与局部的迷茫之中。

因此，需要“回到马克思和恩格斯”，以正本溯源，重新探讨自然图景的原发性、辩证性，并对其进行人文审视和意义建构。

这对于焕发自然辩证法内在理论生命力，解决当下的若干热点学术问题，具有更为重要的现实与理论意义。

一、辩证自然图景：现实性与理论旨趣建构自然辩证法主要涉及的是自然界以及人如何认识自然界的问题，但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旨趣显然不只是解释这个世界（自然界），更重要的是改造这个世界（自然界）。

他们不是像黑格尔那样，在形上的思辨领域去创造一个抽象的绝对精神的世界，而是在本体论和认识论方面都走向了完全不同的理论建构路径。

正如他们所说：“一贯作为黑格尔思想方式俘虏的绝对批判，正在这里猛烈地冲击其他的监狱的铁栏和围墙。

‘简单的概念’、术语、哲学的全部思维方式、甚至整个哲学在这里都遭到嫌弃。

马上代之而起的是‘人类关系的真正丰富性’、‘历史的无穷尽的内容’、‘人的意义’等等。

”［１］而对于费尔巴哈，马克思和恩格斯仍持一种批判的态度，因为费尔巴哈关于人的论述，仍然陷入抽象的思辨和由此带来的困惑之中。

“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２］，但是，人的本质在于人的社会性，在现实性上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所以人的本质是具体的、历史的、现实的；同时也是建立在自然的基础之上的，所以面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费尔巴哈依然是一种本体论式的解释，而在认识论面前还是止步不前，缺少对这个世界的“革命性”改造。

厘清哲学与科学的关系，成为自然辩证法理论建构的另一维度。

从人文社会科学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哲学与科学同源。

传统哲学作为一种形上的思辨体系，企图迫使现实服从于抽象的做法，与文艺复兴以来人文思想发展的潮流是背道而驰的。

文艺复兴的主流思想是对现实的人的关注，是人在现实社会的全面复兴，而不再像过去那样体现为现实的人对神的膜拜和遵从、对自我生活的放弃。

为了适应或者说推动这个时代，马克思、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理论则完全是另外一种现实性、理论性的理论旨趣与理论建构。

就自然辩证法与科学的关系来看，首先不是自然辩证法如何推动科学发展，而是现实的发展带来了事物本身所蕴涵的辩证法思想的解放。

这与当时的思想潮流同步。

因此，马克思、恩格斯不是创立而是揭示了现实中存在的辩证的自然图景。

由于“人”这一现实主体的存在与作用，这一自然图景又构成了整个世界图景的一部分。

从人出发是理解所有问题的关键，因为“当我们以人的社会实践为理解平台，从本体论理解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对象的区别，就不再是过去那种简单化的区分，他们都是人的感性的社会活动的产物，都是内在于人的实践，在人的实践中的相互制约的存在”［３］。

在此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

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

”［４］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唯一科学的思想，实现了自然观与社会观、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

这极大地开拓了他们科学观与自然观研究的问题域与理论发展空间。

如此，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历史与现实、人的认知与行动、信仰与理性就不再是孤立的而是密切关联的范畴，社会与自然、自然史辩证法与自然辩证法统一起来了。

自然的概念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是马克思、恩格斯自然９３２０１３年第６期（总第２１６期）广西社会科学ＧＵＡＮＧＸＩＳＨＥＨＵＩＫＥＸＵＥＮＯ．６．２０１３（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ｌｙ，ＮＯ．２１６）观的核心内容之一。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自然与人是一个互相证明与实现的关系。

他们首先强调的并非是人对自然的超越或者统治，而是人对自然的适应。

人作为自然存在物所具有的自然属性，虽不构成人的本质，但却是人存在的基础。

“通过把人看成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马克思对人的论述概括为自然存在物、客观对象和感性存在物。

人是受动的，因为他在遭受着一些东西……最后，人据说还是一种受限制的存在物，因为他的欲望和活动在各方面都受到了一些限制。

”［５］人因为自然而得以存在与发展，但人在自然中并没有丧失主体性与独特性。

而人的本质正是在人与自然这样一种关系中得到体现。

在马克思看来，“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６］。

这样，人与自然的关系就表现为人与自然的相互映照。

因此，没有自然界，也就没有人；而自然界也正是因为有了人，才会被感知和发现。

当然这一切取决于人的意识，因为有了人才使自然由“自在的存在”演变为“自为的存在”，即对人有意义的存在。

然而，人的意义却不仅仅是能够在自然界中生存。

二、属人的自然：“现实的人”与物的依赖性的同一马克思强调自然对于“现实的人”的意义与作用，认为要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就必须找准人在自然中的位置，合理定位人本身，即人既不是自然的征服者，也不是自然的附庸。

而且，马克思也没有坚持自然界中“万物平等”的观点。

事实上，众生平等只不过是悲天悯物的宗教情怀而非对现实自然与社会的理性判断。

当然，在这里首先要确立的是：自然界本身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属人的自然界。

“自然界，无论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都不是直接地同人的存在物相适应的……但历史是在人的意识中反映出来的，因而它作为产生活动是一种有意识地扬弃自身的产生活动。

历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

”［７］同时，马克思进一步论述了人与动物的区别。

人同其他动物一样都是自然的一部分，但人却以自己的“类”的存在和自身的意识与自身的生命活动相区分，使自己可以面对眼前对象化的世界，从而以自己的生命活动和思维活动与自然界形成相互证实与实现的关系，没有自然也就没有“人”，离开了“现实的人”的观照，自然界也就不会是现实的、有意义的存在。

从这个角度来看，现实性、秩序与意义是人对自然的意义建构和理性旨趣。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人与自然、人与社会是互相关联的。

这样自然辩证法与自然史的辩证法、自然的本体论与认识论便实现了统一，因此自然科学与自然辩证法同样也在特殊性与普遍性这对哲学范畴中得到了贯通。

自然界的万事万物都处在不断地运动变化之中，都在不断地“生成和消逝着”，由此可以再返回人的本身这一话题。

人依靠自然界来生存，同时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又超越自然界，而这种超越在于人的社会化生存中。

但人的这种社会化并非使人与自然相隔绝，或者使社会可以与自然相提并论、等量齐观，而是归根到底人离不开自然界。

社会只不过是人因适应自然而组织的管理体系而已，所以不是自然服从于社会，而是社会服从于自然。

社会与文明是人构成人之为人的最本质的属性，但这一属性取决于人对自然的理解与应对程度。

因此，就人与自然的关联角度，就更遥远的过去与长远的未来来看，人类显然仍处于认知与行动的童年时期。

关于人的发展阶段，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包含三个阶段：人的依赖性社会、物的依赖性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

这三个发展阶段是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的，在此基础上决定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而人与人的关系又主要以社会的形式表现出来。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伴随着人的精神成长和物质发展的过程，对此马克思说道：“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

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

”［８］当今的社会发展属于第二个阶段，由于认知与活动的水平所限，人类对自然的依赖相对会更大，而人与自然关系的波动也将会更加剧烈。

在涉及人与自然、社会的关系层面，运用一个悲观而又正确无误的表述就是：人也是一个过程。

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对于我们来说，很多时候最重要的或许不是急于开拓未来，而是整合自己的过去。

在物的依赖性社会中，辩证的自然图景，在“现实的人”物质行动与思维活动前提下，必须用“多维度界说”才能充分展现，即本体论方面的“本体论维度的物质自然观”，实践论方面的“实践论维度的人化自然观”，历史观方面的“历史论维度的社会自然观”，生存论维度的“生态自然观”［９］等。

这种动态、立体、全面的自然观，因为“人”在辩证自然图景中地位的确立而同样得到了确认，从而获得了应有的地位。

三、现实自然辩证法：意识形态属性回归与人文审视自然辩证法主要关注的是科学、自然与社会中的人的发展。

然而这在人类思维发展过程中，却并非一蹴而就。

仅就自然科学自身发展来说，仍然会造成混乱和停滞。

这体现了特定时代哲学思想转换所带来的时代思潮的杂糅与无序，恩格斯据此写道：“现在几乎找不到一本理论自然科学著作不给人以这样的印象：自然研究家们自己就感觉到，这种漫不经心和杂乱无章多么严重地左右着他们，并且现今流行的所谓哲学又决不可能使他们找到出路。

在这里，既然没有别的出路，既然无法找到光明，也就只好实行反转，这种或那种形式上的反转，从形而上学的思维到辩证思维的反转。

”［１０］可见，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自然观强调在“现实的人”的前提下自然与社会、历史与现实的统一，因而也就使自然辩证法具有了意识形态的属性。

真理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革命的力量。

而这一真理显然也包括对自然的探索。

因此，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无论是从历史还是现实、从时间还是空间来说，自然都包围、笼罩着人及人的存在体系———社会，人与社会以０４ 广西社会科学　２０１３．６及自然本身的未解之谜都存在于自然之中。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人与自然的现实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整个社会的制度、文化甚至文明本身都基于人对自然的认知和关系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