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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政府融资平台发展面临的风险
（一）过度举债风险
我国财政体制不健全，地方政府的财权和事权不匹配，导致地方政府在基础设施上有巨大资金缺口，地方政府不得不通过各种方式融资来弥补资金缺口。由于我国是单一制国家，不存在地方政府破产制度。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权责清，地方政府过度依赖中央政府，对中央政府有强烈的债务究底预期，而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监督问责机制不健全，形成地方政府“预算软约束”。而在我国现行的经济-政绩的官员晋升机制下，地方政府官员作为单个的决策主体，自身利益最大化是其最优决策，在经济指标最大化刺激下，地方官员存在投资冲动。在预算的软约束下，地方官员投资失败的损失很小，但是如果投资成功，获得晋升机会却大大提高。因此地方政府和官员为了追求政绩和利益，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有超强的政治需求。而且由于投融资平台的债务没有纳入地方政府财政预算管理，通过平台形成的债务具有隐性，无法影响到地方政府官员的形象。因此地方政府和官员为了自身利益往往通过投融资平台来过度举债进行城市基础设施。
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是由地方政府以政府资产注资成立，地方政府人员有时会是投融资平台的管理人员，地方政府和投融资平台的之间的权责不清。由于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就是由地方政府注资成立的，筹集的资金进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也都是来自于地方政府的授意。因此，投融资平台会预期地方政府对基础设施建设融资形成的债务有究底的预期，会不顾自身的偿债能力满足地方政府的融资需求。甚至有时，投融资平台也为凸显自己的融资作用而盲目追求融资数额。而地方政府对投融资平台监管和约束小位，投融资平台可能会过度举债融资。
（二）道德风险
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道德风险是委托-代理问题的一种表现形式。委托代理问题指交易双方在签订交易协定时，其中一方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有目的地损坏另一方的利益而增加自己的利益的行为。在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运行机制中，许多投融资平台财务信息、运营信息都缺乏透明度，地方政府的财政运行和债务情况更是无法明确得知，银行在投融资平台-银行的委托关系中明显出于信息弱势。这种信息的不对称极易造成财政风险。
地方政府以土地资产注入投融资平台，投融资平台以土地抵押的方式从银行贷款。而实际该土地可能仅仅是划拨并未落实批文手续，但银行并不了解这一信息。投融资平台可借助这一信息的不对称从银行取得贷款。基于投融资平台的预算软约束，银行也往往认为地方政府会为投融资平台的债务提供财政究底，因此也会降低对投融资平台的风险评价，向投融资平台提供较大额度的贷款。另外，投融资平台还可以借助和地方政府的亲密关系，以政府信息保密为由，不向银行或投资者提供财务运行状况，银行等金融机构也无法了解投融资平台的资金流向和使用情况，以及投融资平台整体运营状况，银行也无法有效控制投融资平台的信贷风险。预算软约束和信息不对称能够实现投融资平台大量举债。
地方政府和投融资平台基于追求自身利益最大的目的，都存在过度举债的冲动，而信息的不对称和政府与投融资平台间的亲密关系，使投融资平台从金融机构和资本市场能够较为容易的融得资金，这些债务已经构成地方政府的或有负债和隐性负债，增加了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而投融资平台本身缺乏“造血”机能，偿债和盈利能力较弱。投资流向多高投入、周期长、收益低的基础设施，项目建设风险大，一旦投融资平台在运营过程中出现问题，难以履行偿债义务，巨额债务的偿还就落到了地方政府的身上。负有担保责任的地方政府要么承担政府信用问题，要么替投融资平台买单。如果债务规模庞大，地方政府也难以承担，必然通过财政体制一级级上传至中央政府，引发整个系统的财政风险。
（三）金融风险
前文分析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效率优势基于非货币经济条件下，土地价格的提高来源于城市基础设施提供的公共服务资本化到土地价值中。但是在货币经济条件，土地价格就会受到货币政策的影响。如果出于相对宽松的货币环境，货币量的超额供给或利率等因素，都会加剧土地市场的投机需求，土地价格就会被大幅抬升。而土地的供给弹性又较小，内的供给往往不能随着需求的增加而增加。由经济学知识，供给弹性越小的商品，其价格上涨速度越快。在土地需求旺盛的情况下，土地价格就会出现泡沫化。
在快速城市化阶段，土地往往是供不应求的。在我国土地资源是控制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手中。随着“分权制”的推行，地方政府往往成为土地的实际控制者。出于政府自身逐利的动机，地方政府可以通过控制土地的供应量来制造土地供不应求的状态。土地市场的供不应求状态会增加土地的炒作，使地价出现虚涨。如果再处于货币政策宽松甚至货币超发的货币环境下，市场对土地价格的增长预期大大提高，推动土地资产进一步泡沬化。投融资平台的“土地+项目”方式下，偿还资金的来源主要是基础设施建设完成后取得的土地出让金的成本和收益返还。而且土地出让收入也是地方政府预算外收入的主要来源，常被称为“土地财政”，地方政府有推动和维持地价高位运行的冲动。
而银行对于投融资平台发放的贷款或承销的债券，多是基于地方投融资平台的土地抵押或者是地方政府财政能力的担保。一方面，在抵押或承销初期，土地资产价格的虚高必然导致银行对投融资平台还款能力有较高的评估，发放额度较大的贷款，承销额度大、期限长的企业债券等，往往导致投融资平台与自身能力不相匹配的负债规模。另一方面，银行贷款本息的收回也依赖于土地出让收益。
首先是投融资平台土地熟化成本和基础设施建设成本返还主要靠地方政府出让金返还。其次，地方政府有时也是直接以土地出让收益为担保的，地方财力也依托于土地出让金。所以投融资平台债务风险主要积聚在银行金融系统里。如果土地价格一直能够保持高价位运行，土地出让速度也能够得到保证，投融资平台就可以获得比较稳定的现金流，投融资平台这一模式可以维持。但是受经济周期和货币政策影响，经济周期一旦进入萧条或货币环境紧缩，土地资产泡沫破火，价格大跌，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收入锐减，投融资平台也无法获得较多现金流，无法偿还银行贷款。而地方政府也有可能因为土地收入的锐减，也无法保障对银行贷款的偿还。
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以土地抵押担保的贷款还存在许多问题：一是部分土地抵押手续甚至不全，有的土地还尚未取得国土资源部门的批文。二是土地抵押流转期限与贷款期限不匹配。银行对平台的贷款80%以上属于中长期贷款，而国家对土地闲置期限的规定是不能超过2年，贷款期限远长于抵押土地流转使用年限。
三是银行之间信息不对称，有时会出现土地多头抵押的状况，有时银行业间为了竞争也会争相向投融资平台放贷，银行金融风险进一步扩大。而我国在应对金融危机时釆取4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4万亿经济刺激政策使各地掀起基础设施建设的热潮，土地价格也被逐步推高，在加上宽松货币政策的刺激，土地资产价格泡沫化不可避免。而土地抵押贷款期限较长，可能会遇到贷款审批时基于土地虚高的价格，而贷款收回时面临土地价格下降的风险。2009年商业银行超过三分之一的新增贷款投向了政府投融资平台33，土地资产泡沫给银行系统带来较大的金融风险。
（四）社会风险
地方政府通过投融资平台利用土地储备、开发为基础设施建设融资的模式，在促进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最突出的是收入分配不公平问题。
城市基础设施的外部经济性被地方政府通过周边土地开发获取土地出让收益的形式取得。土地出让后由土地开发商进行房地产的开发经营，最终的房屋由新近流入人口租用或者购买。房子的销售价格包含了土地成本、房屋建造成本以及利润，也就是说，土地的价格最终被转嫁给了房屋的购买或者租用者。而地方政府为了征得某一地块，往往对该地块上的居民有较高的拆迁和后续生活的补偿。原住居民往往会获得高额的拆迁补偿金和按人头分配的住房，原住居民往往可以获得多套住房，原住居民可以通过房屋的销售或出租，获得较高的经济收入，生活水平大大提高。在这个土地开发模式下，原住居民和新移民的收入得到了重新分配。同时原住居民无需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支付费用，享受同新移民一样的基础设施服务。在整个投融资平台土地开发模式下，新移民最终承担了多数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成本。而原住居民所在地块本身是国有资产，但是土地的开发却使原住居民利用国有资产获得更大的福利收入。在这个土地开发模式下，造成原住居民和新移民收入之间的重新分配。
地方政府征收农业用地用于土地开发，按照国家补偿标准，农民获得的补偿往往较小。对于农民来说，土地既是生活资料，又是生活资料。而农民又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靠土地补偿费维持生计困难，陷于贫困的境地，这在城市化过程中比较普遍的一个现象。而地方政府经营土地的所得，往往用来建设城市基础设施，服务城市居民，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提高。农民和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拉大，造成城乡居民的收入分配不公问题。
同时，如果土地过度资本化推动房价走高，购房的新入居民往往承担着较大的房子还款压力，造成消费不足。而如果房价过高，城市流动人口限于收入水平的限制，无法购买房子或者房租成本高，生活压力大，会逃离该城市，城市就业和经济发展就会受到影响。另外投融资平台在银行的贷款会“挤占”民营企业的贷款份额，在房地产开发中也会出现于民营经济“争利”的现象，影响到民营经济的发展，进而影响到该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