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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影响我国劳动力参与率因素的解析影响我国劳动力参与率的因素有很多，从经济因素、社会因素以及政策因素等多个方面来分析，可以更全面地解析。
首先，经济因素是影响我国劳动力参与率的重要因素之一、经济发展水平、就业机会和劳动力市场状况等都会对劳动力参与率产生影响。
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通常会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吸引更多劳动力参与。
而低收入地区或经济衰退时期，就业机会减少，劳动力可能会选择非就业，从而降低劳动力参与率。
其次，社会因素也对劳动力参与率产生影响。
社会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变化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劳动力的参与意愿。
例如，传统社会观念中，认为女性应该更多地从事家庭和家务劳动，而男性则更多地从事职业劳动。
这种观念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女性的劳动力参与率。
然而，随着社会观念的变迁和女性地位的提升，越来越多的女性选择参与劳动力市场。
此外，政策因素也对劳动力参与率产生重要影响。
政府的劳动力政策、社会福利政策以及税收政策等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劳动力参与率。
例如，政府提供的福利和社会保障，如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和养老金等，会降低个体对劳动力市场的参与意愿。
此外，税收政策也对劳动力参与率有一定的影响。
高税收制度可能会降低工作收入，从而减少人们愿意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意愿。
最后，教育水平也是影响劳动力参与率的重要因素之一、教育水平的提高可以提高劳动力的技能水平和就业竞争力，从而增加劳动力的参与率。
另一方面，教育水平的提高也会增加个体对于高收入和高质量工作的需求，从而选择更好的工作机会。
总之，影响我国劳动力参与率的因素有经济因素、社会因素以及政策因素等多个方面。
要提高劳动力参与率，需要在经济发展、社会观念和政策制定等各个方面进行综合施策。
例如，推动经济增长、提高就业机会、加强性别平等意识和鼓励兼顾职业和家庭的生活方式等都是提高劳动力参与率的重要路径。
浅谈我国劳动力市场歧视的成因及对策思考当前,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劳动力歧视,劳动力市场歧视扭曲了劳动力市场,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阻碍了劳动力市场的健康发展。
随着经济的发展，劳动力市场歧视问题更加突出，随之引发的问题也越来越明显，造成的影响也越来越严重.那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开展对劳动力市场歧视问题的研究和关注,对于规范和引导劳动力市场的运行就显得尤为重要。
并且，正确认识目前存在的劳动力歧视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的方案对于劳动力的妥善安置也甚为关键.因此，本文首先对劳动力市场歧视的概念进行界定和分析；其次对劳动力市场歧视问题的现状进行分析和总结；最后对劳动力市场歧视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的对策和办法。
一、劳动力市场歧视的基本理论(一）劳动力市场歧视的概念劳动力市场歧视是指那些具有相同能力、教育、培训和经历并最终表现出相同劳动生产率的劳动者，由于一些非经济的个人特征引起的在就业、职业选择、晋升、工资水平、接受培训等方面收到的不公正待遇。
这里所指的非经济个人特征,注意是指种族、性别、肤色、年龄、家庭背景、民族传统、宗教、身体素质和原有国籍等。
（二）劳动力市场歧视的类型根据概念，歧视可以分为四种类型。
1、工资收入歧视这种歧视是指从事相同的员工,一部分人由于非经济个人特征而导致所获得的工资收入低于另外一部分人的工资收入，即同工不同酬。
可见，工资收入歧视是由于劳动生产率差别以外的经济因素引起的。
2、就业歧视这种歧视指的是在其他条件相同，甚至部分劳动力供给者具有更好的劳动力供给条件的情况下，由于这部分劳动力个人的非经济特征而遭到雇主的拒绝，因而承受着不适当的失业比重.在世界各地，至今还普遍存在着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遭受歧视的不公正现象.3、职业歧视这种歧视指的是在劳动力市场上，某些劳动力即使完全有能力胜任某项工作,却因为非经济个人特征导致被限制或被禁止进入某些职业，或者被排挤到同一职业中的低档次位置上。
中国女性劳动力就业问题及分析劳动经济学大作业中国女性劳动力就业现状及分析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劳动力就业体制发生巨大的变化，“自主择业”的劳动者就业方式使失业问题逐渐浮出水面，成为困扰中国发展的一大社会经济问题。
由于中国的历史、社会和经济等多方面的原因，女性在就业方面始终处于劣势，并带有中国特色。
关于女性的就业现状及分析，一般会从社会学角度和经济学角度来研究，而从经济学角度出发的研究成果却比较少，而且研究方法比较单一，多为描述性分析。
本论文首先通过对我国女性劳动力就业的现状及问题进行综述，然后在分析研究的基础上了解我国女性劳动力在就业过程中出现此类状况的原因，最后提出解决该现象和问题的相关决策。
对于女性劳动者来说，自身的文化程度、职业技能、身体素质、心理素质甚至是性别，都在某种程度上决定其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劣势地位，面临就业难的困境。
同时由于历史、社会和经济等多方面的原因，女性在就业方面不具优势，这是一个困扰全世界的问题，但是每个国家的实际情况又有所不同，都带有自己国家的特色。
在中国，女性就业难的问题也带有中国的特色，它与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现状有关。
要解决中国女性就业的难题，不能仅从某个角度考虑，而是从多方面入手，抓住主要矛盾，例如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多角度制定对策，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本论文主要通过描述性分析研究中国女性劳动力就业情况，从现状，原因，解决方案等多方面考虑，较为全面。
但是由于缺乏相关研究性材料和统计数据，因而调查分析的难度和强度较大，增加课题研究困难。
关键词：女性劳动力就业就业难失业1.引言1.1 问题提出1.研究背景相对于过去女性无论是社会，政治还是经济地位都低于男性的时期，现代女性在各方面都早已与男性处于平等地位。
可随着国家对社会经济的改革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中国经济已然正处于向上发展时期，同时对劳动力的需求也大幅度提升，在一定程度上有效缓解我国劳动力剩余的状况。
中国劳动力供求关系形势及未来变化趋势研究——兼对中国劳动市场刘易斯拐点的认识和判断王金营;顾瑶【摘要】通过对我国当前的劳动力供求关系从理论到实践进行分析,可以判断目前刘易斯拐点还没有真正到来.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劳动需求将会不断增加,而持续的低生育率将会导致未来劳动供给减少.为了对未来劳动供需关系有一个较为客观的判定,采用生产函数法,设计高低两个未来经济增长速度方案,在给定经济增长速度下采用永续盘存法计算未来资本存量的增长,结合对TFP给出相应假设,测算得到未来劳动力的需求.比较已有的劳动供给预测结果,即可预测我国未来劳动力供求的第一个刘易斯拐点将在2015-2020年前后出现.因此我国未来宏观经济发展应该适应未来劳动供求关系的变动.【期刊名称】《人口学刊》【年(卷),期】2011(000)003【总页数】11页(P3-13)【关键词】劳动力供给;劳动力需求;刘易斯拐点;劳动供求关系;宏观经济【作者】王金营;顾瑶【作者单位】河北大学经济学院,河北,保定,071002;河北大学经济学院,河北,保定,071002【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F241.2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有的制度约束和先农村后城市的改革模式,使得经济更加呈现出典型的二元结构特征,即“满足农村人口自我消费为主的传统经济部门与以大工业为代表的现代经济部门并存”。
[1]伴随改革的深入,传统经济和现代经济两部门间劳动力流动的壁垒逐渐被打破,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向城市,为加速发展城市经济提供了丰裕的劳动资源,也形成独特的劳动群体:农民工,这使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特征投影在劳动力市场,形成二元的劳动力市场结构。
这一结构对我国劳动力市场的运行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进入 21世纪,中国劳动力市场受到产业升级、市场需求急增、人口增长模式变动、流动劳动力规模扩大和区域拓展等因素的冲击,供求关系正在发生演变,这种演变对社会经济发展将产生深刻影响,因而需要我们充分了解未来劳动供求关系演变的趋势和特点,为制定相应策略提供科学的依据。
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现状和对策作者：***来源：《党政干部学刊》2017年第07期[摘要]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和安全性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如何达到二者均衡以实现劳动力市场的和谐稳定是我们一直探索的方向。
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和安全性具有特殊性，针对我国劳动力市场二元分割以及内部劳动力市场过于安全和外部劳动力市场过于灵活的现状，为完善我国劳动力市场，我们应坚持统筹兼顾，多管齐下的方针。
把打破劳动力市场的二元分割状态作为首要任务，把提高所有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增强劳动技能作为工作重点，同时改变体制内劳动力市场的僵化状态，加强对体制外劳动力市场的保护引导。
[关键词]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安全性;安全灵活性就业政策[中图分类号]F240;F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7）07-0066-05当前，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与安全性存在着“一刀切”的悖论，一方面体制内劳动力市场过于安全，人员流动困难，企业用工自主性较低，另一方面，体制外劳动力市场过于灵活，劳动者流动过快，使得劳动者权益无法获得有效保障。
体制内和体制外劳动力市场的二元分割状态使得中国劳动力市场具有自身特色，我们不能简单模仿西方国家劳动力市场的做法，而应借鉴它们某些先进经验，结合自身特点，找到一个适合我国国情的劳动力市场改革方案。
一、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和安全性的相关理论介绍灵活性和安全性是劳动力市场的两种不同状态，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实现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和安全性的基本平衡是我们一直探索的方向。
一方面要加快劳动力流动，提高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以灵活性来应对经济发展新常态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所面临的就业压力;另一方面要加强对劳动者的就业保护和失业保障，尤其是加强对农民工等弱势群体的保障，以就业安全性来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1.含义。
灵活性和安全性的概念最早源于欧洲，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整个欧洲国家都面临着严重的经济下行压力和严峻的就业形势，如何妥善解决就业问题成为各国政府和经济学家面临的重大难题，由此也开始了对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和安全性的研究。
我国现阶段劳动关系的特点和趋势一、引言劳动关系是指雇主和雇员之间的关系，是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劳动力市场也在不断扩大，劳动关系也呈现出新的特点和趋势。
二、我国现阶段劳动关系的特点1. 劳动力市场供需不平衡由于我国人口众多，就业压力较大，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行业和地区缺乏劳动力的情况。
这种供需不平衡导致了一些企业在招聘人才时遇到困难。
2. 劳动者素质提高随着我国教育水平的提高和技能培训体系的完善，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具备了更高的素质和技能。
这对于企业来说是一个好消息，因为他们可以更容易地找到符合自己要求的员工。
3. 劳动合同制度逐渐完善我国《劳动合同法》实施以来，企业与员工之间签订正式合同已成为常态。
这种制度可以保护员工权益，同时也有利于企业管理。
4. 工资水平不断提高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工资水平也在不断提高。
这对于劳动者来说是好事，但同时也给企业带来了更大的成本压力。
5. 劳动争议频繁发生由于劳动关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劳动争议在我国频繁发生。
这些争议主要包括薪酬、劳动条件、解雇等方面。
三、我国现阶段劳动关系的趋势1. 人力资源管理更加重视员工体验随着企业竞争日益激烈，人才成为了企业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
因此，企业越来越注重员工体验，提供更好的福利待遇和职业发展机会。
2. 灵活用工模式逐渐普及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采用灵活用工模式。
这种模式可以满足企业对于弹性用工的需求，并且可以降低用工成本。
3. 劳动力市场逐渐规范化我国政府正在加强对于劳动力市场的监管和规范化管理。
这将有利于维护劳动者权益，促进劳动力市场的健康发展。
4. 企业社会责任意识增强随着社会的发展，企业社会责任意识也在不断增强。
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关注员工权益和环境保护等问题，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5. 跨国公司对于劳动关系的影响加大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涉足中国市场。
这些公司对于劳动关系的管理和影响也日益增强。
我国“⽤⼯荒”的现状及原因分析2019-10-06摘要：近⼏年来，我国劳动⼒市场同时出现了“⽤⼯荒”和“就业难”并存的问题，表⾯上看似⽭盾的两者，实际上却反映出我国劳动市场并⾮是简单的表⾯的就业⽭盾，⽽是深层次的结构性⽭盾。
本⽂通过对近⼏年全国范围出现的“⽤⼯荒”现象进⾏分析，发现现阶段的“⽤⼯荒”呈现新的特点，在此基础上从供需两⽅⾯并结合经济因素、制度因素、⼈⼝因素对“⽤⼯荒”的产⽣进⾏分析，提出相应的解决思路和对策。
关键词：“⽤⼯荒”；劳动⼒；技术培训中图分类号：F241；F270 ⽂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s）.2012.03.48 ⽂章编号：1672-3309（2012）03-114-03⼀、我国“⽤⼯荒”的特征及现状（⼀）我国“⽤⼯荒”具有⼀定的“局部性”⼀是发⽣的区域具有“局部性”,以传统的劳务输出市(县)为主。
正因为传统的劳务输出市(县)既是主要的劳务输出地，同时也是沿海产业转移的主要接纳地，从⽽这些地区的“⽤⼯荒”⽭盾相对突出。
⼆是发⽣的⾏业具有“局部性”，以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主，集中在纺织、服装、餐饮、娱乐等⾏业。
三是发⽣的企业具有“局部性”，主要是⼀些规模较⼩、⽤⼯⽅式相对不规范的企业。
（⼆）我国“⽤⼯荒”出现区域扩展的特征从地域上看，我国“⽤⼯荒”⼀般出现在沿海经济相对发展较快的地区，如长江三⾓洲地区、珠江三⾓洲地区。
2010年春节后出现的“⽤⼯荒”较之以往⼀个很重要的不同就是由传统的珠三⾓、长三⾓以及⼀线城市率先开始出现并逐渐向全国范围内蔓延,四川、河南、安徽、湖南等⼀些劳务输出⼤省的部分企业也出现不同程度的“招⼯难”现象，据各地新闻报道，⼀些中西部的省份，⽐如安徽、湖北、重庆、新疆都不同程度的出现了“⽤⼯荒”的问题。
“⽤⼯荒”已成为全国范围的⽤⼯问题，为增强就业吸引⼒，2011年以来已有⼗⼏个省份调⾼了最低⼯资标准,平均调整幅度在10%以上。
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典型特征及其原因分析 摘要 劳动力转移的长期性与劳动力短缺的长期性是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典型特征，再加上劳动力短缺造成了劳动力工资面临较大的上涨压力，使得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形势异常严峻。文章分析了这些特征背后的原因，并指出了在此基础上我国劳动力市场未来可能会遭遇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关键词 劳动力短缺；劳动力转移；长期性；工资上涨压力 中图分类号 F24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736X(2011)11-0172-04 一、劳动力转移的长期性与劳动力短缺的长期性并存 现阶段，我国劳动力市场的情况异常复杂，劳动力转移的长期性与劳动力短缺的长期性并存成为其中较为典型的特征。 (一)劳动力转移的长期性表现为劳动力供给绝对总量依然丰富 2011年春节以后，全国各地又出现了新一轮的“民工荒”，除了东部沿海地区之外，包括传统劳务输出大省安徽等在内的中西部省区同样遭遇了“招工难”，地区与地区、企业与企业之间纷纷展开了一场农民工“争夺战”。与此同时，农民工工资面临着新一轮上涨的压力，甚至出现提高工资也有招不到工人的情况。在如此背景下，学术界中关于“刘易斯拐点”的争论重新浮出水面，不断有人声称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已经进入“刘易斯拐点”，中国经济即将进入一个由劳动力短缺所导致的低速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被倒逼调整的阶段。而本文并不这样认为。数据表明，由于受金融危机的冲击，2009年伊始，我国劳动力市场有2000多万农民工返乡，面对如此大规模的农民工返乡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妥善安置的措施，包括加大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吸纳就业、鼓励返乡农民工就地创业等等，这些举措部分解决了农民工返乡的就业问题。但是由于基础设施的阶段性特征，农民工的返乡就业呈现出极大的临时性，而且。由于自身素质的限制，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成功率并不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返乡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因此，目前仍有大量的返乡农民工滞留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存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赵显洲，2010)。根据张车伟(2008)的估计，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要实现70％的城镇化率，我国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还能持续20年以上的时间。蔡?P(2009)、袁志刚(2010)等学者也指出，2020年之前，我国不会遇到真正意义上的劳动力短缺，中国目前仍然处于农民工向城市转移的高速时期。因此，从总量上来看，我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仍然拥有充足的劳动供给，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仍然存在，至少目前还不能证明新一轮的“民工荒”现象就简单的代表了“刘易斯拐点”的到来。 (二)劳动力短缺的长期性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内生性制度演进下的长期性。在劳动力转移的长期过程中，制度变迁作为人们对于自身生活体系的自觉架构，其过程充分体现了人的主体性。这种主体性所演进的内生性使得向城市转移成为一项大家默认的隐形制度并积累下来，而且这种制度的积累会增强农民工群体的耐久性。相对应的，由于农民工群体主观能动胜的增强、农民工就业模式的变化、农民工的供需结构以及农民工行为选择的理性化等因素，劳动力短缺呈现出内生性特征。民工荒因此就很有可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延续下去。 第二，人口结构的影响。对于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来说，越来越明显的老龄化趋势所孕育的未来劳动力短缺趋势在劳动力结构和产业结构转换之前是不会变的，因此，要求提前做好充足的准备。因为经济增长过程相对于宏观经济过程而言，具有比较长期的特征，而人口结构的变化过程相对于经济增长过程而言，则更加长期而缓慢。 第三，劳动力的供给结构。现今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已经开始进入劳动力有限供给阶段，一方面，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供求矛盾突出，3／4的农村已无青壮年劳动力可转移；另一方面，短缺与剩余并存，农村仍有1亿多富余劳动力，农村劳动力转移尚在途中。根据《2007年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o.8－刘易斯转折点及其政策挑战》披露的数据来看，74.3％的村庄认为本村能够外出打工的青年劳动力都已经出去了，只有1／4的村庄认为本村还有青壮年劳动力可转移。这个比例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为71.6％、76％和76.4％。大部分的村庄对于自己村庄青壮年劳动力供给的情况表示担忧，认为能够转出的劳动力都已经转出，再没有可转移的劳动力了。这种年轻劳动力短缺的情况，今后将会随着人口结构转型过程中年轻劳动力在劳动力总量中的比重进一步降低而愈加严重。 从一般逻辑上看，劳动力转移的长期性与劳动力短缺的长期性是相悖的两个概念，然而，这种劳动力转移的长期性与劳动力短缺的长期性并存的现状，使得我国劳动力市场显得异常复杂，而劳动力工资的上涨更是加重了劳动力市场的复杂性。 二、劳动力工资上涨的压力 表面上，我国劳动力工资面临较大的上涨压力源于劳动力的短缺现状，事实上并非如此。在诸多厂商开始主动提高工资待遇的情况下，许多企业依然招不到工人。由此可见，劳动力工资的上涨压力来自于多个方面，单靠提高工资并不能改变劳动力短缺的现实。 (一)分割的劳动力市场 制度因素一直是阻碍我国劳动力流动的重要障碍，特别是分割性的劳动力市场。城乡之间劳动力流动的最终结果是工资率的趋于均衡，然而，由于制度性分割的存在，两个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分别决定，并且绝对水平存在差距，城市工资普遍高于农村，因此，农村劳动力不断流向城市。根据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机理，劳动力流动的结果应该是工资率低的市场上劳动力供给趋于减少，工资率高的市场上劳动力供给趋于增加，这种调整的最终结果必然形成两个市场上趋于均等的工资水平。但是，这个原理的前提是不存在阻滞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障碍。在存在诸如户籍制度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就业歧视和福利排他等制度性障碍的情况下，城乡劳动力市场呈分割状态，劳动力的流动性受到严重约束。 目前，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依然受到城乡两分的户籍制度、土地制度、教育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分割性劳动力市场的限制，无法实现自由流动，再加上不同所有制经济的不均衡发展导致了不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和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的并存，加剧了城乡二元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性。这种分割性造成城乡生产要素并不总是能按照提高市场效率的方式进行配置，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农民工向城市的转移速度不断下降，造成了劳动力供给总量的相对不足，农民工工资面临上涨压力便不足为奇。虽然我国城镇化建设不断加快，但是城乡分割的制度不变，即使部分大中城市为了吸引人才和资金出台一些条件较高的进城落户政策，但对广大的农民工来说，这些并没有实质性的现实意义。 (二)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转移 受金融危机的冲击，再加上沿海地区土地紧张，劳动力成本上升，为了较快恢复国民经济发展秩序，国家致力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强调中西部对东部相关产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承接。随着国家政策的不断调整以及产业优化升级的影响，相关产业向中西部进行转移的规模越来越大，涉及到的行业也呈逐步扩大的趋势，致使劳动力需求上升，原来是劳务输出地的中西部各省区转而成为劳务短缺地。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村调查司发布的《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09年东部地区务工民工为9076万人，比上年下降8.9％，占全国农民工比重的62.5％，比上年下降8.5个百分点。而中西部外出民工则分别增长33.2％和5.8％，占比分别较08年上升3.8和4.8个百分点。因此，各地政府纷纷采取措施挽留本地农民工进行就地转移，而原本劳动力就短缺的东部地区劳动力的价格不得不上涨，相应的中西部地区也纷纷调高农民工工资水平，撇除生活成本等因素，中西部某些地区的农民工工资甚至要高于东部地区。劳动力工资的普遍上涨，进而劳动收入占比的提升，就可以促进总需求结构的改变，从以投资和出口拉动转变为以居民的消费需求拉动。同时，东部地区民工工资的提高，进而各项成本的提高，可以迫使这些城市将低附加值的产业转移到中西部，从而带来我国区域经济结构的改变，加快产业的优化升级。 (三)农民工返城意愿不高 由于进城务工的机会成本和隐形成本的存在，农民工回流的现象日趋严重，回城意愿受到严重抑制(盛亦男、孙猛，2009)。所谓机会成本，是指做某种选择而放弃另一选择的最高代价，农民进城务工的机会成本，则是留在农村可得到的预期收益。在迁移成本导致农村劳动力不能充分流动到满足城市需求的条件下，粮价上涨、农业税取消和种粮补贴等一系列政策的实行，使得农民收入提高具有了实在的可能性。这意味着，在迁移成本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向城市流动的收益不再足以补偿迁移成本。 农民工进城务工的隐性成本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种：身份歧视带来的心理弱势、不完善的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体系、子女教育的完成度较低等非显性成本因素。这些问题加重了农民工进城的生活负担。实际上，这些隐性因素致使农民工生存状况堪忧的情况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农民工工资的折扣率，它们本质上造成的结果是农民工实际收入的减少。随着政府一系列针对农村和农业生产的优惠政策的出台，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在考虑城市生活成本、家庭、子女等诸多因素的条件下，会倾向于选择留守生活成本较低、生活环境较为熟悉、社会关系较为简单的农村，从而使得农村劳动力流动产生的城市劳动力供给不能满足城市劳动力需求扩大的要求，况且农村劳动力流动到城市的迁移成本的存在还没有充分进行到消除城乡工资差距的程度。 (四)农民工行为趋于理性化 农民工行为选择的理性化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农民工长时间城市生活经验的累积。我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从未停止过，而随着生活经验的累积，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开始不仅仅关注现实收入，也开始理性的关注成本和其他诸多因素。而且，随着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和在城市生活成本的提高，农民工对工资的要求不再只是简单的纵向上的绝对量的比较。比如去年月工资一千；今年一千二。月薪多了二百，但若劳工成本每月增三百，这样务工的净收益就不是多了而是少了，这也正是目前我国农民工的生存现状。目前，我国大中城市房价集体上涨，而这些城市又是农民工大量积聚的地方，房价的上涨使得房屋租金也水涨船高，一线城市差不多涨了20％，而且可能会越来越高。加上近来各类生活品价格回涨、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日益突出等诸多现实，进城打工的成本越来越高，也越来越不经济。 另一方面，来自农民工群体的内部分化。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的近30年中，农民工群体的内部出现了明显的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