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十大商帮

明清“十大商帮”分别为：晋（山西）.徽(今安徽黄山地区).陕（西）.（闽）福建.（粤）广东.江右(江西).洞庭(今苏州市西南太湖中洞庭东山和西山).宁波.龙游(浙江中部).山东商帮.当代10大商帮分别是：在历史上已负盛名的晋商和徽商.日渐崛起的浙商、苏商、沪商、京商、粤商和闽商.以及正悄然发展的鲁商、豫商.另有当代5大商帮之说：浙江商帮、山东商帮、苏南商帮、闽南商帮、珠三角商帮有人将十大商帮特色简要概括为：广东商帮金融集团; 山西商帮天涯贾客; 龙游商帮翰墨儒商; 徽州商帮海商劲旅; 褔建商帮小本商民; 江右商帮钻天商队; 洞庭商帮商国骄子; 宁波商帮殷实货贩; 山东商帮粮货大军;陕西商帮.（一）、晋商"学而优则贾"的晋商帮（二）、徽商"富商巨贾"的徽商（三）、闽帮“亦盗亦商”的闽帮（四）、粤商“内涵丰富”的粤商（五）、陕西商帮“行道多多”的陕西商帮六）、山东商帮“全民经商”的山东商帮（七）、宁波商帮“后来居上”的宁波商帮（八）、龙游商帮“海纳百川”的龙游商帮（九）、洞庭商帮“善于审时度势”的洞庭商帮（十）、江西商帮“讲究贾德”的江西商帮山西商帮山西以诚信著称，崇信“管鲍遗风“代表人物: 中国私家银行第一人雷履泰。

徽州商帮徽州（今安徽黄山地区）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以义为利代表人物胡雪岩陕西商帮陕西善捕商机，敢做敢为代表人物: 贺达庭家族的当铺世家。

洞庭商帮今苏州市西南太湖中洞庭东山和西山善于更新观念、重视依托家乡代表人物翁笾“翁百万”,还有许氏许冲宇江右商帮江西积极活跃、不避艰险代表人物: 独辟蹊径的盐业大亨李宜民山东商帮山东仗义、吃苦耐劳、稳重实干代表人物: 东方第一商人孟洛川广东商帮广东胆大务实、精明灵活、擅长贸易代表人物: 一代酒王张振勋。

福建商帮福建诚实信用，善用关系代表人物: 万金油大王胡文虎宁波商帮宁波勇于冒险、以信为本代表人物: 火柴大王刘鸿生龙游商帮浙江中部诚实守信、亦贾亦儒代表人物: 财可通神, 富可敌国的沈万山晋商：晋商，通常意义的晋商指明清500年间的山西商人。

商帮在我国古已有之，盛兴于明清。

他们的贸易活动领域遍及全国各地，其商品曾远销到世界各地并大受欢迎，对当时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我国近代对外贸易的兴起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可以说明清时期初步形成的传统市场体系，正是有赖于作为市场主体的各个地方商帮来连接市场中的网络。

古代丝绸之路留下的传奇故事，可以找到它的原型。

在历史发展各个时期，帮会的表现形式是不同的。

它是随着社会、文化、经济的发展，在一定区域内、一定时段在资源整合上自发形成的一种组织形式。

“帮”是文化上的概念，目前已经虚化。

商帮在商业往来中起了很大作用，有效地整合了商业资源。

毕竟个体资源是有限的，想获得更大发展就需要更多的资源。

大家都有这个需求，组合起来，作为互助形式，形成内部的游戏规则。

它们的内部也有一个分工，按每一个买卖进行，每做一桩买卖，大家就会决定谁负责买卖，谁负责运输，谁负责产品的完好无损。

但帮会的内部成员很不稳定，在一桩桩买卖中形成并更换。

时间长了也会形成一些固定的不成文的潜规则，不像企业那样形成固定的组织。

不可否认，商帮整个商业往来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其内部共同分享资源，在竞争中获取优势，但弱点明显，个人意图突出，整体利益很少。

商会（帮会）的作用很多，包括相互之间的团结合作、互补、信息交流。

中国古代有徽、晋、陕、鲁、闽、粤、宁波、洞庭、江右、龙游等十大商帮，其中以徽商和晋商规模最大、实力最为雄厚，纵横商界500年，最后却在清末民国时期，被宁波帮后来居上、取而代之。

十大商帮中最早崛起的就是山西、陕西商人。

明洪武(1368-1398)初年为了供应北部边防粮食供应而实施纳粮中盐的开中法，山陕商人凭借地理之便迅速崛起。

明代山西商人主要活动在黄河流域、各大盐场及四川地区。

随着清代国家的统一，版图的拓展，山西商人的活动范围更加扩大，成为东北、蒙古、新疆的主要商人力量，其活动范围甚至远至西藏，山西商人还垄断了对俄国恰克图的贸易，并从事东南、两湖至西北的长途贩运贸易。

扒一扒现在的徽商、浙商、晋商、闽商、粤商、潮商、豫商...历史上的商帮大多崛起于明清时期，在明清之际曾引发了一场“商业革命”，在这场“革命”中相继崛起了我们日常所说的十大商帮，山西商帮、徽州商帮、陕西商帮、山东商帮、福建商帮、洞庭商帮、广东商帮、江右商帮、龙游商帮、宁波商帮等。

其中公认的是，晋商、徽商、潮商的势力最大，实力最强，产生的影响力最大。

不过，现在嘛，还是广东、浙江一带的商帮最强大。

不过放到现在的商界来看，有些商帮已经比较薄弱，大企业家比较少，产业也不是很大，而有些商帮还处于蒸蒸日上的状态，实力相当强大，出现了一些世界闻名的商人。

晋商俗称“山西帮”，商以山西富有的盐、铁、麦、棉、皮、毛、木材、旱烟等特产，进行长途贩运，设号销售，套换江南的丝、绸、茶、米，又转销西北、蒙、俄等地，后来进入金融业汇兑业务，到1851年的时候，山西票号独占全国市场，执全国金融牛耳。

晋商里面的代表人物比如介休县的范家、平遥县西达蒲李家、介休县北贾村侯家、祁县乔家堡乔家、祁县城内渠家、太谷县北洸村曹家、榆次县聂店村王家等等，尤其是乔家的乔家大院，远近闻名。

现代企业界里，从山西走出的成功企业主要有郭台铭、陈峰、李彦宏、李秋喜等。

另外就是，山西的煤炭等能源促成了很多富人，但就本地来讲，一个可持续的产业还没有形成。

不过，徽商的创业精神现在也正不断提及，可能要重振多年前的士气，楼主身边一个山西的朋友前不久代理了3A环保漆，而且据说现在山西籍的创业者也在增加，这可能是一个徽商再起的征兆。

鼎盛时期徽商曾经占有全国总资产的4/7，亦儒亦商，辛勤力耕，赢得了“徽骆驼”的美称，当时这个徽商主要是徽州，包括安徽省黄山市、宣城市绩溪县、江西婺源县，主要经营盐、棉（布）、粮食、典当、文具笔墨（文房四宝）。

徽商有一些老字号，比如张小泉剪刀、胡开文墨业、曹素功墨业、胡庆余堂、胡玉美酱园、王致和豆腐、谢裕大茶行、张一元茶庄、汪恕有滴醋、同庆楼菜馆。

中国十大商帮中国十大商帮一、晋商晋商，通常意义的晋商指明清五百年间的山西商人，晋商经营盐业，票号等商业，尤其以票号最为出名。

晋商也为中国留下了丰富的建筑遗产，著名的乔家大院、常家庄园、曹家三多堂等等。

二、徽商徽商，即徽州商人、新安商人，俗称“徽帮”，指徽州（府）籍商人的总称。

徽商来自徽州，包括歙、休宁、婺源、祁门、黟、绩溪六县，即古代的新安郡。

六县之中，歙和休宁的商人特别著名。

徽商在宋代开始活跃，全盛期则在明代后期到清代初期，是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商帮。

三、粤商广义上的粤商包括潮州帮（潮商），广州帮，客家帮，其中潮商与徽商、晋商，是中国历史“三大商帮”。

狭义的粤商指广州帮。

粤商与徽商、晋商、浙商、苏商一道，在历史上被合称为“五大商帮”。

四、陕商陕商，通常意义的陕商指明清五百年间的陕西商人。

曾经有陕商腰缠十万下扬州、陇蜀商铺都姓赢、紫阳茶青湖茶红、江南贩布赛王侯等典故。

五、闽商闽商，狭义指福建商人，广义指福建、浙南、粤东潮汕地区和海外闽民系商人。

被誉为“华商第一族”。

诚信为先，利义兼得，是闽商的基本理念。

道光年间成书的《晋江县志》，将商贾与农工并列，而非置于四民之末,“行货曰商，居货曰贾，商贾之名，虽亚乎士，而与农工，均在四民之列”。

六、赣商赣商，在历史上被称为“江右商帮”。

据明末清初散文家魏禧所著的《日录杂说》上记载：“江东称江左，江西称江右。

盖自江北视之，江东在左，江西在右。

”遂得此名。

江右商帮称雄中华工商业九百多年，是中国古代实力最强商帮。

七、洞庭商帮洞庭商帮又叫“洞庭帮”、“洞庭山帮”、“山上帮”或“洞庭山人”，这些几乎成了“苏商”的主体。

这个不以苏州、也不以吴县为名而只是以洞庭东西山的山名为名称的商帮，其历史悠久。

明代苏州小说家冯梦龙把这个商帮的情况最先写进他的小说集《醒世恒言》里。

小说中写道：两山之人，善于货殖，八方四路，去为商为贾，所以江湖上有个口号，叫做“钻天洞庭”。

八、鲁商鲁商，是山东的商人精英群体，人称山东商帮，始于商周，形成于春秋战国，成熟于两汉，在此后的不同历史阶段，又有所发展与完善。

十五、十六世纪的明代，经济、社会、政治要素的共同作用，催生现今为各地乐道的十大商帮，当时的中国与西方国家基本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在沉寂了近一个世纪之后，“商帮”这个词又一次变得合时。

过去有过“商帮”的地方，以新×商帮为名，如新晋商、新鲁商、新浙商；过去没商帮的地方也称自己为新×商；如历史上本无京商，但还煞有其事地开会研讨新京商。

看来理解一点历史上的“商帮”还是必要的。

“商帮”是中国历史上由地域关系联系在一起的商业集团。

作为一个“商帮”，应该是具备五个条件，第一，在这个地区要有相当发达的商业；第二，有一批积累了大量资本的巨商作为中坚；第三，在经营、制度、文化等方面存有不同于其他商业集团的特点；第四，很多独立的商家出于经营和竞争的需要组成以地域为纽带的松散结合；第五，在历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

按照这些条件，学界认为中国历史上有十大商帮:山西以晋中为中心的晋商，歙县、婺源等徽州六县的徽商，临清、济宁、聊城、烟台这个带的鲁商，以宁波为中心的浙商，以龙游县为中心(包括常山、衢县和江山五县)的龙游商，苏州西南吴县境内太湖中东、西洞庭山(现在吴县的东山镇和西山镇)的洞庭商，江西由人口流动形成的江右商，以福建沿海为中心的闽商，以广州、佛山一带为中心的粤商，与晋商同时兴起、亦被称为晋商小兄弟的陕商。

这十大商帮最活跃的时期是明清，但都是在明代形成的，即使时间并不相同。

为什么十大商帮形成于明代？商帮的形成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

商品经济发展又是生产发展的结果。

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在宋代曾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经过元代之后在明代又迎来了一个经济高潮。

明代的农业生产工具已经达到传统农业下的完备。

人力犁、风力水车得到广泛使用，龙骨车得到改善，并使用了畜力。

水利建设有了相当发展，到15世纪初，明代共开塘堰40897处，河4162处，修渠堤岸5048处。

在农业方面，发明了砒石拌种、骨灰蘸秧根、区田法、提塘耕作法。

福建、浙江有了两季稻，广东还有三季稻。

十大商帮——潮商十大商帮中,晋商、徽商、潮商为势力最大,影响最远的三大商帮;到了近代,随着晋商、徽商的没落,而潮商却伴随着近代海外移民的高潮而崛起于东南亚和香港、潮汕地区;这期间,潮商虽然在二次世界大战后一度沉寂,但经过战后若干年的苦斗,又终于在上一世纪60一70年代崛起于香港及东南亚;目前潮商不仅在本土茁壮成长,而且己经扎根国内及世界各地;香港最大的华人企业是李嘉诚的长实集团；欧洲最大的华人企业是潮商陈克威、陈克光的陈氏兄弟商场；泰国最大的企业是陈有汉的盘谷银行；北京有全国最大的连锁家电企业国美集团；深圳有国内最大世界第三的即时通信公司腾讯科技,;从泰国首富、金融大王陈弼臣,到世界华人首富、素有“超人”之称的李嘉诚等一批世界级巨商,以及国内2005年荣登胡润百富榜榜首的黄光裕,潮商似乎总是和“首富”有缘;潮商是华夏大地上一个光辉的群体,是华商中最为突出的代表；他们书写了一个个商业神话,他们以超人的智慧为中国人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潮汕地区,位于广东省最东端,包括汕头市、潮州市和揭阳市三大区域;“潮”是水的意思,“汕”是沙子堆成的脊部;从名字就可以看出,潮汕地区背山向海;汕头是脊部的头,汕尾是脊部的尾,地域上的潮汕指的就是潮汕平原上的汕头、汕尾,潮州,揭阳四个市;其中又包括潮阳属汕头,普宁属揭阳这样的几个县级市;潮阳以前是中国第一大县,现分化成潮阳区和潮南区,属于汕头管辖;潮汕地区总面积是万平方公里;另外,潮汕地区只包含汕头,潮州,揭阳这三个地级市所管辖的地区,其中包括成为已并入汕头管辖的澄海和潮阳,潮州管辖的饶平,揭阳管辖的惠来和普宁;潮汕籍著名经济学家萧灼基如此定义：“即分布于海内外的潮汕籍商人;狭义潮汕是指分治后的汕头、潮州和揭阳三地；广义潮汕还包括汕尾等韩江流域地区;”潮汕人以做生意闻名天下,先于温州人享有“东方犹太人”之称;潮帮,和晋帮,徽帮,是中国的三大商帮;全球华人首富李嘉诚是潮汕人,全国首富黄光裕是潮汕人,广东首富朱孟依是潮汕人;另外,泰国,新加坡首富是潮汕人,欧洲,加拿大,澳大利亚的华人首富也是潮汕人;2006年中国富豪榜前三名有两个是潮汕人,前500名有74个是广东的,而广东这74名中,前十名有7个是潮汕人;据统计,潮商的故乡潮州、汕头、揭阳三市现有人口约1500万,而离开故乡移居海外的人口同样是1500万,比例是1:1;在移居海外的潮人中,经商人数至少超过一半,即有近800万人;如果加上离开潮汕而身居国内其他城市的潮商人数,总和应该超过1000万人;一、潮商的兴起1、古代潮商明朝正德年间海外贸易兴起后, 潮州逐步形成了具有影响力的崇尚工商习俗, 沿海居民开始大量从事私人海上贸易活动;到了明代中后期, 大批潮人涌向海外进行商业冒险, 他们的活动已遍及世界各个角落, 以至形成了“有潮水的地方就有潮商”的局面;作为商业文化符号的“红头船”也成了潮州商人的文化象征;2、近、现代潮商到了近代, 随着国外经济势力的侵入以及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缓慢发展,寄生于封建官僚政治体系的晋商与徽商因为固守封建传统而日渐式微,潮商却伴随着近代移民高潮在海外强劲崛起;只是进入20 世纪30～40 年代,受制于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海上封锁,潮商一度受挫,但经过战后若干年艰苦奋斗,又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再一次勃兴,迅速成为世界范围内华人圈中最具财富影响力与创造力的族群;潮商的出现与发展壮大源于特殊的地理环境与经济运行环境;潮汕地区地处中国大陆的东南隅, 相接于滔滔大海, 素有“省尾国角”之称;历史上因地狭人稠, 加上战乱频仍, 当地人纷纷“闯南洋”寻求出路, 经过多年的向外发展与商场打拼, 聪明勤劳、精打细算的潮汕人终于扎根世界各地并获得“会做生意”的美名;可以说,是高山阻隔进入中原腹地的困难及面朝大海的灵活舒广, 孕育出潮商特别强悍和能冒险跨海的民性, 是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培养了潮商的创造、开拓和冒险精神;同时, 因为交通不便与重山阻隔, 一方面使得潮商无法像晋商、徽商那样与官府联结, 由此得不到王权官府的庇护;另一方面, 投资基本在海外的特点又决定了受国内战争、动荡和政权更替的政治影响相对较小, 从而有利于财富的积累, 从这一意义上说, 是近代社会海外贸易的迅速发展与移民浪潮的长期存在以及远离大陆动荡的政治环境, 为潮商的持续成长与潜力开发提供了基础性的条件;二、潮商文化特质明清之际的潮商之所以能够向外发展, 终于富甲天下, 在艰辛的打拼历程中不断地创造着商业奇迹, 近代潮商之所以历经曲折坎坷仍能保持“商帮”这个商业经济图腾的存在以及进一步提升, 无不与承载着的特定历史时期的信息与商业文化有关;如今潮商中的代表人物, 从世界华人富有者阶层的杰出代表李嘉诚, 到内地名人榜上数一数二的富豪黄光裕, 从享誉世界的银行家陈弼臣, 再到“福布斯”海外华人100强中的19位潮汕商人, 他们紧追时代步伐在海内外谋求发展, 通过“京文唱片”、“中凯文化”、“腾讯”等每一个创业故事演绎着“潮汕人会做生意”的现代传奇, 为潮商文化的弘扬赢得了全球性的声誉;正如美国历史学家西格雷夫在龙行天下一书所叙述的那样:“潮州人在文化上十分独特;他们操纵着地球上最有钱、最强大的地下网络, 是世界上最早的跨国公司之一;”作为民俗文化,潮汕文化是指定居在潮汕地区或祖籍是潮汕人现散居于国内外的潮籍居民、潮籍华侨和华裔所形成的文化,由于潮商的发达多在海外而非本土,“从这个意义上说,潮文化应该是一个族群文化,而不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地域文化”;然而正是这种族群文化,促成了潮汕文化与海外贸易活动滋养出来的海洋文化的融合,它既海纳百川,又情系根源,不仅事实上成为潮商文化得以存在的根脉所在,也深刻地影响着潮商在商贸活动中的经营方式、管理理念、宗族关系和创业发展的视野;潮商的文化特质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第一,“精于经营”;潮商获得“东方犹太人”之誉的根本就在于经营的精明上, 几百年来经商历程的实践和潮汕精细文化的滋养, 使其精明品行深深地烙进潮商的灵魂和精神之中, 成为族群文化的突出部分;潮商在生意场上普遍信奉现实主义哲学和“商者无域”之道, 一方面在有利可图时绝不错过机会,几乎每一个潮汕人身上,都蕴藏着一股浓郁的生意味;另一方面在经营活动中非常仔细认真,锱铢必较,对于利润的一分一厘,都计算得极其清楚,这种精打细算的经营意识客观上成就了潮汕人的商业天分,使他们中经商人群的比例远远地高于其他族群;然而,商业行为的过渡精明也对潮商产生过消极的影响, 由于实利主义过于厚重, 潮商具有重视个人资本积累轻视社会资本集中的人格特征, 这种小家子气的商业文化意识极易在家族企业发展的后期选择“分家”路线, 在经济生活中形成一盘散沙和各自为政的局面, 事实上对商域“超级航母”的做大做强形成了一定阻碍;第二, “富有冒险精神”;“爱拼”性格是潮商的普遍特征;早期的潮商具有强烈的拼搏精神和创新意识, 他们面对海外生存的恶劣环境, 凭借一股胆气和毅力艰苦创业,不论是在荒山野地开垦拓植橡胶园,还是在森林处女地开港种植胡椒甘蜜,不论是进出口贸易,还是加工贩运,历史都在见证着潮商艰苦创业的非凡历程;是海洋文化赋予他们顽强的生存能力及逃避风险的技巧没,“富有冒险精神”成了寻求成功的有效途径;然而,这种靠打拼搏击,有时表现为钻空子取胜的急功近利心理,也常常在社会外部监督机制不健全时,会使“抱着‘无脸输死父’信条的少数人利用自己‘国角省尾’、濒临大海的‘优越’地理环境铤而走险,具备传统海洋文化特点的潮汕人原本‘爱拼才会赢’的冒险开拓精神, 这时就变成了不遵守现代经济规则的缺陷;”第三, “讲求诚信”;商业社会的道德基础是信用,这是任何从事商品生产与交换活动的生产者与经营者都必须遵循的原则,潮商也如历史上兴起的商帮一样,在其商业价值观中,对信誉的追求始终占据着重要位置;在他们的心目中,做生意离不开信用,必须以诚实为本;如在潮州会馆碑记中对潮商就有这样的评价：“公平处事,则大小咸宜；忠信相孚, 则物我各得;”历史上潮商的英雄崇拜情结也与诚信追求有关, “潮商崇拜韩愈崇拜关公深刻, 产生的心灵陶冶作用也深刻——它塑造了潮商的诚信观念……在潮商眼中, 尽忠尽义的关帝既是财神, 更是诚实守信商业道德的化身；而促进潮汕文明开化的韩愈,扶贫济困,务实敬业,为人公道;将这种精神运用于商海, 就成了儒雅经商、文明经商的典范;”华人首富李嘉诚之所以有“塑胶花大王”的称号, 也正是靠他的信用人格来赢得的;潮商注重信誉也可从明清时期存在的“侨批”职业得以证实, 在那危险丛生的时代, 没有人格信用作保证是不可能产生和发展“侨批”这个行当的;近代社会潮商曾创立具有乡土情结基础的“七兑票”制度, 这是潮商在历史上诚实守信的突出表现;上述表明, 在传统商业活动缺乏法律保护的时代, 潮商拼力维护与坚守的恰恰是决定自己命运的商业信用体系, 这也正是潮商长期发展而不衰的立业根基;然而令人痛心的是, 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 “讲求信义在一些潮汕商人眼里只限于小范围的生意来往, 在大范围内就可有可无了……他们以‘谋财不害命, 假货不劣质’为自己的违法投机行为辩护, 并一度在潮汕形成了扭曲的社会氛围”;由于本土潮汕人的造假行为将历史上海外潮商存在的信用人格所掩蔽, 以至于人们不再理直气壮地将潮商本具有的诚信人格作为商业文化传统来对待;第四,“重义抱团”;潮商素有注重“自己人”的情愫与抱团作战的传统;一般说来, 寻求内部凝聚力、向心力以及认同感、归属感, 是任何能称之为商帮团体的共性特征, 不过潮商对此显得尤为突出;人们说, 两个潮汕人靠嗅觉就可以相互辨别, 靠说同一种方言, 就能将对方称之为“自己人”;这种因具有浓厚地缘意识的“自己人”情结也正是潮商在外地容易立足的重要原因之一;“潮人的团结举世闻名;国际潮团联谊年会的会徽是两手紧握形成的圆体, 中心是地球经纬图,上下一周是国际潮团联谊年会的中英文字, 这是象征潮人的大团结;”然而, 潮商的“义”更多的是基于同乡的关系而建立, 排他性极强, 外人很难有插足的机会;这一方面形成了潮汕地区的开放只是对潮人开放的局面, 另一方面, 对“义”的片面认识也使得潮商族群存在着轻视法律行为, 他们在商业实践中往往受“自己人”意识的支配, 无法把持自己, 最终做出许多触犯法律的事来;第五, “重亲缘关系”;同历史上的晋商、徽商相比,潮商具有强烈的“恋亲”情结, 是我国诸多商帮中最能认亲的一个商业族群;它在其发展过程中几乎没有中断或改变过宗亲力量对经济模式的干预与影响,“潮商的真正特点在于对企业强调家族化和血缘化, 对行为强调宗族化与地缘化;由于宗族不过是家族的繁衍, 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费孝通语, 因而可以用宗族潮商对之进行概括;”这种亲缘情愫对维系潮人的凝聚力曾起过重要的作用, 甚至是历史上潮商之所以能在海外发达的重要手段, 潮商的发家路线基本上是以家族企业为基础确立起来的;单个人闯天下的成功可以导致一个家族的搬迁, 甚至是一个社区的转型, 这种思维观念上的定势事实上延续着潮商族群的血脉, 并指向他们可以借鉴乃至依赖的发展方向;然而, 潮商带有排外性质的宗亲文化所形成的处事原则与交往态度, 对自身的发展也会产生消极的影响, 它固然在聚集商业资本以形成创业利润阶段, 特别是在缺乏法制化的市场环境下起过重要作用, 但在市场投资与经营环境有序的环境下, 又会成为企业扩张的绊脚石;潮商在社会经济领域的贡献有目共睹,潮商文化在世界经济尤其是亚太经济中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正是长期稳定的地域文化积淀,才使潮商文化具有了高度的凝聚力和蕴藏无限的创造力与生命力;因此,社会应当在追求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局面的同时,积极营造新经济形势下能够确保我国新兴商帮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所需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只有这样,才能催生出能够适应经济发展要求的更多、更优秀的区域特色商帮,最终实现国家繁荣昌盛和全民富裕安康的福祉;。

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十大商帮（上）山西商团（一）富甲华夏的晋商科举制在我国封建社会由来已久，引历代学子十年寒窗，发奋苦读。

揭榜那一日，状元也就成了众人瞩目的对象。

清朝总共出了一百多个状元，这些状元来自不同的地区，但唯独没有山西的学子。

连云南、贵州等较为偏远的地区都出过状元，为什么偏偏没有山西的呢？原来在山西，不是学而优则仕，而是学而优则贾。

最聪明的、读书最好的孩子让他去经商；差一点的去种地，种地还是个地主呢；剩下的才去参加科举考试。

山西的学生就是这样分配的。

那这又是为什么呢？清朝的时候，山西的一个县令一年的薪水是一千多两白银，而山西票号里的一个小伙计的年薪也是这么多。

长在这富贾如云的地区里，何去何从自然分明。

伙计尚且这么有身价，那老板又是怎样的一些商人呢？山西商团是我国古代十大商团中最早崛起的，历史上也称晋商。

晋商是在明代中期正式形成的，是我国明清时期非常重要的一个大的商人团体。

晋商经过数百年的积淀，家底异常丰厚。

清朝一位大臣在写给皇帝的奏折中写道，臣听说山西太谷县孙姓人家，家有白银两千余万，曹姓、贾姓人家各有四五百万，平遥县的侯姓人家、介休县的张姓人家，各有三四百万……介休县家产超百万的大概几十家，祁县超百万的大概也几十家。

可见，山西几个县城中的富户家产相加，数量就超过了一亿两白银。

这可不是普通的数字，比当时国库的存银还要多。

早在隋唐时期，就有资产雄厚的山西商人，他就是武则天的父亲武士彟。

李渊父子当年从太原起兵，做木材生意的武士彟给予了他们丰厚的物质支援。

凭借着武士彟的财力和精锐的太原军队，李渊父子最终夺取了政权，赢得了天下。

清兵入关之后，顺治皇帝首先做的不是别的，而是召见了当时最有名的八位山西商人。

在大殿设宴，赐予他们华丽的服饰，最后还把这些商人编入了由内务府管理的“御用皇商”的行列。

皇帝之所以这样重视山西商人，就是因为山西商人富可敌国，皇帝也要为自己留条后路。

雍正年间，朝廷调集军队平定青海叛乱，当清军深入草原以后，军粮供应发生了困难，仅购买粮草就需要一百多万两白银。

中国历史上的商帮有哪些？十大商帮有哪些？晋商商帮、徽商商帮、陕西商帮、龙游商帮、宁波商帮、江西商帮、广东商帮、山东商帮、洞庭商帮、洞庭商帮是“中国历史十大商帮”，他们各有自地域文化特色不同，取得成功经验也不同，至今他们的很多经验仍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现将其情况介绍于后：1、陕西商帮—行道多多在明代的商业界里，山西与陕西商人为了对抗徽商及其他商人的需要，常利用邻省之好，互相结合，人们通常把他们合称为西商或是山陕商帮。

西商在明代前期的势力很大，他们从经营盐业中获得了大量的厚利，可惜利益的原因使他们内部开始分化，陕西盐商与山西盐商分道扬镳，最终陕西盐商到了四川独立发展，这也为陕西商帮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

陕西商帮生财的行道较多，在这一点上他们与江西商帮相似。

陕西商帮是一个综合性的商帮，他们对财富的追求与一般商帮相同：尽可能追逐厚利，如果不行，就退而求其次。

陕西商帮以盐商最为著名，经营布业、茶业和皮货业也是陕西商帮盈利的重要途径。

点评：虽然贵为中国十大商帮之一，且民风习俗与山西商帮相近，但在外人看来陕西商帮见识短浅，在各个方面都无法与晋帮相比。

而对于商业资本的使用上，陕西商人采取的是土财主方式，很少有人投资手工业，这与江南地区商人积极发展手工业的情况恰恰形成鲜明的对比2、徽商商帮—贾而好儒徽商与晋商齐名，作为中国商界中的一支劲旅，徽商曾活跃于大江南北、黄河两岸，以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和葡萄牙，无徽不成商叫遍天下。

其商业资本之巨、从贾人数之众、活动区域之广、经营行业之多、经营能力之强，都是其他商帮所无法匹敌的，在中国商界称雄数百年。

徽州人都是经商能手，他们善于分析和判断经济形势，在买贱卖贵的不等价交换中牟取厚利，大规模的长途商品贩运是徽商致富的一个重要途径，另外，囤积居奇、特权牟利、牙行制度、高利贷等，也是不少徽商致富的手段。

徽商与其他商帮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儒字。

徽州是南宋大儒朱熹的故乡，被誉为儒风独茂，因此徽商大多表现贾而好儒的特点，他们的商业道德观带有浓厚的儒家味。

中国十大商帮研究一．中国十大商帮中国古有十大商帮，分别是山西晋商、徽州徽商、陕西、福建闽商、广东粤商、江右赣商、洞庭、苏商、宁波、龙游浙商、山东鲁商等。

也可称：山西商帮、陕西商帮、山东商帮、福建商帮、徽州商帮、洞庭商帮、广东商帮、江右商帮、龙游商帮、宁波商帮。

其中晋商、徽商、潮商势力最大，影响最远的三大商帮。

二. 国内大宗商品远距离贸易的发展与全国性市场的形成16至18世纪中国发生了一场商业革命，尽管它是一场未完成的革命，但正由于这场“革命”，才使得十大商帮相继崛起。

16至18世纪大宗商品的远距离贸易，是徽商、晋商、闽商、粤商、江西商、洞庭商、山东商、龙游商等商帮众多商人的行为，与以往个别商人的经营活动，已不可同日而语。

国内大宗商品的远距离贸易，是大宗商品在不同的经济区内交换，从而形成了不同的经贸区。

江南经贸区是在江南便捷的交通条件和发达的丝织业、棉纺织业等基础上形成的。

江南地区大宗商品远距离贸易的特点是，江南向全国输出的，主要是相对高值的丝、棉纺织品。

而江南从全国输入的是低值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

珠江三角洲经贸区，除对外贸易外，国内的长途贩运有二条线路，一是通过西江展开与广西贸易；二是通过北江、东江和韩江开展与江西、湖广、福建以及江南等地的远距离贸易。

16世纪以来，首先，四川商业中心从成都移至重庆，踞于长江上游的重庆成为进出西南以及西南沟通长江中下游的商品集散地。

其次，长江中游汉口崛起，成为沟通长江全线与大江南北的贸易中心点，长江上中游经贸区因而形成。

这一个经贸区的特点，是以过境贸易为主，商品以粮食为大宗。

华北经贸区是以水陆交通联接而成，以生活资料贸易为主，包括京师和北直隶、山东、河南和山西在内的经贸区。

西北贸易区具有明显的军事贸易的特征，是以商人与边塞驻军的贸易为主，辅以汉族商人与少数民族的贸易。

形成于明中叶的西北经贸区，与明朝的军事布局有密切关系。

五个经贸区与其他地区之间的大宗商品远距离贸易，使全国范围内各层次的市场融为一体，形成了一个大网络。

1.山东商帮山东商帮是山东人，自然具有山东人的特点：直朴单纯，豪爽诚实。

正因为如此，与别的商帮相比，山东商帮的致富之道显得单纯，直截了当。

山东商帮的致富之道，概括起来，就是长途贩卖和坐地经商的商业经营方式，讲求信用的商品道德以及规范的商业行为。

同时，山东商帮里面，主要是大官僚、大地主兼大商人，因此大部分是封建性的商人，这也决定了山东商人所走的道路及商业资本的流向是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

虽然山东商帮的致富之道，相对其他商帮来说实在是没有什么高明的地方，但他们的这些经验和经营方式非常实在，生意做起来踏实。

2.江西商帮江西商人绝大多数是因家境所迫而负贩经商的，因此，小本经营，借贷起家成为他们的特点。

他们的经商活动一般是以贩卖本地土特产品为起点，而正是江西商人这些独特的背景，使得江右商帮具有资本分散，小商小贾众多的特点。

除少数行业如瓷业比较出众外，其他行业与徽商、晋商等商帮相比经营规模就要显得相形见绌，商业资本的积累也极为有限。

当代著名作家沈从文在他的作品中，曾经就这样描述江西布商一个包袱一把伞，跑到湖南当老板。

另外，江西商人浓厚的传统观念、小农意识也影响到他们的资本投向，只求广度，不求深度。

所以，尽管江西商人人数众多，涉及的行业甚广、经营灵活，但往往在竞争中容易丧失市场。

3.陕西商帮在明代的商业界里，山西与陕西商人为了对抗徽商及其他商人的需要，常利用邻省之好，互相结合，人们通常把他们合称为西商或是山陕商帮。

西商在明代前期的势力很大，他们从经营盐业中获得了大量的厚利，可惜利益的原因使他们内部开始分化，陕西盐商与山西盐商分道扬镳，最终陕西盐商到了四川独立发展，这也为陕西商帮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

陕西商帮生财的行道较多，在这一点上他们与江西商帮相似。

陕西商帮是一个综合性的商帮，他们对财富的追求与一般商帮相同：尽可能追逐厚利，如果不行，就退而求其次。

陕西商帮以盐商最为著名，经营布业、茶业和皮货业也是陕西商帮盈利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