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私人藏书家溯源
周盈
(上海立信会计学院图书馆上海市 201620)
我国是一个文明古国，自最早的甲骨文字记录开始，中国的藏书已有近四千年的历史。
即使以孔子所说的“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起算，也已经三千多年。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士”阶层的出现和壮大，倡导思想和言论自由，讲学之风盛行，出现了历史上第一个文化大发展、学术大繁荣的时期，图书收藏由官府著述、垄断藏书发展到官府与知识分子俱藏的局面，出现了最早的私人藏书家。
一、早期：孔子墨子为私人藏书先驱
孔子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公认的私人藏书家。
他周游列国，不仅读过周王室藏书，而且到处访求历代典籍。
《公羊传注》称：孔子得“百二十国宝书”而作《春秋》。
孔颖达《尚书正义》引《尚书纬》云：“孔子求书，得黄帝玄孙帝魁之书，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等等。
可见他已拥有相当数量的藏书。
秦始皇焚书时，有不少私人藏书家把书藏在墙壁、山洞中，拒不上缴。
师古曰：“家语云，孔腾字子襄，畏秦法峻急，藏《尚书》、《孝经》、《论语》于夫子旧堂壁中。
”孔安国亦谓：“至鲁共王始治宫室，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居，于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书及《礼记》、《论语》、《孝经》。
”《资治通鉴》载：“魏人陈余谓孔鲋曰：‘秦将灭先王之籍，而子为书籍之主，甚危哉。
’子鱼曰：‘吾为无用之学，知吾者唯友，秦非吾友，吾何危哉！吾将藏之，以待其求，求至无患矣！’”这些记载说明当时私人藏书并非个别现象。
孔子之后出现了一个百家争鸣时期，各派学者的争论，古代的文献资料都被陆续编集成书，加以抄录书籍的材料容易取得，当时的学者都有藏书，私人藏书出现了一个高潮。
《墨子•贵义》：“子墨子南游使卫，关中载书甚多”；《庄子•天下》：“惠施多方，其书五车”，《韩非子》：“王寿负书而行，见徐冯于周涂”等。
到秦代，私人藏书同样与国家藏书并存。
墨子也是先秦有名的藏书家。
《墨子·贵义》记载：“墨子南游使卫，关中载书甚多。
”随身携带的书甚多，可见其藏书之富。
墨子书言，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说明墨子非常熟悉前代典籍，这也可以间接证明他有丰富的藏书。
除孔、墨外，先秦富有藏书的还不乏其人。
《墨子》书云：“今天下之士君子之书，不可胜载。
”如惠施，《庄子·天下》称：“惠施多方，其书五车。
”《战国策·秦策一》载，苏秦说秦，不纳，归而发愤读书，“乃夜发书，陈箧数十”。
一个穷困的说客还有藏书，可见当时在一般士人中都有藏书。
《韩非子·喻老》篇提到“王寿负书而行”。
“知者不藏书”，可见战国时“负书而行”和“藏书”已常见。
到秦代，私人藏书已很普遍。
秦始皇下焚书令，正反映当时民间藏书已相当普及，不得不下达法令。
司马迁在《史记·六国年表》写到，秦始皇焚书，并没有把儒家经书毁尽，“《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可见民间藏书已经是国家法令无法尽毁的了。
二、汉魏：宗室贵族为私人藏书主流
汉代时，私人藏书还只限于社会上层，这主要和帛书昂贵有关。
西汉著名的藏书家河间献王刘德和淮南王刘安，他们都是宗室贵族，凭借财势，大量聚书，《汉书·河间献王传》载刘德聚书事迹说明了河间献王聚书的方法、规模和质量。
所谓“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说明这种收集图书的方法是通过一种交易而得到的。
除王侯外，汉代私人藏书之富者也多是贵族世家或达官显贵等社会上层人物，如楚元王刘交的四世孙、西汉著名学者刘向。
《汉书·刘向传》记载，刘向十二岁就在皇帝身边接受教育，历任多种官职，官终中垒校尉。
他曾一度去职，闲居八年，“为人简易，无威仪，廉靖乐道，不交接世俗，专积思于经术，昼诵书传，夜观星宿，或不寐达旦”，可见他藏书甚富。
他在天禄阁校书，撰写叙录时常引用“臣向书”，即他自己的藏书。
到东汉，随着图书社会流通量的增大，私人藏书家也逐渐增多。
如曹曾，字伯山，家财巨富，收藏图书甚多。
光武初，因兵乱，乃积石为仓以储书，世称“曹氏书仓”，门徒多达3000人。
东汉哲学家、经学家桓谭，字君山，家富藏书，专辟有藏书室，后称“桓君山藏书处”，在今安徽淮北市相山。
清人王岩有“过桓君山藏书处”诗，云：“当年石室虽云古，此日风流犹可睹。
图书插架欲连云，翰墨淋漓尚如雨。
忆我读书数十年，每披新论景名贤。
”东汉时，藏书最多的首推蔡邕。
《三国志·魏书·钟会传》注引《博物记》曰：“蔡邕有书近
万卷，末年载数车与粲。
粲亡后，相国掾魏讽谋反，粲子与焉。
既被诛，邕所与书悉入业。
”在简帛时代，聚书万卷是很不容易的。
又《后汉书·列女传》载蔡邕女蔡琰见曹操：“操因问曰：闻夫人家先多坟籍，犹能忆识之不?文姬曰：昔亡父赐书四千许卷，流离涂炭，罔有存者。
今所诵记，裁四百余篇耳。
操曰：今当使十吏就夫人写之。
文姬曰：妾闻男女之别，礼不亲授，乞给纸笔，真草唯命。
于是缮书送之，文无遗误。
”这一段记载不仅证实了蔡邕藏书之多，当时像蔡文姬这样有家学渊源的读书人是怎样记诵和书写的，也说明许多书是如何由散失而复出的。
赐书制度是古代藏书得以兴盛的一个重要因素。
早期书籍垄断在王室手中，赐书制度就是王室将某些书赠给某人，是书籍在空间上的流通。
通过赐书，一方面藉以加强中央同地方诸侯国家、属国间的联系，另一方面也是通过所赐书籍的思想内容，影响和统一臣民的思想。
《左传•定公四年》载：周公长子伯禽封于鲁时，曾“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
其中就有史（太史）、典策（典籍简策），即朝廷赐给的典籍。
汉代赐书制度十分盛行，王室赐予的书成为私人藏书的重要来源。
蔡邕藏书万余卷，半数为朝廷所赐。
汉以后此风仍盛行，如《梁书•江易传》：“家传赐书数千卷”；《新唐书•柳宗元传》：“家有赐书三千卷。
”南唐李煜对张洎“赐书万余卷”（《宋史•张洎传》）等等。
宋代以后这种制度才趋向衰落。
汉代私人藏书达到数千卷的，屈指可数，而魏晋时期，私人藏书多达数千卷甚至万卷以上的，已不罕见。
《三国志•蜀书•何朗传》：三国时蜀汉的何朗（168—247年），任步兵校尉、丞相长史。
马谡败失街亭，他因知情不报而获罪，去职回成都，“优游无事垂三十年，乃更潜心典籍，孜孜不倦。
年逾八十，犹手自校书，刊定谬误，积聚篇卷，于时最多”藏书多少没有记载，但既“于时最多”，可以肯定他是三国时第一个藏书家。
以后，藏书家不断出现，藏书数目也逐渐增多。
如：《晋书•张华传》：张华（232-300年），字茂先，官至司空。
工诗赋，“雅爱书籍，身死之日，家无余财，惟有文史溢于几箧。
尝徙居，藏书三十乘。
秘书监挚虞撰定官书，皆资华之本以取正焉。
天下奇秘，世所希有者，悉在华所。
由是博物洽闻，世无与比”。
当时正值纸书盛行，三十乘纸书为数已非常可观，而且可以提供朝廷所没有的正本，可见藏书品种和数量之多。
魏晋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图书作为商品在市场上流通，为私人藏书创造了条件。
更重要的是，这一时期政治动荡，战事频繁，朝廷藏书不断散失，除毁损者外，大多通过私人买卖而“散落人家”，为私人藏书提供了机会。
因此，这一时期不仅图书流通范围扩大，而且私人藏书的集聚比前代更普遍，程度更高。
三、宋代：从名宦巨卿到富庶阶层
宋代私人藏书比起前代有了很大发展。
客观原因在于雕版印刷的广泛使用，使图书流通总量不断增长，流通范围不断扩大，买书藏书已由难趋易。
由于这一新的历史背景，宋代私人藏书进入另一个极盛时期，其特点是，藏书家大量增加，藏书家的分布地区广，藏书数量多，并出现不少藏书世家。
据曹之《中国印刷史的起源》的统计，宋代藏书家见诸记载的有311人，比五代以前藏书家总数还要多，约占历代（先秦至宋）藏书家总数的64％（先秦3人，汉代7人，三国8人，晋代7人，南北朝59人，隋代3人，唐代87人，五代27人，合计201人）。
宋代藏书家的地区分布也远比前代广，许多过去从未出现藏书家的地区，到宋代也陆续出现。
例如福建地区，唐以前的藏书家几乎没有，而到宋代，福建藏书家见诸记载的就有28人，其中藏书万卷以上的有浦城杨纮（杨亿之子，聚书数万卷），仙游傅楫（聚书万卷），浦城章甫（藏书万卷），莆田方略（藏书1200笥，筑万卷楼贮之）、方于宝（聚书数万卷）、方崧卿（聚书4万卷）、郑樵（藏书万卷）、郑寅（藏书数万卷），闽县朱倬（藏书数万卷）等9人。
这仅仅是福建一省的情况。
宋代私人藏书最多的要算吴县叶梦得，藏书逾10万卷（据王明清《挥麈录》）。
这个数字比以往任何皇家藏书都要多，在唐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值得注意的是，宋代私人藏书，除名宦巨卿等社会上层人物外，中小地主和一般士人中间也不乏藏书万卷者。
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引《过庭录》称：“公卿名藏书家如宋宣献、李邯郸，四方士民如亳州祁氏、饶州吴氏、荆州田氏等，吾皆见其目，多至四万许卷，其间颇有不必观者。
”这里所说的荆州田氏，指田伟、田镐父子。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载：“《田氏书目》六卷，皇朝田镐撰。
田伟居荆南，家藏书几三万卷。
镐，伟之子也．因此成目。
元祜中，袁默为之序。
”《紫桃轩杂缀》：“田伟藏书三万七千卷，无重复者。
黄鲁直与其子游，
曰，文书之富，未有过田氏者。
政和中，诏求遗书，尝上千卷，补三馆之阙。
”黄庭坚有《戏简田子平》诗：“不趋吏部曹中版，且烩高沙湖里鱼。
虽无季子六国印，要读田郎万卷书。
”又《戏赠李材叟、翘叟，兼简田子平》诗：“田郎杞菊荒三径，文字时追二叟游。
万卷藏书多未见，老夫端拟乞荆州。
”田氏是一般平民，藏书可以补三馆之缺，并为诗人黄庭坚所羡慕，这种情况，在印本书未流通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宋代私人藏书相当普遍，南宋犹然，这种情况引起了当时人们的感慨。
南宋学者郑樵在《通志·校雠略》中谈到他自己的所见所闻：“尝见乡人方氏望湖楼书籍颇多，问其家，乃云：先人守无为军日，就一道士传之，尚不能尽其书也。
如唐人文集无不备。
又尝见浮屠慧邃收古人简牍，宋朝自开国至崇、观间，凡是名臣及高僧笔迹无不备。
辽、金两朝也有一些著名藏书家。
据清嘉庆《松江府志》卷五十《庄肃传》载，元顺帝修辽、金、宋三史时，以国家藏书不足，诏访遗书，并命危素向松江庄肃家购求。
可见私人藏书不少于官家。
四、明清：雕版印刷兴盛私家藏书
明清时期由于图书雕印事业发达，图书流通渠道增多，社会上购书藏书蔚为风尚，因而私家藏书趋于全盛，私人藏书家之多，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
明代私人藏书的风气多由贵族高官倡导。
例如明太祖第五子朱橚，封周王，第七子朱权，封宁王，都爱好藏书。
如昆山叶盛（1420 1474年），字与中，官至吏部左侍郎。
史称服官数十年，未尝一日辍书。
乾隆《苏州府志》称：“公生平嗜书，手自雠录至数万卷。
”编有《茶竹堂书目》6卷。
据不完全统计，明代知名的私人藏书家多达200多人，清代藏书万卷以上的藏书家多达500多人，更超过了以往各代。
清季叶昌炽《藏书纪事诗》著录五代迄清的藏书家1100多人，明清占大多数。
随着藏书事业的发展，藏书家越来越多，他们的出身也逐渐扩大，从贵族高官到士庶人家，从官场人物到在野人士。
明代后期，一般士人以藏书闻名的，比比皆是，特别是江浙一带。
如无锡会通馆主人华燧，字文辉，以藏书家而兼刻书家。
长洲（今江苏吴县）朱存理，字性甫，博学能文，喜藏书，从群经诸史到稗官小说，无所不收。
长洲徐霖，字子仁，既是书画家，也是藏书家，筑“快园”，多藏宋元版本。
长洲顾元庆，字大有，号大石山人，工书法，喜藏书，聚书逾万卷，建藏书楼称“夷白堂”。
海宁周明辅，字孟醇，潜心搜罗历代文献，藏书楼名“香梦楼”。
仁和郎瑛（1487-1566年），字仁宝，家富藏书，著有《七修类稿》55卷，等等。
这些都是不入仕途的布衣，而以藏书家闻名的。
明代藏书家大都建有自己的藏书楼，所藏图书，往往各有侧重，各具特色。
在众多的藏书楼中。
最有名的是宁波范钦的天一阁和常熟毛晋的汲古阁。
范钦（1506 -1585年），字尧卿，号东明。
嘉靖十一年进士，官至兵部右侍郎。
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回乡归隐。
生平酷爱书籍，广泛搜集，于嘉靖四十年至四十五年（1561-1566年）间，建藏书楼名“天一阁”，两层六开间，四面临水，被认为藏书楼建筑典范。
清乾隆下诏建内廷四阁时，还仿照其规格设计。
天一阁藏书7万余卷，特别注意收集明代方志、政书、诗文拓片等。
保管极严，秘不示人。
范钦去世后，藏书楼钥匙分房掌管，除非各房齐聚，不能开锁。
自明迄清保持400多年，是古代私人藏书保存最久的藏书楼。
到清朝后期，逐渐为战乱和盗窃所破坏。
民国以后，仅存l.3万余卷。
汲古阁主人毛晋（1599-1659年），字子晋，是著名的藏书家兼刻书家。
生平无意仕途，立志于藏书和刻书。
多方搜集善本秘籍，不惜高价征购，前后聚书8.4万册，建藏书楼名“汲古阁”，用以藏贮精椠；另建“目耕楼”、“宝月堂”等，藏通用本及抄校本。
毛晋藏书的特点，一是重视抄校，二是重视刊刻。
对于宋元刻本，毛晋不仅高价收购，而且雇用高明写手以佳纸优墨，依照原书的字体行款进行影抄，如同原作，开创了抄写的新方式．为后人所仿效，被称为“毛抄”。
孙从添《藏书纪要》称：“汲古阁影宋精抄，古今绝作”后来《天禄琳琅书目》特辟影宋抄本为一类，其地位居宋版之下、元版之上。
毛晋是古代私家刻书最多的刻书家，刻书情况已见上文。
他一边收集藏书，一边传刻古籍，既是图书的生产者，又是图书流通的参与者。
清代私家藏书盛况空前。
清末叶昌炽《藏书纪事诗》收录古代藏书家，上自五代，下迄清末，共1100余人，而其中清代藏书家即占490余人，几近半数。
藏书家的分布比以前也更为广泛，形成了以江浙为中心的遍及全国的藏书网络。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民族构成上突破了汉族的局限，出现了满族和蒙古族等少数民族的藏书家。
如满族纳兰性德（1655-1685
年），字容若。
康熙进士，授乾清门一等侍卫。
善骑射，好藏书，笃意于经史、书法、诗文，工弹词、歌曲，建藏书楼名“珊瑚阁”，积书万卷，以鉴藏古籍书画为乐。
曾编辑宋以来诸儒说经之书，刻为《通志堂经解》1860余卷。
又辑《全唐诗选》。
又如傅鼎（?-1738年），富察氏，字闫峰，蒙古镶白旗人，官至兵部尚书。
喜藏书，积书万卷，藏书楼名“谦益堂”。
又如却吉登巴泽仁，四川德化州人，藏族土司。
雍正七年（1729年），他创建德格印经院，多方收集汉、藏典籍，刻印藏文经书。
集中书手、刷印500多人，藏书板多达30余万片，规模宏大。
所刻经书，印制华美，不仅销行云、贵、内蒙古、上海、南京等地，而且远销印度、缅甸、日本等国。
是清代著名的藏书家和刻书家。
明清时期藏书2万卷以上的人甚多，除上述外，如明代的叶盛、杨循吉、何良俊、王世贞、胡应麟、钱谦益，清代的何述善、张端、徐介寿、丁雄飞、黄虞稷、钱曾、朱彝尊、徐乾学、万斯同等等，藏书都达到2万卷以上。
2万卷以下的更举不胜举。
藏书家分布地区广泛，藏书数量巨大，品种浩繁，这说明图书流通的数量、规模和速度，都已达到相当的程度。
中国的历史文化，与书籍的收藏、流传密不可分，中国的藏书文化应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著名史学家吴晗在其早年所著的《江苏藏书家小史》一书的序言中曾说：“学者苟能探源溯流，钩微掘隐，勒藏家故实为一书，则千数百年来文化之消长、学术之升沉、社会生活之变动、地方经济之盈亏，固不难一一如示诸掌也”。
参考文献：
[1] 李瑞良《中国古代图书流通史》上海人民，2000
[2]陈登原《古今典籍聚散考》上海书店，1983
[3]李希泌、张淑华《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中华书局，1982
[4]陈锡岳，林基鸿《名人与图书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
[5]叶昌炽《藏书纪事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