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P模式中的失败案例和危机
一、刑事案件
1、企业（国企）在经营过程中的腐败：
（1）“水老虎”案
秦皇岛市城管局副调研员、北戴河供水总公司总经理(副处级)马超群涉嫌贪污、受贿、挪用公款、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
据新华社报道，马超群落马的直接原因是：北戴河的某酒店建设过程中，其内部供水系统需要对接公共供水管网。马超群狮子大开口，索要300万元，随后又加码到500万元。酒店方不堪承受，只好将其索贿过程录音并举报。
房地产内部供水系统对接公共供水管网时，工程造价的话事权在水务公司。而且，楼盘晚交付一天、商业地产晚开业一天，都是要付利息的，开发商等不起。以前，为了减少在供水环节上的开发成本，一些开发商在自己开发的区域自建供水设施，提供居民和公共用水。但随着公用事业特许经营权的推广，这一选项被禁用。在这种情况下，开发商没有别的选择，水务公司方不仅能通过工程造价收回垄断租金，还能利用企业“等不起”额外勒索企业。马超群寻租正是本乎这一逻辑。
（2）广州国企广日集团发生“塌方式腐败”：
2009年番禺垃圾焚烧厂风波，从事电梯制造的广日集团进入舆论视野。紧接着，广州市府2008年“39号文”被曝光，广日集团从中持续25年每年可获数亿元财政补贴。
政府将垃圾终端处理“特许”给国企，最终“养育”出腐败窝案，巨额财政补贴难显应有的绩效，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特许经营”固有的弊端。基于此，就很有必要重新审视垃圾终端处理“特许经营”模式的得失。
接纳有序的市场竞争既是激活各类市场主体的必然选择，也是打破“利益集团”控制、遏制垄断经营滋生腐败的有效途径。眼下，广州在垃圾分类和终端处理领域，一方面是政府固守“特许经营”，职能部门抱怨机制不顺、运营不畅、投入不足等问题难解，另一方面则是社会力量介入的路径受阻，民营企业因政策壁垒而遭遇“一点垃圾都拿不到”的无奈。虽然政府方面已有放开经营的认识，但进展迟缓。如今，广州要从广日集团的“塌方式腐败”中汲取教训，重启垃圾处理政策的讨论，集思广益，探寻最优的方案与路径，才能重新赢得市民的信任与支持。
2、政府官员在准入过程中的滥用职权：
兰州交通局窝案与出租车行的隐秘：作为兰州市交通运输局局长的颜承鲁，竟办起了出租车公司，公然将手中掌握的由政府批准的180辆出租车营运指标资源作为控股资本。明面上是出租车行业的管理者，暗地里却是出租车企业的经营者。
3、政府官员在监管过程中的索贿：
杜明飞在担任兰州市城运处处长期间，利用手中掌握的管理兰州市出租车行业的部分权力，不但大肆收受出租车企业的现金或购物卡贿赂，进行赤裸裸的权钱交易，还公然多次以各种名义向公司负责人索贿。仅收受兰州一家龙头出租车民营企业负责人的贿赂就有13次，数额高达245万元，其中223万元属于索贿。
4、政府官员在bot发包过程中的玩忽职守：
2014年8月21日、22日，王晓林、王志民、王蕾三人涉嫌受贿、玩忽职守、巨额财产来路不明案，进入庭审，目前一审尚未判决。段建国案仍在审查起诉阶段。
山西交通窝案的爆发，案情交错纵横，问题主要集中在高速公路领域，与曾交由民营企业以BOT方式承建的忻阜高速、长临高速两条高速公路相关。
据纪检阶段的官方通报，前述四人被“双规”虽各有因由，但存在一个共同的交集，“工作中玩忽职守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这两条高速公路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是在2004年王晓林任上，由山西省政府以BOT模式许给民营企业修建，项目却延宕多年都未能开工，由接任的段建国将路权收回，交由交通厅所属国企建设。而为了顺利清退前任业主，将不可避免产生违约赔偿金。
记者获知，前述“玩忽职守”的指控指向一笔一两千万元的资金，这笔资金打到忻阜高速前任业主、民营企业山西中海投资有限公司（下称中海投资）的账户，该公司实际控制人王德生夫妇随即被控制，并牵出王志民等人。
二、失败的ppp案例
1、强势政府损害投资人利益。
泉州刺桐大桥是我国本土民营资本进入PPP机制创新领域的首个路桥项目，由社会资本与政府按60:40的出资比例组建项目公司投资建设，1997年1月1日投入运营。17年来，由于一系列主客观因素的局限，刺桐大桥项目在30年特许经营期内受到了多种不确定性的冲击。大桥建成通车之后短短几年时间，晋江上面的大桥就从原来的2座增加到了8座（其他7座陆续取消收费），由于车辆分流给业主公司带来不小的利益分割；大桥的广告经营权、配套服务设施经营权申请始终没有获得地方政府的批复和回应；地方政府强势施加的建设增项，使业主公司增加了相当规模的额外负担；业主公司与地方政府就车辆通行收费标准没有形成合理的调整机制；国家政策法规变动导致的风险由业主公司独自承担。上述几类不确定性风险源自于政府，事实上损害了社会资本的应得利益。其实，政府愿意引进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愿意与政府合作吗？如果企业害怕政府的不确定性，它是不敢进入的。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一个方法，那就是要有规范、成熟的特许经营法律体系。
2、市场阴谋给政府带来损失：
（1）北京市4号线地铁是我国内地第一个与外资合作特许经营城市轨道交通项目。香港地铁公司出资49%，首都创业出资49%，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公司出资2%，三方组建京港地铁
公司，承建46亿元的机电设备投资，并负责全线的运营管理、设施维护和除洞体以外的资产更新（运营期内预计还需投入100亿元）。如何确定地铁收费标准、财政补贴额度成为双方合作的核心。科学的定价建立在未来客流量的准确预测基础之上。京港地铁公司委托国际知名的客流顾问公司对4号线的收入和客流进行预测，结果是2012年2.42亿人次，2017年2.77亿人次，2032年3.27亿人次。参考这一预测结果，综合其他因素，北京市交通委与京港地铁公司于2006年4月签订了特许经营协议。如果预测的结果不靠谱，将会导致PPP协议定价的不合理。事实表明，2012年的客流量就达到了3.51亿人次，提前20年突破2032年的预测值，而京港地铁2011年已经盈利，赚了2.4个亿。PPP项目的科学定价是一个世界级难题，源自市场的“阴谋”或信息不对称极有可能给政府带来相当大的损伤。
（2）沈阳水务黑幕：由香港汇津公司投资兴建的沈阳第九水厂BOT项目，约定的投资回报率为：第2-4年，18.50％；第5-14年，21％；第15-20年，11％。“购买价格和购买量都定死了，外商的投资等于没有任何风险。”沈阳市自来水总公司总经理张国祥说。沈阳市自来水总公司是合同中的直接买方。
“汇津在前5年就拿回了全部投资本金，剩下的15年就是回收利润了。”据张国祥介绍，沈阳市1996年的供水价格是平均1.40元/吨，但沈阳自来水总公司给第九水厂支付的水价是2.50元/
吨。加上其他方面原因造成的亏损，到2000年，沈阳市自来水总公司亏损高达2亿多元。
“这个亏损额本来应由政府财政填平，但沈阳市已经多年不向自来水公司给予财政补贴了。”张国祥说。
沈阳市自来水总公司要求更改合同。经过数轮艰苦的谈判，2000年底，香港汇津公司不得不与它达成“谅解”，双方将合同变动如下：由沈阳市自来水总公司买回汇津公司在第九水厂所占股权的50％，投资回报率也降至14％。“这样变动后我们将来可以少付两个多亿。”张国祥说。
由于对外商承诺的高回报率在很大程度上与地方官员的腐败联系在一起，在业内，由外商在沈阳投资建设的八个水厂被誉为“沈阳水务黑幕”。
3、政府与市场的恶意合作损害消费者利益。
2003年，翔鹰集团董事长刘迎霞出资1.2亿收购齐齐哈尔市自来水公司68%的股份。翔鹰入主后，不少市民发现家中自来水“发黄、发黑，把洗衣机的白管子都给染黑了”。据媒体调查称，翔鹰集团将地下水改为采用地表水，并涉嫌篡改水质检测报告。此后，虽有官方检测辟谣，但公众仍对“齐黄水”数次抗议乃至上访。2009年，翔鹰集团率先响应国内城市水价上涨风潮，把居民用基本水价从每吨3.7元上调到每吨4.2元，超过当时的北京、上海，一举成为全国最贵。2011年，翔鹰集团持有的齐齐哈尔市自来水公司的股份被中国水务投资公司收购，在齐齐哈
尔当地人眼里，是“政府被逼无奈又给买回去了”，刘迎霞在这次交易中“大赚一笔”，自来水厂成为“最美政协委员”的“提款机”。PPP项目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那就是政府与市场合谋之下的腐败。防范这种可能出现的结果，需要从法律、制度、体制层面予以解决。
4、过度竞争给企业带来亏损
2007年实行特许经营改革的长沙共有 9 家公交企业，2007 年公交企业总盈利 789 万元，远远低于 2006 年的
2303 万元。其中，5 家盈利、4 家亏损。若扣除 2006年和 2007
年政府的补贴，长沙公交行业实际盈利为-1406 万元、-4619 万元。
这种“没有赢家”的过度竞争一方面会造成竞标者大量的竞标成本流失，成本总和很有可能超出招标项目标的总额，导致社会资源大量浪费；另一方面，特许经营过度竞争易造成项目最后成交金额低于保证项目达到最低质量要求水平的成本支出额，竞标者为了获得特许经营项目，以低成本进行竞争，特许经营项目质量难以保证，最终造成社会福利损失，消费者利益得不到保证。
三、ppp经营过程中，企业可能遇到的危机
1、兰州水污染事件
兰州市威立雅水务集团公司检测显示，2014年4月10日17时出厂水苯含量高达118微克/升，22时自流沟苯含量为170
微克/升，11日2时检测值为200微克/升均远超出国家限值的10微克/升。威立雅公司认为可能是化工厂污水污染自流沟。
直接原因是，兰州威立雅水务公司4号、3号自流沟由于超期服役，沟体伸缩缝防渗材料出现裂痕和缝隙，兰州石化公司历史积存的地下含油污水渗入自流沟，对输水水体造成苯污染，致使局部自来水苯超标。
间接原因包括四方面：兰州威立雅水务公司的主体责任不落实、兰州石化公司的环境风险和隐患排查治理不彻底、兰州市职能部门履行职责不到位、兰州市政府和西固区政府履行职责不到位。
2、新奥燃气陷行贿风波，股价大跌。
2009年，一份“聊城新奥燃气2009年公共关系维护计划”的文档在网络疯传。这份来自Google共享文件泄露的Excel文档写明了新奥燃气在聊城2009年的全部公关计划，涉及聊城市委书记、市长等官员共计212人，涉及金额共计106万元。并且，文档中相当清晰地列出了当地官员的姓名、职务、公关维护费用等等。聊城新奥燃气在当地召开新闻发布会，对“聊城新奥燃气2009年公共关系维护计划”作出声明，称“公关费”为虚假事件并且已经报警。
在“聊城新奥燃气2009年公共关系维护计划”的新闻跟帖和论坛讨论中，几乎所有网友都相信“这是真的”，并认为是“正常现象”；不仅网络里的民意如此，就是一些评论文章，也是基于“事
件为真”的假设发表看法。如果一个人或部分人认为“这是真的”，我们还可以说这是少数人的主观臆断，不足为虑；但如果几乎全部网友都这样认为，那么，这足以引起我们反思——这不是网友的问题，而是社会的问题。
民营燃气企业新奥燃气(02688.HK)今日股价出现异动，上午暴跌14.84%报16.18港元，位列主板跌幅首位。截至午间休盘，成交6451万股，成交金额10.43亿港元。对此，新奥燃气中午发出公告，称公司注意到今日股价成交价下降及成交量上升，但不知悉造成股价波动的原因。但公告提到，公司董事会留意到网上文章包含对新奥集团及公司前董事杨宇涉及行贿的指控，不过董事会认为该等指控“不真实及无事实根据”，并“否认该等指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