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孙犁

绽放在水边的人性之花——浅析孙犁创作中的沈从文特色一引言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孙犁是以解放区作家身份出现在读者的视野中的。

他和赵树理曾代表了解放区两种不同的创作风格。

虽然孙犁的创作经历了很大的变化，“从60年前开始以清朗明丽之笔书写善与美的颂歌，到中年时代对人生不无怅惘的深入思考，至晚年于宁静深沉中品味世事，于无奈与愤激间抨击邪恶”，但是对人性、人情、人生命的关注却始终贯穿在其作品之中。

在这一点上他与二十世纪的京派作家有着很大的“默契”。

上个世纪初，以沈从文为首的京派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一直表达着对理想人性的追求和赞美这一主题。

现阶段，虽然有一些文章试图从某一方面把沈从文和孙犁进行比较，如从结构、取材以及语言等方面研究沈从文与孙犁小说中的散文化风格。

还有的学者研究了沈从文和孙犁创作中的女性化倾向。

但是却很少有人从“人性”这个契合点来展开两者的对比。

故，本篇论文将从孙犁作品中所表现的人性之美来分析他和“京派”作家之间的关系。

这有助于我们认识“京派”的发展历程，也有助于我们认识孙犁文学创作的前后心态变化。

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随着国门的打开，中国社会在内外力的影响下，不可避免的遭受各种新观念的冲击。

而文学作为社会政治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经历了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

随着梁启超“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等一系列变革观念的提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以及外来文学思潮的促进，中国的文学开始迈入一个新的发展空间。

1917年发生的新文学革命是中国现代文学起步的标志。

在新文学发生时期最显著的变化便是“人”的观念的提出。

我们知道，中国旧文学一直被禁锢在儒家思想体系下，同时又兼受到佛老思想的影响和皇权的桎梏，“人”一直被抹杀。

而在新文学时期，“人”的观念的正式提出则是最重要的也是首要的任务。

鲁迅先生就是这一方面的杰出代表，他曾提出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一，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①而周作人的《人的文学》一文更是反对“非人的文学”。

在创作实绩上，先后有鲁迅的《呐喊》小说集中的篇章，郭沫若《女神》等，1921年文学研究会在北京成立，提出了“为人生”的文学主张。

这些都说明了不仅是在理论还是在创作实绩上，“人”的文学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

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学流派竞相发展，在这些文学流派中，“京派”引起了文坛很大的关注。

(笔者注：所谓“京派”不过是后来文学史家为了研究方便而冠之以此名。

)“30年代，在中国北方以《骆驼草》、《大公报·文艺副刊》、《水星》、《文学杂志》为主要阵地，形成了一个作家群，一般称为‘京派’，也称为‘北方作家群’”②这派作家以沈从文为主要代表，强调的是文学与时代的距离，“追求人性的，永久的文学价值”。

所以这派作家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反响，表现也异于其他的文学流派。

比如说“京派”作家废名的代表作《竹林的故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这篇小说是新文学初期富有诗情画意的佳作，作者以诗化的语言，呈现给读者一个纯朴明朗的画境，小说中纯朴美好的乡村少女——三姑娘可以说是美好人性的象征。

而此后的沈从文更是把这种表达“人性”的方法发挥的淋漓尽致。

以上我们所说的是“京派”作家在人性表达上的独特之处。

接下来我们要找出孙犁与“京派”作家在“人性”表达上的相通之处。

孙犁被誉为是“荷花淀派”的创始人。

他和赵树理曾代表了解放区两种不同的创作风格。

其代表作有大家所熟知的《荷花淀》、《芦花荡》、《嘱咐》等作品集，以清新细腻的艺术风格受到了读者广泛的喜爱和赞赏。

“孙犁的创作侧重于人的心灵、情感和生活诗意层面上表现人物性格的丰富与优美”③单从这一点上来说孙犁在“人性”表达的主题上与“京派”作家也是相通的。

本文将以此为切入点展开论述。

二沈从文：“希腊小庙”的虔诚膜拜者京派作家是指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活跃在北京天津等北方城市的一批作家，这一派作家通常是寄寓在京津地区的异地游子。

必须注意到所谓的“京派”命名带有明显的地域性质，与之相对的是以“海派”命名的一批作家。

在三十年代“京派”与“海派”之间发生过一场论争。

当时的沈从文曾批评海派作家有“玩票白相”的习气，而与此同时却标榜“京派”作家们的“诚实与质朴”。

我们暂放这个论争不管，单从沈从文话中就可以看到，京派主张文学的独立性，既不依附于政治也不依附于商业，在纯净的空间中寻求文学自身的发展。

三十年代是京派文学最为活跃的时期，有沈从文这样的大作家，还有如被誉为京派鼻祖的废名，诗意小说代表的芦焚，还有萧乾、凌淑华等等。

但是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京派文学开创的这种风格却逐渐的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这与当时的政治背景是有很大关系的。

京派的代表作家是沈从文。

沈从文来自湘西的一个小县城——凤凰县，这里虽然偏僻，但是风光如画。

十四岁高小毕业后从军，在部队了几年，他结识了很多人并且对沅水流域的风俗人情以及生活样式非常的熟悉。

这些特殊的人生经历都给沈从文以后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沈从文的文学创作主要集中在小说领域，同时也有相当数量的散文和文论著作。

1923年，接受了“五四”新文学影响的沈从文只身前往北京，想在京都寻求一个属于自己的天地。

个人独特的经历以及湘西世界的神奇风光共同促进了沈从人作文的风格，这就是对真、善、美的人生的倾力追求，也是他作品中一直贯穿着的一条线索。

“30年代是作为小说家的沈从文创作最为丰盛的时期，他一生中的三十多个集子大多出于这个时期。

”④沈从文的代表作是创作于1934年的中篇小说《边城》。

这篇小说以及沈从文的其他名篇讴歌了古朴美好的人性，并且对现代文明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沈从文曾说过“在都市住上十年，我还是一个乡下人。

第一件事，我就永远不习惯城里人所习惯的道德的愉快，伦理的愉快”，“这种城里人仿佛细腻，其实庸俗，仿佛和平，其实阴险，仿佛清高，其实鬼祟”⑤，可以看出一个一直以“乡下人”自居的沈从文对古朴纯净乡村生活的热爱，对生活在“乡下人”所具有的美好人性的追求，并且以此为尺度对不符合其人性标准的城市生活进行评判。

故而，我们一般按小说的题材把沈从文的小说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表现乡村生活的，传达了沈从文的创作追求比如说《萧萧》，《边城》等，另一类是对“城市文明病”的反思，如《八骏图》，《绅士的太太》等。

在第一类的作品中，沈从文笔下所描写的是未被现代文明侵染的古朴美好的人生形式，以及神奇浪漫的湘西世界，这共同构成了沈从文笔下的“希腊小庙”。

“我只想造希腊小庙。

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

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

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⑥《龙朱》、《媚金·豹子·与那羊》、《神巫之爱》等作品，通过改造民间传说和佛经故事来歌颂“人性的极致——神性”。

在这些作品中，少数民族男女之间的爱情故事被描写的十分唯美，洋溢着青年男女的健康，活泼的生命力。

《会明》、《萧萧》、《丈夫》等作品借“乡下人”性格特征以及处世风貌展现一个与现代文明是格格不和的社会。

《丈夫》中的丈夫对妻子卖淫没有感到丝毫的羞耻，《萧萧》中的童养媳萧萧失身而孕，本来要遭受沉水的厄运，却因为偶然才幸免，然而结尾处却写到萧萧为自己的儿子迎娶年长六岁的媳妇。

“萧萧式”的命运仍然在轮回。

这正表明了作者对健康人性的一种反思。

这些乡下人的生命悲剧不断在重复上演，然而人们还没有觉醒到。

如何建立一种健康的人性是沈从文在这些作品中想要表达的一个问题。

中篇小说《边城》以及长篇小说《长河》（未完），正是沈从文对人生形式进行彻底反思的结果也是他理想人性的完美表达方式。

《边城》是沈从文的代表作，一发表就收到了广泛的关注，这源于作者在这部小说中为读者指出了什么是理想的人性。

《边城》是作者用一种带有回忆感觉的口吻向我们娓娓叙来，开始有很大一段时描写湘西的极致之境。

这与整部作品在情节，人物，以及作者想要表达的理念是完全符合的。

其实《边城》所写的也不过是几个小儿女之间的爱情悲剧，但是作者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在描写这个爱情悲剧的同时挖掘作品内涵，为读者呈现了健康人性的代表——天真活泼的翠翠，热心善良的老船夫，还有热诚质朴的杨马兵，豪爽慷慨的顺顺等等。

在这篇作品中我们看到的是作者精心勾画的理想化的世界，生活在这个世界中的人的原始的自然的情结。

但是这种创作态度在沈从文创作《长河》时就开始受有了微妙的变化。

《长河》写的是一个盛产橘子的小镇，因为“新生活运动”而使原来平静的生活有了波澜。

作者清醒的认识到《边城》中所勾勒的唯美世界与理想的人性在现代文明日益兴盛的情况下不可避免的会受到冲击，这就产生了《长河》。

《长河》在表达与《边城》同样的主题外多了一份理性的思考：随着现代文明的侵入，保存在乡村中的人性与人情美快要消失，“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代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⑦。

这在他的第二类作品中有了更深刻的表现，《绅士的太太》、《八骏图》、《大小阮》等作品就是如此。

在这两类作品中，作者始终是以一个乡下人的眼光来关照现代文明社会，以古朴的，近乎原始的乡下人标准来评判这样的社会。

这个社会在作者看来，在繁华之下是道德被扭曲，人性被摧残，堕落的社会中人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上演着衣冠丑剧。

《绅士的太太》描写了看似是绅士名媛们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的精神空虚，《八骏图》中作者以略带讽刺的眼光，犀利的刻画出几个道貌岸然的“教授”的龌龊。

《大小阮》中的大阮就是是社会中“少不了”的人，是作者讽刺的“社会中坚”。

在这两类作品的对比中我们看到了沈从文的文学理想以及人生追求。

沈从文的创作一直处于主流文学的边缘，很长一段时间不被社会所接受。

因为沈从文的“文学理想不是从社会政治的角度探索社会进步的道路，而是从人性角度去塑造民族品德的门径”⑧虽然这样的路径在当时是不合时宜的，但是我们也可以这样说沈从文的文学创作也是对鲁迅“改造国民性”传统的继承。

但是他的批判不像鲁迅来的那么迅猛。

应该说鲁迅是把国民性中的落后成分撕毁了给大家看，而沈从文却在自己的“希腊小庙”中重塑了健康人性的形态。

这代表了这两个作家的不同表达方式。

下面将简单的介绍一下沈从文的文艺思想，应该指出的是沈从文的文艺思想是在他的创作中逐渐形成的（一）“爱与美”的人生哲学“爱与美”是沈从文创作的指导思想。

在沈从文看来“爱与美”是生命的属性，而美是由上帝创造的，带有“神性”。

在他的《美与爱》一文中作家明确指出要建立“一种爱与美的宗教”，他自己则是这个宗教虔诚的教徒，同时沈从文希望通过这个宗教的宣扬来激发“年青一辈”“生命的抽象搜寻”，从而“国家民族的重造问题，方不致于成为具文，为空话”。

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沈从文“爱与美”的宗教正是致力于重塑国民性和健康的的民族品德。

他的“爱与美”的哲学是人性最高形式的集中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