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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名利场》杨必译本语言和意识形态的再创作
《名利场》是法国作家巴尔扎克创作的一部小说，描写了19世纪法国社会的名利场。
杨必将其译为中文时，不仅仅在语言上进行了翻译，还在意识形态上进行了再创作。
从语言角度来看，杨必对《名利场》的译本采用了现代汉语的表达方式，力求通俗易懂，贴近现代读者的阅读习惯。
他采用了大量的口语化的表达，增加了对话和情节的生动性和可读性。
通过用现代汉语表达巴尔扎克的原作，杨必使读者更容易理解小说的情节和人物之间的关系。
这种语言的再创作，使得小说在中国读者中的传播变得更加顺利。
从意识形态角度来看，杨必在译本中强调了社会阶级的冲突和人性的虚伪。
他在译本中加入了更多对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的描写，使小说更加彰显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
杨必对人物形象的刻画也更加鲜明和夸张，以强调其虚伪和欺骗性。
在描写名流沙皇时，杨必将其描绘为一个固执而虚荣的人，以此突出他对外人的虚假形象。
杨必在译本中还增加了对女性形象的关注和关爱。
他通过对女性角色的细腻描写，使得读者更容易产生共情。
他的翻译中对女性命运的关注，体现了一种对性别平等和女性权益的关注，这与原作本身的思想有所变化。
nguistics)，旨在把语言和语言使用与其意识形态意义联系起来的一种分析，使读者认识到语言和社会实践的辩证关系。
批评语篇分析本质上是对语篇特别是大众语篇和官方话语进行的一种社会分析，以提高读者对语言的敏感程度，使他们认识到语言和现代社会生活之间微妙的关系以及语言运用和不平等的社会权力关系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促使读者实现批评阅读(critical reading)。
作为维也纳学派（Vienna School）的代表Wodak指出critical就是指不把任何语言理所当然化，就深入分析文本蕴含的复杂性，去除简化论，教条主义，二歧论乖影响，在研究中不断自省，使权力关系结构和透明化。
三、理论框架正如黄国文指出的，话语分析虽然没有公认的分析步骤，但语篇分析者都会运用一定的分析方法，遵循一定的步骤进行研究。
同样的，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者们也往往会采用不同的分析方法，在不同的理论框架下进行分析。
CDA最初都是对西方主流语言学和早期社会语言学的批判，将文本分析和社会理论相结合，但因为语言学基础不同，分析的理论框架也不尽相同，国外批评语篇分析的主要流派包括以Fairclough为代表的兰卡斯特学派(Lancaster School)的社会变革论,以Wodak为代表的维也纳学派(Vienna School)的语篇历史法，以Kress和Van Leeuwen为代表的社会符号学，以Van Dijk 为代表的社会认知法等等。
国内代表有辛斌，陈中竺，丁建新，廖益清，田海龙，张迈曾，徐立新等，多是引进理论，并积极结合中国社会现状进行分析。
虽然各学派的语言学甚而不同，但共同的目标都是实现话语分析的批评性，以其中最有影响的Fairclough为代表的社会变革论。
Fairclough(1995)提出三维分析框架（three-dimentional framework），将包括系统功能语法在内的多种语言学、符号学理论与社会学理论结合起来。
试析《名利场》杨必译本语言和意识形态的再创作
杨必译《名利场》是一部具有重要意义和影响力的文学作品，它不仅在语言上进行了
再创作，同时也涉及了意识形态的再创作。
《名利场》是一部具有深刻社会批判意义的文
学作品，而杨必译在翻译这部作品的过程中，不仅仅是对原文的简单转换，更是对原著的
重新理解和再创作。
在语言和意识形态上，杨必译进行了深入分析和再创作，使得他的译
作更具有智慧和深度。
从语言上看，《名利场》杨必译本对原文进行了精准的翻译，但同时也加入了一些新
的词汇和表达方式，以更好地呈现原著的魅力和内涵。
在语言风格上，杨必译采用了流畅、自然、贴近原著的表达方式，使得译作更具有朴实和真实的感觉。
通过对原文语言的再创作，使得译作更容易为读者接受和理解，同时也更具有现代感和时代感。
从意识形态上看，《名利场》杨必译本在承袭原著的精神基础上，对原文的社会意识
形态进行了再创作和深入挖掘。
在对社会现实的解读和揭示上，杨必译更加注重对原文内
涵的把握和表达，使得译作更具有深刻的社会批判意义和思想内涵。
通过对原著的再创作，杨必译使得译作更贴近中国当代社会的现实情境和社会问题，更符合当代读者的审美和思
维需求。
雷蒙德·威廉斯《意识形态》雷蒙德·威廉斯简介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1921-1988）是20世纪中叶英语世界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也是小说家和剧作家。
其弟子伊格尔顿也是当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
威廉斯出生于威尔士乡间的工人阶级家庭，毕业于剑桥的三一学院。
战后至1961年曾任教于牛津大学的成人教育班，1974年起，在剑桥大学耶稣学院担任戏剧讲座教授，直至去世。
在其一生中，威廉斯广泛研究了文学艺术、政治、大众传媒、哲学、历史等诸多领域的理论和现实问题，特别是对社会主义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了杰出的研究。
2008年，为纪念雷蒙德·威廉斯逝世20周年。
作家戴·史密斯发表了有关威廉斯一生的传记《雷蒙德·威廉斯：一位勇士的一生》，他从威尔士的边境山村（威廉斯的父亲曾在此担任铁路信号员）到剑桥大学再到其成人教育生涯（威廉斯和他的新左翼同僚理查德·霍加特及E.P.汤普森一起为了政治目的而选择的职业）细述了威廉斯的一生。
雷蒙德·威廉斯创作丰富，一生写有三十多部思想著作，以及五部长篇小说和四部戏剧，主要有：《文化与社会，1780-1950》（1991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中译本）、《漫长的革命》（Long revolution，1961。
201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中译本）、《乡村与城市》（1973）、《电视：科技与文化形式》（1974）、《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1976。
2003年三联出版社出版中译本）、《马克思主义与文学》（1977）、《写作、文化与政治》（1989），《现代悲剧》（Modern tragedy ，2006年。
2007年译林出版社出版中译本）等。
意识形态作者：雷蒙德·威廉斯中译：赵文（本文译自Raymond Williams：Marxism and Literatu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
批评话语分析发展综述作者：王惠美来源：《文存阅刊》2019年第18期批判语言学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末，其思想来源于当时出版的《语言与控制》（Fowler et al.，1979）和《语言作为意识形态》（Kress & Hodge，1979），这两本书也标志着批判语言学初步理论的诞生。
（田海龙，2006）后来，越来越多的学者的努力逐渐丰富了这一原则，使之成为今天的理论，本文将从一些主要方面对批评语言学进行回顾，并从作者的角度提出一些看法。
学术渊源在批判语言学概念形成之前，语言学的主流领域被索绪尔的结构主义和乔姆斯基的精神主义所占据。
索绪尔最有贡献的方法是建立一个二元对立系统的模型，他用这个系统对语言图像和语言角色进行分类，然后在两个对立元素之间作出偏好，将他的研究集中在语言和言语、意符和能指、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上。
但是他的方法的形式只是停留在一个静态的层面上，在他的符号理论中，以能指和能指为例，声音成为“能指”的一部分。
有了声音和图像，重印了一种现实;而这个概念就变成了“有意义的”，代表了一种可能性。
他认为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仍然是直线的，但是，如果我们在这里采用一个相当普通的情况，想象有人在一张纸上画了一个红点，看到它的人会认为它是一个目标，但画它的人可能实际上想表达一个红色瓢虫，然后在一个第二，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同意这个人，因此红点影响了这些人的思想。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严格对立”所指的和能指实际上是在一个动态的关系中，它们可能对另一个有影响。
而另一位主导语言学家乔姆斯基则将语言分为两部分，即能力和表现，能力是人们内心的东西，是稳定的，使说话者能够产生和理解语言，而表现是不稳定的，往往受到心理和社会因素的影响，他认为语言学家应该只学习语言。
能力，为了发现一个理想的演讲者对他的母语的了解。
批判性语言学作为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产物，针对其语言使用和话语分析的不足，采用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将语言视为人们可以选择的一个系统，任何选择都受到社会因素的限制，并传达一些意义。
《性别冲突与父权制意识形态批判——微博“热搜”话题的批评话语分析》篇一一、引言随着社交媒体的迅猛发展，微博作为中国最受欢迎的社交平台之一，已成为公众讨论热点话题的重要阵地。
近期，“性别冲突与父权制意识形态”这一话题频频登上微博“热搜”，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深入讨论。
本文旨在通过对这一话题的批评话语分析，探讨其背后的深层含义和影响。
二、微博“热搜”话题背景近年来，性别平等与女性权益的议题屡次在微博等社交平台上引起热烈讨论。
而“性别冲突与父权制意识形态”这一话题，正是基于这一背景下的重要议题之一。
其核心议题围绕性别歧视、权力结构不平等、父权制度的影响等展开，反映了社会在性别问题上的复杂性和多元性。
三、批评话语分析1. 话语内容分析在微博上，关于这一话题的讨论内容丰富多样，涉及个人经历分享、观点争论、数据分析和理论探讨等。
一方面，许多用户分享了自己在生活、工作中遭遇的性别歧视和不平等待遇，表达了对性别平等的渴望和对父权制度的批判。
另一方面，也有部分用户从历史、文化、社会结构等角度出发，对父权制意识形态进行深入剖析。
2. 话语风格分析微博上的话语风格多样，既有严肃理性的分析，也有情感化的表达。
用户在表达个人观点时，往往采用较为直接的语言，有时会带有一定的情绪化色彩。
这种直接而富有情感的语言风格，有助于引发读者的共鸣和思考。
3. 话语互动分析微博的互动性为这一话题的讨论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不同观点的用户在评论区展开激烈的争论，形成了多元的互动模式。
这种互动不仅有助于话题的深入探讨，也暴露了不同群体之间的观念差异和认知分歧。
四、深层含义与影响通过批评话语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性别冲突与父权制意识形态”这一话题的讨论，不仅仅是对个体经历和观点的分享，更是对现有社会秩序和价值观的挑战。
它揭示了性别问题背后的权力结构和意识形态问题，推动了社会对性别平等和女性权益的进一步关注和思考。
同时，这一话题的讨论也促进了不同群体之间的交流和互动，有助于形成更加开放和包容的社会氛围。
试析《名利场》杨必译本语言和意识形态的再创作《名利场》是法国作家巴尔扎克的代表作之一，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是极为重要的作品之一。
而杨必译本则是对《名利场》的一种再创作，这种再创作涉及到了语言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变革。
本文将从语言和意识形态两个方面，对《名利场》杨必译本的再创作进行分析。
语言方面的再创作在《名利场》的杨必译本中，可以看到一些对原著语言的再创作。
比如，在翻译人物的名字时，杨必译采用了注音的方式，这种方式能够更加准确地表达人物名字的发音。
此外，在翻译地名和机构名时，杨必译也采用了直译的方式，使得读者更容易理解原著中的内容。
在翻译时，杨必译还使用了一些生动的口语化表达，让原著的内容更加易于理解。
另外，杨必译在翻译中还进行了一些文化的调整。
以原著中的“娼妓”一词为例，在杨必译本中翻译为“小姐”，这样翻译既避免了“娼妓”一词在中国文化中的负面含义，又能更好地传达原著中的信息。
除了在语言方面进行再创作外，杨必译还对原著的意识形态进行了变革。
在原著中，巴尔扎克强调了财富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和权力的作用，而杨必译则更多地关注了人物的情感变化以及对社会现实的抨击。
例如，在杨必译的翻译中，对女性形象的刻画更加细致入微。
原著中的女性形象多为无能为力的被动者，而在杨必译本中，女性的形象更加强大，他们展现了自己的精神和爱情，反映了现代中国女性日益增长的自我意识和独立性。
此外，杨必译在翻译中还增加了对现代社会的批判。
他深入阐述了社会的黑暗面和现代社会的问题，如社会不公、贫富分化、道德沦丧等。
这些对现代社会问题的反映，是原著中所缺乏的。
结论总体来说，杨必译对《名利场》的再创作，对原著进行了一些试图让作品更加适应现代中国社会的修改。
这种再创作不仅在语言上进行了调整，还涉及到了作品的意识形态方面。
通过这种再创作，读者可以更好地理解和接受原著，同时也更好地反映了现代中国的文化特征和社会变革的历史背景。
批评性话语分析篇一：批评性话语分析● 杜 婷批评性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DA）是20世纪70年代末期语篇分析领域发展起来的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
1979年R.Fowler、B.Hodge、G.Kress和T.Trew出版了《语言与控制》（Language and Control）一书，提出批评语言学的分析方法，旨在通过对大众语篇的分析，来揭示意识形态对语篇的影响和语篇对意识形态的反作用。
①在分析方法上，批评性话语分析坚持以M.A.K.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法作为分析工具，通过观察语言特点和它们生成的历史背景来解释语言结构背后的意识形态意义，进而揭示语言、权利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
其主旨是要透过语言形式来揭露意识形态对话语的影响，以及话语对意识形态的反作用。
②随着批评性话语分析研究的深入，新闻语篇作为批评话语分析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今天，以英语为媒介的大众传播媒体日益渗透到国际社会的方方面面，英语新闻每天都在影响着世界舆论。
新闻报道从来就不是绝对客观公正的，许多新闻语篇看似客观公正，实则含而不露地表达了各种意识形态意义，对读者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③本文从情态、直接和间接引语、转换、词汇等角度，考察和揭示美国新闻报道背后起作用的意识形态，进而揭示美国媒体以及主流社会对中国认识的偏差。
文本分析2011年7月23日温州动车追尾事故发生后，国内外各大媒体对这次铁路交通事故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报道。
美国的主流媒体一直宣称其新闻报道客观公正，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本文以《纽约时报》官方网站上的一篇报道为文本，以批评性话语分析理论为基础，从情态、被动语态、直接和间接引语以及词汇等方面分析报道中所蕴涵的意识形态，从而揭示美国主流媒体对中国认识的偏差以及对中国国际形象的颠覆。
1.情态情态主要表达人际功能，分析新闻报道中的情态可以反映出作者的意识形态。
导论语言是我们交流思想的工具,也是我们自身的存在状态。
恪守语言的工具性,是语言学家关注的语言自律性问题;突破语言牢笼,将语言置入广阔的社会历史语境即他律性,是诸如詹明信之类的文学/文化批评家的兴趣所在。
詹明信的《语言的牢笼》⑹是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中的重要典籍。
他在批判英美经验主义语言观和欧陆结构主义语言观的基础上,将上述这两种语言观融合起来,提出了辩证主义语言观,力图彰显语言的“辩证性”。
语言并非中性的“零度写作”,它无法脱离言者所处的社会上下文,并充满了意识形态因素,因此,从语言内部批判到语言外部的意识形态批判是语言本身的逻辑发展之必然,这也顺应了各种后学思想从语言到言语的转向。
詹明信所从事的正是这样一条道路。
其思路因而是从索绪尔语言学起步,然后考察语言学理论在文学中的运用,即俄国形式主义和法国结构主义。
对詹明信而言,语言所构成的文本总是包含乔姆斯基所言的表层结构/深层结构(surface structure/deep structure)或弗洛伊德的显义/隐义(manifest meaning/latent meaning)。
表层结构就是由语言构成的文本,而深层结构则是历史句法(the syntax of history),即政治无意识,语言的深层内涵是意识形态⑺。
这样,语言本身就突破了自身的牢笼而进入到广阔的社会历史语境。
一、建构主义语言模式及其局限性回到问题本身,语言、思想、世界之间的三维运关系到底是如何运作的?语言是我们认识世界的中介,也是我们自身的存在状态。
我们通过语言形成对世界的看法,外部世界也以自身的存在方式丰富我们的语言,这就是语言和世界之间的关系。
至于我们的思维问题,康德已经作了回答,我们的知识有一部分来自于后天,即经验部分;有一部分来自向先天因素,即先验部分,先天和后天的知识部分共同构成了我们的知识,只不过是康德将其研究对象限定在我们先天的知识是如何可能的问题上而已,并没有否认经验部分。
我们的思想就是如此这般的,既有先天因素,又有后天的习得因素。
只有先天因素,就不会有狼孩的产生;只有后天因素,就不会有失语症。
关键的问题在于先天/后天因素产生的机制以及语境问题。
关注先天因素是乔姆斯基关心的生成语法问题;关注后天语境问题是北美语用学的兴趣所在,将两者错综复杂的关系问题化简为前者或后者都无法回应对立面所提出的挑战,也无法形成自圆其说的超理论。
学术界的这种“超级理论”理应成为批判的另一种压制性的总体性霸权话语,这是学术上的假大空现象,是虚无主义。
语言和人类的知识运作呈相同的取向,对于由语言构成的文学现象也是如此。
当然,遮蔽某种视角可以更好地研究另一视角,这是另一问题,否则便是学术上的意识形态问题了。
索绪尔语言学模式之所以在英语世界如此富有魅力,答案很简单,因其简单性和灵活性⑽。
索绪尔语言学本身框架系统及其问题系列本身是十分复杂的,而其基本理念被理解得非常简单和图式化,核心在于其任意性理论,即相关的三个命题:语言不是世界中事物名称的罗列,而是形式差异系统;差异系统为人们使用语言赋予了逻辑先在的必要条件;语言系统尽管经历历史变化,但是,语言系统能够进行共时研究。
尽管这三条原则并非不可分割,但文学/文化理论家们总是按照自身的目的而各取所需。
所以,一些理论家将这三条原则合而为一成为理论上强有力的形式主义,凸显文学/文化文本乃共时、约定俗成的系统之产物,与外部世界没有联系。
有的强调语言的任意性和差异性性质,凸显漂浮的能指(the floating of signifiers),使得语言和世界之间的关系渐行渐远。
而有的则根据语言的任意性提出系统的压制性本质,因此,“索绪尔的理论可以任意解释,历史的或非历史的、系统的或非系统的、个人的或社会的、唯心主义或唯物主义的,依靠你所认同或拒斥的方面,或根据自身的理解对其展开的特定之扭曲”⑾。
所有这些依据的是符号的任意性和系统约束个体即个体成为系统之函项两个概念。
任意性概念可以产生各种不同的使用,从文学作为完全不同的自治的语言体系到将文学的虚假性拓展到所有语言,现实本身因而成为语言诗学的产品。
而系统原则促成了欧洲自二战后盛行的反人道主义(anti-humanism)。
在此理论之下,我们同世界集体关系以及我们个人和个人之间的关系事实上都是超个人(suprapersonal)系统的效果。
在表征和社会生产结构中,任意性关系为权力游戏提供了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的答案,即索绪尔语言学模式为解读后现代语境中各种压制性话语提供了理论支撑。
将索绪尔语言学模式用于当下的文学/文化批评无可厚非,关键的问题是注意其限度问题,詹明信在将语言模式运用在文学/文化批评中并没有充分考量其语言模式的局限性。
这是詹明信留下的盲点。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索绪尔本人警告不要将其理论任意引伸和发挥,他说道,“人类的这样一种习俗,如果我们相信除文字以外向一切人类的其它习俗的类推的话,那么这些其它习俗只能使我们对这种类推的真正本质产生错觉和感到失望”⑿。
施特劳斯将语言学系统用于亲族和经济分析,都不是合适的对象,因为那是有意识的活动。
经济关系同样经不起检验,经济根植于物品及其自然关系,例如,一小块土地的价值与其生产能力有关。
亲族关系和词语本身也不具备可比性,交谈者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用词语而不受约束,而婚姻则不同于对话,结了婚的妇女不能由其父复原到“女儿身”。
再者,语言/言语之间的关系成为主体/结构之间的关系也颇成问题。
语言结构具有高度的稳定性,发展相对缓慢,而政治、经济和宗教结构变动的速度要快于语言结构,语言结构相对稳定,而社会结构则相对不稳定。
言语不受物质约束,是自由的,而其它社会实践则要受到自然资源的影响,人、商品、劳动力等等都不能随心所欲地产生。
这些问题都说明了语言模式和社会实践之间的巨大差异,二者甚至不能同日而语,关键的问题在于,在运用语言模式来分析文学/文化文本时,要充分考量语言模式的限度性。
詹明信的尝试值得借鉴,但也留下了诸多悖论。
比如,关于语言决定论和语言相对论问题,语言到底是否能够建构外部世界?詹明信语焉不详。
作为一个文学/文化批评家,詹明信并不具备分析哲学家对语言分析的严密性,对语言问题的探讨也略显简陋,对于语言模式的局限性也没有给出充足的说明。
所以,詹明信的立场含糊,很难清理出其线索分明的思路,其模棱两可、文字晦涩的行文风格从某种意义上也决定了其理论立场的莫衷一是及其折衷主义。
二、主体与结构三、总体性问题四、马克思主义主导话语及其意识形态的叙事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詹明信用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生产关系这一主导话语来分析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
马克思主义主导话语成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万金油式的话语分析。
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主导话语对有些社会现象有其适存性,但是它并非对任何社会任何特定的问题都具有普遍有效性。
语境不同,分析批判的工具也应该相应转变。
马克思主义主导话语是否有效,应该具体文本具体分析。
过于总体化的马克思主义主导话语毕竟无法解释后现代众说纷纭的精神分裂症式的多元异质话语。
在有些语境中,精神分析话语、女性主义话语、权力谱系学也许更有针对性和具体性。
马克思主义过于总体化的主导话语遭到女性主义等话语批判也绝非偶然现象。
话语分析具备自身的层次性和适存性。
詹明信应该为马克思主义主导话语厘定其有效性的范围。
他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主导话语的同时,又赞同解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的微观叙事。
詹明信所提倡的文学/文化批评是一种辩证式的文学/文化批评,这就是,在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上,吸收迥然不同的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话语理论,从而展开对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批判。
詹明信一方面要坚持总体性立场,另一方面又要吸收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立场,因此,悖论不可避免。
詹明信的理论话语主要集中在由语言构成的文本层面,因而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和批判力量从现实回归到文本层面,最终也无法起到改造世界的目的。
马克思说,哲学家们总是诠释世界,而关键的在于改变世界。
所以,詹明信的辩证批评理论有意无意削弱了马克思主义的激进锋芒和改造现实的巨大作用。
詹明信没有在宏大叙事和微观叙事之间划定边界线,削弱了其理论锋芒。
语言模式对于外部的社会历史语境必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语言本身也具备意识形态,詹明信因而冲破语言的牢笼,展开对话语意识形态的分析,实现了从语言批判到意识形态批判的转变。
意识形态是阶级对话的产物,通过意识形态素(ideologem)体现。
意识形态素是社会之间基本上是敌对的集体话语中最小的意义单位。
任何意识形态无法自行显示出来,需要通过文本叙事表现出来,而叙事文本将意识形态素作为表现对象,意识形态就成了“意识形态素”和叙事文本之间的中介。
任何一个由语言构成的文本都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体现了敌对阶级在文本深处的对抗和斗争。
对于詹明信而言,意识形态理论只能作为阶级话语冲突的符码而存在,这种象征性既为真实决定,又消解了真实。
这和他的历史观如出一辙,历史是存在的,但是我们无法把握,我们只能通过历史事先的文本化来把握,所以,无论是历史观也好,还是意识形态也罢,都只是限定在文本的框架内进行把握。
这和詹明信本人批判的形式主义有何区别呢?也正是因为如此,詹明信只是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和理论模式,将文本和现实拉开了距离,将现实看成无法把握的实体,仅仅在文本之内才能解决,但是,文本和现实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文本实践有助于实现人们的审美活动,通过社会活动改变和改造现实,但其作用的大小应该受到质疑。
詹明信认为阶级概念越来越模糊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阶级界限的模糊不能否认阶级存在的客观性,尽管其存在方式越来越隐蔽,也不能否认其规律,更不能否认阶级存在的理由。
这是詹明信意识形态理论的困境所在。
结束语语言性问题、主体性问题、整体/部分、同质/异质、宏大叙事/微观叙事等问题的纠缠使得詹明信徘徊穿梭在理论的森林中,有点找不着北,找不到一条打通其间的道路。
詹明信始终无法逻辑一致地将其理论融会贯通成一个完整的整体。
而这正显示了其思辨风格,同时也将其弱点暴露无遗,或多或少削弱了詹明信理论的锋芒。
但这也许正是詹明信所希冀的风格,不给出问题的答案,只提出问题给人思考。
一种多向度的社会批判理论能够提供对对社会现实之间不同层次与领域的相对自主性的分析,从而使其相互作用形成特定的具体分析方法。
辩证理论能够将各种社会现象彼此联系起来,一方面能够揭示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和动因如何使得各种现象产生;另一方面也使得我们能够通过剖析特定的社会想象从而了解广泛的社会力量。
多向度的社会批判理论强调每一向度的相对自主性,允许从不同视角来探讨社会现实领域,揭示其构成及其运作。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这是詹明信多重视角的辩证思维留给我们的一笔丰厚财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