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百花文学_的突破与无奈

收稿日期:2005-08-10作者简介:田昊然(1982-),女,河南许昌人,郑州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百花文学”的突破与无奈田昊然(郑州大学文学院,河南郑州450001)摘　要:1956年到1957年,中国文坛上出现了“百花文学”,对当时“风格一律”的一体化文学创作规范进行了挑战,取得了重大的突破。但由于政治环境的不稳定,“百花文学”无论是在创作主题的拓展方面还是艺术形式的表现方面都存在着局限。关键词:百花文学;突破;局限中图分类号:I207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701(2005)05-0166-03 1956年“双百方针”提出后,一批作家以《人民文学》为主阵地发表了一系列“干预生活”、“写真实”、“写人情”的文学作品,被称为“百花文学”。在当时文学、政治一体化的时代背景下,短暂的“百花文学”犹如一颗流星划过天际。它虽疾逝而过,但毕竟留下了自己的轨迹。这批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带有“异质”特征的作品,其创作者主要是当时的一些青年作家,即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走上文学道路的年轻人,如王蒙、刘宾雁、刘绍棠、公刘、邵燕祥、李国文、流沙河、从维熙、陆文夫、耿龙祥等。他们在革命中获得一种政治信仰和生活理想;也接受了一种有关未来社会的美好图景的许诺。但在这之后,他们逐渐觉察到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并在新的思想形态和社会制度中看到裂痕和污垢。而个人和社会之间的矛盾,也未如他们原先想象的那样消失。这使他们惶惑,也使他们痛苦,于是希望表达这种复杂的体验成为其共同的渴求。一、“百花文学”出现的社会背景从国内来看,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胜利完成,使毛泽东对中国基本情况的估计有了变化。他认为,由于所有制、生产关系的改变,政治形势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于是作出了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的论断,要求把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这种形势下,动员知识分子参与到宏伟的建设事业当中去,成为首先考虑的问题。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他认为,知识分子经过参加社会活动、政治斗争,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思想改造,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可以信赖和依靠的对象,其政治思想状况已经有了根本的变化。国际上,首先是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特别闭幕大会”上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猛烈批判,引发了社会主义国家对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普遍批判。苏共二十大也促使中国的决策层检讨了自己工作中的失误。再从文学艺术的情况来说,当时苏联的“解冻文学”潮流对中国作家产生的影响是明显而直接的。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基本上结束了对文化领域的严格控制,文艺工作者重新获得言论自由,他们反对粉饰生活的“无冲突论”,反对回避真正的、严酷的真实,反对无原则地浮光掠影地反映生活,反对轻率地服从于文学高于生活的创作原则而忽视文学自身的价值。《区里的日常生活》、《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解冻》、《不单是为了面包》等作品对苏联的官僚主义和斯大林时代对人性的极度不尊重的状况展开了最强劲的攻势,这批极具震撼力的作品在苏联被争相传阅的同时,也给中国文艺界带来了震动。于是,“五四”时期作家的“启蒙”责任和“文人”意识被重新唤起。面对僵化麻木、一片赞扬与歌颂的文坛现状,中国作家心中积郁已久的思考和忧虑似乎要一吐为快。人心所向,大势所趋,1956年4月28日,当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科学问题上百家争鸣”时,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兴奋而热烈的,甚至有一种“再度解放”的感觉。尽管知识分子承受着政治环境下心理压抑的巨大痛苦,但他们却不可能完全放弃精神上的超越性追求。政治环境略显松动之后,他们的独特思想、个性话语便不失时机地融入到文学创造之中。他们从苏联同行那里接过“写真实”、“干预生活”、“写人性”的口号,创作出了一批在

661 中共郑州市委党校学报2005年第6期(总第78期)JournalofthePartySchoolofCPCZhengZhouMunicipalCommitteeNo.6,2005(Sum,78) 文史哲研究特定历史条件下带有“异质”特征的作品。二、“百花文学”的突破“百花文学”相对于整个“十七年文学”而言,突破在于:第一,重新召唤起了当代已经衰微的作家的批判意识。要求创作敢于大胆正视人民内部矛盾,加强其现实政治的“干预性”,更多负起揭发时弊、关切社会缺陷的责任,突破了“无冲突论”的禁锢,给一味高唱颂歌的文坛带来了“异样的”声音。这些“百花时代”的“叛逆者们”看到了社会的矛盾和裂痕,认为作家有责任呼喊一种对现实的清醒态度,也有必要接续、发扬中国新文学传统的那种批判现实的精神。他们高声疾呼文学要“干预生活”、“写真实”。正如黄秋耘所说:“作为一个有着正直良心和清醒理智的艺术家,是不应该在现实生活面前,在人民的疾苦面前心安理得地闭上眼睛,保持缄默的。”[1]1956年春天,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鼓舞下,“干预生活”、“写真实”还不是一个令人生疑的口号。当时包括中国作协的领导层都在热衷于谈“揭露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人们对“无冲突论”,对“粉饰生活”感到厌烦、不满。“干预生活”即需要以“勇敢”、“不畏惧”的态度接触到新社会内部的矛盾和阴暗面。“真实”在他们眼里,指的是当时的文学作品中粉饰和掩盖的东西。对这一切的揭露则需要作家自觉的立场、干预和抨击的勇气及作家以文学为手段去创造生活的目的性。批判生活是他们的理论和创作思考的中心命题。这一方面根源于他们对人类社会发展状况的基本把握;另一方面也源于他们对现实生活的考察,这种考察往往是个体的经验性的感受。当然,“他们的批判现实并不出自对一个普遍理性的理想社会的根本怀疑,也不是怀疑他们献身的通过革命所要实现的目标。他们怀疑的是对未来的不负责任的虚幻许诺,以及对理想社会已经或即将降临的描述”。[2]1956年到1957年期间,《人民文学》上发表了一系列猛烈批判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小说,小说描述了一群理想主义的、有才干的年轻人,他们怀着共产主义理想与冷漠无情的、无效率的、谨小慎微的官僚分子战斗。如刘宾雁的《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等,两篇小说揭开了“百花文学”的序幕。不久,大量矛头直指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文学作品相继涌现,其中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最为突出。这些作品大多表现的是投身革命的青年知识者与老资格的领导者的关系和矛盾。这是“五四”以后,小说中“孤独者与大众”的主题的延续。坚持“个人主义”的价值决断的个体,他们对创建理想世界的革命越是热情、忠诚,对现状的观察越是具有某种洞察力,就越是走向他们的命运的悲剧,走向被他们所忠诚的力量所抛弃的结局,并转而对自身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产生无法确定的困惑。他们只能在“知音”那里得到理解和慰藉,而想用自己的力量改变环境的努力最终被发现是无济于事的。第二,文学向“艺术”、向“人性”回归,摆脱加在人们身上过多的社会政治负累。通过对私人情感空间的开掘,对当时国家意识形态话语形成突围姿态。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作家的写作行为是发生在国家的公共空间而不是在个体的私人空间。政治生活、公共空间对私人空间的侵占和剥夺,使人们对爱情、个人情趣的描写成为禁区,忧愁哀伤、彷徨苦闷更是必须抛弃的小资产阶级情绪。“五四”文学所提倡的“人性”、“人道主义”、“人的文学”等已成为一种历史记忆。“人民文学”、“文学为工农大众服务”、“文学应反映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诉求”等成为一种新的时代声音,并且这种声音日益成为时代共鸣音。然而,随之而来的却是“人”与“自我”的日趋失落,个体生命的存在不再具有独立的价值和意义。如何重拾被摒弃、遮掩了的情感真谛,在意识形态化的叙事背后正视普通人的生命情感轨迹,成为一个令人关注的话题。“双百方针”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对题材的禁忌,政治气候相对缓和,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开始复苏。复活“五四”精神,写出真实的“自我”,成为知识分子作家们内心的渴望。在这方面,写得较好的是一群涉笔情爱领域的作家,他们以大胆的笔触触及了“情爱”这一建国初期创作题材的禁区,并通过对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的探索承接了“五四”时期此类题材作品的主题———揭示人性,如宗璞的《红豆》、邓友梅的《在悬崖上》、丰村的《美丽》以及陆文夫的《小巷深处》等。这些小说虽然并未完全突破“十七年文学”的政治模式,但和那些先进模范结合型的小说相比较,已是一个重大的进步。它们所闪现出的找回失落的人性,进行独立人格建构的光芒足以使其占据“十七年文学”中的一个显著位置。第三,叙事态度的变化,体现在知识分子角色的转变上。从“五四”时期到建国初期,知识分子经历了一个角色转变过程。“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是“救世者”的形象,他们大多充当着文学作品的主角,作者往往在文学作品中不遗余力地批判具有封建落后性和国民劣根性的农民阶层,可接踵而来的革命战争使知识分子很快便认识到了好似“匕首投枪”的文章决不能代替真正的“枪杆子”。在现实中他们由对文化批判的价值力量产生的怀疑衍化为对自身价值的怀疑,761田昊然:“百花文学”的突破与无奈 文史哲研究再加上鼓舞士气的现实需要,于是转而歌颂革命军队的主要依托者———农民,农民开始越来越多地成为小说的主角。为了使这些作品取得更好的宣传效果,作家们甚至以牺牲文学性去迁就农民的审美习惯。同时,知识分子所具有的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动摇性被看作是革命取得胜利的不利因素,他们开始受到批判及被督促着进行自我批判。知识分子的角色完成了由“救世者”到“被救者”、“被改造者”的转变。在第一次文代会上,周扬的报告就指出“民族的、阶级的斗争与劳动生产成了作品中压倒一切的主题,工农兵群众在作品中如在社会中一样取得了真正主人公的地位。知识分子一般地是作为整个人民解放事业中各方面的工作干部,作为与体力劳动者相结合的脑力劳动者被描写着。知识分子离开人民的斗争,沉溺于自己小圈子内的生活及个人感情的世界,这样的主题就显得渺小与没有意义了”。[3]建国初期,工农兵更被要求成为一切作品的主角,正如何其芳所说的“在这个新的时代,在为人民服务并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新方向之下,中国的一般文艺作品必然要逐渐改变为以写工农兵及其干部为主,而且那种企图着重反映这个伟大时代的主要斗争的史诗式的作品也必然要出现代表工农兵及其干部的人物,并以他们为主角或至少以他们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为主角,而不可能只以小资产阶级的人物或其他非工农阶级的人物为主角”。[4]知识分子作为小资产阶级形象被认为要少写,即使写,也要批判地写,否则作家本人就会受到严厉的谴责和批判,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于是知识分子从绝大多数文艺作品中消失了。在“百花文学”中,知识分子形象凸显,许多作品都以知识分子作为主人公,如《本报内部消息》中的黄佳英,《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中的林震,《在悬崖上》中的青年技术员,《红豆》中的江玫等。这一方面与百花时期知识分子的价值被重新发现,知识分子受到重视和起用有关,另一方面由于知识分子在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中,自我意识开始复苏。这些作品所探讨的也都是知识分子的内心矛盾和情感世界。如《红豆》中的主人公江玫,虽已成为“党的工作者”,但在那细致哀怨、缠绵无尽的情感回忆中,她往往情不自禁地迷失了自己。尽管这是矛盾的,却更符合生活情理。在工农兵形象高于知识分子形象、对于行动、斗争的表现优于个人的情感和内心刻画的“十七年文学”中,这些描述无疑是种突破。作品中还有些细节特别值得注意,如《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中主人公林震始终带着小说《拖拉机站站长与总农艺师》,刘世吾冷漠麻木的心惟有沉浸在小说中才能闪现出一丝感情的火花,这种不是靠党、靠群众而是靠书籍来获取精神力量的细节在以往的小说中是不多见的,因而在歌颂工农兵的时代具有独特的存在价值。三、“百花文学”的无奈由于“百花文学”的短暂,使其在思想和艺术上还有很多局限及不成熟之处:一是有些作品中对反面人物的描写是极其轮廓化的,没有细致入微的刻画。如《在桥梁工地上》的罗立正仅是一个抽象的官僚主义者的符号而已,这个人物缺少更丰厚的意味,难以给读者留下长久性的审美愉悦。二是有些作品仅仅揭示了一些反面人物,而对这些反面人物赖以生存的社会体制缺乏必要的反思和批判。如《本报内部消息》中,总编辑陈立栋通过使下属对自我价值的怀疑来达到对报社的控制。马文元因曾长期生活在白区,解放后在干部队伍中常有自卑感,陈立栋也正利用了这一点,终于将马文元的自卑感推向了极致,从此,马文元逐渐习惯了以主编的思想思考问题,他的“自我”被压抑了。而对人的自我的绝对压制是官僚主义政治体制畅行的一个前提。但作品中只将个体的压抑归咎于一些具体的人和事,而未能深入一步对其身上无形的压迫有所探寻。三是“百花文学”的作家们过于直白地表达自己对某一社会问题的见解,过于急切地希望能以文学作为推动社会进程的武器。他们往往仅止于对官僚主义等社会问题本身的阐释,虽然有些作品也触及到了“人性”、“人情”这些人道主义的重要范畴,但对于在官僚主义思想侵蚀下的人的变异、非人性化历程挖掘得不够。如《田野落霞》对社会问题的揭示虽有一定的深度,但作品的创作主题较单一。杨红桃在精神上虽然是高金海的受害者,但她控诉得最多的还是高金海政治上的堕落。《在桥梁工地上》,充盈作品字里行间的是政论式的激情,而缺少文学的感伤情怀,而后者恰恰是作品能经受时间洗涤、散发文学魅力的关键所在。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对作家自由话语权的长期束缚和限制,使其在面对文学规范相对松懈时,急于表达自己积压已久的思想、感情,而忽视了在艺术上的锤炼。另一方面由于中国作家对人道主义思想还未有一个真正全面的理解和认识。长期以来,人道主义被简化为主权意识及无产阶级的阶级感情,它命题中的其余丰厚的内涵被搁置起来,因此对社会阴暗面的揭示大多局限于政治思想领域的批判,对文学创作主题的拓展也是有限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那样一个“乍暖还寒”的“早春”天气,开放性的思维和环境毕竟是有一定限度的,加上“胡风运动”刚刚成为一种历史记忆,尤其是整个大的社会政治语境并未改变,有些作家仍怀有顾虑,(下转第171页)861田昊然:“百花文学”的突破与无奈 文史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