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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915年9月《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新文化运动即以此为开始。
1919年借五四运动的大势，将整个新文化与新文学推向高潮。
《新青年》大力倡导民主与科学。
主要从两个方面推进思想启蒙运动：a、重新评判孔子，抨击文化专制主义，倡导思想自由。
B、广泛引进和吸收运用西方文化。
二、1918年4月，胡适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以“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来概括文学革命的宗旨，意在将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结合起来，扩大文学革命的影响。
三、学衡派：以1922年9月在南京创办的学术性杂志《学衡》而得名，主要代表人物为梅光迪、胡先啸、吴宓。
多受当时带保守和清教色彩的新人文主义的影响，主张依靠伦理道德的理论来凝聚中国。
宗旨为“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主要研究和为维持传统文化。
与新文化相反，站在了时代主潮的对立面去了四、文学研究会：文学研究会：（矛盾）沈雁冰，王统照，（叶圣陶）文学研究会：1921 年1 月，北京。
周作人，郑振铎，叶绍钧等12 人。
会刊：《小说月报》。
文学研究会丛书。
宗旨：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
注重文学的社会功利性，被看做“为人生而艺术”的一派，现实主义的一派。
以人生和社会问题为题材，倾向于19 世纪俄国和欧洲的现实主义。
五、创造社：1921年6月在日本东京正式成立。
代表人物有郭沫若、张资平、郁达夫、成仿吾、田汉、穆木天等。
受欧洲启蒙主义与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同时受到“新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
初期主张“为艺术而艺术”强调文学必须忠实的表现作者自己“内心的要求”，讲求文学的“全”与“美”，推崇文学创作的“直觉“与“使命”，比较重视文学的美感作用。
同时，她们又重视表现“时代的使命”，对旧社会“不惜加以猛烈热炮火’.作品大都侧重表现自我，带浓厚的抒情色彩，直抒胸臆和病态的心里描写成为他们表达内心矛盾和对现实反抗情绪的主要形式。
六、周作人：“五四”时期最有影响力的理论先导者和批评家之一，以“人的文学’来概括新文学的内容，标示新文学区别就文学的本质特征。
国民政府的中央研究院1949年迁台始末中研院是国民政府“最高学术研究机关”，1928年6月9日在上海成立，首任院长蔡元培。
总办事处设在南京，研究所在南京有气象所、天文所、自然历史博物馆、社科所、地质所、史语所，在上海有物理所、化学所、工程所，心理所在北平。
有人曾这样评价当时的中研院：“生物组接近世界最高水平，数理组与世界顶尖水平不相上下，人文组几乎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中研院评议会于1935年6月成立，至1948年9月的1 3年间，成立了三届评议会，遴选了第二任院长人选，设立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奖，改选了各届评议会聘任评议员。
尤其是在1948年，本着“公平公开”的原则，经过评议员几轮投票，选出了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完成了国家科学院以院士为构成主体的学术体制建设。
盛宴惊雷1948年4月1日，中研院正式公布了81位首届院士名单。
最长者为83岁的吴稚晖，最年轻的是37岁的陈省身，皆为国中望重之士。
如数理学组微分几何的开拓者苏步青，微分几何的奠基人陈省身，国际公认的数论权威华罗庚，在临床生化、免疫化学、营养学以及氨基酸等方面有重要贡献的吴宪，有机化学的微分析奠基人庄长恭，对于地质学和古生物学贡献卓越的李四光、翁文灏、杨锺健、章鸿钊等，中国气象学与气候学的创始人竺可桢，中国最有名的桥梁专家茅以升，研究制碱堪称世界一流的化学工程师侯德榜等；生物学组有我国药理学研究的创始人、以研究麻黄素闻名的陈克恢，体质人类学家吴定良，生物学家童第周等；人文组有哲学家冯友兰、金岳霖、汤用彤，政治学家萧公权、钱瑞生，其中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当选的有史学家陈寅恪、傅斯年，语言学家李方桂、赵元任，考古学家李济、梁思永、董作宾等人。
1948年9月23日上午10时，“国立中央研究院成立第二十周年纪念会暨第一次院士会议”在南京鸡鸣寺中研院礼堂举行。
蒋介石在阴雨朦朦中前来主持典礼，政府要员何应钦以及教育界名流张伯苓、吴贻芳等也参加了开幕礼。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笔记第一个十年（1917——1927）文学革命——文学背景：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政治小说风潮，林译小说。
发生标志：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
提出八事须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评价：1.是在对中西文学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的深入认识，对文学发展规律的总结，符合世界文学发展的趋势。
2.以形式为重点，强调文学内容与形式的双重改革。
陈独秀发表措辞强烈的《文学革命论》，坚定文学革命的立场。
提出三大主义作为文学革命的征战目标：曰推到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
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
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1922年与学衡派的论辩。
学衡派：1922年9月，南京创刊《学横》。
梅光迪，胡先骕，吴宓。
文化保守主义者，受保守和清教色彩的新人文主义影响。
相信靠伦理道德凝聚中国。
宗旨：“昌明国粹，融化新知”。
学术文化的进步依赖少数精英分子，反对的社会变革，站到时代主潮的对立面去了。
稳健的文化抉择。
基本点是否定文化与文化转型的突变形式，否定革命的逻辑的。
鲁迅《估学横》，批驳。
文学革命实绩：1。
白话文的推广。
2.外国文学思潮的涌入与新文学社团的风气，思想大解放局面。
3.文学理论建设取得初步的成果。
意义：文学观念：否定传统文学思想，表现人生，倾向于反映人生，时代的积极文学思想。
文学内容：现代民主主义，人道主义思想，觉醒的时代精神。
语言和形式：摈除文言文和传统文学格式，用白话写作，吸收运用外国多样化的文学样式，表现现代生活，接近人民大众，世界文学发展的联结，民族特色，崭新的现代文学语言和文学形式。
新文学社团的建立，标示：新文学运动从少数先驱者破坏旧文学，转为大批文学生力军建设新文学。
文学研究会：1921年1月，北京。
周作人，郑振铎，（矛盾）沈雁冰，王统照，（叶圣陶）叶绍钧等12人。
核心阅读郑振铎是一名“殉道者”，他的“道”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灿烂文化与奋斗不息的历史。
郑振铎是一位“疏狂者”，他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始终“疏狂”着。
为了从侵略者的魔爪之下抢救与保护中华民族的古典文献，他耗尽了全部心血。
他说：“虽所耗时力，不可以数字计，然实为民族效微劳，则亦无悔！”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郑振铎的身份似乎有不少：教授、编辑、作家……毕竟著名的学术专著《文学大纲》《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俗文学史》等均出自于他的手下；又毕竟中外闻名的大型刊物《小说月报》《文学》《文学季刊》等均出版于他的麾下；更毕竟《桂公塘》《海燕》《战号》等脍炙人口的小说、散文、诗歌也均呈现于他的笔下……然而，在八年的抗日战争期间，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始终以沦陷区上海为“根据地”的郑振铎，其真正的身份又是什么呢？教授？―他已无书可教了；编辑？―他也无书可编了；作家？―他更无书可写了！他曾经引用清代爱国人士龚自珍的一句诗“狂胪文献耗中年”，来概括自己该时所从事的唯一一项工作，来概括自己该时那酸甜苦辣的心情。
“胪”，在古代汉语中的意思是陈列、陈序，这里引申为收藏和保护的意思。
也就是说，为了从侵略者的魔爪之下抢救与保护中华民族的古典文献，他耗尽了自己的全部心血。
老友叶圣陶称赞他永远“充满着激情和活力”，学生们则异口同声地盛誉他为“宋江式的人物”。
“我不能逃避我的责任”郑振铎爱好古籍，已似乎成为了他的天性，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余聚书二十余载，所得近万种。
搜访所至，近自沪滨，远逮巴黎、伦敦、爱丁堡。
凡一书出，为余所欲得者，苟力所能及，无不竭力以赴之，必得乃已。
典衣节食不顾也。
故常囊无一文，而积书盈室充栋。
”然而，这一切的一切全都发生在―也只能发生在―没有战争与硝烟的“和平”年代。
自从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役打响之后，上海很快便成为了地狱―郑振铎就职的暨南大学毁于侵略者的炮火；郑振铎寄存在虹口开明书店的上万册古籍化作了一片灰烬！更有甚者，则是大批文化人士的被捕与罹害―《社会日报》的负责人蔡均徒、沪江大学的校长刘湛恩、《大美晚报》的记者张似旭、暨南大学的教师平祖仁……还有从事救亡工作的茅丽英女士、著名的大律师郁华先生等等，均一一被杀害了；就连鲁迅先生的夫人许广平也没能逃脱魔爪，被日本宪兵队捕去，关押了整整76天！郑振铎的日子同样也不好过，因为在各种抗日救亡的活动中，他始终是积极分子―他担任了“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理事，以及后来成立的“文艺界救亡协会”临时执行委会的委员；他被推选为“上海编辑人协会”和“上海战时文艺家协会”的负责人；他与著名教授许地山、瞿菊农等人，发起组织了“中国非常时期高等教育维持会”；他积极参与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复社”以及“社会科学讲习所”等秘密组织的活动……作为一名文人、一名资深的编辑家，他更将自己的精力投入到报刊的创办与书籍的出版工作当中―他与张志让等人联合创办了《中华公论》杂志；不久又与《世界知识》《妇女生活》《国民周刊》等联合，编辑出版了《战时联合旬刊》；他还参与了由郭沫若任社长的《救亡日报》的创刊工作，成为编委会的主要成员之一；孤岛时期，他更是参与领导了《鲁迅全集》与《西行漫记》的出版工作，并于其后成立了“上海作者协会”，编辑与出版了《鲁迅风》杂志和《大时代文艺丛书》……郑振铎的名字终于进入了敌伪的黑名单―最初是以巨额支票进行利诱，其后则干脆派出特务跟踪与监视。
“史料学转向”：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新发动”作者：马天娇金宏宇来源：《江汉论坛》2020年第10期摘要：近年来，史料工作日益受到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的重视，“史料学转向”的呼声甚高。
作为一种引人注目的学术“新发动”，“史料学转向”的内涵所指和方法路径主要有三：其一，转向史料（学）研究，开始具有自觉的史料意识并在借鉴中西史料学技艺基础上转向史料及史料学的研究;其二，转向新史料研究，除了一般意义上新史料的发掘之外，主要是史料边界的拓展和方法的拓新;其三，转向实证性研究，即整个现当代文学研究倾向和治学风气开始向实证传统回归。
“史料学转向”有助于夯实学科基础，拓宽研究版图，反拨空疏学风，标志着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范式调整和格局重构。
关键词：现当代文学;史料学转向;“新发动”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现代文学名著异文汇校、集成及文本演变史研究”（17ZDA279）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20）10-0084-06在学术研究中，一种新观念的提出，会带来研究视野的改变或产生一种新的框架效应。
“史料学转向”这一概念的出现，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而言，也正有这样的作用。
以往主流的现当代文学研究对于史料的重视多半止于其“资料”或“材料”价值;后来有学者提出“古典化”、“历史化”或“史学化”的构想，主要无非是对于古典文学和史学研究的规范、成熟的学风和方法的追慕。
而“史料学转向”这种新的观念表达，则很好地勾连了史料学与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深层关系，它不仅造成了新的学术话题，更可能带来一种真正的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认知革新和学术“新发动”。
一、“史料学转向”：现象及概念1990年代，随着社会形态、思想意识的变迁，整个学界呈现出“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的倾向，理论的建构与争鸣让位于学术化传统的赓续，重视史料爬梳、“从史料再出发”的学术趋势初现端倪，甚至有人提出“回到乾嘉去”的口号。
中国现当代文学复习资料一、需要背诵的诗歌雪花的快乐假如我是一朵雪花，翩翩的在半空里潇洒，我一定认清我的方向——飞飏，飞飏，飞飏——这地面上有我的方向。
不去那冷寞的幽谷，不去那凄清的山麓，也不上荒街去惆怅——飞飏，飞飏，飞飏——你看，我有我的方向！在半空里娟娟地飞舞，认明了那清幽的住处，等着她来花园里探望——飞飏，飞飏，飞飏——啊，她身上有朱砂梅的清香！那时我凭借我的身轻，盈盈地，沾住了她的衣襟，贴近她柔波似的心胸——消溶，消溶，消溶——溶入了她柔波似的心胸死水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清风吹不起半点漪（yī）沦。
不如多扔些破铜烂铁，爽性泼你的剩菜残羹。
也许铜的要绿成翡翠，铁罐上锈出几瓣桃花；再让油腻织一层罗绮，霉菌给他蒸出些云霞。
让死水酵成一沟绿酒，漂满了珍珠似的白沫；小珠笑一声变成大珠，又被偷酒的花蚊咬破。
那么一沟绝望的死水，也就夸得上几分鲜明。
如果青蛙耐不住寂寞，又算死水叫出了歌声。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这里断不是美的所在，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看它造出个什么世界。
沙扬娜拉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象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道一声珍重，道一声珍重，那一声珍重里有蜜甜的忧愁——沙扬娜拉！断章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致橡树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我如果爱你——绝不学痴情的鸟儿，为绿荫重复单调的歌曲；也不止像泉源，常年送来清凉的慰籍；也不止像险峰，增加你的高度，衬托你的威仪。
甚至日光。
甚至春雨。
不，这些都还不够！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做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
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
每一阵风过，我们都互相致意，但没有人听懂我们的言语。
你有你的铜枝铁干，像刀，像剑，也像戟，我有我的红硕花朵，像沉重的叹息，又像英勇的火炬，我们分担寒潮、风雷、霹雳；我们共享雾霭流岚、虹霓，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身相依，这才是伟大的爱情，坚贞就在这里：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脚下的土地。
关汉卿研究的百年评点与未来展望（徐子方）| [<<][>>]【内容提要】近代意义上的关汉卿研究始于20世纪初，以新中国成立和“文革”结束为标志可分为三个时期，至新旧世纪交替时已在生平考证、作品整理、戏剧理论研究等方面取得了扎实的成就，为“关学”的建立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但由于种种原因，进入21世纪后课题研究已难深入，迫切需要在指导思想以及研究方法等方面来一次根本性的变革。
【关键词】20世纪/关汉卿研究关汉卿乃元代剧坛最多产也是案头、场上兼擅的书会才人，至今仍是“文艺评论界公认的中国最伟大的戏剧作家”[1]。
20世纪以来，对其生平创作进行系统探讨一直是中国戏曲史、文学史研究的热点之一。
就涉及内容而言，一般可分为总论、生平考证、作品分析三大类。
根据时代转换、研究方式和成果特色的不同，又可分为三个时期。
未来的研究将会在此基础上展开。
第一时期：20世纪初至1949年。
研究论题已涉及目前所能达到的诸多方面，并初步形成规模，但主要体现在文学史教科书的有关章节和报刊的专题论文之中，作品集成与专著尚未出现。
在关汉卿研究史上，最早也最引人注目的论题是总论，其核心问题是怎么看待关汉卿在戏曲史和文艺史上的地位，亦即历史定位问题。
近代意义上的学者涉猎此题以清末光绪三十三年(1907)黄人撰写《中国文学史》（国学扶轮社，1909年）为最早，而以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商务印书馆，1915年）、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北京朴社，1932年）、陆侃如、冯沅君《中国文学史简编》（开明书店，1947年）最具代表性。
特别是王国维的著述，虽非关汉卿研究专论，但他在翔实的历史考论基础上引入西方近代美学理论评说关作，认定其“一空倚傍，自铸伟词，而其言曲尽人情，字字本色，故当为元人第一。
”[2]从而根本上推翻了明初朱权以来的贬关论点，为20世纪关汉卿研究定下了基调。
最早的有关专题论文作者为日本学者青木正儿。
他在1921年发表于《支那学》第1卷第6期的《元代杂剧的创始者关汉卿》开了这方面的先河。
中国现当代文学名家及其作品【鲁迅】（1881-1936）原名周树人，字豫才，鲁迅是笔名，浙江绍兴人。
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新文学运动的伟大旗手。
他的作品对中国人民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他曾留学日本，后弃医从文，意在改变国民精神。
他曾在北大、北女师大任教。
1927年起定居上海，完成了由民主主义者向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伟大转变。
鲁迅一生著、译近1000万字，其中杂文集17本、小说集3部、散文和散文诗集各1部。
先后选入教材的有：小说《社戏》、《故乡》、《孔乙己》、《药》、《祝福》、《阿Q正传》；散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藤野先生》；杂文《记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记念》、《“友邦惊诧”论》、《论雷峰塔的倒掉》、《呐喊自序》、《拿来主义》、《文学和出汗》、《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灯下漫笔》（节选）等。
【周作人】（1884-1967）浙江绍兴人，现代散文家，“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五四运动时期提倡“人的文学”，30年代和林语堂一起倡导“闲适幽默”小品，著有《自己的园地》、《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等。
【柳亚子】（1887-1958）江苏吴江人，现代著名诗人，工于旧诗，尤长于七言，诗词具有爱国精神。
【胡适】（1891-1962）字适之，安徽绩溪人。
现代作家、学者。
早年留学美国，回国后任北大教授，五四初期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是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人物，影响很大。
曾在古代文学史、哲学史方面做过一些开创性工作。
主要作品有《胡适文存》。
【刘半农】（1891-1934）江苏江阴人，现代文学家、语言学家。
著有诗集《扬鞭集》和《回声实验记录》等专著。
【郭沫若】（1892-1978）原名郭开贞，沫若是笔名，四川乐山人。
现代作家、诗人、戏剧家、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
曾留学日本，后弃医从文，回国后组织“创造社”，开展革命文艺运动。
大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致力于中国古代史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文联主席、中科院院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闻一多简介闻一多（1899—1946）原名闻家骅，又名亦多，字益善，号友山，亦号友三，后改名闻多、闻一多。
浠水县巴河闻家铺人。
著名诗人、学者。
1909年入武昌两湖师范附小，1913年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
在校期间，担任《清华月刊》、《清华月报》的编辑工作，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和文学创作活动。
1922年赴美，先后入芝加哥美术学院、丹佛阿罗拉多大学、纽约艺术学院学画，同时致力于诗歌的研究和创作，写了不少爱国思乡的作品。
1925年回国，任职、任教于北京艺术专科学校和北京大学。
1926年任《晨报》副刊《诗镌》编辑。
1927年应邓演达之邀回汉，在北伐军总政治部负责宣传工作。
同年秋到上海办新月书店，并任《新月》编辑。
次年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
1930年转任青岛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
1932年应聘清华大学，任中国文学系教授。
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他积极参加，发表演说，支持学生爱国抗日运动。
抗战开始，清华和北大、南开等大学组成西南联合大学，他随校迁往昆明。
在西南联合大学期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并当选为民盟中央执委、《民主周刊》社社长等职务。
抗战胜利后，他更加积极参加和支持学生爱国运动。
1945年12月1日，昆明发生镇压学生爱国运动的“一二·一”惨案，他亲自为死难烈士书写挽词：“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出殡时，他拄着手杖走在游行队伍前列；同时撰写了《“一二·一”运动始末记》，将惨案的真相大白于天下。
1946年7月15日，昆明各界为遭国民党特务杀害的爱国进步人士李公朴先生举行追悼大会。
在会上，他慷慨激昂地痛斥国民党蒋介石发动内战；会后遭国民党特务杀害。
闻一多早年参加新月社，主张新诗格律化，发表了许多有影响的新诗，后主要从事《楚辞》、《诗经》、《周易》等学术研究，成为著名学者。
其主要著作有诗集《红烛》、《死水》，学术著作有《楚辞校补》、《怎样读〈九歌〉》、《乐府诗》等。
１９２３年前后，商务印书馆汇集了一大批文学研究会会员，如沈雁冰、郑振铎、叶圣陶、胡愈之、顾颉刚、王伯祥、周予同、谢六逸，等等。他们继承“五四”文化思潮中“独立的思想和自由的精神”，为了摆脱社会的摧残、书店的剥削和商务当局的牵制，就纠集同好，每人每月出１０元钱，集资出书，促进和推动新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繁荣发展。这个想法很快就得到了郭绍虞、朱自清、俞平伯、耿济之、陈乃乾、严既澄、潘家询、吴颂皋、陈万里、陈达夫、常燕生等一大批学者的赞同，于是就在１９２３年１月成立了上海朴社。发起人为沈雁冰、郑振铎、叶圣陶、胡愈之、顾颉刚、王伯祥、周予同、谢六逸、陈达夫、常燕生，共十人，顾颉刚任会计。社名“朴社”是周予同提出来的，缘自“朴学”——即乾嘉考据学（又称“汉学”）。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揭示其十大特色，诸如：凡立一义，必凭证据；选择证据，以古为尚；孤证不为定说；隐匿或曲解证据为不德；罗列同类事项为比较研究；凡采用旧说，必明引之；所见不合，则相辩诘，虽弟子驳难本师，亦所不避；辩诘以本问题为范围，词旨务笃实敦厚，以讥弹影射为不德；喜专治一业，为“窄而深”的研究；
文学研究会创办的书啬——上海朴社始末２７５
万方数据文体贵朴实简洁，忌枝蔓。粱启超十分推重朴学的学风，认为有裨于笃学诚挚之学者的养成：用习此种研究法以治学，能使吾辈心细，读书得间；能使吾辈忠实，不欺饰；能使吾辈独立，不雷同；能使吾辈虚受，不敢执一自是。被梁氏誉为“治学之正轨”的朴学，以其“轻主观而重客观，贱演绎而尊归纳”的内蕴，得到许多学者的推崇。胡适在《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中说“朴学”这一“科学方法”的出现，促成了中国学术史的“一大转机。”文学研究会同人将书店的名字叫做“朴社”，说明他们非常看重“朴学之风”。１９３８年１１月１１日，王伯祥读了王了一的《中国文法学初探》后在日记中写道：看王了一（力）《中国文法学初探》，大体中肯，且有甚惬处，因思近人为学，大反朴学之风，其稗贩寇籍，浪窃虚声者无论已，即略翻故籍之流，亦竞求速化，随手摭拾，苟偷以出之，自谓有所发表，实亦甚可怜也。以视王了一，正宜有以自愧耳。甚有固执浅妄之见，磨吻啮齿，斤斤迥护前短者，更足鄙矣。呜呼！世有目不窥历代典章政制之要，而可以著书立说，推论中国社会之演进者；亦有不知山川都邑之分布，方位道里之远近，而妄谈兵要，为域内战局作杞忧者；更有绝末审文字训诂之源流、篇籍章句之体要，而侈言文章技巧，强立文法体系者。我知殆矣，宜其见陵于人而犹醌颜以承之焉。予久蕴此感，聊于读了一此文后一发之。这话虽然是１９３８年说的，但挪到１９２３年来看作是创办朴社的动意来解读，似乎也未尝不可。１９２３年１２月５日，顾颉刚离开商务到北京大学研究所任职，上海朴社的工作落在沈雁冰、郑振铎、胡愈之、叶圣陶、
２７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２００４・第四期
万方数据王伯祥、陈乃乾等人身上。王伯祥日记中有关于朴社的记叙，现在已经成了上海朴社唯一的史料了，特摘录如下：１９２４年２月１５日：散馆后去振铎所开会讨论朴社事。雁冰、愈之、乃乾俱到，决先把《浮生六记》刊行。又拟就重要古籍中选注辑印为《中国文学选本》陆续刊行，作中等学校教本或补充课本。当时商定《史记》、《左传》、《国策》、《庄子》、《荀子》、《韩非子》、《论衡》、《孟子》、《诗经》、《乐府诗集》、《唐五代宋词选》、《唐诗选》、《元曲勘、《古诗选》等十四种。先出《史记》（圣陶任）、《孟
子》（我任）、《论衡》（乃乾任）、《词选》（振铎任）四种，希望于暑假前交稿，则开学时当得一大批销路也。上海朴社的主要成员中沈雁冰、郑振铎、胡愈之、叶圣陶、王伯祥可说是作家或学者，陈乃乾是纯粹的书商，在上海经营“上海古本流通处”，又办“来青阁”（书店），专做图书生意。书商是与“书”打交道，“书”是有学问的，不同于柴米油盐香烛肥皂。陈乃乾在买卖书的同时，刻苦自学，积累了丰富的学识，解放后出任中华书局副总编辑。他精明能干，与沈雁冰等人组合在一起，本当有一番作为。上海朴社成立之初，沈雁冰等人确曾踌躇满志，叶圣陶特地将繁体的“朴”字精心地篆刻成一枚圆形的“社徽”，准备印在每本书的封底。但朴社遇到的困难也出乎他们的想象。且看王伯祥日记：１９２４年２月２０ＥＩ：（邀乃乾）一起到振铎所参与文学聚餐会。席散之后，乃乾、雁冰、振铎、圣陶、我五人集议，拟印披露社中宣言及人物，……当推圣陶起草，稍缓再酌。
１９２４年３月２日：散馆归，愈之、颂皋俱来……大谈朴社事。愈之很顾虑资本家的压迫，而我以为既不列名宣
文学研究会创办的书店——上海朴社始末２７７ 万方数据言，且著作并不署名，未必有碍感情。且即令破裂，我辈正复当力图自辟畦町耳。王伯祥３月２日的日记值得留意。在我国近现代出版史上，商务印书馆的腾飞与它的经营策略和管理体制紧密相关。商务当局尊重人才，编辑的薪水比较丰厚。商务注重培养人才，为了让编辑有较多的时间用于个人的学习和研究，每天上班时间只需６小时，此外每年还有相对固定的假期。这是好的一面，但也有相当苛刻的一面。商务当局要求编辑必须忠诚于商务，“不能在书馆外做与在书馆内同一样的工作”，否则就是“不忠”。沈雁冰等人为了遮避商务当局的耳目，“既不列名宣言”，编辑的书出版时也不“署名”。既便这样，胡愈之还是担心“有碍感情”，“很顾虑资本家的压迫”。所以王伯祥给他打气，说“未必有碍感情”，即令破裂也无所谓，“我辈正复当力图自辟畦町耳”。话虽这么说，但还是不得不顾及与商务的“感情”，这种尴尬的处境，也制约了朴社的发展。因为沈雁冰、郑振铎、胡愈之、叶圣陶和王伯祥等人均不宜在朴社《宣言》上署名，他们希望远在北京的顾颉刚、潘介泉、吴缉熙、陈万里等人出面，用他们的名义发布朴社《宣言》。不料顾颉刚等人另有盘算，觉得朴社设在上海，他们鞭长莫及。希望能将朴社的社址设在北京，由他们来主持。上海同人等人协商无效，只好妥协。请看王伯祥的日记：１９２４年３月６日：饭后乃乾来，出《浮生六记》印稿交圣陶校。因谈北京同人不肯列名宣言，认为不协作，思飘然去。我等因立约雁冰、振铎、愈之、予同同于三时半临时集商。结果，公函敦促，俾北京同人弗懈进行。
１９２４年３月７日：今日文学会聚餐，……夜七时在振铎处设席，计到者有振铎、诩生、雁冰、玉诺、愈之、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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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数据陶、仲云、乃乾、志摩、予同及我十一人。……今日圣陶把昨议的情形草就公函，由列席的七人署名寄出，专致颉刚、介泉、缉熙。
１９２４年３月１９日：散馆后在振铎家议朴社事。（一）决定答复北京同人，社址设在北京，发行机关在上海，且要告进行组织发行机关事。（二）发行机关乃由乃乾进行，上海同人允先出五百元与古本流通处陈君合办，分征同人在外埠者同意。（三）霜枫小丛书，决听平伯个人主持。
１９２４年３月２０日：为上海同人写信给颉刚、介泉、缉熙、万里，依据昨夕决议案措词。不识他们对于组织发行所的进行，是否赞同也。
１９２４年３月２４日：午刻乃乾来，……他来欲与朴社会计，划一部款专任印刷，当经雁冰认可，说即日拔五百金交他经手办理。上海朴社酝酿于１９２３年１月，直到１９２４年３月才“拨五百金”开始出书，进展非常缓慢。可这之后仍然遇到很多磕磕碰碰的事，这在王伯祥日记中时有记载：。
１９２４年３月２６日：接颉刚、介泉、缉熙信，对于自设发行所事有异议。谨谈原自不错，然既欲向前通行，却不能再顾及别的麻烦；如多顾虑，不如不作之为愈也。吾意，与其徘徊顾却，则徒积金钱，无名甚矣。反不若速行散伙，各从所愿。夜六时许，乃乾来，因谈此事历三小时，毫无结果。明日拟集此间同人一议，或将就此收场耳。
１９２４年３月２７日：集同人商答复北京同人书，佥主各文学研究会创办的书店——上海朴社始末２７９ 万方数据言尔志，由各人自己本着主张写出来，汇总复去。１９２４年３月２８日：北京快信已寄出，不知如何答我们。如果不照第一路，我宁自行退出，决不迟虑。因我默察前途，必不会有好果，所以很消极，竞侧重在退出一条路上。
１９２４年４月３日：接北京同人函，多不赞成第一路办法，且对于我所提出之三路颇多不谅，愤极！业将原函交给雁冰，声明以后一切不问，如大家都走第二路，我决退出。据我观察，朴社前途决无良果。因（一）大家涣散，不负切实责任，（二）支用款项则多半捏着冷汗不敢放手，（三）意见庞褥，莫衷一是。我以为与其苟容隐忍，徒害进行，不如直截了当，一哄而散之为犹愈也。于此，我又得一教训，凡事之成，初非易易。聚群盲而求明，真瞽说也。顾颉刚等人不同意把朴社的“发行所”设在上海，上海同人显然不能再作让步。王伯祥提出的朴社的“三条路”的具体条文，日记里没有记载。但从他的前后想法中可以推测，他的“第一路”很可能是维持现状，坚持要把朴社的发行所设在上海，．由陈乃乾主持，尽快出书。他的“第三路”有可能是要求把朴社的总部也设在上海，因而引起“北京同人”的“不谅”。至于“第二路”很可能是假如“北京同人”执意要把朴社发行所也设在北京，他“决退出”。俞平伯也是朴社的热心人。１９２４年４月２７日，他由杭州来到上海，共商朴社事，仍不甚了了。王伯祥在是日日记中说：“我觉人之秉赋实不同，办事材与书生材确成两路的。乃乾偏于办事一面，平伯、颉刚则偏于书生一面，雁冰、圣陶则又别成一调，我实不了解他们也。”在王伯祥心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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