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异姓王朝更迭中的禅让：规范、制度、暴力和利益——对传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　第３２卷第６期　唐都学刊　

Ｔａｎｇｄｕ　Ｊｏｕｍａｌ　ＮＯＶ．２０１６　

Ｖｏ１．３２　Ｎｏ．６　

【历史文化研究】　

中国古代异姓王朝更迭中的禅让：　规范、制度、暴力和利益　——对传统政治社会皇权魔魅的文化考察　

杨玲　，姚金伟　，杨　汪　（１．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系，福建厦门　３６１００５；２．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北京１０００８４；３．榆林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陕西榆林７１９０００）　

摘要：中国古代历史上主要异姓王朝中央政权更迭主要是通过政治禅让加以完成的，并　且集中在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王朝之间，传统上政治禅让被看作是权力合法转移的标志。　从规范、制度、暴力和利益的视角对中国历史上的１３次政治禅让事件进行考察，可以发现其根　源在于传统政治社会皇权的价值魔魅。而禅让本质上是对皇权价值魔魅的破除和消解，政治　禅让的消失意味着权力的工具化和价值中立。　关键词：禅让；皇权；魔魅；规范革命；礼法制度　中图分类号：Ｄ６９１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０３００（２０１６）０６一ｏｏ９５一Ｏ７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０４－２６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中国传统和谐政治思想研究”成果　（２０１０２２１０１８）　作者简介：杨玲，女，陕西榆林人，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法学博士，硕士　。　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研究；　姚金伟，男，山东临沂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政治制　度与政府治理研究；　杨汪，男，陕西榆林人，榆林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助教，史学硕士，主要从事中国　古代政治思想研究。　

从夏至清，中国历史上主要异姓王朝中央政权共发生２４次更迭，单就更替方式而言，禅让制１３次　（占５４％），暴力革命９次（占３８％），民族征伐２次（占８％）。其中夏商周秦汉王朝更迭主要依靠暴力　革命；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王朝更替主要依靠禅让；宋元明清王朝更替方式主要依靠民族征伐①。可见　“皇帝禅让”是中国古代王朝更迭的主要方式。诚如“政治现实主义”者所言，所谓“天下为有德者居　之”的禅让不过是权力政治的把戏②。对此问题文化意义上的剖析将有助于深刻理解中国古代王朝的　权力结构及其运作，特别是对传统政治社会中皇权魔魅的认识。　论及禅让起源，史学界莫衷一是，主要有三种观点：其一禅让伪造说；其二禅让实有说的社会学解释；　其三禅让实有说的政治学解释。“禅让伪造说”，起自唐人，刘知几在《史通・疑古》中用《汲冢琐语》“舜放　尧于平阳”说疑《尧典・序》谓“让国徒虚语”；清末康有为作《孔子改制考》，认为禅让是孔子的托古改制，　

①参见黄晓平的《禅让制与中国传统中国政权危机化解》，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　②参见张程的《禅让：中国历史上的一种权力游戏》，线装书局，２００７年版。　

・９５・　由此尧舜禅让遭质疑；后顾颉刚以疑古派之眼光考定：禅让传说是墨家为了宣传他们的主义而造出来¨　。　然而，唐后多数学者依旧相信尧舜禅让为真，现当代学者更从不同角度加以解释，此即为“禅让实　有说”的社会学解释和政治学解释。禅让实有说的社会学解释主要有两种观点：一者认为关乎“氏族社　会血缘归属”①；二者认为是“部落联盟之民主推举”古风②。禅让实有说的政治学解释起自先秦，《孟　子・万章上》日：“居尧之宫，逼尧之子，是篡也，非天与也”；《古本竹书纪年》云：“舜囚尧，复偃塞丹朱，　使不与父相见也”；《韩非子・说疑》日：“舜逼尧，禹逼舜”。后学者以权力现实主义视角加以解读　。　本文之关切不在于论证“三代禅让”之真伪，而在于从规范、制度、暴力和利益的视角分析历史上切　切实实发生的１３次异姓中央王朝权力变更中的“禅让实践”，进而对传统政治社会的皇权魔魅进行文　化剖析。本文的１３个历史观测点依次为：西汉孺子婴禅让王莽、东汉献帝刘协禅让魏文帝曹丕、魏元帝　曹奂禅让晋武帝司马炎、晋恭帝司马德文禅让宋武帝刘裕、宋顺帝刘隼禅让齐高帝萧道成、齐和帝萧宝　融禅让梁武帝萧衍、梁敬帝萧方智禅让陈武帝陈霸先、东魏孝静帝元善见禅让齐文宣帝高洋、西魏恭帝　元廓禅让周闵帝宇文觉、周静帝宇文衍禅让隋文帝杨坚、隋恭帝杨侑禅让唐高祖李渊、唐哀帝／昭宣帝李　抚禅让梁太祖朱温以及后周恭帝郭宗训禅让宋太祖赵匡胤。其中王莽故事、曹丕故事、刘裕故事和赵匡　胤故事是本文的主要历史观测点。　一、

王莽故事中的规范革命　

初始元年即公元８年，西汉孺子婴禅位王莽，建号“新”。《汉书・王莽传》记载如下：　

戊辰，莽至高庙拜受金匮神嬗。御王冠，谒太后，还坐未央宫前殿，下书日：“予以不德，托　于皇初祖考黄帝之后，皇始祖考虞帝之苗裔，而太皇太后之末属。皇天上帝隆显大佑，成命统　序，符契图文，金匮策书，神明诏告，属予以天下兆民。赤帝汉氏高皇帝之灵，承天命，传国金策　之书，予甚祗畏，敢不钦受！以戊辰直定，御王冠，即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号日‘新’。”其改正　朔，易服色，变牺牲，殊徽帜，异器制。以十二月朔癸酉为建国元年正月之朔，以鸡呜为时。服色　配德上黄，牺牲应正用白，使节之旄幡皆纯黄，其署日‘新使王威节’，以承皇天上帝威命也。……　莽乃策命孺子日：“咨尔婴，昔皇天右乃太祖，历世十二，享国二百一十载，历数在于予躬０《诗》　不云乎？‘侯服于周，天命靡常。’封尔为定安公，永为新室宾。於戏！敬天之休，往践乃位，毋废　予命。”又日：“其以平原、安德、漯阴、鬲、重丘，凡户万，地方百里，为定安公国。立汉祖宗之庙于　其国，与周后并，行其正朔、服色。世世以事其祖宗，永以命德茂功，享历代之祀焉。以孝平皇后　为定安太后。”读策毕，莽亲执孺子手，流涕欺欷，日：“昔周公摄位，终得复子明辟，今予独迫皇天　威命，不得如意！”哀叹良久。中傅将孺子下殿，北面而称臣。百僚陪位，莫不感动。　

王莽受禅引发了中国传统政治社会最高权力变更的第二次规范革命。第一次规范革命，发生在殷　周之际，故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开篇明言：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学者多关注　王国维所论周人“三大制度革新”，而轻视了其在文末所述“殷周革命之合法性”＿４Ｊ巷ｍ。　殷商之际，“君权神授”的天命观念Ｅｔ臻成熟，天命是最高主宰的意志力，人力不可抗拒天命。世间　的君主是上天意志的体现，君主受天命而“刑万民”。若君主不遵从上天的意志和规则，触犯天意，上天　就会通过降灾异以示惩罚。由于夏王桀荒淫无道，故以“天道福善祸淫，降灾于夏以彰厥罪”【『Ｊ汤诸。当　此之时成汤畏天命“取而代之”，以正视听，《尚书・汤誓》日：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夏氏有罪，予畏上　帝，不敢不正　Ｊ汤誓。既然商汤可以“畏天命”而伐夏，怎样防止“商失天佑而北伐”呢？商人的政治智慧　在此体现出来：将商人的祖先神和上帝绑在一起，勤侍以祭祀和占卜，即一方面通过祭祀获得上天的青　睐，另一方面通过占卜，不违天意。这样商王的统治就获得了永世不更的天命。由此，在商代的祭典中，　

①这种观点认为：尧舜禹时代处于母系氏族社会发展阶段，尧传位于舜，舜传位于禹，既不是由于尧舜大公无私，　也不是因为丹朱、商均暴戾不肖，而是因为丹朱、商均分属其生母所在的氏族。而当时的选举，通常推选同一氏族的男性　成员。参见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二篇，河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王汉昌：《禅让制研究——兼论原始政治　的一些问题》载于《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１９８７年第６期。　②参见徐宗舒的《论尧舜禅让与父系家族私有制的发生和发展》，《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１９５８年第３、４期。　

・９６・　祭祀先公先王的次数最多，祭祀仪式也最隆重，甲骨卜辞关于祖先神有１５　０００多条①。《尚书・盘庚》　日：“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动用非罚？世选尔劳，予不掩尔善。兹予大享于先王，尔祖　其从与享之。作福作灾，予亦不敢动用非德。”　据此，若周王不能进行规范革新，变革殷商“天命观”，那么武王伐纣就不具有合法性，就是违背天　道的“篡逆”之举。而王国维所感叹的“政治与文化剧变”其实就在此处。周邦关于“天命观”的变革其　实是对殷商“天命观”的修正，这种修正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将殷商的祖先神和上帝相剥离，宣称“天　命无常”；其二将“民情”作为天意的“晴雨表”，宣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Ｊ黍誓。而周邦“天　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有罪无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同力度德，同德度义。　受有臣亿万，惟亿万心。予有臣三千，惟－－，ｔｌ，”　Ｊ周书。这就赋予了周邦“吊民伐罪”的权力，而且这个权　力是“上天授予”的，“合乎天意民情”。故武王姬发誓言：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灾下民，沈湎冒色，敢　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宫室台榭陂池侈服，以残害于尔万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妇，皇天震怒，命　我文考，肃将天威，大勋未集。　周邦修正的“天命观”和商邑的“天命观”共同之处有二：一是谨奉天命；二是以德配天。但是区别　在于商邑的“德”依赖祖先保佑，即靠血缘继承；而周邦的“德”在于民意。虽然周邦修正的“天命观”赋　予了伐商行为的合法性，但变相授予了平民革命权，为中国传统政治社会的动荡不安和异姓王朝更迭埋　下了文化隐祸。据此，不久“周公摄政”“国人暴动”便发生了。殷周革命之后，平民力量崛起了，最高权　力的封闭系统被打破，天下不再是一家一姓之永久私产，诸雄逐鹿中原，问鼎天下，便得以堂而皇之。大　概是意识到这个文化漏洞，故周朝在制度创新上做出了大成就，同时宣扬“敬天保民”的思想，治天下施　以仁政。虽然制度革新取得了巨大成效，但文化意义上的缺陷，是无法弥补的了。　中国传统政治社会最高权力更迭中的第一次规范革命就这样发生了，殷商的“天命观”被周朝修正　的“天命观”所取代，天命为民情所制。而王莽的受禅则得益于在此基础上被加人“阴阳五行谶纬”之　学，进而催生了第二次规范革命的“德运观”。　战国后期，邹衍用阴阳变化和五行替代观念考察社会历史，创立了“五德终始学说”，谓历史王朝各　有以符瑞为征兆的德运，德运相合是此一王朝能替代上一王朝的决定性原因：夏禹时“草木秋冬不杀”　而尚木；商汤时“刃生于水”故尚金，金克木，所以汤革夏命成功；周文王时“赤乌衔丹书”故尚火，火克　金，所以武王革殷商之命而灭纣；并预言“代火者必将水”，水“将徙于土”ｌ６　Ｊ。其后，汉武帝时，董仲舒在　“天人感应”理论指导下，对五行相生观念进行了更加细密的推演，使之成为一套论说严密的系统化哲　学理论体系。随后，刘向、刘歆父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禅让德运观”。《汉书・郊祀志赞》有云：刘向父　子以为“帝出乎震”，故包羲氏始受木德。其后以母传子，终而复始。自神农、黄帝下历唐、虞、三代，而　汉得火焉。但到王莽时“汉赤德已尽”，“皇天明威，黄德当兴，降显大命，属予以天下”【３』卷９９。而据王莽　所作之《自本》，他是黄帝和虞舜之后，依刘向、刘歆父子德运系统，黄帝和虞舜的德运是土德，所以他能　当土德而代汉承天命。王莽辅政期间多施惠及读书人之德政，更兼祥瑞四起，谶符造势。当此之时“天　意”“民情”和“德运”具备，故王莽便在“千呼万唤”中“不得已”“受禅”于孺子婴。而在前文所述其受　禅之际所语，则反复充斥了“天命”“兆民”和“服色”，尽显两次权力规范革命的文化符号。由此可发　现，从文化意义上讲，王莽受禅是两次权力规范革命的结果。　二、曹丕故事中的礼法制度　礼制在中国传统政治社会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即便是皇帝，也仅能整理和颁布礼制，而不能随意变　更礼制，无论皇帝本人愿意与否，均要受到礼制的严格约束，否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将被视为“失德”。　就禅让政治而言，禅让双方尤其是受禅者也必须要遵守某些“礼法”，否则权力转移将失去正当性和合　法性，进而受到文化系统的批评和民众的背弃，甚者将造成政局动荡，进而诱发灾祸。汉魏故事中的曹　丕受禅，可谓遵循礼制的典范。依据《三国志・魏书二・文帝纪第－－）整理曹丕受禅过程如下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