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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末年的教育改革——对太学三舍法的考察胡永光北宋太学初建于仁宗庆历年间，为范仲淹诸多改革政策之一项。
其定位与国子监辖下的国子学不同，目的是为平民阶层子弟提供受教育机会。
但此次改革颇为短命，肇建不久的太学不久之后即被纳入国子监的管理之下，发展也受到国子监的严重制约。
1此情形直至神宗熙宁初年的王安石变法才得到扭转。
王安石的教育改革主要是在太学推行“三舍法”，即扩充生员人数，实行月考季选，品行成绩优异的学生可以直接毕业授官。
哲宗元祐年间，虽反对变法者控制朝纲，但太学三舍法仍持续运作。
徽宗即位后，在蔡京的主持之下，三舍法的实行范围被推广至全国各地，掀起北宋最后一次地方兴学的热潮，史称“天下三舍法”。
蔡京的这项改革持续时间不长，重和元年（1118）即在各州县停止推行，但是太学三舍法则一直保留，直到南宋末年。
2国内外史学界对王安石变法的研究已然是汗牛充栋，但大多数作品着眼于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等方面的课题，涉及科举教育领域的论著有限，而且也多集中探讨废诗赋、兴经义的科举改革和它对儒学发展或文学创作产生的深刻影响。
3而王安石变法之三舍法教育改革，虽有若干学者从制度史或者文学史上进行过研究，但尚缺综合分析和深入探讨。
4北宋官学的三舍法改革主要分为太学三舍法和天下三舍法两部分。
碍于篇幅有限，本文主要集中探讨太学三舍法改革的基本情况。
笔者希望借助梳理此一时期的基本史料，重建太学三舍法改革的图景，并分析此改革对于宋代官学发展的深刻影响。
三舍法自身体现出诸多“现代性”特征，笔者也借助对这些特征的理解来重新探讨西方和中国颇为流行的“现代史观”的局限性。
太学三舍法的制度分析熙宁四年（1071）二月，王安石的科举改革正式拉开帷幕。
以下这段《续资治通鉴长编》（后文简称《长编》）中的史料常常为今人所引用：1李弘祺：《北宋国子监与太学的经费》，载《宋代教育散论》，台北：东升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0年版，第79页。
2Thomas H.C.Lee李弘祺，Government Education and Examinations in Sung China，960-1278（Hong Kong：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1 985），p.68.3相关论著可参见寺田剛：《宋代教育史概說》，东京：博文社1965年版，前篇之第三章至第七章；陈植鍔：《北宋文化史述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7-1 50页；4今人对三舍法的研究不多，可见李弘祺：《北宋国子监与太学的经费》，载《宋代教育散论》；袁征：《宋代教育》，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20-150页；近藤一成：《蔡京の科舉學校政策》，载《東洋史研究》第五十三卷第一號1994年六月，第24-49页；以及林岩：《北宋科举考试与文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87-229页。
东汉太学浅考摘要】东汉太学遗址位于今洛河南岸，伊滨区佃庄乡太学村的西北，自东汉至北魏历经500多年，是我国古代传授儒学经典的最高学府，更是屹立在世界东方的第一所国立中央大学，苏东坡赞曰“学莫盛于东汉，士数万人，嘘枯吹生，”东汉太学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中国教育史上堪称奇葩。
【关键词】太学创设；太学遗址；太学教育当今说到大学，是每个学子的梦想之地，那么古代中国的教育体制是如何呢？有没有最高学府呢？答案是肯定的，早在1000多年的西汉，我国就已经有了国立大学——太学。
作为5000年中华文明的发祥之地，洛阳亦是在我国教育发展史有着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东汉时期的洛阳太学就是其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一、太学创设东汉太学始建于光武帝刘秀建武五年（29），刘秀爱好经术，曾“数引公卿郎将，讲论经理，夜分乃寐”，对于贤能之人更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
在定都雒阳后，便修建太学，设置讲经博士，以弘儒家仁义之道，广授治国巡礼之纲，并亲临太学赏赐太学生。
到了明帝刘庄时，明帝甚至亲自至太学讲堂授经传理，出现了“诸儒执经问难于前、众多冠带缙绅旁观于侧的热闹场面”。
其后诸帝对太学也很重视，顺帝时修太学，用工徒多达十一万两千人，“凡所结构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自此太学规模宏大，讲堂学舍，焕然一新，极大促进了太学的发展。
在此学习的太学生最多时可达三万余人，比现在的大学人数也不相上下，可谓“贤聚文昌，盛况空前”。
二、太学遗址解放后，文物考古工作者对太学遗址进行了勘察发掘，得知整个太学遗址范围宏大，为南北长而东西短的长方形，四周有墙。
在遗址内部发现大面积夯土建筑基址，一排排整齐的夯筑房基，或作东西长方形，或作南北长方形，排列有序，井井有条。
三、太学教育很多人会问，太学学生都学习什么内容？太学教师由谁来担任？如何上课？太学生如何选拔？将来毕业后都做什么？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循着太学的遗迹一探其究竟。
（一）太学学习内容在太学里传授的是以五经为主的儒学经典，最早太学传授的“五经”大多成文较早，后世传抄的过程中，其文字内容不免有谬误，导致太学生在对经文的学习中疑惑颇多，有些问题，甚至博士们的解释都不相同。
中国古代教育制度的发展与变迁教育在中华文明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可谓历史长河中一道永恒的风景线。
早在三千多年前，中国人民就开始有了教育意识，开始探索教育制度和教育方法。
本文将从古代教育制度的发展与变迁来探究中国古代教育的历史演变。
1. 古代教育制度的产生中国教育的萌芽可以追溯到古代先民时期，但正式的教育制度要从封建社会开始。
周朝是中国古代教育制度的萌芽时期，当时教育主要靠家长和教师在家庭、教坊等场所传授。
而后来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开始出现，实现了对教育的观念的深入探索与创新，使教育理论和实践得以升华和发展。
在秦汉时期，教育制度开始变得完善，将书法、音乐等课程逐渐添加进教学体系中。
同时，开始了官学和举贤良方面的试举。
由此可见，古代中国教育制度的基础逐渐奠定。
2. 教育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到了唐朝时期，教育已逐步得到了正式的管理。
当时的政府设立了太学、州学、县学等官学，相应的增加了专职的教师人员。
并融合了佛教、道教等宗教信仰的教育内容，让教育开始更加广泛和多元化。
宋代以后，义务教育的观念逐渐形成，许多地方政府还规定了义务教育条款。
同时，也有了更加自主的私塾，它们连同官学一起构成了古代中国教育制度的主要载体，为千百年来中国教育系统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支撑。
3. 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的冲击随着现代文明的进入，传统教育面临了重大的挑战。
20世纪初，袁世凯颁布了《新学义务法》，开始将中国传统的科举制度改为更加现代化的招生制度，奠定了中国现代教育的开端。
1921年，中共一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教育报告》，之后，中国的现代教育开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
建国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政府对教育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大力发展教育事业，积极建设新中国的教育体系，推动了中国教育的蓬勃发展。
总体来说，中国古代教育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完善，不断地适应和引领着各个时期的社会发展。
中华民族自古强调“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用教育来改变命运，以获得智慧和知识，实现自我提升和社会价值。
试析宋代太学的发展及意义
姚香勤
【期刊名称】《新乡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01(015)001
【摘要】历史上,太学本为品官贵族子弟而设,宋代太学却将庶民纳入招生范围.王安石改革太学教育,实行三舍法,太学具备了一套严密的考试、选拔、奖惩制度.至宋徽宗时,太学达到鼎盛,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本文对宋代太学发展历程、原因、意义作了初步探析.
【总页数】4页(P15-18)
【作者】姚香勤
【作者单位】新乡市博物馆,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G529
【相关文献】
1.论宋代太学生的自我管理及启示 [J], 王辉
2.宋代太学学官督责机制初探 [J], 邢宇峰;孙新文
3.宋代太学生的学习生活与师生关系研究 [J], 李屏
4.宋代爱国太学生陈东的《上钦、高宗八书》 [J], 马晓妮
5.宋代太学论政与文官集团的重组——宋代文官集团研究系列之一 [J], 张筱兑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中国教育史-官学发展之⽰意图中国教育史——官学的发展进程【机构⽰意图】⼀、秦汉时期秦朝： ? 政府机关设置“学室”，由吏对⼦弟进⾏教训。
（以吏为师） ?汉朝：⼆、魏晋南北朝官学（时兴时废）1、三国时期魏（官学设置，基本继承汉制）蜀国的学校教育中央官学太学鸿都门学宫邸学地⽅官学郡国--学县道⾢--校乡--庠聚--序太学地⽅官学律学（曹魏在教育制度上的新发展）太学刘备吴国的学校教育：⽴国学，按古制置学官，设五经博⼠（蜀吴简略） 2、两晋时期西晋两晋的地⽅官学两晋时期地⽅官学的兴衰主要依赖地⽅长官。
朝廷虽然偶或颁发诏令，要求地⽅兴学，但在中央官学都奄奄⼀息的年代，地⽅兴学更是形同空⽂。
⼗六国的学校教育（⼤多沿袭魏晋的教育模式，并⽆多⼤独特性）3、南朝的学校教育宋朝的学校教育州学太学（魏的基础上加以整顿和重建）国⼦学（最⼤特点就是创办了旨在培养⾼级贵族⼦弟的国⼦学）中央官学设“四馆”兴复国⼦学⽞学馆史学馆⽂学馆儒学馆齐朝的学校教育：国学即国⼦学的发展与衰退梁朝的学校教育地⽅官学：梁武帝时期曾派遣博⼠祭酒分赴州郡⽴学，如荆州办起州学陈朝的学校教育：国⼦学（建制上多因袭梁超）梁、陈的专科教育主要是律学，陈沿梁朝设置胄⼦律博⼠，属廷尉。
4、北朝的学校教育北魏⽴“总明观”（东观）中央官学五馆（儒、道、⽞、⼠、阴阳）集雅馆国⼦学⼠林馆律学中央官学道武帝初：⽴太学天兴⼆年：增国⼦太学⽣次年：撰成《众⽂经》，为太学教材明元帝：改国⼦学为中书学（北魏的特创）太武帝：另起太学于城东孝⽂帝太和九年，⽂明太后：建皇宗学（北魏⾸创）太和⼗年，改中书学为国⼦学北齐北齐实际上只设国⼦⼀学，学⽣数⼗⼈，⽽且学官徒有虚名。
北周北朝的中央官学与南朝⼀样设有专门学校，如都设置律学博⼠；北魏、北周还没有书学，以教授书⽣；北周设⽴算学，学⽣称算法⽣。
北朝地⽅官学远较南朝发达，主要表现在统治者对地⽅设学的重视和学制的完备。
北魏太和⼆⼗年，⽴国⼦、太学、四门⼩学孝明帝：修缮国学国⼦学国⼦寺（学制上的贡献，隋唐因袭）太学四门学中央官学中央官学太学明帝宇⽂毓：麟趾学（⽂学教育）武帝天和⼆年：露门学（虎门学，⼩学性质）献⽂帝：州郡⽴学地⽅官学⼤郡次郡中郡下郡孝⽂帝：设有乡党之学通道观北魏的州郡学制虽然完备，但在总的教学实效很可疑北齐北周，地⽅官学曾设置，州县有学⽣，各县视其⼤⼩都设有相当品秩的县学博⼠。
中国古代社会的教育体系与学术发展中国古代是卓越的文化历史背景，其教育体系与学术发展是重要的话题。
中国古代的教育体系十分独特，它有着与众不同的教育目标、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等，伴随着学术的发展，中国古代的教育体系也在不断更新和完善。
一、教育体系的形成与演变中国古代的教育体系始于《尚书》，相传黄帝即创制有关教育制度。
古代教育体系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官学，一类是私学。
官学有三分：太学、郡学、州学。
私学又分为书院和家塾，私塾数量众多，有很大的地域性和时代性差异。
春秋战国时期，学生的身份逐渐普及、教育范围逐渐扩大，从而促进了教育体系的形成和完善。
在汉朝时期，教育体系进一步完善，太学成为官方的教育机构。
至宋代，书院逐渐兴起起，成为非常重要的教育资源。
随着历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变迁，教育体系也发生了相应的演变。
特别是唐代以后，由于科举制度的渐趋完善，教育体系也进一步提高。
宋代更是教育制度的鼎盛期，形成了一整套由史、诗、书、礼四科为主的科举制度。
而明清时期，科举制度仍然是主要的学术评价标准，但已出现了私塾与公学相并存的情况。
清朝时，民间教学蓬勃发展，地方政府也纷纷设立了学校，民间学校的教育水平逐渐得到了提高。
二、教育目标与内容中国古代教育体系的目标是在政治体制内培养应用型人才，其教育内涵主要分为文化教育和职业教育两个层面。
尽管不同朝代的教育内容略有不同，但基本的古代教育教学理念是较为一致的。
古人认为，立身之本是要培养优秀人才，优秀人才的养成是建立在良好的人格品质基础上的。
文化教育是中国教育体系的重点内容，包括了诸如文字、史、经、子、集等科目。
尤其是儒家学说在中国古代教育体系的文化教育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孔子倡导的“至于文则尊、至于武则亏”的思想，通过教育体系，先塑造了士人的高尚情操，培养了他们的职业道德，然后再通过学科建立知识基础和技能水平。
职业教育是中国古代教育体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职业教育目的在于教授人们各种职业技能，如商业、农业、工艺等，打造城市和农村的生产能力与产值。
中国古代教育制度的是怎样发展演变的1.先秦时期：先秦时期的中国教育主要由家庭教育和宗教教育组成。
家庭教育是父母对子女进行的道德教育和基础知识传授。
宗教教育由宗教教派负责，教授宗教典籍和仪式知识。
在这个时期，非贵族子弟接受正式教育的机会较少。
公共教育机构的出现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其中以国子监最为有名。
2.秦汉时期：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进行了大规模的教育。
他废除了诸侯国的私学，建立了官办的教育制度。
同时，他实行了一套统一的课程和考试制度，以选拔官员。
这个制度以官学为核心，招收学生培养官员，并通过科举考试选拔人才。
汉代继承了这个制度，并发展了史学和儒学。
3.魏晋南北朝时期：在这个时期，政权的不稳定和社会动荡导致教育的衰败。
官学逐渐没落，私学逐渐兴起，成为主要的教育机构。
私学由知识名流、士人或寺庙开办，在这里学生们学习文学、历史、经学、儒学和诗词等。
南北朝时期也出现了一些私立或寺庙学校，主要培养佛教僧侣。
4.隋唐时期：隋朝和唐朝是教育制度发展的鼎盛时期。
隋朝废除了科举制，建立了国子监和地方官学，实行了寄宿制、军事化和统一管理的教育体制。
唐朝进一步强化了教育，实行了科举制度，设立了国子监、太学和进士科以选拔人才。
唐朝的教育思想主要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强调德育和文治。
5.宋元明清时期：宋朝时期，学术重视科学和实用性，发展了科技和经济。
进一步发展了官学和私学，并增加了一些新的学科，例如经学和理学。
元朝对儒学持批评态度，废除了科举制，但保留了官学制度。
明朝恢复了科举制度，并建立了明经院、太学和校书院等教育机构。
清朝在教育方面较少，基本延续了明朝的教育制度。
总体上，中国古代教育制度从家庭教育和宗教教育开始，逐渐发展为官学和私学并存的制度。
科举制的出现使得教育与官员选拔紧密关联。
教育内容以儒家思想为主，并逐渐加入其他学科。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思想观念的变化，教育制度也发生了演变。
中国古代官学的发展史我国是世界早期人类文明的主要发源地之一，也是教育起源与学校产生较早的国家。
据古籍记载，董仲舒认为在五帝时代，我国已有名为“成均”的学校，现在看来只能视为有关学校萌芽的传说。
我国正式的学校，则产生于奴隶制国家建立之后的夏朝。
夏朝已有庠、序、校三种学校。
庠，是养老与教育兼施的机构；序，则有明显的武士教育的特点；校，已发展成为一种比较完备的军体性教育机构。
商代的学校除“庠”、“序”之外，又增加了“学”和“瞽宗”。
“学”包含了学校教育的基本特征，是学校教育成型的标志，“瞽宗”，设有专职的教师，是传授礼乐，造就士子的专门机构。
商朝学校已有大学、小学之分，教育内容以宗教和军事为主，还要进行读、写、算的教学。
西周教育集前代之大成，初步具有了学制系统。
分国学与乡学两类。
国学为中央官学，乡学为地方官学。
国学分大学与小学两级。
乡学按照地方行政区划设立，只设一级。
西周官学划分为中央官学与地方官学两种类型，影响深远。
大学分为五学，即所谓“成均，上庠、辟雍、东序、瞽宗”；五学并举之规模，在世界教育史居领先地位。
秦朝实施“以吏为师”、“以法为教”的文教政策，造成学校教育的倒退和逆转。
汉武帝时创立太学，标志着我国封建官学制度的确立。
汉代官学分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两大类。
中央官学有大学性质的太学，有特殊性质的鸿都门学(相当于文艺专科学院)、四姓小侯学(外戚集团创办的贵族学校)等。
地方官学按行政区划，分别设立学(郡国设立的，中学性质)、校(道邑设立的，中学性质)、庠(乡设立的，小学性质)、序(聚设立的，小学性质)，其程度已有高低之分。
我国封建官学制度发展到唐代，达到了相当完备的程度。
古代官学不仅依行政所属可以分为中央官学与地方官学，而且依学校的性质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别：有专修儒经的学校，如中央官学中的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广文馆等。
有专科学校，如直属国子监管辖的律学、算学、书学是大学性质的专科学校，太医署所辖医学校，太卜署所辖的卜筮学校，司天台所辖的天文、历数、漏刻学校，太卜寺所辖的兽医学校等，均属职官性的专科学校，地方府州大学中，也设立了医学科，在普通学校中开设自然科学等实用学科的学校，称为实科学校。
1 浅谈中国古代太学的发展演变 中国古代的官学制度源远流长，早在殷周时期，统治者便已建立了名目众多的学校，所谓“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1] 西汉元朔五年(前124)，武帝接受董仲舒“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天人三策》）和丞相公孙弘“请为博士置弟子员”（《汉书·武帝纪》）的建议，兴太学，立“五经博士”，国学遂兴。太学的设立则标志着我国古代官学制度的奠基和发展，太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政府官办的、较为正规的高等教育学府，这几乎是教育史研究者们的共识。太学自设立，历两千余年而不绝，是中国教育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直至今日，太学精神仍然对我国现代高等教育及其学府中的天之骄子们有着深远的影响。
一、汉代以前太学的雏形 （一）原始社会的教育 原始社会的教育是在实际生活的需要中萌发出来的。原始社会的教育同当时的社会生产力以及生产方式相适应。在原始社会中，没有专门的教育机构，加之当时并不存在脑力与体力分工，也没有文字、书籍，生产经验连同社会风俗、礼仪、宗教和道德规范等，只能在长辈对后代的训诲、诱导启发中得以流传。 氏族或部落中有经验有勋劳的长老既是首领，也是老师，所谓“能为师然后为长”（《礼记·学记》），就是指这种情况。这些长老用言传身教的方式给社会成员传授三方面的知识：一是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知识，以增强他们向大自然谋取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能力；二是宗教礼仪知识，原始人对大自然有浓厚的神秘而敬畏的心理，“礼”本来是一种敬神求福的仪式活动，这些祭祀活动有三种，叫“三礼”（《尚书·舜典》），包括祭祀天神、地神和人鬼；三是军事知识，这是抵御外族侵犯、保卫氏族和部落安全的必要手段。 （二）夏商的教育 夏朝时，已产生了学校教育，其形式有庠、序、校三种。学校具有军事教育的性质，设在都城，政教合一。洛阳斟耶城曾为夏朝的都城近百年。商都西毫城历时近400年，此时仍是全国政治中心、教育中心。商朝设右学为大学，左学为小学，而作乐于瞽宗，右学又称辟雍，是中国最早的大学。夏商时期，教育的主要内容是祭祀、军事、乐舞、算数、文学等[2]。 （三）周代的辟雍 周代时，“太学”一词已经出现，它为辟雍的别称。西周的辟雍对前代的教 2
育有继承，也有发展。在周王朝畿内的太学叫“辟雍”；在诸侯国的太学叫“泮宫”。所谓“辟雍”，一是从形状上说，指它的四周以水环绕，中间高出水面的陆地有建筑物，故辟与“璧”通；一是从内容上说，指它用于教育，天子行礼，即教化天下。在它的四方还有“东序”、“上痒”、“瞽宗”和“成均”四学，都是太学。在西周确立的学制雏形中，学校分为国学和乡学，分别为贵族子弟和平民子弟而设，是贵族与平民不平等的双轨制。国学依据程度的高低，分为大学和小学。《礼记·王制》说：“天子命之教，然后为学。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天子日辟雍，诸侯日泮宫。” 周朝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德、行、艺、礼四个方面，在周代的太学课程中，礼乐显得很突出。周代实行宗法制度，“礼”的内容由原来的“事神致福”进一步扩大到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人们各种社会关系的总称，凡周王朝所推行的一整套的政治、经济、思想教化等各方面的制度和措施，都叫“礼”。 “乐”的内容则是尊卑贵贱的等级观念和仁孝亲敬的伦理观念。“礼乐教化”是我们祖先所创造的中国最早的教育，礼乐文化在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上具有本原地位，是中华民族的元文化，它奠定了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历史走向。 西周初年，太学处在战争的环境，故提倡尚武精神。它的主要任务是要把贵族子弟培养成战士。师职人员由军官充任。西周打仗以兵车为主，射、御成为主课。周贵族在太学中召开军事会议，制定作战计划，打仗回来，还在太学举行献俘、献馘、告功仪式，使学生受到军事教育。 在成、康之世达到全盛的阶段，太学进行六艺（礼、乐、射、御、书、术）教育。这种具有文武兼备特点的教育，代表周代较高的文化水平。随着文化课的加强，对于修学年限，课程要求也进行新的调整。《礼记·学记》有这样说：“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此大学之道也。”总之，经过九年的德、智、体、美、军事等的学习，要使学生达到修己治人的培养目标，成为王朝政治统治人材。 先秦时期虽然有所谓“庠序”、“辟雍”和“明堂”等，但这些都不过是贵族们习礼、祭祀、宣扬政教的场所，还不能算作传授知识和研究学问的高等学府。故严格说来，自汉武帝设立太学，我国才开始出现具有比较完备形态的大学。
二、汉代太学的设立 汉初经济凋敝，百废待兴，国家无力创办官学。经过“文景之治”，至汉武帝时，生产恢复，经济发展，政治安定，国家统一，具备了创办太学的条件。董 3
仲舒在《贤良对策》中，从理论高度阐发了求贤必先养士的道理： 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源也。今以一郡一国之众，对亡应书者，是王道往往而绝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 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并责成丞相、太常等贯彻实施。建元五年(前136)， 开始设立五经博士，并决定博士归太常领导。《汉书·武帝纪》(元朔五年)载： 夏六月，诏日：盖闻导民以礼，风之以乐。今礼坏乐崩，朕甚闵焉。故详延天下方闻之士，成荐诸朝。其令礼官劝学，讲义治闻，举遗举礼，以为天下先。太常其议予博士弟子，崇乡党之化，以厉贤材焉．丞相弘请为博士置弟子员，学者益广。 汉武帝于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下诏在长安设太学，置博士弟子50人，以儒家经典培育官吏。“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儒治国”、“以士为吏”，于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所大学——太学应运而生。到东汉末年，太学的学生经常三万多人。汉魏时期是我国学校发展的一个高峰，也是学校教育的一个黄金时代，班固在《东都赋》中说：“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汉灵帝时兴办的洛阳鸿都门学，是中国古代第一所专门大学，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所文学艺术大学，从学习内容与形式上，都有开创意义[3]。 何谓太学，董仲舒解释说：“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太学作为培养人材和宣传教化的基地而发挥作用。太学隶属于太常或礼部，是封建统治阶级控制的高等文化教育机关。 （一）太学的教师 汉代太学的教师均称为“博士”，即“五经博士”。始设于建元五年，在此之前，博士原为通古今、备咨询的顾问官员。自太学设立后，开始成为专职学官，掌经学传授，同时亦参与政事议论或奉使以及巡视地方政教之类[4]。博士的人选，西汉时是用征拜或荐举的方法，以名流充任，不用考试；东汉的博士由太常考试任命，甚至还要出具所谓的“保举状”。为了协调教学和管理，在五经博士中还设有一位“首席”博士，西汉时名日博士仆射，东汉时改名为博士祭酒。而各门专经博士的人数与设置，则屡有变更和增加。他们分别教授《施氏易》、《孟氏易》、《梁丘易》、《京氏易》、《欧阳书》、《大夏侯书》、《小夏侯书》、《齐诗》、《鲁诗》、《韩诗》、《大戴礼》、《小戴礼》、《严氏春秋》与《颜氏春秋》，史称“五经十四博士”。 （二）太学的学生 西汉太学生称为“博士弟子”或简称“弟子”，东汉则称为“诸生”或“太 4
学生”。太学刚建立时，弟子人员仅规定五十人。他们由太常选择“年十八以上，仪状端庄”的官宦子弟充当，而从郡国选送的“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的地主子弟，虽不受名额限制，亦可在太学中“受业为弟子”，但只能算作一种旁听生[5] 。且前者皆有官禄，亦享有免役的优待，后者则费用自给。五经学完后，按成绩分配，只要合格者，一般都给官做，有的学完后直接回乡从教，充当经师。当时开创太学、实行设太学养士和察举选士的政策，改革选士制度，目的是为了培养和选拔符合中央皇权要求的官吏。这一政策的实施，使得封建社会的国家真正控制了学校教育，中央皇权可以按照统一的标准来培养和选拔知识分子，加强了封建教育的统一性，促进了封建教育的发展。这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太学养士和察举选士都以儒术为准，入太学、应选举又是做官的必然途径，这样就使儒学与仕途结合起来，要做官非学儒不可，从而使学校成了专门学儒的场所，士人也都变成了儒生。 （三）太学的学习内容及考试 汉代太学的教学内容就是经学，即《易》、《书》、《诗》、《礼》、《春秋》五经。汉代的经学传授须遵守一定的师、弟子关系，此谓守“师法”和守“家法”。“师法者，溯其源；家法者，衍其流也。”先有师法，然后才有家法。一般来说，西汉主要重师法，东汉则重家法。由于经师的好尚不同，有的侧重于通经致用，有的侧重于章句之学，因而出现不同的治学倾向。这种各以师法、家法的传授，对儒经的专门研究确曾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汉武帝时，规定每年一试，即所谓“岁试”；东汉桓帝时改为两年一试，不再限制名额，仅根据其通经多少来授予不同官职。考试方法有口试、策试和对策等，考试及格后授予相当的官职。由于学生可以从通一经以致通五经，因此没有一定的修学年限。 （四）太学生的学风 太学是古代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太学生来自全国各地，志趣各异。其中，虽不乏利禄熏心的鄙儒，但也有不少怀抱济世安民之志、想做出一番贡献的的仁人义士。这些人对时局比较敏感，对邪恶势力敢于揭露和斗争，在他们的言行中反映出一代人的学风。 西汉末年太学生不仕薪朝和东汉太学生珍惜名节便是突出的表现。汉成帝时，王莽继王根为大司马，他伪装谦恭，阴谋篡政，曾蒙蔽很多人，但也遭到不少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对。例如郭丹不应王莽征召，与诸生逃到北地。逢萌在头顶上顶着瓦盆，在市集上哭着诅咒王莽决不会有好下场，吐诉心中的义愤；东汉后期，太学生多至三万人，而政府每次录用的名额不过数十名，他们的政治出路非常狭窄。当时朝廷中官僚、外戚与宦官的夺权斗争日趋激烈，以国事为重的太学生也被卷入斗争的漩涡。以贾彪、郭泰为首的一派太学生与陈蕃、李膺站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