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长江中游水患与生态环境诸问题的历史启示

  • 格式:doc
  • 大小:44.00 KB
  • 文档页数:8

唐代长江中游水患与生态环境诸问题的历史启示

李文澜

【作者简介】李文澜,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 武汉 430077

【 正 文】

本文所说的长江中游是指西起宜昌、东至鄱阳湖口的河段,江段全长902公里,主要流经湖北省。长江中游荆江段流过湖北的江汉平原, 历来是长江水患最严重的江段,所以人称“万里长江,险在荆江”。然而纵观自东汉至清朝近一千九百年的历史,荆江乃至整个长江中游水患发生的周期频率并不一样,其中唐代的频率最低。分析这一现象,总结历史启示,对于我们今天综合治理长江庶几不无裨益。

一、温暖湿润的气候,频率最低的水患

导致水患的直接原因是气候异常,暴雨或淫雨成灾。讨论唐代长江中游的水患问题,首先当从气候谈起。

著名科学家竺可桢曾系统地研究了中国近5000年来的气候变化,认为“第六世纪末至第十世纪初,是隋唐(公元589—907年)统一时代。中国气候在第七世纪的中期变得和暖”(注: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是5000 年来第三个温暖期。根据他所绘制的图表,隋唐五代甚至是自西晋以来一千七百年间气温最暖时期,约高于现今温度1—2℃,学术界称之为“隋唐暖期”。

“隋唐暖期”的暖湿气候又带来丰沛的雨量,据研究, 自公元630年至834年(唐太宗贞观四年至唐文宗大和八年)200年间,最近3000多年来历时最长的多雨期(注:王松梅等:《近五千年来我国中原地区气候在降水方面的变迁》,《中国科学》(B辑),1987年。)。 多雨的直接后果之一是水害相应增多,据不完全统计,唐代289年中, 史籍明载成因的水害大致148次,平均两年一次, 其中降雨直接造成的水害64次,降雨导致江河泛滥造成的水害19次,降雨导致山洪暴发形成的水害17次(注:刘俊文:《唐代水害史论》,《北京大学学报》 1988年第2期。)。当然,这是就全国总体而言,具体到长江中游,情况则比较特殊了——在温暖湿润的大气候下,水患并不频繁。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以下的统计和比较加以证实。

需要说明的是,长江中游主要流经湖北,我们只取湖北历代有关数据,大致可以涵盖长江中游包括汉江中下游的水灾问题。

众所周知,假定一个地区一年之中雨水充足,则必定全年无旱灾。依据这个道理,统计旱灾的频率,则可以大致反衬风调雨顺年和多雨年的概况。现将唐代湖北旱灾统计与前后各时段统计对照如下:

表1 3—18世纪湖北旱灾次数统计(注:隋唐湖北旱灾统计跨三个世纪,今按三个世纪作为一个统计时段(缺2、6世纪),各时段旱灾数系据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湖北省志·地理(下)》“湖北省历史上的旱灾统计”等数据综合而成。)

世纪 年代 灾害次数 平均几年一次

公元201年(汉献帝建

3、4、5 安六年)至公元485年 49 6.1

(南朝齐武帝永明三年)

公元612年(隋炀帝大业

7、8、9 八年)至公元886年(唐 25 12

僖宗光启二年)

公元960年(宋太祖建隆元

10、11、12 年)至公元1200年(南宋宁 31 9.6

宗庆元六年)

公元1206年(南宋宁宗开禧

13、14、15 二年)至公元1499年(明孝 47 6.4

宗弘治十二年)

公元1501年(明孝宗弘治十

16、17、18 四年)至公元1800年(清仁 38 7.9

宗嘉庆五年)

表1显示,湖北在唐以前的3、4、5世纪旱灾平均6.1年一遇, 唐以后自10世纪开始每三个世纪旱灾分别是9.6、6.4、7.9年一遇。 只有唐代经过的7、8、9三个世纪平均12年一遇, 旱灾发生频率低于其他任何时段。这也就证明,唐代长江中游多数年代雨水充足,与前文提及的全国多雨的大气候相吻合。值得注意的是,湖北的统计又证明多雨并不必然多水患,详如下表:

表2 2—18世纪湖北水灾次数统计(注:隋唐湖北水灾统计跨三个世纪,今按三个世纪作为一个统计时段(2世纪单列), 各时段水灾数系据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湖北省志·地理(下)》“湖北省历史上的水灾统计”等数据综合而成。)

世纪 年代 灾害次数 平均几年一次

公元101年(东汉和帝永

2 元十三年)至公元197年 13 7.7

(东汉献帝建安二年)

公元219年(汉献帝建安

3、4、5 二十四年)至公元477年 33 9

(南朝宋顺帝升明元年)

501年(南朝齐)至600年

6 (隋) 记录缺载

公元634年(唐太宗贞观

7、8、9 八年)至公元841年(唐 26 11.5

武宗会昌元年)

公元925年(五代后唐庄

10、11、12 宗同光三年)至公元1199 55 5.5

年(南宋宁宗庆元五年)

公元1205年(南宋宁宗开

13、14、15 禧元年)至公元1500年( 112 2.6

明孝宗弘治十三年)

公元1501年(明孝宗弘治

16、17、18 十四年)至公元1800年( 245 1.2

清仁宗嘉庆五年)

表2显示,唐以前的2、3、4、5世纪水灾是7.7年或9年一遇, 唐以后自10世纪开始问题越来越严重,水灾从5.5年一遇发展到1.2年一遇。只有唐代经过的7、8、9三个世纪平均11.5年一遇, 发生频率低于其他任何时段。

湖北是我国自然灾害特别是水灾比较频繁的地区之一,但在随唐时期却相对稀少,发生频率低于前后各个时期。如果从湖北总体上看,这个差别更为明显:据表2,从公元2世纪至18世纪1700年间,湖北总共发生可统计的水灾484次(缺6世纪统计),平均3.5年一遇, 而唐代则是平均11.5年一遇,远远低于1700年间的平均数,可以说唐代是湖北历史上水患最少的时期之一。 这样的估计还可以从荆江大堤的溃决记载得到证实:

表3 历史上荆江大堤溃决次数统计(注:荆江大堤志编委会:《荆江大堤志》,1989年。)

朝代 年代 决堤次数 平均几年一次

东晋 公元317年至420年 1 103

南北朝 公元420年至公元589年 3 56

隋唐 公元581年至公元907年 0 0

南宋 公元1127年至公元1279年 2 76

明 公元1368年至公元1644年 30 9.2

清 公元1644年至公元1911年 55 4.9

民国 公元1912年至公元1949年 6 6.2

从表3看出,自东晋始修荆江堤以来至民国,1600多年间, 荆江大堤共溃决97次,唯有隋唐以及五代北宋等朝代没有溃决记载(没有溃堤不一定没有水患),从一个侧面证明唐代不仅水患频率低而且没有发生摧毁荆江大堤的特大水害。这样估计是同明、清频繁的水患乃至决堤相比而言,并不是忽视唐代长江中游也曾经发生过近10次严重水灾,我们所强调的是水患发生频率低于历史上其他任何时期。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局面?这是下面要讨论的问题。

二、良好的生态环境,天然的调洪能力

水患与生态息息相关,而构成生态环境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核心是森林。森林具有多方面保护环境的作用,唐人对此已有认识,《唐六典》卷7《虞部郎中》条载云:

凡五岳及名山能蕴灵产异,兴云致雨,有利于人者,皆禁其樵采。

法令的规定表明唐代人们认识到森林能“兴云致雨”,“有利于人”,所以“禁其樵采”,无疑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然而法令的制定与实际的操作有很大的差异,唐代特别是北方滥伐森林以至于破坏生态的问题十分严重。史念海先生曾论述过唐代黄土高原森林植被的破坏情况,指出由于人类无节制的活动毁坏了自然植被,进而破坏了生态平衡,造成“土瘠民贫”,遗害无穷(注:参见上官鸿南、朱士光主编:《史念海先生八十寿辰学术文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3—29、60—70页。)。同黄土高原森林植被遭破坏、人类生存环境严重恶化的后果相反,隋唐时代湖北的生态环境相对要好些,天然森林虽然比前代有所减少,但山地丘陵仍有成片的森林,周边山区更是“古林幽篁丛生”。玄宗时,鄂东淮南虎患成灾,以致皇帝紧急诏令境内州县长官学习捕虎的方法,“同除其害”(注:玄宗:《命李全确往淮南授捕虎法诏》,《全唐文》卷27。)。甚至湖北中部地区也有老虎出没,德宗贞元六年(公元790年),江陵尹、 荆南节度使樊泽在郢州(今湖北钟祥)城东龙山打猎,捕杀一只孕虎,腹内尚有4 只未出世的小虎仔(注:符载:《贺樊公畋获虎颂》,《全唐文》卷688。)。 三年后孟郊途径郢州京山县,在《京山行》中有诗句称:“后路起夜色,前山闻虎声。”可见湖北周边及腹部地区因为林木茂密,才会有老虎藏身。这种状况甚至一直延续到宋代,乾道六年(公元1170年)陆游入蜀,乘船路过湖北,他描述鄂东的山景说:

自富池(今湖北阳新富池口)以西,沿江之南,皆大山起伏如涛头,山麓时有居民,往往作棚,持弓矢,伏其上以伺虎(注:陆游:《渭南文集》卷46《入蜀记》。)。

不言而喻,老虎出没之地必定山林茂密,鄂西的森林也大致如此,陆游过巴东,见“南山重复,秀丽可爱”,他特别写道:

群山环拥,层出间见,古木森然,往往二三百年物(注:陆游:《渭南文集》卷46《入蜀记》。)。

陆游所见“二三百年”的“古木”显然生长于唐代。可以说,唐代长江中游的森林植被比较好,历尽沧桑变化不大,是保持良好生态环境的主要积极因素。

至于长江上游,森林覆盖率超过中游,更造就了大西南良好的生态环境。

唐代长江上、中游森林密布,不仅有极强的吸纳雨水的能力,从而遏制洪水;而且还有极强的地表土保持能力,从而控制泥沙流失。我们虽然难以确知唐代长江的泥沙含量,但唐人的诗句留下了重要信息:李白在《荆门浮舟望蜀江》,望见的是“江色绿且明”;储光羲从北方到江夏(今武昌),在“桃花随雨飞”的时节,赋诗《汉阳即事》,描述长江“江水带冰绿”;襄阳名士孟浩然《鹦鹉洲送王九之江左》,回忆“昔登江上黄鹤楼,遥爱江中鹦鹉洲”,如今站在洲头送友人,更赞“洲势逶迤绕碧流”(注:《全唐诗》卷181、139、159。)。 这些身临其境的唐人都说江水碧绿,至少非洪水季节是如此,足见长江含沙量之低,它表明长江流域水土流失远不及黄河严重。正因为如此,唐代黄河中游和长江中游形成了以下鲜明的对照:

前已论及,唐代长江中游水患频率极低,相反,黄河中游水患特别多,特别大。以黄河中游的洛阳为例,据不完全统计,唐代洛阳共发生大小水害22次,水害频繁的主要原因是周围几条河流特别容易泛滥,仅洛水就泛滥过16次。有学者在研究后指出,造成黄河中游河水泛滥的主要原因是过度采伐森林,致使生态系统紊乱,洛阳及其周围地区水土严重流失,河道严重壅塞,结果有雨必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