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前区域经济发展若干理论问题的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
获得了突飞猛进的
，由此对区域经济理论研究产生了巨大的需求。面对来自经济
的巨大需求，学术界加强了对区域经济发展中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观点，并展开了激烈争论。这些不同观点和争论对于繁荣和发展中国区域经济学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至今为止，学术界对当前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一些理论问题还缺乏一致的看法，许多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深化研究。这里，我着重对当前区域经济发展中若干重大理论问题进行讨论，谈谈自己的一些看法，以引起学术界的争鸣和深入探讨。
一、关于中央区域政策的目标选择
中央的区域政策究竟是注重效率还是公平目标，这是我国学术界长期争论的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效率优先论，即强调中央区域政策应注重效率目标，优先支持有条件的优势地区尤其是发达地区加快发展；二是公平优先论，即强调中央区域政策应注重公平目标，优先支持那些关键问题区域尤其是落后地区和衰退地区加快发展；三是效率与公平兼顾论，即中央区域政策要同时兼顾效率目标和公平目标。也有一些学者强调公平与效率的协调和兼容，或者寻求公平与效率的统一。事实上，这种观点与兼顾论大体相同，只是表述不同而已。在优先论中，过去学术界着重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而近些年又提出“公平优先、兼顾效率”。这两种观点可以看成是优先论的修正和改良。
由于在理论上的不同观点，导致建国以来我国中央区域政策的目标选择长期举棋不定，在效率与公平目标之间出现多次较大的变动。从东西关系来看，当中央注重效率目标时，比较发达的东部地区受到较多的优待；当注重公平目标时，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或者过去的“三线地区”受到重视；其结果，处于中间地带的中部地区长期受到“挤压”。在改革开放后的较长时期内，中央区域政策更多的是注重效率目标，条件较好的东部地区在投资和政策方面享受了较多的优惠。这种情况直到最近几年才有一定的改变。在这种政策倾向的影响下，直至今日西部地区工业平均税负仍要远高于东部地区。2004年，若以东部地区工业企业产品销售收入中各项税金所占的比重为100，则中部地区为172，西部地区为218，东北地区为160。这说明，目前西部地区工业平均税负是东部地区的2.18倍。再从城乡关系来看，由于过分强调注重效率目标，政府大量的资源投向了中心城市，尤其是条件较好的大中城市，小城镇和农村地区长期受到“忽视”。前些年实施的市管县体制，进一步加剧了这种“集中化”趋势。其结果，在政府政策和市场力量的合力作用下，中心城市单纯成为了从农村吸纳资源和要素的“载体”，由此对农村和县域经济发展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同时，受行政配置资源的影响，各地在“效率优先”原则的支配下，把大量的政府资源不对称地投向了各级行政中心，尤其是省会和首府城市。在这种情况下，绝大部分省会和首府城市都成为了当地人口和经济规模最大的城市。这种现象已成为当前中国经济的一大特色。
当然，考察中央区域政策的目标，必须
到其体制背景和发展阶段。在
经济体制下，由于政府掌握和控制着绝大部分资源，中央的区域政策更多的是一种布局政策，所以中央在配置资源时，既要考虑效率目标，又要考虑公平目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出现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在这种转轨的初期阶段，由于市场机制很不完善，中央仍掌握着相当部分的资源，加上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为加快全国经济发展，尽快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中央区域政策更多地注重效率目标是可以理解的。然而，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实践，目前中国已经初步形成了
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研究表明，2003年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已经达到了73.8%。虽然学术界对能否这么精确地度量市场化程度还存在异议，但可以肯定的是，目前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已经有了很大提高，而且中国的综合国力也在显著增强，经济发展水平明显提高。在这种情况下，过去计划经济时期完全由政府统筹考虑的效率与公平问题，将分别由市场和政府来共同完成。资源的空间配置问题需要更多地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政府则主要是发挥调控、监管和积极引导作用。
我们知道，效率或趋利原则是市场配置资源的基本原则。这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空间配置的效率目标将主要依靠市场机制来实现。然而，国际
表明，单纯的市场力量一般会扩大而不是缩小地区差距。这是因为，在市场趋利原则的作用下，将促使资金、人才等要素从增长缓慢的落后地区流向繁荣的发达地区，由此加剧地区差距的扩大趋势。事实上，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力量的不断加强，我国资金、人才等要素由中西部落后地区向东部发达地区、由农村地区向大中城市地区的大规模流动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尤其是近年来国有商业银行的市场化改革，更加起到了在中西部吸纳资金投向东部，在农村吸纳资金投向城市的“中介”作用。中西部落后地区和东北老工业基地人才流失现象也十分突出，从最初的“孔雀东南飞”发展到后来的“麻雀东南飞”。这种要素集聚和流动趋势必然会加大城乡和地区差距的扩大趋势，进一步加剧社会不和谐的程度。因此，对中央政府来说，中央区域政策将需要更多地或者主要是注重公平目标，对那些问题严重且自身无法解决、确实需要国家给予援助和扶持的关键问题区域，实行“雪中送炭”，而不是对那些发达的繁荣地区“锦上添花”。这些关键问题区域包括发展落后的贫困地区、处于衰退中的老工业基地、转型困难的资源型城市、
包袱沉重的粮食主产区以及各种问题交融的边境地区等。
由此可见，从宏观战略层面看，效率与公平原则是市场与政府调节所遵循的不同原则。前者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所遵循的原则，它只能是嫌贫爱富、锦上添花，而后者则是政府干预所遵循的原则，它强调的是雪中送炭、公正和谐。从收入分配过程来看，前者是对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而后者则是对国民收入的再次分配。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央区域政策应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的基础上，突出和强调公平目标，实行“逆市场调节”，对各种关键问题区域给予更多的帮助和扶持；而不是像过去那样注重效率目标，实行“顺市场调节”，对经济繁荣的发达地区给予重点支持。在市场机制日趋完善的情况下，中央实行“顺市场调节”的区域政策将是多余的，也是没有必要的。因为通过完善市场机制将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更重要的是，这种“顺市场调节”的做法将会进一步加剧地区差距的扩大趋势，增加社会不和谐的因素，不符合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而且还有可能造成对市场机制的扭曲，影响市场机制正常作用的发挥。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看，几乎很少有国家把扩大地区差距作为中央区域政策的目标。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我强调中央区域政策应更多地注重公平目标，是指中央政府应把区域援助和支持的重点放在那些需要国家扶持的关键问题区域，这是就国家宏观战略层面而言的。当然，这并非意味着中央在具体援助方式的选择上不需要考虑效率问题。事实上，在政策实施层面，中央对关键问题区域实行援助和扶持的方式，将需要兼顾公平和效率问题，尤其是在发展初期阶段，适当强调效率原则是十分必要的。这就意味着，中央对关键问题区域的援助和扶持，一方面要注重公平目标，对问题区域中那些最困难和最需要扶持的对象或群体给予支持；另一方面，要适当强调效率目标，对问题区域中那些最具发展潜力的对象或群体给予支持。从中央援助的性质看，前者相当于一种捐助，而后者则带有一定的投资性质。这种带有投资或刺激投资性质的援助，可以增强问题区域的自我发展能力，提高其持续竞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