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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研究语言变异与语言变化的社会因素分析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流工具之一，不同地区、不同社群甚至不同个体之间的语言使用存在着各种形式的变异与变化。
为了深入了解语言变异与变化的社会因素，语言学家们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本文将从社会因素的角度分析语言变异与变化的原因，并探讨其对社会的影响。
一、社会地位与语言变异社会地位是一种决定个体在社会中地位高低的属性。
研究表明，社会地位与语言变异之间存在密切关系。
在不同社会群体中，地位较高的人往往使用更加规范、标准的语言，而地位较低的人则倾向于使用更多的口语化、方言化表达方式。
这种差异不仅体现在词汇选择、语法结构上，还表现在语音、语调等方面。
例如，社会地位较高的人往往更注重书面语的准确使用，而地位较低的人可能更多地使用俚语、口头禅等非正式表达方式。
二、社会群体与语言变异社会群体包括各种社群、团体和群体，其内部成员之间存在着相互认同与归属感。
语言变异与社会群体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
社群内的成员往往使用共同的语言风格和词汇，以彰显自己的身份和认同感。
这种语言变异体现在不同社会群体之间使用的专业词汇、行业术语上，以及特定社区独有的俚语、隐语等。
例如，在不同的年龄群体和职业群体中，人们使用的词汇和表达方式可能存在差异，这反映了他们所属的社群身份和特点。
三、媒体与语言变异随着媒体的普及和发展，其对语言变异与变化的影响越来越大。
媒体以其广泛的传播和影响力，成为介绍和推广不同方言、语言变体的重要平台。
不同地区的电视台、电台和网络平台促进了语言变异的发展。
例如，在电视剧、综艺节目以及网络直播中，各种地方方言和特定社群的特殊语言表达被广泛采用，并逐渐在社会中产生一定的影响力。
四、社会变革与语言变化社会的变革与发展对语言的变化有重要影响。
社会变迁、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等因素都会对语言习惯、词汇使用以及语法结构等产生深远的影响。
例如，社会的科技发展带来了新兴行业和新的专业术语，也推动了语言的变化。
方言流失情况调查报告6篇篇1一、背景介绍方言作为地域文化的载体和民间交流的工具，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与文化信息。
然而，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推进，普通话的普及以及人口流动的增加，方言的流失情况日益严峻。
本次调查旨在深入了解方言流失的现状、原因及其影响，以期提出有效的保护和传承策略。
二、调查方法1. 文献调研：收集关于方言流失的文献资料，了解前人研究成果。
2. 实地走访：深入方言区进行实地调研，与当地居民交流，了解方言使用情况。
3. 问卷调查：设计问卷，针对不同年龄层、职业群体进行大规模问卷调查。
4. 数据分析：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整理、分析，得出相关结论。
三、调查结果1. 现状：（1）使用人数减少：随着普通话的普及和教育政策的导向，年轻一代对方言的掌握程度普遍下降，使用方言的人数逐年减少。
（2）使用场景受限：方言的使用场景主要限于家庭、民间活动及部分地域性媒体，在正式场合和公共场合使用较少。
（3）代际传承断层：老一辈人的方言水平较高，年轻一代则普遍较低，存在明显的代际传承断层现象。
2. 原因：（1）普通话推广：普通话的普及政策对方言的使用产生了较大影响，普通话成为教育和工作中的主流语言。
（2）人口流动：城市化进程中的人口流动导致方言使用群体分散，缺乏语言环境。
（3）文化认同缺失：年轻一代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降低，对方言的重视程度不足。
3. 影响：（1）文化传承受阻：方言作为地域文化的载体，其流失意味着地域文化的传承受到阻碍。
（2）社区认同感减弱：方言的流失使得社区成员间的认同感降低，影响社会凝聚力和地方文化的独特性。
（3）语言多样性受损：方言的流失意味着语言多样性的减少，不利于文化的繁荣和发展。
四、对策与建议1. 加强方言保护意识：通过宣传教育，提高公众对方言重要性的认识，增强方言保护意识。
2. 设立保护机制：政府应出台相关政策，设立方言保护和传承机制，如设立方言日、建立方言博物馆等。
3. 纳入教育体系：将方言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鼓励和支持中小学开设方言课程。
广告与品牌研究新闻文化论坛13NEWS CULTURE CONSTRUCTION 新闻文化建设浅谈当代方言传承传播价值——以吴方言等为例李贞琤摘要：在全球化浪潮席卷、中国面临重塑大国文化自信的背景下，本文通过调研当代“地方性语言”萎缩与异变这一现象，对近代我国方言生存传播状况分阶段进行解读，挖掘深层原因，进而针对性分析方言萎缩异变的诸多表现：使用频率降低、普通话影响、外来语异变等。
论证了当代方言传承与传播在文学、社会学、历史学等方面的多重价值，肯定了其当代传承与传播必要性。
关键词：方言；传播；全球化；价值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各地语言资源不可谓不丰富，传承不可谓不悠久。
然而近代以来，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与强势入侵的西方文化交锋中处于弱势。
全球化大浪潮中，我们为建立本土文化的整体归属感与清晰的文化身份，在国际国内交流中确定“汉语普通话”作为我国通用语言。
此后几十年中，中国语言舞台中的“方言”显得格外落寞，其异变与萎缩的大趋势亦成为不容否认的事实。
方言在近代传播现状凸显出“丰富性”与“濒危性”双重特点，也持续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学界对“方言”的保留与存续展开广泛研究，进一步探究其传承发展的多重价值。
一、方言传播三阶段漫长的古代中国，虽有“雅言”作为官方语言，但“官话”使用范畴基本确立在官方，是士大夫一族，读书人使用的统一书面、口语系统。
广大底层百姓所使用的一直是各地自己的方言，呈现中国地方语言的丰富多彩。
进入20世纪以来，随着政治与经济发展的需要，官方语言得以强化与确认。
我国方言的传播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呈现出鲜明的不同特色。
（一）权威语言确立阶段20世纪30年代，瞿秋白提出文学革命的任务包括建立“普通话文腔”。
新中国成立后，全国范围内对普通话的普及教育达到前所未有的广度与深度。
在追求国家发展壮大的战略中，普通话功不可没。
它打破区域壁垒，使全国人口流动中几乎不受“语言障碍”限制，促进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实力不断发展。
《城市蒙古人语言态度调查研究》篇一摘要：本篇研究报告以城市蒙古人为研究对象，对其语言态度进行深入的调查与分析。
通过文献综述、实地考察和问卷调查等方法，旨在揭示蒙古族在城市化进程中语言态度的变化，及其对语言使用、语言传承与发展的影响。
一、引言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蒙古族群体逐渐融入城市生活，其语言态度也发生了显著变化。
语言态度是指个体对某种语言的认知、情感和行为倾向，是影响语言使用和发展的重要因素。
因此，对城市蒙古人语言态度的调查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二、研究方法1. 文献综述：通过查阅相关文献，了解蒙古族语言的历史、现状及发展趋势。
2. 实地考察：对城市蒙古人聚集区进行实地考察，观察其语言使用情况。
3. 问卷调查：设计问卷，对城市蒙古人进行语言态度的调查。
三、调查结果1. 语言认知：大部分城市蒙古人对本民族语言有较高的认同感，认为蒙古语是民族文化的象征。
同时，他们也认识到掌握普通话等通用语言的重要性。
2. 情感倾向：多数城市蒙古人对蒙古语持有积极的态度，认为其具有独特的魅力。
对于通用语言，如普通话等，他们的态度较为中立或积极。
3. 语言使用行为：在家庭、社区等场合，蒙古人更倾向于使用蒙古语进行交流。
在公共场合、工作等领域，他们更倾向于使用通用语言。
四、分析讨论1. 语言态度与语言使用：城市蒙古人的语言态度对其语言使用具有重要影响。
他们对本民族语言的认同感越高，越倾向于在特定场合使用该语言。
同时，他们对通用语言的认知和态度也影响了其在公共场合的语言选择。
2. 语言态度与语言传承：城市蒙古人的语言态度对语言的传承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对本民族语言的认同感和积极态度有助于语言的传承与发展。
然而，若对通用语言的认知和态度过于消极，可能会影响语言的交流与传播。
3. 语言态度的变化：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城市蒙古人的语言态度发生了一定变化。
他们更加重视语言的实用性和交流功能，对语言的认知和情感倾向也更加开放和包容。
汉语方言的保护与传承策略研究汉语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之一，它包含了多种方言。
方言作为汉语语言家族的一部分，具有重要的历史和文化价值。
然而，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和都市化的推进，许多方言面临着消亡和边缘化的危机。
因此，研究汉语方言的保护与传承策略显得尤为重要。
一、方言的定义与分类方言是指在一个语言家族内，因地域、社会、历史等原因而形成的不同语音、词汇和语法特点的变体。
汉语方言的分类有很多种方法，其中较为常见的是以方言的音系、语法和词汇为依据，将汉语方言划分为北方方言、南方方言、西南方言和东南方言等。
二、方言的保护价值1.历史文化遗产：汉语方言是千百年来各个区域的人们使用和生活的产物，保留着丰富多样的历史文化信息，是中国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2.语言多样性：方言的存在使得汉语具有了多样性，丰富了语言的表达方式，同时也带来了不同地域间的沟通交流的独特性。
3.地域认同感：方言作为地域文化的象征，对当地居民的身份认同和归属感起着重要作用，维护方言也是维护地域文化的一种方式。
三、方言保护与传承的挑战1.城市化与移民：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大规模人口流动，原籍地方言的使用范围收缩，甚至逐渐被主流语言所代替。
2.教育体系：现行的教育体系普遍使用标准汉语作为教学语言，导致方言在学校和教育领域的重视程度不高，方言传承遇到困境。
3.媒体与科技：大众媒体的普及以及科技的发展使得人们更多地接触到主流语言，方言的使用频率下降，传承面临挑战。
四、方言保护与传承的策略1.宣传意识及教育（1）提高公众对方言保护价值的认知，加强方言保护的宣传工作。
（2）在教育体系中增加对方言的教学内容，引导学生树立对方言的重视和保护意识。
2.制定相关政策与法规（1）在政府层面出台相关的语言保护政策，加大对方言保护的资金投入。
（2）通过立法保护方言的地位和使用权益，规范方言的使用。
3.方言资源的收集与利用（1）建立方言语音库和文献库，对方言进行整理和记录，以便后人学习和研究。
《城市蒙古人语言态度调查研究》篇一一、引言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城市蒙古人作为我国多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语言态度问题日益受到关注。
语言态度不仅关系到个体的文化认同和归属感，还影响着社会的和谐稳定与文化传承。
因此，本研究旨在通过对城市蒙古人的语言态度进行调查研究，了解其语言使用、语言认知及语言情感等方面的特点，为推动城市蒙古人语言文化的保护和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二、研究方法本研究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综合运用文献资料、问卷调查、深度访谈等手段进行数据收集和分析。
研究区域涵盖不同地区、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城市蒙古人社区，以获得全面而客观的调查结果。
三、研究内容（一）研究对象本研究以城市蒙古人为主要研究对象，包括不同年龄、性别、教育背景、职业等社会群体的蒙古族居民。
（二）研究内容1. 语言使用情况：调查城市蒙古人在日常生活、工作、学习等不同场合的语言使用情况，包括母语和普通话的使用频率、使用场合等。
2. 语言认知：了解城市蒙古人对本民族语言和普通话的认知情况，包括对本民族语言的认同感、对普通话的接受程度等。
3. 语言情感：探究城市蒙古人对本民族语言和普通话的情感态度，包括喜爱程度、情感倾向等。
4. 语言传承与教育：调查城市蒙古人对本民族语言传承的态度和意愿，以及在教育中如何对待本民族语言的教与学。
（三）研究结果通过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我们获得了大量关于城市蒙古人语言态度的数据。
以下是主要研究结果的概述：1. 语言使用情况：城市蒙古人在日常生活中仍以母语为主，但在工作和学习中更多地使用普通话。
随着年龄的增大，母语的使用频率逐渐增加，而普通话的使用则相对减少。
2. 语言认知：大部分城市蒙古人对本民族语言有较高的认同感，认为母语是民族文化的重要标志。
同时，他们也普遍接受普通话，认为这是现代社会交流的必要工具。
3. 语言情感：城市蒙古人对本民族语言和普通话的情感态度因个体差异而异。
总体而言，对本民族语言有较深的情感倾向，认为母语蕴含着民族文化和传统。
现代汉语中的方言使用与地域差异汉语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之一，广大的华人社区分布在各个地区。
由于历史、地理和文化的差异，中国各地区形成了不同的方言系统。
在现代汉语中，方言的使用对于地域差异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方言与地域文化的紧密联系方言在很大程度上与地域文化密切相关。
随着地理环境、历史背景和社会变迁的差异，各地形成了不同的方言体系。
例如，北方方言以普通话为代表，以其直接、豪放的特点而闻名；而南方方言则以悠扬、柔美的声调著称。
这种方言与地域文化的紧密联系，使得方言成为当地居民身份认同和地域归属感的重要标志。
方言不仅是一种语言交流工具，更是地域文化的传承与展现。
通过方言，人们可以感受到地区间的差异与特色，加深对地域文化的认知和尊重。
二、方言的多样性与地域差异中国幅员辽阔，各地方言的差异十分显著。
在汉语方言系统中，北方方言、南方方言和闽南方言等都有自己独特的特点和特征。
例如，在北方方言中，普通话作为官方语言，已经成为全国各地的共同语言；而南方方言则以各具特色的声调系统而著称。
这种多样性的方言现象，使得中国各地区的人们在语言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方言在人们的日常交流、家庭教育、传媒媒体等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方言不仅仅是语言的一种变体，更是与地域文化、历史、习俗等紧密相连的文化符号。
三、方言使用的地域差异在现代汉语中，方言的使用在不同的地域有着明显的差异。
一方面，方言的使用在语音、词汇和语法等方面存在差异。
例如，北方人习惯在口语中添加儿化音，而南方人则倾向于使用悠扬的声调进行语言交流。
另一方面，方言的使用也受到地域间的交流和移动的影响。
随着人们的移动和跨地区的交流增加，方言的使用范围逐渐缩小，普通话的普及程度也在逐渐提高。
如今，在城市中，普通话已成为主要的交流语言，尤其是在教育、政府和商业等领域中。
然而，即使在普通话盛行的情况下，方言仍然在某些特定场合和社交群体中保持活力。
例如，家庭、社区和地方文化传统的传承使得方言仍然在家庭和地方交流中被广泛使用。
语言生活调研报告一、研究背景语言是人类最基本、最重要的交流工具之一，不仅用于传递信息，还承载着文化、情感和个性等方面的含义。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迁，语言生活也发生了许多变化，比如口语化趋势明显，网络语言的盛行，语言习惯的转变等。
为了更好地了解现代人的语言生活情况，进行了本次调研。
二、调研目的1. 了解现代人的语言使用习惯，包括书面语和口语之间的使用频率；2. 探索现代人在网络语言使用方面的态度和行为；3. 探讨现代人对于语言规范性的认知和遵守程度。
三、调研方法本次调研采用了问卷调查的方式，面向不同年龄段、不同性别、不同职业的人群进行，以全面了解现代人的语言生活状况。
四、调研结果及分析1. 语言使用习惯结果显示，现代人在日常生活中更倾向于使用口语表达，而书面语的使用频率较低。
57%的受访者表示平时更偏爱使用口语，而只有27%的受访者表示平时更习惯使用书面语。
这表明现代人更注重语言的实用性和自然性，更倾向于用简单、直接的方式进行交流。
2. 网络语言的态度和行为调查结果显示，绝大多数受访者（84%）对网络语言持接受态度，认为网络语言可以更好地表达自己，提高沟通效率。
然而，也有16%的受访者对网络语言持较为保守的态度，认为使用网络语言会对传统语言习惯造成不良影响。
此外，调研结果还显示，全体受访者中有85%的人承认自己在日常生活中会使用网络语言，尤其是在社交媒体平台上。
这说明网络语言已经成为现代人语言生活的一部分，而且正逐渐融入到书面语和口语之中。
3. 语言规范性的认知和遵守程度调研结果显示，大多数受访者（76%）对语言规范性有一定的认知，认为语言应该遵循基本的语法和拼写规则。
然而，也有24%的受访者认为语言规范性并不重要，更注重交流的畅达和自由。
五、调研结论通过本次调研，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 现代人更倾向于使用口语表达，而书面语的使用频率较低；2. 大多数现代人对网络语言持接受态度，并在日常生活中广泛使用；3. 对语言规范性的认知和遵守程度存在差异，但大多数人对规范性持一定认知。
语言认同和城市归属感研究——基于宁波方言和城市归属感的调研分析-汉语言文学语言认同和城市归属感研究——基于宁波方言和城市归属感的调研分析摘要：改革开放以来，宁波加速城市化建设，促使大量外地人口逐渐向城市转移。
这一转移过程不仅是地理空间上的位移，也是语言以及社会心理方面和城市群体相适应的过程。
外来务工人员对城市建设做出了很大贡献，但由于多种因素，导致他们无法真正融入城市群体。
当前外来人员在地域归属感、群体归属感、身份归属感上仍存在种种不和谐。
希望有关语言认同和城市归属感的研究，能够有助于外来务工人员在语言上完成再社会化，从而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
关键词：语言认同城市归属感宁波方言一、引言中官路村位于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蛟川街道镇海经济开发区，全村占地2.2平方公里，下辖楼屋谢、下赵、前汤、后董4个自然村，常住人口838人，外来人口4500多人。
新建村地处宁波市江北区小港街道的西部，村域面积1.5万平方公里，由胡家洋、五房、叶家、塘路墩、朱家自然庄组成，总户数418户，常住人口830人，外来人口590人。
经过综合考虑，最终确定调研中官路村和新建村，其主要原因是这两个村庄是宁波市外来人员的聚集地，正好符合将外来人员作为本次调研对象的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加速城市化建设，促使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向城市转移。
在社会文化适应上，有些外来人员存在无法真正地融入城市生活的问题，尤其是城市对外来人员所采取的“经济吸纳”和“社会拒斥”的双重态度，使得这些“都市里的村民”成为行走在都市里的“边缘人”。
泰勒在《人类学——人及其文化研究》一书中认为：“在前历史时期中，发生了人类在地球上的初次扩散和大种族的发展，产生了语言，确定了大的语系，文化发展到古代世界东方民族的水平——他们是现代文明的先驱者和奠基者”。
正是因为语言在人类文化体系中的地位如此重要，甚至可以认为，语言不仅是文化的一种形式，更是群体（种族）的有效凝聚力。
方言也是语言，只不过方言是变异的语言，因而它同语言一样是文化的载体，是一种区域文化标识，区域文化与语言或是方言的融合与分化都是双向互动的。
二、语言认同语言认同（language identity）是指群体在交际过程中，使用同一种语言或方言的交际行为、或群体对同一种语言或方言在态度、情感、认知等心理活动的趋同。
社会学研究表明，个体融入群体及群体的协调维系，都与语言认同有密切的关系；或者说，不同个体构成群体、群体的和谐达成，都有着语言认同的促进推动。
语言是文化中最核心和最有影响力的特征之一。
说和听——即口语是所有人类社会中人际互动最具渗透力的一种形式。
具有相同的地域特点和文化特点的个体所共有的语言称为方言（dialect）。
方言的某些特点，将个体塑造成某种特定类型的人。
方言也可以让个体对所属的群体保持高度的认同，亚文化中的方言就像某行业的行话一样，只在特定人群中通用。
语言、言语行为和社会之间是一脉相承的关系。
语言体现一种社会关系，也体现一种社会结构，语言认同无疑是社会认同、文化认同的一种表现。
如此一来，群体成员用的独特语言和表达方式，或者是对群体有特殊含义的语言交流，有助于个体对该群体产生偏好。
Le Page等人基于克里奥尔语研究建构的认同行为理论（acts of identity）提出，具有认同行为的讲话人有四个条件：第一，可以识别不同的群体；第二，有机会也有能力去观察和分析这些群体的行为系统；第三，有加入该群体的强烈动机，从该群体得到的反馈使这种动机或增强或减弱；第四，讲话人有能力改变自己的行为（Le Page et al，1985；转引自徐大明，2006）。
目前学界已经达成的共识是：语言是认同的一个符号和标志（Gumperz，1982；Joseph，2004；Jenkins，2007；Simpson，2008）；语言使用是认同的一个载体（Tong et al，1999）；语言使用也是一种认同行为，是一群人向其他人表明自己是谁的一种手段（Cameron Kulick，2003）。
当前社会上普遍反映，城市人的方言能力和方言使用率与上一代人或者农村人相比，有比较明显的下降。
人们的语言使用情况以及他们的语言态度，是一种语言能否保持下去的关键。
（李宇明、戴红亮，2008）三、外来人员的城市归属感外来人员的城市归属感是指当转移到新的城市后，应当归属于城市社会的一种情感表达、心理认同和依恋程度。
由于外来人员来自不同的地区，受本土的文化影响，导致他们与当地居民在生活习惯风俗、宗教信仰、价值观念都有一定的差异。
虽然外来务工人员是我国城市经济建设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并且一部分外来人员，在城里扎了“根”。
但整体而言，他们在未来归属上还没有明确的行为选择，是一个向往城市，又难以融入城市的群体；是一个需要服务，又难以受平等待遇的群体。
这种城市归属感不和谐表现如下：（一）地域归属感上的不和谐按照托达罗人口迁移理论，人口迁移的动机在于预期经济收入的提高，所以外来人员进城的目的大多是为了找工作挣钱养家。
虽然故乡的土地养育了他们，故乡的亲人是他们最终的归属和赖以生存的希望，他们内心里也不愿背井离乡，但是城市的发展机遇又吸引他们追寻发家致富的梦想。
这就导致重重矛盾：他们“根”在故乡，却又远离故乡；既想生活在城市，又无力在城市买房定居；他们在城市辛苦地赚钱，牵挂和归宿的又在故乡；他们希望融入城市，但由于主观与客观、习惯与行为、观念与体制等因素的影响，又难以融入城市。
（二）群体归属感上不和谐作为城市居民，不仅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和稳定的收入来源，而且还能享受各种社会保障。
而外来人员由于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制度，让他们在社会保障上经常处于“边缘人”的尴尬境地，使得外来人员虽身在城市，却无法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社会待遇。
据调查，有40%的农民工把自己定位为“农村人”，只有3%的人把自己定位为“城里人”，另外有20%的人把自己划为“半个城里人”，还有37%的人觉得说不清楚自己该如何归类。
外来人员在城市的人际交往对象，大多是亲戚或者老乡，很少有与城市人群亲近的机会，这也导致他们缺乏对城市群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三）身份归属感上不和谐身份是由个体的社会地位及处境地位决定的自我认同。
由于语言与社会之间存在密切关系，而身份是一个重要的社会范畴，语言与身份也密不可分。
“语言运用既是一种社会行为又是一种个体行为。
之所以说是社会行为，是因为言语活动的生成和接收都必须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进行；之所以说是个体行为，是因为语言的使用涉及具体的人和事”（刘霞敏，2007）。
外来务工人员是城市发展的重要力量，但城市居民却不承认他们在城市生活的“合法性”。
特别是长期以来城市人普遍对外来人员怀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对他们存在心理排斥和刻板印象，并在行为上表现出歧视。
城市人群对进城务工人员的歧视和不友好，又映射在外来务工人员的思想中，再反射为他们对城市群体的不认同、不满意，进而产生疏离感和责任匮乏心态。
四、调研结果（一）被试结构根据拟定的访谈提纲，对90名非宁波籍居民进行个别访谈，年龄范围在18岁到57岁之间，其中男性42名，女性48名。
访谈期间对于识字不多或听力不好的老人，进行耐心详细地解说，力保问卷的有效回收率，使回收的问卷内容能够最大程度地反映被试的真实情况，做到调研数据的真实可靠。
调研的对象也力求多样化，不仅涵盖了“老中青”三个年龄阶段，还包括了个体老板、环卫工人、保安和其他上班族等多种职业类型。
（二）个案分析我们选取了新建村的王某某作为访谈的典型案例。
王某某，52岁，来宁波务工11年，是一名建筑工人，月平均收入3500元，和妻子两人住在40平米的平顶屋里。
我们了解到他的基本情况后，就开始问他对宁波方言持什么态度。
王某某直言，刚来宁波的时候，很不习惯宁波方言，觉得这种语言有点生硬。
但是在日常生活工作中，他发现会说一些宁波方言能更好地拉近与当地人的关系，能够帮助他更好地融入工作团队，所以他开始有意识地学习宁波方言。
他如今不仅能听懂宁波方言，而且能用宁波方言来进行日常交流。
（三）访谈结果访谈结果显示，在宁波居住时间越长的外来人员，越习惯宁波城市的生活方式，对宁波方言的排斥感越低，对宁波城市的归属感越强。
具体而言，对于宁波方言的态度，11%的外来人员表示喜欢，30.8%的外来人员保持中立，58.2%的外来人员表示不喜欢。
对于宁波城市归属感，全部的被访者都愿意遵守宁波的各项规章制度，86.7%的被访者喜欢宁波这座城市，83.3%的被访者愿意留在宁波工作，43.3%的被访者愿意长期留在宁波生活，80%的被访者觉得宁波城市的规划建设合理，46.7%的被访者感觉在宁波有家的温暖。
五、结语马斯洛（1987）需要层次理论认为，人既有生理需要，又有社会需要。
其中，语言认同和城市归属都属于社会需要，这一需要的缺失将导致个体人格发展畸形，出现人格障碍。
而外来务工人员身处异地时，为了适应城市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为了找到群体的归属感，必须在语言上做出调整：改变原来的语言特征、交际方式和交流习惯等，在语言上完成再社会化。
这种语言的再社会化过程，必然会改变他们对所在城市当地语言的认同。
其实，对外来务工人员语言认同和城市归属感的研究，是为研究外来务工人员能否适应新的城市环境。
因为个体在社会化的过程中，除了要寻求自己的与众不同之外，还需要获得他人的认同，建立归属感。
缺乏与别人的联系会使得个体被排斥，无法融入主流社会而游离于所属生活系统的边缘。
希望有关语言认同和城市归属感的研究，能够帮助外来务工人员更好地融入城市，同时有助于社会团体关系的改善。
（本课题由宁波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资助，编号[G14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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