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国古代的法律文化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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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概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概述中国有着丰富的传统法律文化,这些传统法律文化与当代中国的社会环境存在着激烈的冲突。
构造法治社会,需要实现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转换。
本文从思想观念和法律制度两方面入手,阐述了如何实现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转换,并提出了一些在现代转换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具有五千多年的文明。
中国的法律文化自古有之,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它不仅影响中华民族数千年,还走出国门,对亚洲周边国家产生了深刻地影响,在世界法律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在当代中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迫切需要对法律文化的借鉴与研究,来构造我们的法治社会。
我们不仅要借鉴与研究西方的一些法律文化,还要借鉴与研究我们祖先的遗产——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一座巨大的思想宝库,对它的态度应持一分为二的观点,“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把那些积极向上的东西融入到当代中国法律文化中来,以实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转换,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服务。
第一节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简述与冲突“中国法律文化的发祥期可以溯源到我国原始社会的尧舜禹时代。
”③它历经数千年的发展,内容博大精深,具有鲜明的中华民族的特色。
法律调整社会关系的广泛性决定了法律文化涉及范围的广泛性。
要想系统地阐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并非一篇文章所能涵盖,更不是本文作者所能胜任的。
因此,本文仅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择其重点,加以论述。
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简述(一)工具主义的法律文化法律是什么?在中国古代社会,人们一直把法律看成是镇压老百姓的工具,而“法即刑”这一思想是促成这种观念形成与加强的一个重要原因。
因此,当时的人们对法律产生了一种畏惧感,厌恶它,排斥它。
每当遇到纠纷与冲突时,古代百姓也不愿意用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从社会整体上来说,“无讼”便成了一种最佳的社会状态,而且,“无讼即德”。
这样的一种观念使广大老百姓不愿或不敢用法律来维护自身的权益,进而导致中国古代社会权利意识的普遍淡薄。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点摘要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具有民刑有分、重刑轻民,礼法结合、以礼代法和行政监理司法的主要特点以及类推裁判、无讼是求、以法治吏等的特征。
其形成主要受到生产方式、社会组织、政治模式和思想意识四个方面的影响,因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和西方法律文化在体系结构、价值取向和法律观念方面都有着明显的不同。
关键词法律文化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社会成因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形成了“德”、“礼”为基石的法律理念。
以“德”、“礼”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更是对当代中国法制建设有着深远的影响。
首先,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法贵严明”思想强调了君臣共同守法以及执法严明的重要性,这对我国的法制建设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其次,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注重预防犯罪和犯罪分子的改造。
最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人文精神也对今天的法制建设有着重要的影响。
董仲舒“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奠定了中国古代法律实践活动的价值观。
特别值得提出的就是“特权原则”的应用,统治者制定出了一系列保护贵族、官僚的利益的刑罚原则。
如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夫之刑,不著刑书”等等,这种思想在当今社会仍然广泛存在。
一方面助长了社会上层权力拥有者对法的蔑视心理,另一方面也使普通大众产生了对法律公正实施的不信任和对权利拥有者的仇视心理。
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从法律内容方面来看有“民刑不分,重刑轻民”和“礼法结合、重礼轻法”的特点;从司法制度方面来看主要是“行政监理司法”。
(一)民刑不分,重刑轻民中国古代法律的主要内容为刑法,同时也针对民事法律做了相关规定,而对于违反民事法律的行为施以刑罚。
夏、商时期,中国古代的刑法制度开始出现。
在夏朝时,统治者规定了最基本的罪名和刑种。
到了商朝,在夏朝法律的基础上对最基本的有关所有权、婚姻、以及继承的民事法律制度做了简单的规定。
同时,民事法律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例如婚姻制度中规定了“六礼”以及“七出”、“三不去”。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探析【摘要】传统法律文化在清末变法之际,制度层面的成果消失了,但精神实质却仍在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
对传统法律文化形成和特征的把握,可以解释法律实施的实然和应然的冲突,有利于深刻把握当今法治社会建设实践。
文章从礼法关系变化、法与和谐、息讼、德礼、人情的关系等角度考察、探析传统法律文化。
【关键词】传统法律文化礼法和谐人情文化的概念有广狭义之分,最广义指人类的一切活动及其结果,包括物态的、制度层面的、行为层次以及心态思想层面,而狭义的则仅指心态思想层面。
物态层次的文化主要指中国古代文化典籍,是“加工,创造的各种器物,物化的知识力量”。
制度层面的文化是“各种规范体系”,随着清末变法、西学东进的热潮而消逝。
但行为文化方面,“约定俗成的风俗习惯”却随处可见,如农村结婚仍遵循的婚姻六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家产继承中的出嫁女几无份额,拒讼,被誉为东方司法独创的调解制度,以及刑法中主刑为什么是五种而不是更多,甚至“和谐社会”的提倡,这些都能在古代法律中找到原型(当然古今对和谐的理解有质的区别)。
但清末至今,众人对古代法律文化却大多持批驳的态度,似乎只有符合西方标准的社会才是至善完美的。
近十余年法学家热衷于探讨中国法学何去何从,选择本土化还是西方化,所以深入研究古代法律文化既可知古又可鉴今。
一、中国法律文化概述文化是在比较中产生的,如果没有西方法律文化的存在,也就不会有东方文化,中国法律文化的对称。
“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特定的法律,而每一种特定的法律也都有其特定的文化[1]”,法律文化作为文化整体下的子系统,从最狭义的定义看,是指一系列行为、风俗中所含的稳定的观念、心态。
法律文化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和方法,学界主流观点主要有以下三种:法律文化是由法律制度、法律思想、以及与法律相关的行为方式组成的复合体[2];作为人类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法律文化,主要指内化在法律思想、法律制度、法律设施以及人们的行为模式中,并在精神和原则上引导或制约它们发展的一般观念及价值系统[3];法律文化既是一种用文化的眼光认识法律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也是一种具有实体内容和对象化的文化结构,并且这两个方面是互相联系着的[4]。
传统法律文化的特点王田田摘要: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最基本的特点是“引礼入法,礼法结合”。
古礼产生于中国原始社会的祭祀仪式,西周时周公制礼使礼系统化、规范化。
而古代的法律起源于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
经历春秋战国至秦朝时,礼和法各自发展、演变。
汉初是引礼入法的一个起点,为礼和法的融合开辟多种渠道。
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礼法的结合不断深化和完善。
至唐朝,礼法结合已臻于成熟和定型。
自此,“引礼入法、礼法合一”的传统彻底贯穿于整个传统法律文化,并成为中华法系最鲜明的特点。
关键词:礼的产生法的产生引礼入法礼法结合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中国)之一,以国家的形成作为文明起步的标志的话,中国古代的文明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二十一世纪的夏王朝。
在四千多年的历史传承中,传统法律文化更是源远流长、经久不衰。
传统法律文化在长期发展演变过程中,由于儒家学说与实际政治的相互作用,一系列富于浓郁东方农耕社会特色的道德价值观念逐渐渗透其中,最终形成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制度和规范,塑造出一种富有特色的“伦理法”。
“伦理法”的最本质核心是“引礼入法,礼法结合”,这是中国传统法律区别于其他国家传统法律文化的最基本的特点。
所谓“引礼入法,礼法结合”,是指在中华传统法律中,中国的伦理道德与法律规范完全融为一体,法律的评判标准与道德的评判标准完全一致。
1这在传统法律文化中有许许多多的体现。
那么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发展中,礼和法是怎么产生的?礼和法又是怎么结合的?这些对于我们了解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点有着重要意义。
一、礼的产生礼是古老中国的一种社会现象,西周前的礼称为古礼。
礼不仅起源早,而且贯穿于整个中国古代社会。
所谓“礼也,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
2“礼”字的初文,早在商代甲骨文中已经出现,即作“豊”;战国以后加上加上了“示”旁,作“禮”;后来简化称为“礼”。
“礼”字的初文从双玉、从鼓之形。
3古代中国人最初“行礼以玉”,祭祀时往往以鼓作乐;古籍中又说“礼事起于燧皇,礼名起于黄帝”,4这表明礼最初是原始社会祭祀祈福的一种宗教仪式,玉和鼓则是中国古代祭祀礼仪活动的代表物。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精华与糟粕从秦代至清代,中国朝代更替,但是古代的法律文化却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
精华与糟粕也十分明显。
在汉武帝的儒家文化改革后,儒家不仅成为正统思想,而且儒家更是融合了法家思想,形成了外儒内法的现象。
因此对于中国两千多年的传统法律文化,儒家思想发挥着其重要的作用。
封建社会的法律从根本上来说维护着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因此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糟粕也显而易见.有以下的主要几点一、只强调下级对上级的义务,而不强调下级拥有的权利。
这不可不归功于儒家思想在宋明时期的绝对化。
理学家们强调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三纲五常只强调义务而不强调权利,这成为统治阶级在立法时的思想指导.二、妇女的权利极少,地位低下。
三、重农抑商,商人地位低下。
这个思想从商鞅变法开始就有.在当时重农抑商是有好处的,有利于提高生产力,强大国家.然而在之后,儒家成为正统思想后,强调“义"大于“利",因此在以后的立法中把商人的地位贬低也可以理解了。
但是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在明清的资本主义萌芽时期阻碍了中国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从而落后世界。
四、禁锢思想,言论不自由。
这个对中国的打击也十分巨大,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维护社会稳定。
但是却导致了,中国文化发展缓慢,读书人迂腐,教条,阻碍了社会发展。
然而,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并不是一无是处,其也有其精华之处.一、儒家思想强调“民本”,因此在各个王朝的立法,总会有这样的思想引导,认为民众安居乐业,才能从根本上减少犯罪,国家才能长久稳定,而关心百姓、注重民生成为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打上了“民本”的烙印,具有了人文主义的特色。
二、虽然强调“义”的儒家思想在中国近代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
但是,却有其积极的一面。
义是礼的重要内涵。
义作为社会的道德规范,使整个社会秩序井然,从而避免了因为事断于法的追名逐利而引起的社会道德沦丧,秩序的破坏。
法律史与法律文化传统了解法律的历史发展与文化传承法律史与法律文化传统:了解法律的历史发展与文化传承法律作为社会管理和治理的重要工具,是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平正义的基石。
然而,法律并非孤立存在,它是经历了漫长历史发展和文化传承的产物。
了解法律的历史发展与文化传承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法律的本质和意义。
本文将探讨法律史与法律文化传统,并分析其对我们对法律的认识和理解的重要性。
一、法律史的概述法律史是研究法律的发展和演变过程的学科。
通过研究法律史,我们可以了解到法律的起源、演化和变革,并从中寻找到法律的规律和普遍性。
古代法律源于各种社会形态和文化传统,并随着社会的变迁和发展而不断演进。
例如,古代的宗教和贵族法律以及现代社会的民法、刑法等都是法律发展的一部分。
此外,法律史还包括了各个时期和国家的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传承,例如古罗马法、英国普通法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现代法律的发展。
通过对法律史的研究,我们可以了解到不同法律制度背后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进一步认识到法律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二、法律文化传统的意义法律文化传统是指在特定社会和文化环境中,法律制度和法律实践形成与发展的过程。
它包含了一系列的法律观念、法律制度和法律规范,反映了特定社会对法律的认识、理解和运用。
法律文化传统是法律的内在基础和精神支撑,对于保持社会的稳定和公平至关重要。
首先,法律文化传统在法律制度的形成和实践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不同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决定了不同的法律体系和法律规则。
例如,中国古代的儒家思想对中国的法律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强调了仁义礼智信等价值观念,并体现在中国的礼法律法中。
同时,英国的普通法体系注重案例和先例,体现了其对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关注。
法律文化传统不仅为法律制度提供了思想基石,也影响了法律实践和解释。
其次,法律文化传统对法律的认识和理解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法律是一个复杂而庞大的体系,而法律文化传统为我们提供了认识和理解法律的框架和方法。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点南京师范大学张亦凡大家都知道世界五大法系:中华法系,大陆法系,英美法系,伊斯兰法系和印度法系。
中华法系则是五大法系中延续时间最长,特点最鲜明的法系。
中华法系开始形成于秦朝(公元前221年——公元前206年),到隋唐时期(公元581年——公元618年)成熟。
但是中国的传统法律文化并不是伴随着中华法系的开始而出现的。
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国家形成产生的依据,中国自夏朝开始进入国家时代,也就是说最初的国家与法产生于夏朝,经商朝到西周逐渐完备。
经过春秋战国法律制度的巨大变革,成文法自子产于郑国开始各国开始颁布成文法之后,到秦朝才出现了中华法系的雏形。
中国传统法律在最开始有一个显著的特点——神权法思想是立法的指导思想。
从文献记载来看,夏代的立法思想是“恭行天罚”。
夏代的统治者利用宗教来进行统治,将掌握的国家权力说成是神授,而法律自然就成了神的一致的体现,法律的实施就是替天行罚“恭行天罚”。
到了商朝,“天罚”的神权法思想发展到了一个巅峰。
举凡国家大事,都要通过占卜向上天请示,发展到后来,甚至连定罪量刑都要诉诸鬼神。
通过“天罚审判”来使人民“畏法令”。
在商朝达到顶峰的神权法思想,在西周被继承发展,并且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西周的奴隶主贵族吸取了夏、商灭亡的教训,提出了君权神授说——“以德配天”。
商纣失德,周武王为有德者,是至德者上天选择的至圣者来统治人民。
可以理解是在为西周取代商代制造舆论。
同时在治国方略的法制方面提出了——“明德慎罚”,强调了道德教化的作用,弱化了神权的维护统治力量,兼顾人事,重视民心。
这是神权的第一次动摇,强调了“民本”思想,奠定了中国古代法律思想中“重民、重德、仁政”的传统。
神权法思想很显然是统治者最初巩固自己统治地位的通知方法,利用人们的敬畏之心来规范人民的行为准则。
“引礼入法,礼法结合”,这是中国传统法律区别于其他国家传统法律文化的最基本的特点。
所谓“引礼入法,礼法结合”,是指在中华传统法律中,中国的伦理道德与法律规范完全融为一体,法律的评判标准与道德的评判标准完全一致。
罚”,夏商的统治者一方面以“服天命”自诩,极力通过致孝于鬼神把礼改造成代表其阶级意志、符合国家统治需要的行为规范;另一方面将礼与神权紧密结合,使天上与地下、神与王联系起来,“上事天,下事地”,建立起天人合一的宗教政治观,为王权和贵族政治服务。
这样,礼的内容也由单纯的习俗仪式发展成规范君臣、血统、婚姻的行为规范,体现了神权、族权与君权的统一性,并逐渐被制度化、法律化。
礼的系统化、规范化,始于西周的周公制礼。
周初,周公姬旦鉴于商后政治关系变动、社会动荡不安、阶级矛盾激化、文化冲突尖锐,需尽快稳定国家、巩固统治,于是“制礼作乐”,将分散凌乱的礼进行整理、修订、补充,把夏礼、商礼发展成以维护宗法等级制为核心的行为规范,并制定相应的典章制度、礼节仪式,成为“法度之通名”。
一般称之为“周礼”。
后来儒家将之发展成“为国以礼”的“礼治”。
5 据《尚书大传》描述:“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
”由此可见,周公制礼效果之佳、意义之重大。
周公制礼的出发点和归宿是“尊尊”和“亲亲”。
“尊尊”即下级必须尊敬和服从上级,特别是一国之君;“亲亲”即必须亲爱自己的亲属,特别是以父权为中心的尊亲属。
尊尊为忠,亲亲为孝,前者是等级原则,旨在维护君权,所谓“国无二君”;后者是宗法原则,旨在维护父权,所谓“家无二尊”。
亲亲和尊尊既是周礼的基本原则,也是西周立法的指导思想;与此相应,“孝”和“忠”既是伦理道德规范,又是法律规范。
6这种政治与伦理相统一的理论,就是礼的思想基础。
周公制礼的实质是确立贵贱尊卑的等级秩序和制度,正如《礼记曲礼》说:“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左传隐公十一年》也说,礼起着“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的重大作用。
总之,周公制礼,使得君臣有位、尊卑有等、贵贱有别、长幼有序,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各种行为纳入礼所调整的轨道。
后儒家为渲染礼的神秘色彩,增加礼的规范作用,把礼与高深不可测的天地相联,以天人合一来辩护礼治国、礼治民的符合天道。
中国古代法制的特点
中国古代法制是中国储藏的宝贵法律文化遗产。
它自古以来在国家治
理思想、政治秩序、社会管理和经济建设中发挥着重要推动作用和强大影
响力,影响着中国古今的文明发展和社会进步,奠定中华文明根基和开启
中国的现代发展。
一、规则规范。
古代法制的根本功能在于确立道德准则和法律规范。
它将原则性规定落实到具体情境,以确立一个具体的、可操作的法律制度,来保护各方的权利与义务,维护社会秩序,有效遏制行为不作的乱世纷争,从而实现社会的强有力管理。
二、多元表现。
古代法制呈现出法制、道德、礼仪等多元互动的表现
形式。
它不仅是一种法律制度,也是一种传统文化。
它将传统文化融入其中,在法律制度建设中形成一种生活方式,使得法律制度不仅仅是规范行为,更是体现文化底蕴。
三、变迁动态。
古代法制是历史规律的积淀和发展,它是一切文明发
展的过程,而不是一件僵化的事物。
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它继承了上一
代的成果,也丰富了现在的表现形式,融入了社会文化发展的有效需要,
使古代法制更具有时代性和历史性。
四、科学化思维。
传统法律文化传统法律文化传统法律文化是一个民族或地区特有的法律思想、习俗和制度,反映了社会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念。
这种法律文化既是社会发展的产物,也是社会稳定的基石。
本文将以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为例,探讨其特点、对社会的影响和现代中国法律制度的传承与创新。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根植于几千年的历史和文明传承,其核心价值观是“仁、义、礼、智、信”,体现了人类社会共同的价值观念。
其中,“仁”强调对他人的关怀和善意,“义”提倡人与人之间的公正和正义,“礼”指导人们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智”表达对知识和智慧的追求,“信”强调言行一致以及守信用。
这些价值观念贯穿于中国法律文化的方方面面,影响着社会的发展和个人的行为。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点之一是注重调解和妥协。
在中国古代,专门设立了官员和法律机构来处理纠纷和冲突,而不是简单地依靠法律诉讼解决问题。
这种传统延续至今,许多纠纷在中国仍然通过调解达成和解,强调维护社会和谐和家庭稳定。
此外,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还强调对长者的尊重和对家庭的重视,将家庭成员的行为纳入到法律规范中,以维护家庭的稳定和社会的安定。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社会的影响也体现在其尊重权威和社会秩序方面。
中国的传统法律制度注重对权威的尊重和对社会秩序的维护。
古代中国的法律体系主要由皇帝和官员来制定和执行,而民众则被要求服从和依法行事。
这种传统在现代中国的法律制度中得到了保留,法律仍然被视为一种权威,并且必须被遵守和执行,以确保社会的秩序和稳定。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革,现代中国的法律制度在传承传统法律文化的同时也发生了一些创新和改革。
尤其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法律制度在国际法律框架下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以提高其国际影响力和适应国际社会的需要。
现代中国法律制度在保留传统法律文化的同时,也注重法治和司法公正的原则,以确保社会正义和公平。
总结起来,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一个反映社会价值观念和道德准则的法律思想体系和习俗制度。
浅谈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点( 作者:高艺方发表时间:2014年11月 )论文关键词:法律文化特点和谐社会礼法合一论文摘要:本文通过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梳理,从其渊源说起,总结其特点,并与构建和谐社会宏伟目标联系在一起,道出当今社会追求的最高境界即为和谐。
并系统的总结出一整套法律体系,使我们在实践中不断的推陈出新,做到为我所用。
一、传统法律文化的起源文明的开始往往伴随着法制的发展,中国古代的法律有其独立发展体系,有着鲜明的地域特点,中华法系是世界上最为著名的五大法系之一,而且是五大法系中延续时间最长,特点最鲜明的一个。
一般认为,自夏商周开始,中国法律已经逐渐制度化,到了西周,取而代之的是更具人性化的“以德配天”、“明德慎罚”,这一立法思想的提出,体现了统治者注重自己的德行修养,到唐朝已经相当成熟,《唐律》是最具代表性的法典,为后世王朝长期沿用。
唐以后的各个朝代都遵循了唐朝法律所体现的精神,并保持着自己的特色。
在发展的过程中越来越注重法律本身的实用性,更加突出了法律对维护封建统治的作用。
明朝在前朝的成就上继续总结,建立了完整的法律体系,并被清朝继承,一直沿用至近代。
中国的法律文化也影响了周边的地区,如封建时期的日本、朝鲜、越南等,使得这些国家成为中华法系的子法发源地。
二、和谐成为主流的渊源现在的中国崇尚的是德治与法治并行,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要做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一种循环发展,要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建设一个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不断促进社会的和谐,解决社会矛盾。
法律在其中起着无比重要的作用,它就像一根纽带一样,贯穿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法律之所以存在,必定有它自身存在的意义。
和谐对于传统法律文化意味着什么?“和谐既是传统文化的最高价值,也是历代统治者的最高职责所在,又是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出发点。
德主刑辅——中国传统人文法律文化作者:刘诗来源:《办公室业务(上半月)》 2016年第11期一、中国传统德主刑辅法治观的产生发展(一)中国传统德主刑辅法治观的产生。
德主刑辅是中国传统儒家法律思想的核心。
中国法律思想发源于夏,历经商,发展至西周时期明确提出了“以德配天,明德慎罚”的法治思想。
西周统治者通过总结商纣王暴政亡国的教训,认识到“为政以德”的重要性,并用“德治”的理念改造夏、商传统的“君权神授”的思想,建立起“以德配天”的指导思想,以殷纣烂施酷刑为鉴,确立了德治理念,并作为治国基本方针,进而提出了“明德慎罚”的法律思想。
这是从神治到德治思想的重大转折,是西周统治者逐渐摆脱神权思想控制,实施“以德治国”统治模式的重大转折,是中国政治理念与政治法律思想的重大进步,并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
春秋末期,儒家学派的创始者孔子主张以德治国,寓法于礼,注重伦理纲常,维护等级特权,倡导德主刑辅、先教后刑。
经过发展至战国后期,诸子百家批判吸收各家学说之精华,特别是把法家的法治思想纳入儒家思想体系,明确提出了既隆礼又重法的思想主张,至此,封建法律思想开始形成和发展起来。
由于秦朝是采用法家思想、经商鞅变法后建立的第一个统一的中华封建王朝,也使得法家的思想在秦朝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儒家的德主刑辅思想一度崩溃。
秦朝把“事皆决于法”的法家思想作为治国思想,实行轻罪重罚、严刑峻法使百姓怨声载道,造成民不聊生,最后在人民起义中仅存二世而亡。
(二)中国传统德主刑辅法治观的发展。
汉朝建立初期面临连年战乱带来的民生凋敝的严峻形势,为了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巩固统治、缓和矛盾,统治者吸取了秦朝灭亡的教训,以“治道贵清净而民自定”的黄老学说作为治国指导思想,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经过短短七十余年的发展,便出现了“文景之治”的繁荣局面。
汉武帝时,儒家当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董仲舒主张“奉天法古,兴教化,抑豪强,贵德贱刑,官不与民争利,养士办学”,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获得汉武帝的重视和采纳,儒家思想逐渐占据统治地位,三纲五常被确立为封建法治的基本原则。
论文编码:安阳师范学院本科学生毕业论文浅析汉代的法律儒家化作者韩继伟系 (院) 政法学院专业法学年级 2005 级学号 05023065指导教师黄斐论文成绩日期 2009年6月6日学生诚信承诺书本人郑重承诺:所呈交的论文是我个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
尽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的研究成果,也不包含为获得安阳师范学院或其他教育机构的学位或证书所使用过的材料。
与我一同工作的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任何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了谢意。
签名:日期:论文使用授权说明本人完全了解安阳师范学院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即:学校有权保留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学校可以公布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其他复制手段保存论文。
签名:导师签名:日期:浅析汉代的法律儒家化韩继伟(安阳师范学院政法学院,河南安阳 455002)摘要:汉朝董仲舒的“独尊儒术”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历史事件,由此开始,儒家学说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官方正统学说和主流指导思想。
中国古代法制建设也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在法制指导思想、立法原则和过程、司法制度等方面,儒家学说都深入的渗透到了其中。
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开端由“独尊儒术”开始。
随着引经决狱进程的推进,法律儒家化成为不可抵挡的潮流。
关键词:儒家化;儒学独尊;董仲舒;引经注律一、汉代法律儒家化的历史进程汉代的“独尊儒术”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中国古代法制史上的里程碑,由此开始,儒家学说成为了中国古代法制建设的指导思想和根本准则。
可以这么说,“独尊儒术”是汉代法律儒家化的开端!要论证这样一个观点,首先,需要认识什么是“独尊儒术”!“独尊儒术”是董仲舒于汉元光元年(前134年)提出的,是汉武帝实行封建思想统治的主要政策,即使儒学成为汉代封建统治的正统思想。
①从儒学独尊的历程来看:汉初,统治者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经济上实行轻徭薄赋。
古代的法律文化传统探讨论文古代的法律文化传统是指在古代社会中形成的一种关于法律意义和法律制度的传统文化。
它是一种综合性的文化,涉及到法律、道德、习俗、礼仪等多种方面的内容。
在古代,法律文化传统是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各种社会活动中,法律的规范作用得到了充分发挥,有力地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和秩序。
例如,在古代的贸易活动中,商人必须严格遵守法律规定,否则将面临处罚或审判,这就限制了商人的不良行为,保护了消费者的利益。
在古代的宗教生活中,法律的规范作用也得到了充分体现。
例如,在中国的古代婚姻法中,禁止近亲结婚是一项重要的法律规定,这保证了家族的血亲关系不被破坏,保证了家族的祖先信仰和祖传文化的传承。
古代的法律文化传统包括很多内容。
首先是法律文化的法律制度规范。
在古代社会中,法律制度是非常严格的,法律规定了人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包括最基本的生活习俗、家庭法律、刑法等等。
这些法律制度规范直接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和社会秩序。
其次,法律文化的道德规范。
在古代社会中,法律和道德是密不可分的,道德规范是法律规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例如,在中国古代的礼仪法中,有诸多关于人们的行为举止的规定,这为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提供了基本准则。
再次,法律文化的习俗规范。
古代社会的经济、文化、生活、政治等各个领域都有其独特的习俗,而这些习俗通常伴随着一定的法律规定。
例如,在日本的传统习俗中,人们在结婚时必须借助神灵的力量以确保婚姻的幸福,这一习俗与宗教活动相结合,同时也与婚姻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在古代的法律文化传统中,法律和文化是相辅相成的。
法律的规定是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同时,文化也为法律规定提供了真正的依据。
例如,在古代中国的文化中,未成年人必须受到保护,这一文化传统受到了法律的保障,保护了未成年人的良好成长环境和权益。
另外,在日本保守的传统文化中,女性通常需要相夫教子,这一传统在日本的婚姻法中得到了保护,保障了家庭和睦和女性的权益。
中国古代有什么的法律传统中国古代法律文化是一个汇聚了儒释道等不同哲学传统的复杂而精致的系统。
就占据主流思想地位的儒家传统对法律文化的影响而言,大体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特点:1.“出礼入刑”“德主刑辅”的国家治理模式礼起源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宗教仪式,进入阶级社会后改造成体现等级秩序的行为规范,影响广泛。
它的主要功能是“别贵贱,序尊卑”。
西周初,实行礼制,礼成为国家运转的大法。
“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纷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官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蒞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
礼的原则与内容适于维护以王权、父权为核心的等级秩序。
《盐铁论》称:“礼周教明,不从者,然后等之以刑。
刑罚中,民不怒。
”“安上治民,莫善于礼。
”按照儒家思想,治理国家,不能一味地严刑峻法,以“杀”去杀,刑事法律规范的规定必须以道德规范为基础,并按照伦理道德原则来评价立法、司法和执法的优劣。
以道德调整为主,以法律(刑罚)调整为辅,从而维护善良淳朴的社会秩序。
这方面属于伦理范畴的“五伦”原则(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妻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这五种关系中的每个角色都各有其道德要求和道德标准:君敬臣忠,父慈子孝,夫和妻顺,兄友弟恭,朋谊友信。
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儒家学者以经义注释和施用法律之后,儒法会通合流加速,礼与法的关系形成“本”与“用”的关系。
所谓“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
礼有治国、理家、律己的功能,礼刑结合、儒法会通,成为中国古代社会长治久安、国家治理的关键。
2.以和为贵、追求和谐的精神价值儒家传统法律文化的核心是和谐的法律理念。
儒家文化主张“仁爱、和谐、诚信、中庸”,“君子和而不同”,“和为贵”“克己复礼”,“以诚待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思想,认为和谐比冲突更能维持社会秩序,重视和谐统一,提倡“调和”“中庸”之道,追求社会整体的同一性和平衡性,达到社会政治秩序的正常运行,以政治秩序的稳定为最高的目标。
情、理、法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价值研究论文摘要:五千年多年的中华文明积淀了优秀的法律文化。
以情、理、法为特色的法律文化正由传统法律文化向现代法律文化转变。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法律制度的逐步完善,法律制度的现代化进程正在不断加快,但传统法律文化价值和观念仍存在保留,尤其情、理、法关键词: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价值,研究论文,千年,年的,中五千年多年的中华文明积淀了优秀的法律文化。
以情、理、法为特色的法律文化正由传统法律文化向现代法律文化转变。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法律制度的逐步完善,法律制度的现代化进程正在不断加快,但传统法律文化价值和观念仍存在保留,尤其情、理、法三位一体的法律文化特色依然在我国法制建设的进程中发挥显著作用。
因此,情、理、法的和谐共存依旧是古往今来人们最臻于完善的境界。
一、情、理、法的涵义与关系。
(一)情、理、法的涵义。
情是指涵盖感情层面的内容,既包括人之情感也包括国情、民意及社会舆情等。
放在司法实践中就是说法律的规则制定和司法裁判结果要考虑并符合民众的情感诉求和国家社会的现实情况,使社会能普遍接受。
理指的是类似社会发展规律、风俗习惯及生活共同准则等人们共同遵守的基本规律。
例如民法中的公序良俗原则。
法就是统治者经过立法程序制定和颁布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规范。
若要更好地把握三者的关系,就要分析三者的内涵,从而能发挥其重要作用。
(二)情、理、法的关系。
1、法与情的关系:(1)法与情的统一通常是“法即人情”,突出情的主要地位,情不能适用的地方就依靠法的力量,反之亦然,这样情与法才能和谐共存。
(2)法与情的对立凝聚于古代社会的复仇现象。
即在古代复仇是一种天经地义的义务。
如儒家经典认为“子不复仇,非子也”。
但是根据法律,复仇杀人又是严重的违法行为,在唐代,法与情的对立仍存在于复仇与法律之间。
2、法与理的关系:首先,法是要讲理的。
法应当力求制止纷争,追求公平这就要求在诉讼时要讲理,无论是天理、情理还是事理、法理。
中国古代法律文化与司法制度中国古代法律文化源远流长,历经不同朝代的更替,烙印着一个民族的智慧与文化传统。
随着时光的流逝,这种文化在中国的法律制度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并在不断地发展中成为了国家法律文化体系的基石之一。
本文将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介绍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基础特征与司法制度的发展变迁。
一、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基本特征1.法律与道德的融合在中国古代的社会生活中,法律一直与道德伦理是不可分割的关系。
法律被认为是道德在社会上的实现和规范。
因此,中国古代法律文化中,对于法律的制定和施行,所伴随的道德观念是不可小觑的,人们对法律的自律性和内在精神追求上才会有更为深刻和长远的目标。
2.以审判为权力核心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核心在于审判权。
古代司法官员的地位非常高,尤其是贵族家庭中专门选拔和培训的曹、廷奏议禀等衙门官员,极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发展。
3.诉讼手续严谨在中国古代的诉讼中,诉讼手续非常严谨,诸如证人污点、虚假陈述、非法取证等违反程序的行为一律得到惩处。
这种严格遵守诉讼手续的习惯,体现了中国古代法律文化中对于程序的严谨和尊重。
二、中国古代司法制度的发展变迁1.周代周朝是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起源时期。
在这个时期,有法律、礼仪等文化形态被制定和发展起来。
周代法律审判的权力核心在于大夫与诸侯,法律审判主要以口述方式为主。
2.秦代在秦朝,制订了《律》,成为了一部全面的法律条文,这也是中国古代法律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
从秦开始,法律离人民更近,审判权逐步下放给县令和乡侯。
3.汉代汉代是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全盛时期。
《法经》和《刑法有司》,都是汉代出现的对于法律制度的全面阐述和升华。
同时,汉代基本上建立了现代诉讼的制度,三审制度及法官制度等,至今仍在中国的法律制度中被继承。
4.唐代唐代法律审判的权力逐渐向皇帝和中央政府集中,这种集权的趋势也影响了后世的法制发展。
唐代还推行了新政,使法律审判更加公开、公正和透明。
浅析中国古代的法律文化传统 许多人都不免有这样的感慨:中国的刑法体系如此的发达完善,而民法却让人抓不住脉搏,完全不象刑法那样体系完整,这是为什么呢?我们都知道中国是一个发达的成文法国家,中国古代的法典沿革清晰、一脉相承,无论是《吕刑》还是《法经》或《唐律疏议》、《宋刑统》等,都可以说是刑法典。 在汗牛充栋的法典中,却找不到一部民法典或具有民事性质的法典。 那么中国古代有没有民法典,如果有,它是怎么起作用的;如果没有,那调整民事领域内各种社会关系的规范是什么,其性质如何认定?带着这些问题,我翻阅了几部中国古代法典及近现代中国学者关于这方面的论著。 在中国,虽然拥有从古代就相当发达的文明的漫长历史,却始终没有从自己的传统中生长出私法的体系来。 中国所谓的法,一方面就是刑法,另一方面则是官僚机制统治机构的组织法,由行政的执行规则以及针对违反规则行为的罚则所构成的。 中国的传统法律文化可以说是公法文化。 虽然其中确有关于民事、经济、婚姻、家庭、诉讼等方面的规定,但这些规定都是刑法化的,他们在性质上可归属于刑法之列。 公法是指行为涉及国家强制机构,亦即它服务于国家机构本身的存在、扩展以及直接贯彻那些依照章程或者默契所适用的目的。 它调整的主要是国家及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公法领域内法律主体的双方(国家及国家与个人)在地位上是不平等的。 私法则是行为与国家的强制机构无涉,而是仅仅可以被国家强制机构视为通过准则调节的行为。 它主要是调整公民个人之间的关系,从本质上说,它完全是民事性的,因此法律主体的双方(公民与公民或公民与法人、法人与法人)处于平等的地位。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所谓公法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刑事性(刑法化或国家化)的法律体系及其意识;私法文化则是一种民事性(民法化或私人化)的法律体系及其意识。 (一)公法文化中国的法律文化——公法文化——是如何形成的?是什么力量促使它走上与欧洲的法律文化相对极的一面?让我们一起来寻找它的历史渊源吧。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 中国文明是在一种特殊的自然条件和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又长期按着自己的文化逻辑和历史规律独立地发展着,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明模式。 自先秦以迄晚清,其间虽有异民族入侵,或异文化进入“中国”的情形,但中国始终是一个以儒家思想为主导价值所构成悠久而持续不断的文明。 所有中国历史上的变动,伤害不到民族和国家的大传统。 因此,中国历史只有层层团结和步步扩展的一种绵延,很少彻底推翻与重新建立的像近代西方人所谓的革命。 在法律方面,中国古代社会创造了源远流长、一脉相承、独具特色的法律文化。 自夏代步入阶级社会以后,中国的法律文化就在以往的氏族、部落的原始习俗文化的基础上开始生长发育。 经历夏、商而至西周,中国法律文化传统的基本格局和特点初步奠定。 到了春秋战国时代,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大变革、大动乱的时期,中国文化开始了一场大裂变、多元化的运动。 至两汉时期,中国古代法律传统已经基本形成。 而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正式确立了儒家的官方意识形态地位。 中国古代法律传统经历魏晋南北朝而至隋唐,遂进入成熟与发达状态。 唐代的永徽律代表着中国古代法律的最高成就。 唐代以后的宋、元、明、清基本上是在唐代法律制度的基础上发展,有所损益。 我认为,中国古代法律文化传统有以下几个比较稳定而又相互联系的基本特征:1.家族主义传统父系制家族之为社会的基本单位,是古代社会所普遍具有的基本特征。 古代的家族为一尊卑贵贱分明的社会单位,其中年长的男性尊亲为一家之长,具有决定和宰制家族内部一切事务的权利。 中国家族的结构模式与伦理道德具有超越自身的普遍的文化和社会意义。 在古代中国人的头脑中,家与国并不能十分明确地区分开来。 相反,他们经常家国并提,从家政推出国政,从治家推之治国。 同时,家族的伦理也被转化为政治的伦理。 人们从家族伦理中的孝推出政治伦理中的忠,从家庭中的父母的慈爱推出君主的仁政。 从国家政权的归属来看,中国历代王朝都是一家一姓之王朝,王朝的兴衰与皇室家族的命运息息相连。 在秦代以前,国家政权完全是按照血缘亲属关系而非行政区划原则建立起的,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宗法制国家。 在这里,血缘关系与政治权力关系,家族结构与国家政权结构形成了一一对应的关系。 皇帝及其家族是这样,一般人及其家族也是一样。 家族的兴衰必然影响其成员,而家庭成员地位的升降反过来又影响家族。 正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人犯罪,株连九族”。 2.伦理本位传统对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不同的文化可能有不同的理解。 而在中国古代社会的人们看来,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主要是一种伦理关系。 随意个人年龄和生活之开展。 而渐有其四面八方若近若远数不尽的关系。 是关系,皆 而不止于家庭。 这种伦理本位精神表现于经济生活,即为伦理主导型的经济生活,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服从亲情伦理的调整,表现为一种伦理关系。 正是由于人们从伦理角度看待财产关系,而不是从个人权利的角度看待财产关系,使得中国古代的法律关于财产权的制度很不发达。 无怪乎梁漱溟说:“中国法律早发达到极其精详地步。 ……但各国法典所致详之物权债权问题,中国几千年却一直是忽略的。 盖正为社会组织从伦理情谊出发,人情为重,财物斯轻,此其一。 伦理因情而有义,中国法律一切基于义务观念而立,不基于权利观念,此其二。 明乎此,则对于物权债权之轻忽从略,自是当然。 ”在政治上,中国古代的政治为“伦理的政治”,统治者把宗教、法律、风俗、礼仪都混在一起。 所有这些东西都是道德。 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品德。 这四者的箴规,就是所谓礼教。 中国的统治者就是因为严格遵守这种礼教而获得了成功。 “但只有君臣官民彼此间之伦理的义务,而不认识国民与国家制团体关系。 因而在中国,就没有公法私法的分别,刑法民法亦不分了。 ”——梁漱溟。 在法律方面,中国的法律属于伦理型法律。 这种伦理刑法律的基本特点是以礼统法,礼法合一,或者说道德的法律化、法律的道德化。 3.礼治和德治主义传统在古人看来,从为人、行事到治国方方面面都离不开礼。 古代的礼与古代的身份等级秩序是相适应的,其基本精神和价值取向就是定尊卑贵贱之序,维护纲纪伦常之道。 礼不但确认、维护社会差异与等级,而且本身也是富于差异性,因人而异。 礼与德,一个为外在规范,一个为内在的义理,互为表里,相辅相成。 德治包含三层意思:一是统治者本身要有德行;二是统治者要对臣民进行道德教化:三是统治者要推恩于民,即施行“仁政”。 统治者要巩固自己的政权,就得以民为本,制民之产,爱惜民力。 4.大一统的传统中国古代的大一统观念经常这样表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从其实际作用来看,大一统观念往往成为尊王攘夷的旗帜,成为皇权至上与权力集中的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的观念基础。 中国古代并无真正意义上的分权。 各种职位之间虽然也存在相互制约和监督的机制,但这种制约和监督的目的是便于君主驾驭文武百官。 5.规范合一传统这种传统的主要表现之一是“礼法合一”。 这不仅表现在礼与法在基本内容、价值取向和精神上的一致,而且也表现在礼与法在外在形式上无明显的界限。 这种规范混沌不分的格局在国家制定法上也表现得非常明显,即所谓民刑不分、诸法合体的格局。 由于公私生活不分,各种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高度一体化,于是便形成了立法上诸法合体的局面。 古代人所向往的社会秩序是一种以伦理为主导、各种社会规范综合为治而形成的天下“太平”或“大同”的社会局面。 这便最终导致一个以道德仁义为首,而至定名分、职守的礼,在至定是非、赏罚的法度,最后归于等级分明、各得其所的大治局面的出现。 (二)法典的刑事化分析完中国古代的法律文化传统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开篇所提的问题就不难找到答案了。 先看看刑法吧。 在古代中国人的观念里,刑即法,法即律。 中国传统思维里的刑法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刑法是有所不同的。 现代法学认为,刑法是有关犯罪和处罚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它的功能主要在教育(预防犯罪),其次才是惩罚(制裁犯罪);而中国传统思维里的刑法重在惩罚(报复),轻在教育(警戒)。 这是因为,法即刑,刑即杀。 杀戮的目的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报复。 中国传统法律的性质被刑罚化了。 中国传统法律成为独具特设的刑事性法律,表现为发达的公法文化,这一点并不难理解。 从历史传统来看,中国的法律最初主要形成于部族之间的征战,主要表现为刑,也主要是用来对付和制裁野蛮的异族人的。 这种独特的历史起源对后人的思维定势有着既定的深刻影响,人们总是习惯地视法为刑,也总是习惯的将刑与野蛮以及和野蛮有关的下等人、未受教育者、不顺礼教者、心术不正者等凡均可统称为品性不良(性恶)的小人联系在一起。 但思想家们由于受到时代、身份和知识的限制,对此不可能有科学的分析和认识,只是依据事物的现象和主观印象得出相应的法律观和犯罪观。 而这种非科学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二千余年中国法律的发展方向。 (三)民法的刑法性再看看民法吧。 众所周知,民法是调整平等的权利主体(公民和公民、公民与法人、法人与法人)之间一定的财产关系以及和财产有关的人身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它有几个要素:(1)只有公民或法人才能成为权利主体;(2)权利主体双方在法律上是平等的;(3)调整的内容是财产关系以及和财产有关的人身关系;(4)处罚的方法和手段不同于刑法,一般采取停止侵害、返还财产、赔偿损失、支付违约金、赔礼道歉等,不使用徒、流、仗、杀之类的刑事手段。 以此来对照检讨传统中国的法律,传统中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民法。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都有专门调整财产以及和财产有关的人身关系的法律,如果它们不是民法又是什么呢?从内容上看,他们都是民事性的,但从性质上说,它们又都不是民法。 我国早在西周时期就已有了民事活动方面的法律规定,当时的契约主要是借贷和买卖。 违反契约规定,不按时交付利息者,要受到刑罚的制裁,即所谓:“凡民同货财者,令以国法行之,犯令者,刑罚之。 ”此外,因买卖或租赁而发生的契约纠纷,最终也是以刑罚手段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