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的古典义是“相与和而共政事”,指贵族分享国家管理权。我国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所追求的“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理想，可以归入“共和”思想范畴。而马克思所追求的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实现全人类的彻底解放，才称得上是“共和”主义的最高境界。共和有两个层面意思：一是，指的是不同的政治机构间的各安其分、和谐共处，它包括政治体系的立法、行政和司法等主要部门；二是，指的是不同政治群体和政治力量，如政党、区域、民族，乃至国家之间在宪法、法律和国际法基础上各安其分的过程和状态。共和主张的是合众、和谐与平衡，强调宪政和法治。共和精神则要求保护少数，人人平等，反对“多数专制”。共和,原是西周的一个年号,又是“共和行政”的简称。“共和”一词,也有类似的演化史。汪荣宝、叶澜编《新尔雅》称“共和”为“公和”,文曰:“立宪政体又别之为民主立宪,君主立宪。由人民之愿望,建立公和国家,举大统领以为代表,而主权属人民者,谓之民主立宪政体。”这反映了20世纪初中国人对共和制的认识。这种政治制度在近代法、美两国得到较完整的实行。由法、美两国实践的共和主义传入清末中国,成为与君主立宪相并列的供中国人选择的近代政体模式。而共和主义为力主君主立宪的改良派所拒绝,却被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所接受。孙中山1894年11月在《檀香山兴中会盟书》中即明示“创立合众政府”,并称兴中会会长为“伯理玺天德”,即英语president(总统)的汉语音译,显示了建立共和政体的明确意向。
从光复时起，中国社会党、中华民国联合会、共和国民会、共和建设会、商界共和团、共和统一会、国民协会、女子参政会等政党、社团先后在上海出现，他们都宣言赞成共和，但实际上主张各不相同。暴力革命是真正空前的思想解放与民族的新觉悟。于是“民主共和”的社会发展理论成为这个新时代的标识。特别以暴力革命为手段“倾覆朝廷”并最终实现“民主共和”的伟大理想为其鲜明特色。而革命宗旨正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1912年，孙中山在受任大总统的典礼上宣读誓词说：“颠覆满清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等”。他还颁布了《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和《告全国同胞书》，宣言提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任务是：“尽扫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以达革命之宗旨。”并规定对内方针是：“民族之统一”、“领土之统一”、“军政之统一”、“内治之统一”、“财政之统一”。孙中山先生将革命宗旨总结为三民主义,成为指导革命的政治纲领。作为三民主义核心内容的民权主义,其主要任务便是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永远结束专制政体,这正是“民主共和”社会发展理论中的最富时代意义的理论表述,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最进步的救国方案,列宁评之曰“孙中山纲领的每一行都渗透了战斗的、真诚的民主主义。它充分认识到种族革命的不足,丝毫没有对政治表示冷淡,甚至丝毫没有忽视政治自由或容许中国专制制度与中国社会改革、中国立宪改革等等并存的思想。这是带有建立共和制度要求的完整的民主主义。另一方面,孙中山又将暴力革命作为推翻专制、建立共和的根本手段,事实上这成为“民主共和”社会发展理论的最重要基点。无论从历史的经验,还是从中国现实出发,暴力革命都成为中国近代民主革命运动在这一历史时期最本质的要求,惟如此,改造中国社会的“民主共和”社会发展理论才可能实现,这乃是历史的必由之路。于是革命派以无畏的牺牲精神对旧制度施以坚决的“武器的批判”,终于推翻帝制、建立共和。这是“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在近代化运动中最成功的一次结合,并在“民主共和”这一新的革命的社会发展理论指导下,将中国的近代化提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并引向深入。“民主共和”成为一面旗帜,之后的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以及新民主主义运动,都是民主共和社会发展理论的继续和深入。
辛亥革命是一场具有政治转型意蕴的社会运动。它是在清王朝日益腐朽、帝国主义侵略进一步加深、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初步成长的基础上发生的。其目的是推翻清朝的专制统治，挽救民族危亡，争取国家的独立、民主和富强。这次革命结束了中国长达两千年之久的君主专制制度，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
命。它在政治上、思想上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不可低估的解放作用。革命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反帝反封建斗争，以辛亥革命为新的起点，更加深入、更加大规模地开展起来。伴随传统政治理念解构、现代政治理念建立,这场社会运动也造成政治话语系统的深刻变更,其间最重要、最典型的是“共和”这个中坚概念从古典义向现代义转换。“共和”一词的情形相类似,至辛亥以后,“五族共和”已不绝于书报、口谈,天下人耳熟能详。“共和”的“公”(共和政体是公平、公正政体)、“共”(国权是公民共有事业)、“和”(以和平方式参与政事)三义真正为国人所认识并付诸实施,则有一个漫长的过程。辛亥革命后,主张复辟帝制的劳乃宣曾于《民是报》刊发《共和正解》,赞扬君主政体,攻击共和政体,其立论的根据,便是中国古典义的“共和”本来即是君主制内部的一种修正方案,而并非独立的政体。
他们认为，“民主政体和共和政体的两大区别是：第一，后者的政府委托给由其余公民选举出来的少数公民；第二，后者所管辖的公民较多，国土范围也较大。”“在民主政体下，人民会结合在一起，亲自管理政府；在共和政府下，他们通过代表和代理人组织和管理政府。”他们把共和制等同于联邦制，他们所反对的民主政体是指那种小城邦民众大会的直接民主，而把代议制等同于共和制。他们还否定多数专制的“集权民主制”。他们认为，“在共和国里极其重要的是，不仅要保护社会防止统治者的压迫，而且要保护一部分社会反对另一部分的不公。在不同阶级的公民中必然存在着不同的利益。如果多数人由一种共同的利益联合起来，少数人的权利就没有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