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购纠纷诉讼中的消费者住所地管辖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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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购纠纷诉讼中的消费者住所地管辖规则

作者：刘学在 郑涛

来源：《理论探索》2015年第05期

〔摘要〕 互联网购物快速发展，网购纠纷诉讼相较于传统合同纠纷诉讼呈现出当事人不确定化、合同条款格式化、标的额小额化和合同履行虚拟化等特点。这使得我国传统的原告就被告、合同履行地、协议管辖等合同诉讼管辖规则受到挑战。域外很多国家和地区对此类纠纷确立了“消费者住所地管辖规则”，我国也进行了一定探索。从加强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和便于管辖法院的确定等角度看，将消费者住所地作为网购纠纷诉讼管辖的一般连接点，有其合理性和科学性，故我国未来相关立法也应当明确确立这一管辖规则。

〔关键词〕 网购纠纷诉讼，消费者住所地，管辖规则

〔中图分类号〕D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5）05-0104-07

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推动了网络购物①消费模式的极大繁荣。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4年我国网络购物交易总额为2.8万亿元，同比增长48.7%，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10.7%。而随着网络购物的日常化和频繁化，现实生活中网购纠纷的数量也不断增长。据浙江省工商局统计，2014年全年浙江省涉及网络购物投诉共2.5万件，同比增长56.5%，占全省年消费投诉总量的1/5 〔1 〕。如此大量的网购纠纷，必将有一部分诉诸法院。而如何合法有效地对这些案件进行管辖使其顺利进入法院审理程序是一个司法难点。因为网购这一新生事物与传统的网购方式有着巨大差别，从而导致传统的诉讼管辖规则无法有效解决网购纠纷的管辖权问题。在此背景下，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为《民诉法解释》）第20条规定：“以信息网络方式订立的买卖合同，通过信息网络交付标的的，以买受人住所地为合同履行地；通过其他方式交付标的的，收货地为合同履行地。”作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23条合同纠纷管辖规则的补充，该解释引入了“买受人住所地”这一管辖连接点，使网购纠纷管辖规则有朝向合理化发展的趋势。但是，这一司法解释仍然没有走出传统合同纠纷管辖规则的窠臼，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网购纠纷诉讼管辖不确定的弊端，也无法从诉讼程序上充分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本文通过对网购纠纷诉讼的特点及传统管辖规则在网络时代所面临挑战的分析，结合国外相关法律实践，介绍并引入消费者住所地管辖规则，以期能够对现有的网购纠纷诉讼管辖制度有所补益。

一、网购纠纷诉讼的特点

网购纠纷是一种买卖合同纠纷，其纠纷主体一方是以网络为平台的产品销售商（B2C模式下是传统商家，C2C模式下是普通自然人），另一方是普通消费者。与传统买卖合同相比，网购合同（也叫电子商务合同）从合同要约到合同订立都是在网络这个虚拟的空间中进行，甚至龙源期刊网

有些合同义务的履行也以在线方式完成。因此，基于虚拟化、高技术化的互联网平台所订立的消费合同不同于传统消费合同，由该类合同导致的纠纷呈现出以下特殊性：

（一）诉讼当事人不确定化。消费合同是诺成合同和双务合同，合同的订立需要经过买卖双方充分的交流。传统上，这种交流以面对面的方式进行，以此增加彼此的熟悉度和确定性，这也是合同订立的信任基础。然而，互联网条件下的消费合同行为具有远程性和匿名性特点，买卖双方进行合同订立时不需要现实接触，仅仅通过网络数据传输就能够达成协议，在此过程中，买卖双方彼此是陌生的，消费者对销售者的信息知之甚少。所以，网络消费者订立合同的信任基础不再是销售者确定性的身份信赖保障，而是来自于网络虚拟空间所打造的信誉机制，比如网店信誉等级、商品描述和客户评价等。这种情况下，在网络销售商主体“身份虚化”的同时，可能产生一种“去责任化”的后果 〔2 〕192-193 。即，虽然导致消费者权益受损，但因无法确定违约方或者侵害方的真实身份而不知该告谁。

（二）合同条款格式化。网购相比于传统实体店购物的优势就是方便和快捷，为了顺应这种趋势，消费合同格式化是一个趋势。网购活动中，消费者和销售商所有的交易意愿都要转化为互联网操作指令，例如，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只需要通过诸如“点选协议（click wrap

agreements）”等形式进行电脑操作就可以了。在淘宝、京东等购物平台网站进行网购，“筛选商品”、“放入购物车”、“提交订单”这些传统上的购物行为都转化为了点击确认行为；同时，作为附属条款的网购平台注册协议多采用格式条款形式，注册者只有点击“同意”才能进入下一步操作。所以，与传统购物过程中的讨价还价不同，在网购过程中，购买者只能点击确认键进行有限选择，而没有更多的交流和讨价还价空间，这种格式合同的商业契约模式是网购合同的一大特点。

（三）诉讼标的额小额化。传统买卖合同纠纷，尤其是不动产买卖纠纷，其标的额大都在几十万元甚至更多，这在网购合同中是十分罕见的。一项消费者网购行为偏好调查显示，我国网购群体中有近2/3（62.4%）的消费者每次网购商品的单价在50元～200元之间 〔3 〕。可见，日常网购中消费者更热衷于购买价格便宜的小商品。消费者的这种网购偏好有其特定的行为逻辑：首先，在现实生活中小商品的搜寻成本较高，而网络平台却大大降低了其搜寻成本；其次，小商品网店的经营成本远低于实体店，且随着物流业的发展，交易成本也大大降低，使其具有明显的价格优势；再次，消费者对网购的信赖基础有限，其一般倾向于在网上购买较为便宜的东西，以降低购物风险。所以，在网购消费者小额化购物偏好的现实条件下，网购行为所引发的纠纷诉讼标的额往往也比较小。

（四）合同履行虚拟化。随着科技的发展，买卖合同标的物也从实体物向虚拟物转变，在电子商务领域，这一特点更加明显，更多的商品交易是一种虚拟交易，合同履行呈现更多的网络技术特征。在这种特征下，消费者购物的物理空间被网络虚拟空间代替，实物、金钱给付被虚拟产品和网银支付等数字信息技术代替。例如，在互联网上进行电子信息产品的在线交易，买卖双方交付标的物和支付价款的行为都可以借助网络服务平台瞬间完成，无需现实物理空间的任何行为。这种虚拟化的合同履行行为超出了传统购物过程中人们对合同履行之空间与时间的想象，一旦产生纠纷，举证行为和诉讼中的证据认定都相当困难。 龙源期刊网

二、网购纠纷诉讼中传统管辖规则面临挑战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3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第34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可见，按照传统管辖理论，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对合同案件的管辖连接点包括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和协议管辖地。然而，由于上述网购纠纷的特点，这些管辖规则都面临不同程度的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被告住所地管辖规则无法有效适用。首先，网购纠纷诉讼中被告住所地管辖不具有现实可行性。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1条规定：“对公民提起的民事诉讼，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原告就被告是我国民事诉讼地域管辖的一般规则。然而，在网购纠纷诉讼中要适用原告就被告的管辖规则，就必须首先确定被告的现实住所地。在网络购物中，由于虚拟化和匿名性特征，销售者的具体身份往往难以确定，其住所地更是难以寻找。虽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8条规定了网络商家的信息披露义务，但对于B2C模式的网购合同交易，卖家是企业类型的销售商，其在网络平台进行销售行为需要资格认证，但是这是一种形式化的认证，网络服务平台没有义务也没有能力清晰地知道每一个卖家的具体情况；对于C2C模式的网购合同交易，卖家可以是任何一个自然人，网络平台对其资格认证就更为宽松。所以，一旦因网购合同产生纠纷，消费者诉诸法院，具体确定销售者（被告）的住所地是困难的。同时，由于网购对地域空间限制的极大突破，消费者和商家可能在地理空间上相距甚远，考虑到如今网购合同标的额小额化特征，消费者花费巨额诉讼成本去被告住所地进行诉讼往往是一种得不偿失的非理性选择，缺乏现实可行性。

其次，网购纠纷诉讼中原告就被告管辖规则本身缺乏合理性。确定管辖规则的一个基本前提假设是：所有法院都是公正的，纠纷提交任何一个法院进行审判都能够得到公正的审判结果

〔4 〕。但是，司法实务中我们必须考量管辖规则的设置给诉讼当事人诉讼利益所造成的影响。有学者认为，原告就被告管辖规则的合理性在于 〔5 〕：（1）便利被告参加诉讼以及减少其诉累；（2）防止原告滥诉；（3）被告住所地的明确性便于确定管辖法院；（4）便于法院审理和调查取证；（5）方便法院执行。然而，第（4）（5）两点理由明显存在传统职权主义的倾向，已被当事人主义模式下的诉讼法理所否定。第（1）点理由是传统纠纷诉讼中对被告方“双重推定”利益② 的肯定，但是在网购纠纷诉讼中，这种推定忽视了此类特殊纠纷中当事人双方的地位悬殊情况。第（2）点理由偏离了管辖权设置的初衷，因为防止原告滥诉是需要独立设置相应的惩罚措施，而不是通过改变管辖规则来实现。第（3）点理由更是与网络环境下纠纷主体的不确定性和匿名性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二）合同履行地管辖难以确定。传统买卖合同的合同履行地指的是“合同特征履行地”，即根据合同义务的履行特征来确定合同履行地。“合同特征履行地”概念来源于国际法领域，其为国内诉讼法所借鉴并得到发展。但是，特征履行地的合理性在理论界一直存在很大争议

〔6 〕，且由于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冗杂与相互冲突导致司法实务中管辖法院难以确龙源期刊网

定。具体到网络购物合同中，合同履行地规则面临的难题就是作为特征履行行为者的卖方的履行行为的无法确定。一方面，网购订单中的“收货地址”能否认定为“约定履行地”在理论上存在争议；另一方面，网购合同的实际履行行为很大一部分是在网上进行，且实际履行中加入了第三方快递公司的行为，权责界限存在争议。

在网购纠纷案件中，法院认定合同履行地时一般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9条的规定，针对不存在管辖协议的网购纠纷，将其分为“包邮”和“不包邮”两种情况进行区别对待：对于“包邮”的网购合同，参照适用“采用送货方式”，以邮寄到达地为合同履行地；对于“不包邮”的参照适用“采用自提方式”，以提货地为合同履行地。但是，这种对“包邮”和“不包邮”的区分存在很大缺陷：（1）现实网购活动中，消费者自提合同标的物的情况极少，因为京东、苏宁等大型购物网站的自提点仅限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这种区分的现实意义不大。（2）如果将“不包邮”参照适用“采用自提方式”来确定合同履行地明显有利于销售商，这会打消卖家利用“包邮”进行促销的积极性，受损的仍是消费者一方。（3）网购交易不仅包括“线上履行”，还包括“线下履行”，对于“线上履行”模式，所有的履行行为都是在网络上瞬间完成的，没有一个确定的、物理空间中的合同履行地，更没有送货或者邮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合同履行地管辖规则明显无法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