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小城故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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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小城故事多动笔写这篇文章时，很自然的就想到了这个题目。
三峡里的城的确不大，“面江枕山”的忠州城只有五里多长；以盛产榨菜而闻名全国的涪陵，在同治《涪州志》中只是一座“周四里”的小城。
其它的如王昭君的故乡归州（秭归），旧城也仅“周围三里分”，开县旧城（里城）“周二里许”，更是小得可怜。
即便是“众水汇涪万、瞿塘争一门”，军事地位十分显赫的夔州城，大小也不过“周围九百七十五丈”。
虽然三峡中个别城址面积稍大，比如《水经注》里的巴州城（今重庆旧城区）“周十六里”；又如三国时期的巫山城，与那个时期的军事需要相联，“缘山为墉，周十里一百一十步”，当时是郡一级的建制，明代地位下降，城墙就缩小了许多。
“小城故事多，充满趣和乐，若是你到小城来，收获特别多。
”邓丽君婉转恬美的歌喉唱出的一曲《小城故事》，至今依然余音袅袅，几乎还是妇孺都能哼上几句的经典老歌。
小城的故事的确不少，且不说生活在这里的普通百姓，年积月累下来的那些不老的传说，就是历史上的许多名人，也和这里结下过深深的情缘。
陈子昂、李白、白居易、杜甫、王维、孟浩然、欧阳修、苏轼、黄庭坚、范成大、陆游、王十朋、王士性、王士祯等一个个响铛铛的名字，都积淀着三峡文化的深厚。
但是，故事虽多，却不是充满了趣和乐，三峡在历史上一直属于经济贫困的地区，陆游在他的《入蜀记》中描述归州：“归之为州才三四百家，负卧牛山，临江，州前即人?W 瓷（形容这里航道复杂，在这里死难的人多）。
城中天尺寸平土，滩声常如暴风雨至……州仓岁收秋夏二料，麦粟粳米共五千余百，仅比吴中一下户耳”。
类似的记述在唐宋人的著述中可以说比比皆是，范成大在《吴船录》中曾记宋代蜀地民谚曰：“益、梓、利、夔，最下忠、涪，恭、万尤卑”。
也正是因为这里经济落后，瘴疠频作，所以这里直到唐宋时期，还是官吏的贬谪之地。
仅忠州一地，北宋知州王辟之就建四贤阁，“谓唐刘贤、陆贽、李吉甫、白居易皆谪官于此，故以名阁，一名四贤祠。
”贬谪对于哪个个体来说都是一场心灵的磨难，但是，“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磨砺却又造就了多少英雄豪杰？景?v三年（1036年），事业一帆风顺的欧阳修因越级言事，被贬为峡州夷陵（今宜昌）县令，欧阳修内心的孤寂与惆怅可想而知。
然而，三峡的壮丽山川，也给欧阳修带来了强烈的创作灵感和心灵的慰藉。
欧阳修后来反而庆幸自己能有机会欣赏三峡的自然景致，“行见江山且吟咏，不因迁谪岂能来”！在夷陵为官一年半时间，欧阳修共创作了140余篇诗文，占《欧阳修全集》所收作品的五分之一，所以清人袁枚有“庐陵事业起夷陵”之说。
欧阳修被贬谪夷陵，是他仕途中首次遭遇挫折，正是在夷陵期间的磨练和反思，使欧阳修的思想更趋成熟，继而成就了他后来的事业，所以欧阳修自己也说“一生风流半在兹”。
而有着他类似经历的人又何止是一个两个？上面提到的那些名人，有几个不是在人生失意的时候走过三峡的呢？三峡里的城大小不等，三峡里的城形态也各不相同，三峡工程淹没区在地质上属于川东丘陵区，这个地区的地质地貌情况相当复杂，是世界上最典型的褶皱山区之一，既有高山峻岭，又有平坝台地，由此造成了这个地区多样化的城址形态。
但是，概括起来，不外山地城、平地城和抗蒙（元）城三种。
人们一提起重庆，就会想到“山城重庆”，山城自有山城的风光，对于看惯了一马平川的平原地区的人来说，如果初到山城，会发现许多新奇的地方。
比方说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我第一次到三峡的时候，看到汽车上装着的冰箱都觉得有趣，因为那个时候买一台冰箱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说还是一件不小的事情，所以搬运起来都是小心翼翼的，因为冰箱的外包装上都有显著的标志，告诉你冰箱在搬运过程中不得超过一定的倾斜度，否则可能会影响到冰箱里面制冷用的氟利昂，但是，当你听到在山城爬坡时汽车马达的轰鸣，看到车上倾斜度很大的冰箱，你会不由自主地笑起来，你不让它这样倾斜还能有其它的办法吗？在这些山城中，很少能见到平原城市中司空见惯的自行车。
第一次到湖北巴东的时候，看到当地的汉子都精瘦精瘦的，却背负着很沉重的东西行走在从巴东码头到县城又陡又长的石级上，当地人笑称“巴东无胖子”。
艰难的攀登增加了生活上的艰辛，却也锻炼了巴东人的体魄。
大都市那些为减肥费尽心机，得着亚健康的白领们，不妨把减肥俱乐部开到巴东来吧。
三峡里的城虽然可以分为三种形态，不过最多最典型的，还是山地城。
从重庆沿江而下，我们可以看到涪州、忠县、巫山、秭归等一座座与重庆有着相似特点的山地城镇，它们与平原地区的城镇有很多不同之处。
以忠州为例，唐贞观八年，为了旌扬巴国曼子将军的英烈，唐政府将临江县改名为忠州。
巴国内乱，曼子将军求救于楚，许以三城。
楚救巴，谴使请城，曼子刎首存城，忠县所建的城即为三城之一，今忠州城南城墙外顺城街名“巴曼子路”，用河卵石铺就，即是为纪念这位将军。
白居易曾经担任过忠州刺史，他在《初到忠州赠李六》中写下了他初到忠州的印象：“吏人生梗都如鹿，市井蔬芜只抵村。
一只兰船当驿路，百层石蹬入州门。
更无平地堪行处，虚受朱轮五马恩”。
初到忠州，白居易的心情是很郁闷的，但是，当第2年的夏天，朝廷将他召回长安的时候，白居易已经与这块贫瘠的土地结下了深厚的情谊，竟觉得忠州“草树禽鱼尽有情”，回到长安之后很久，还“时时大开口，自笑忆忠州”。
《初到忠州赠李六》中描写的忠州城距江面落差较大（百层石蹬入州门），属典型的山地城（更无平地堪行处），是长江沿线淹没区内城址的普遍状况。
忠州城构筑在一个相对独立的自然地理小区内，城内地势北高南低，落差较大，城与江岸也有很大的高差。
忠州城南临长江，西傍“山势幽深”的鸣玉溪，城之东有东涧，城之北隔山谷与三目山相望，建筑上因山而筑，缘山为墉，防御上有有利的一面。
由于是“包山为固”，平面形状无法规则，街道也有弯曲。
平原地区的城市基本上都呈比较规整的几何形状，城门的分布也比较均匀。
山城的城门设置则不均匀。
忠州城的城门设置偏重于南部，西门的位置很靠近西城墙的南脚，这与当地的交通有关。
忠州与外界的联系主要依赖长江，城门位置偏南即地近长江。
淹没区中山城的对外交通主要依靠水路，城门多设置在靠近江河的一面，城门的设置与码头的位置有很大关系。
这些特点，在考古发掘的奉节白帝城城址中也得到了印证。
山城中衙署等城市的主要公共建筑不象平原城市，一般选择建造在城市的北面和西北面，这是因为中国总的地势是西北高东南低，北面的地势相对高亢。
山城的衙署则多建造在地势比较低的地方，因为交通和日常生活的便利毕竟是首先需要考虑的。
忠州城内的衙署位于城之西南部，选址与城外西南长江岸边的神溪渡有关。
道光《忠州直隶州》记“神溪渡，在城西南岸，为由州至石柱、施南大道。
”《张凤诰神溪渡义田记》中也说“忠州城之西南有神溪渡，乃一郡之通津也，向有渡船”。
三峡地区的许多集镇都是因为交通便利而兴起的。
这些城镇大多建造在江河的北面，两河交汇的地方，这与地球自转时形成的偏向力有关。
这种力量使江河的南岸不断受到冲刷，而北岸则沉淀下来大量的泥沙，有利于人类的生存。
由于这个地区的对外交通主要靠水路，所以城镇大多建造在江河的交汇处，以“山城”而著称的重庆就位于长江北岸长江与嘉陵江的交汇处，“控扼两江”，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很久以来就是联系天府之国与富饶的长江中下游平原的枢纽。
《周礼》“地官”中说：“凡田野之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
这种十里一场，三十里一镇的布局，在水陆交通线上表现得尤其明显。
石柱县西沱镇是一处风格显著的云梯式场镇，这里在汉代已经是一个繁忙的码头，是川鄂盐道的咽喉，是附近山区物资进出的必由之路。
云梯长五华里，从江边到主要街道的高差超过160米，其间有2个大平台和80多个小平台。
这些山地城镇除了满足城镇基本的生活生产功能外，将山、水、绿化、地形等自然条件巧妙地组织到城镇规划布局当中，创造出筑台、错层、吊脚、悬挑、架空、附岩、分层出入等许多巧妙的处理手法，靠山用山，靠水用水，化害为利，充分考虑对景、借景、障景及视线效果，并人为地加以强化，从而形成了与平原地区城镇完全不同的风格面貌，也就如《水经注》在描述巴州城时所说的“地势侧险，皆重屋累居”。
三峡地区多山地，但是也兼有一些当地人称为坪坝的江河台地，相对平整的土地为日常生活提供了很大的便利，所以这些坪坝上很早就发展起了聚落和城镇，只是这些坪坝的面积都相对较小，很难发展成为地域性的中心城市。
平地城镇以开县、丰都、奉节（夔州）、大昌为代表，其“平地”的概念只是相对于山地城而言，这种平地往往是因为这一地区特殊的地质条件造成的，在淹没区中为数并不多。
但这种平地开发较早。
土家族的民谚“官占坪，民占坡，毕兹卡（土家族）被赶进山窝窝”，虽然反映的是土家族在古代遭受歧视的情况，但也反映出三峡地区古代城镇在选址上的趋向，因为平地（即所谓的“坪地”）具有生活便利的优势，而且建筑营造上省时省力，所以淹没区内的“坪地”都分布着古代的遗址，其中就有云阳李家坝、明月坝、朐忍县城、巴东旧县坪之类的大型聚落遗址。
位于长江重要支流巫山县大宁河旁的大昌城，选址在大宁河左岸的一个冲击扇上，大昌古城也因此成为淹没区内不多的平地城。
大昌古城据明正德《夔州府志》称“大昌县三街一坊，有二百二十户”。
三街即现在连接东、西、南三座城门的街道，它们在城的中部呈丁字形相交，它的东、西街道的北侧几乎完全被衙署和宫观祠庙建筑所占据，但从丁字街口望不到东、西、南三座城门，也就是说街道有人为的弯曲，这是出于军事防御上的一种考虑。
弯曲的街道使人无法洞观全城的情况，即使攻入城市，敌人也不敢贸然前进，大昌古城不但连接城门的主要街道为丁字街，而且原有的次要街道与之呈丁字形相交。
小城的面积不大，周长只有三百丈，但是由于大昌水陆交通上便利，使这座小城具有很高的军事价值，明末农民起义首领张献忠运用“以走制敌”的战术，数度出入四川作战，曾经攻克大昌。
明末农民大起义失败后，李自成余部李来亨、郝摇旗、刘体纯、袁宗第等先后退回川鄂山地，与当地抗清义军联合以巫县（今巫山县）、兴安县（今陕西安康市）、房县、竹山县（今均属湖北）一带山区为根据地，号称“夔东十三家”，拥立明宗室韩王朱嵴，坚持抗清，也曾经转战大昌。
1932年贺龙率领红军也经过大昌，说明其军事地位的重要。
古城现在还保留了许多古老的民居建筑，这些建筑从时代上看，早期的建筑采用砖木结构，形制严格，讲求风水；后来由于人口的增长，木材的使用越来越少，直到后来当地的民居演变为以夯土建筑为主，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地自然生态逐渐恶化的过程。
三峡地区的生态在清代后期已经非常脆弱了，同治《兴山县志》卷二就说“邑城旧无水患，附郭烟户颇称繁盛，近则沙石淤塞，河身渐高，山水骤涨，动忧冲圯”，笔者1994年调查兴山县西城门时，发现城门的大部分已经被埋在了地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