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器辨伪的具体方法

青铜器辨伪的具体方法一、形制辨伪一个鉴别者的头脑里，储存了众多的不同时代的不同铜器的图像。

当鉴别某一件铜器时，自然而然首先将它与储存库的图像进行对照，看它与哪件铜器图像相近似。

这时就可能产生两种情形：一是找不到与之相应的储存库的图像。

换言之，这种形制的器物从来没见过。

二是与储存库的某一图像接近。

第一种情况包括两种可能。

或者是发现了以前所没有发现的新的形制的铜器，那是值得庆贺的。

例如早先认为附耳鼎出现在西周中期，当西周早期墓葬出土附耳鼎时，不免让人又惊又喜。

或者是一件拼凑起来的伪器，作伪者用几件旧铜器中的残片按自己的想象拼成一件新器，或者将真器的某一部分改造，或者干脆另起炉灶，制作一件从未有过的形状奇特的铜器。

对于内行来说，很容易看出破绽，而一般的收藏者则容易上当。

他们对每一类青铜器在各个时代的特征不清楚，或不太清楚，误以为是某某时代的器物而加以收购。

或者以为自己发现了一件稀有的器物，产生新奇感，不再仔细观察。

物以稀为贵，作伪者以形制奇异而吸引人，来迎合收藏者的心理。

《西清古鉴》载有蟠夔鼎，它是将颅的上半截甑添加三足而成。

兽耳尊则是在倒置的车銮之柄上加两耳及口沿。

或者将锌于倒置，据掉虎纽，加上两耳，既可以伪作壶，也可以伪作尊。

由于是拼凑或改造的，锌于无论如何变化，其腔体与尊和壶还是有较大区别。

同时添加的部分如三足、两耳，它的成分含量不可能与原器一致，因此反映出来的地子、锈色也不相同。

我们知道觯的特点是像酒杯，口沿是圆形的，不像爵有流口，形体不大，稍修长。

用手直接持执，而没有鋈。

但故宫藏的一件商代父乙觯却有流口有凿，显然不对头。

再仔细看，原来是将爵的流口和錾安在觯上的。

一般的觯可能卖不出好价。

作伪者于是将其改头换面，以新奇来招徕顾客。

有的用古壶盖作肚，用旧鼎耳作耳，用碎器片焊足，作成鼎。

也有在学的口部另安一个流，冒充新器。

明明是方内戈，却又加了一个曲内，令人啼笑皆非。

不少是用铜镜来改作成商周器物。

铜镜好找且便宜，改制后的铜器价格要翻十几倍以上。

有将铜镜锯开，拼凑成方鼎的腹腔部分，方斗的四壁及底，或者是戈之类的兵器。

由于是拼凑起来的，接痕明显，不难分辨出来。

第二种情形是有原器或图录可供摹仿，伪造出来的器物与我们所见的某一件真器相似。

其中有些仿器水平较高，尺寸大小及细部都与真器相差无几，因此鉴别时要特别小心。

可以掂掂分量。

一般来说仿器比真器重，有压手感。

据报道故宫藏有两件形制与尺寸大小相近的西周铜簋，一件是真器，一件是仿器，仿器高15．4厘米，宽26．7厘米，真器高15．8厘米，宽27．7厘米。

仿器虽小于真器，但比真器还重420克。

上海博物馆藏的两件西周铜器师兑簋，真器高22．5厘米，腹径23．4厘米，假器高22．3厘米，腹径24厘米，真器与伪器大小十分接近，但伪器比真器重260克。

有些仿器并不完全按照原器模样制作。

作伪者为了经济利益，加添上铭文。

或者由于作伪者水平不高，或者只见到图录、未看到实物，在每一部分的尺寸大小与形状上与原器有差别。

我们只要细心观察比较，可以发现破绽。

现代，尤其是近十几年来，由于旅游与博物馆事业的发展，青铜器复制品充斥公私经营部门。

其中不少青铜器从形制来看与真器惟妙惟肖，如出一辙。

原因也很简单：它们往往是在真器上直接复制的。

笔者看过一些复制品展览，其中部分作品确实很能迷惑人，如果没有更多地看到真器的话。

但是看得多了，还是能分辨出来。

即使是一些较好的复制品，从整体上来看，缺乏一种生气，显得比较呆板。

尤其在转角处、颈腹的曲线上，或者圆转移，或者缺乏内力。

这与铜器复制者的工艺熟练程度有关，恐怕更深刻的原因是注重了形的特点，而于神韵的把握不够。

怎样使内在的神情、韵味通过外形展露出来，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

如果把一件铜器简单地理解为不同线条组成的“器物”，那么即便在原器上翻模，也难以达到乱真的程度。

二、纹饰辨伪不同时代的人们所穿的衣服的质地与颜色是不同的，同一时代男女老少的衣服花色也不一样。

青铜器也是如此。

首先看一看器物上的纹饰与器形的时代风格是否一致。

如果在商代晚期铜器上装饰着重环纹，战国铜器上装饰着饕餮纹，西周早期铜器上镶嵌金银丝、绿松石，而商代早期铜器上布满三层花纹，那必定是伪器无疑。

商代晚期与西周早期青铜器中，有不少造型精美、纹饰富丽者。

它们往往是作伪者的对象。

为了使伪作接近真器，作伪者常采取整器作伪方式，即器形、花纹均是伪造的。

过去这方面作伪较佳者是北京、苏州两地。

由于器形仿造得像，纹饰制作精细，主纹突出，地纹清晰，满器花纹，很有迷惑力。

细加分析还是能看出毛病：纹笔较死板，纹饰呆滞缺乏变化。

日前笔者曾看到一件西周中期的牛尊的仿制品，满器花纹。

粗看尚可，但仔细观察，纹饰线条交代不清，有些地方相当模糊，看不出究竟是什么纹饰；纹笔柔软乏力，缺少韵味与生气。

凡是这些斟青铜器精品为仿造伪造对象的，只要多看原器，掌握它的神韵，不难识破。

尤其是纹饰，要达到原器精美传神、令人心震的艺术境界，是很不容易的。

而这正是我们辨伪的有利条件。

没有纹饰的铜器价格较低，于是作伪者便在其上加刻花纹。

由于器物是真的，从形制上很容易使人上当。

加上纹饰凿刻精细，几乎可以乱真。

辨别时须注意几点：一是看纹里有无锈迹。

添刻的花纹，其纹里没有锈。

即便作上假锈，与器物其他地方的锈色也不一样，而且这假锈用指甲一抠就会脱落，露铜的本质来。

二是既然用刀錾刻，则必然留下刀痕，能看出走刀之处，纹笔决不像铸出来的那样浑圆，而显出毛边来。

一般来说，器物上纹饰越多、越复杂，价值越高。

有些器物上纹饰比较简单，作伪者选择合适的部位加刻纹饰。

据报道，故宫藏一件战国铜盘，盘内底刻有六条鱼环绕一周，其中有三条鱼是后来加刻的。

伪刻的鱼纹笔相连无间断，不如原刻自然，当然地子、锈色也不对。

不过作伪水平还是很高。

如果没有相当经验，很难分清真伪。

除了刀法熟练外，一个原因是伪刻的三条鱼穿插在原刻的三条鱼中间，图形走向自然，布局也说得过去。

而有些增刻的纹饰则容易露出破绽。

笔者曾见到一件春秋铜鼎，腹部饰两道弦纹。

这是当时鼎上常见的纹饰，很简单。

作伪者在两道弦纹中间加刻西周中期流行的呈带状分布的分尾鸟纹，与器形的特征发生了矛盾。

同时增刻的纹饰刻掉了器物原来的层面，其槽里必无原来的氧化层，色泽自然就不同，即便作上绿锈，也与原器不一致。

战国时期，某些青铜器上镶嵌金、银、绿松石以及其他物质，组成富于变幻的绚丽图案，深受收藏、研究者的喜爱。

作伪者投其所好，在器物原来的花纹上再加嵌金、银、绿松石。

有的是在商代西周铜器的纹饰上加嵌这些物质，与器物的时代特征不符合。

有的是在战国青铜器上镶嵌，一是留下刀痕，二是镶嵌的水平差，没有真器那样镶嵌紧密，天衣无缝。

对于饰有二层花纹的青铜器，辨伪时特别要注意地纹。

商与西周真器上的地纹，如云雷纹，铸造得十分洒脱，自然，转折处很圆润。

而且往往有些线条似断非断，似隐似现，恰恰体现了自身状态的合理性。

而伪刻的地纹，要么是糊涂一片，要么线条整齐、匀称，转折生硬。

地纹伪作比较难，容易露出破绽。

三、铭文辨伪我们在前两章谈到中国青铜器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有铭文，而铭文的历史价值很高。

历来研究、收藏青铜器者大多是王亲．国戚、文人学士，其中不少是精通历史文献与古代文字的行家里手，他们尤其重视铭文的研究。

自宋代以来，青铜器的收藏与研究者就有一种习惯，即嗜好有文字的青铜器，更青睐有长篇铭文的青铜器。

于是作伪者便迎合这种心理，大量伪造有文字的青铜器。

对铭文进行鉴别与辨认器形、纹饰一样，必须对各个时代的不同书体风格与具体字形笔划有全面的认识。

怎样的铭文称得上佳作？这或许还容易道出原委。

而怎样的运笔才算得上自然不做作，就不容易体会其中奥秘。

如果说对形制与纹饰的体会较多地借助于绘画艺术的话，对铭文的理解则需要一定的书法艺术修养。

学上半年绘画，作品能参加小型展览会。

而练上半年大字，习作不一定拿得出手。

同样，半年学习，可以掌握重要青铜器的基本形状、纹饰，而很难在铭文方面取得相同的效果。

一次文物系统一位朋友持一有铭铜爵来询问，我们一看铭文就指出此乃复制品。

不过铭文是从原器上翻的，制作得不错。

来人说他曾拿给几位同行看，都因为铭文字体尚好而以为是真器。

铭文辨伪可以说容易，也可以说不容易。

说它容易鉴别是因为铭文伪作困难，不像形制与纹饰那样可以遮丑，也就是说它极易露出马脚来。

说它不容易鉴别是因为它的特点与神韵不容易掌握。

好与坏，自然与不自然的分界很难用语言准确地表达出来。

说它玄，就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只有多看多琢磨，、才能辨别其中的细微差别。

伪刻铭文的情况比较复杂。

一种是连器带铭文皆伪。

最著名者为晋侯盘。

盘内底刻铭文550字。

文词仿《尚书》、《左传》，粗粗读来尚称典雅。

字体仿《散盘》，又参以石鼓文。

伪作水平不低，若不是书法拙劣，不失为上乘伪作。

故宫所藏伪陈侯鼎，铭文作伪水平极高。

粗看与真铭极相似，伪作连原铭的断笔处也一一仿出。

如果不是与原铭核对，很难判定真伪。

当然字体较原铭呆板也是破绽之一。

有的则是在真器上加刻铭文。

真器本无铭文，加刻铭文以牟取暴利。

有些作伪者不懂得同一时代的铜器形制、纹饰、铭文之间的关系，不同时代有不同的风格，将西周时期的长篇铭文錾刻在商代或者春秋战国的铜器上。

这样的漏洞容易发觉。

即使錾刻的铭文与真器形制、纹饰没有矛盾，但器表有锈而字口无锈，仍能看出破绽。

如果字口有假锈，则与器表的锈色不同。

同时錾刻的字口面宽底窄，留下錾痕，字体也由于着意摹仿而显得过分均匀、呆板、不自然。

有些兵器由于破损，只剩下有铭文的部分。

作伪者便将这铭文部分镶在伪器上。

人们在鉴定时，往往注意力集中于铭文部位。

当发现铭文是真的时，又忽视其他部位的辨识，极易上当。

这时就要注意铭文与器形有矛盾否，两部分的地子、锈色是否一致。

我们曾谈到清代道光时叶志洗收藏的遂启棋鼎。

原来铭文只有二行，二十四字。

后来古董商为了牟利，在原铭下加刻了一百二十四字。

叶志诜和当时的金石收藏家如陈庆镛、张廷济、许瀚等都认为是真铭，唱和以示庆祝。

这就是在真铭后增刻伪铭。

遂启祺鼎是补刻伪铭较长的一件青铜器。

一般情况下，由于作伪者功力所限，或者原铭文部位空隙小，补铭都不长，有几字或十多字。

还有的器底有铭而盖已失，则根据器盖同铭原理，在伪作的盖内，仿器底铭文补刻之。

一般来说补铭与真铭总有一段差距，细加辨识，不难分清。

同时加刻的铭文的地子、锈色也与原铭不同。

以上几种作伪方式都是用刀刻铭文，尽管刀具锋利，但一刀下去，就会留下用刀的痕迹。

况且一道笔划不可能只用一刀刻成，第一刀与第二刀也绝不会完全重合。

这样刀与刀的交合处也会产生比较明显的刀痕。

而商代与西周的青铜器绝大部分是用陶范铸成的，与刻款迥然不同。

即便是春秋战国时的刻款，由于青铜器长期埋在土里，器物表面包括字口里形成一层氧化层，这与后世伪刻的铭文字口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