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文化精神与近现代湘籍学人翻译活动寻踪(上)

外语与翻译２０１１年第１期（总第６８期）　湖湘文化精神与近现代　湘籍学人翻译活动寻踪（上）　

张　旭　中南大学　

【提要】现代翻译研究认为：翻译对于一国民族文化特质的形成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仔细检　视近现代湖南的翻译状况，发现早期的湘籍志士深受湖湘文化的滋养、熏陶，又秉承了崇尚经验理　性、强调知行合一的芙蓉国人独特的文化气质。他们尝试用世界的眼光来考察中国的发展问题，将　外国先进的思想和文化译介进来，推进近代湖南乃至全国的维新与变革。　【关键词】文化精神，翻译，选材，价值取向　、　

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化就肇源于翻　译。没有翻译，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在　翻译这种跨越边界的活动中，一方面是外　国的思想文化译介进来，另一方面是本国　的文化思想传播出去，这中间众多优秀的　翻译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近现代的　中国，正值国人逐渐踏上现代化进程之际，　一批敢为人先的湖南人已经走在了时代前　列。以魏源等为首的一批湘籍志士仁人胸　怀祖国、放眼世界，大胆喊出“师夷之长　技以制夷”的革新口号，大力提倡学习西　方先进技术，以挽救国家的危亡。于是，　曾国藩、左宗棠率先革新，郭嵩焘更是将　革新推及制度层面，且他们所做的一切是　从创办新式学堂和组织编译活动为始。西　方先进的思想和理念被译介到中国，对中　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和　推动作用。在西方先进思想和理念的影响　之下，更多的湖南人陆续将目光投向翻译，　翻译活动蓬勃开展，译者队伍逐渐壮大，　终于造就一支优秀的翻译家“湘军”。　（一）　一个地区的人文地理环境对于此地的　思想、文化和精神形成有着不可割舍的联　系。以此来检视近代时期湖南翻译活动发　生的历史因素，翻译思潮与时代价值追求　的关系，以及众译家的文化心理等问题，　将颇具启迪意义。　湖湘文化自古以来形成了一定的特征。　有人曾把它概括成三点：推崇理学、经世　致用、躬行实践。也有人把它概括为四点：　知行合一、理践结合、内圣与外王并举、　爱国与爱乡统一。这些概括有交叉，有重　叠，也有各自的侧重，但从中可以看出各　家都指出湖南人那种敢为人先、知行统一、　博采众长的文化精神，正是这种精神对历　代湖南人为人处世和开拓进取产生了深远　的影响。这点对于近代湖南的翻译界也不　例外。　近代的湘籍志士，可与翻译活动联系　在一起的比比皆是：魏源、曾国藩、左宗　棠、郭嵩焘、刘坤一、曾纪泽、秦力山、　杨毓麟、杨度、黄轸、蔡锷、范锐、张孝　准、魏肇文、唐才常、曾广铨、章士钊、　宋教仁、罗大维、赵必振、赵缭、邹代钧、　周家树、傅云森、陈家瓒、陈润霖、李傥　１　外语与翻译２０１１年第１期（总第６８期）　等只是其中的突出代表。他们深受湖湘文　化的滋养、熏陶，又秉承了崇尚经验理性、　强调知行合一的芙蓉国人独特的文化气质。　近代时期，在外来势力的冲击下，他们充　分发扬了湖南人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尝试　用世界的眼光来考察中国的发展问题，并　大胆将外国先进的思想和文化译介进来，　以此推进近代湖南乃至全国的维新与变革。　这支阵营相对齐整的文化“湘军”“人才济　济，各显身手，他们有些牵头组织大型的　翻译活动，有些积极支持并直接参与培养　翻译人才的事业，有些亲笔大量翻译西人　文章并在报刊上发表，有些则以专集形式　推出翻译作品。正是在这批先觉者的共同　努力下，近代时期湖南乃至全国的翻译事　业才得以稳健起步并迅速发展，为中国的　富强和社会的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湘籍人士发起的近代翻译活动始于清　末，扮演揭幕人角色的是反对闭关自守的　先驱邵阳人魏源（１７９４—１８５７）。魏源秉承　了湖湘文化中“经世致用”的精神，早年　曾代贺长龄编辑一部传承经世思想的“百　科全书”——《皇朝经世文编》（１８２５—　１８２６），收入清代２００年间论学论治文献　２２４１篇。面对外来的侵略，他努力探寻救　亡图存的良方，率先睁眼看世界。在《圣　武记》（１８４２）中，他就提出“以彼长技，　御彼长技”的“师夷”主张。在《海国图　志・筹海篇》中，他又提出：　“欲制外夷　者，必从先悉夷情始；欲悉夷情者，必先　立译馆，翻夷书始”。　１８４１年，林则徐在京　口（镇江）会见了魏源，希望他编译《海　国图志》，并交给他《四洲志》的全部有关　资料。自１８４３年起，他依据“前两广总督　林尚书所译西夷之《四洲志》，再据历代史　志及明以来岛志，并近日夷图、夷语，钩　稽贯串……”，　编译而成《海国图志》，初　版５０卷本。后来，他又通过调研考察，收　２　集中外新鲜资料，包括他自己采自澳门月　报资料编写的《英吉利小记》、马礼逊的　《外国史略》、美国人高理文所著《美理歌　国志略》等，然后加以编译增修，于１８５２　年辑成《海国图志》１００卷。这是一部介　绍世界各国地理、历史概况和社会现状的　巨著，它对我国乃至外国（尤其是１３本）　均有过重大的影响。遗憾的是，由魏源辑　译的《海国图志》起初在我国知识界并未　产生多大的反响。直到康有为等发起维新　变法运动，将其作为讲授西学的基础读本，　它才逐渐引起国人的注意。这部巨著的意　义在于，它标志着魏源是继林则徐之后，　在近代中国大举译介西方文献资料的先驱，　他的“师夷制夷”的主张点明了中国近现　代化起步的动机，他的思想被清末自强运　动中一批湘籍人士所继承。　洋务派中的湘籍要员如湘乡人曾国藩　（１８１１—１８７２）和湘阴人左宗棠（１８１２—　１８８５）等，在同洋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主　张学习外国科学技术，提倡翻译外国书籍，　培养翻译人才。正是在他们的积极推动下，　清朝政府不但创设了一些兼学外语和科技　知识的近代学堂与近代军事工业，还建立　了一批与之配套、为之服务的翻译出版机　构。这类能够起到推动翻译事业发展的翻　译出版机构，首推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江　南制造局１８６５年９月２０日创办于上海，初　由曾国藩规划，后来由其门生李鸿章实际　负责管理。江南机器制造局除了专司机械　制造外，另附设有广方言馆（即语言学校，　原设于１８６３年，１８６９年并入江南制造局）、　翻译馆以及工艺学堂，介绍西方知识，培　养语言和科技人才。曾国藩体察到要学习　外国语文，才能掌握西方科技知识，于是　采纳了容闳的建议，在向朝廷递交的建议　筹设翻译馆的奏折中写道：“盖翻译一事，　系制造局之根本。洋人制造出于算学，其　外语与翻译２０１１年第１期（总第６８期）　中奥妙，皆有图说可寻。特以彼此文义杆　格不通，故虽日习其器，究不明夫用器与　制造之所以然。”。清政府随即采纳了他的建　议，建立了翻译馆。此后，曾国藩还直接　参与翻译馆的人员选拔。他将自己的幕僚　徐寿、华衡芳派往制造局负责翻译事宜，　还亲自批准聘请傅兰雅（Ｊ．Ｆｒｅｙｅｒ）、林乐　知（Ｙ．Ｊ．Ａｌｌｅｎ）、金楷理（Ｃ．Ｌ．Ｋｒｅｙｅｒ）等　西方传教士到翻译馆任职。１８６８年至１９０７　年间，翻译馆共推出西书１６０种，　以军事　科技为主，旁及地理、经济、政治、历史　等方面，所译书籍的水准和质量，超过了　晚清数十年其他翻译书籍。此种情形远非　初办北京同文馆时可比。这些均对晚清知　识分子吸收西方知识产生巨大的影响。当　年湘籍革命家谭嗣同（１８６５—１８９８）曾读　过江南制造局的一些译著，他在哲学著作　《仁学》与论文《以太说》中，均使用了　“以太”这一术语。据顾长声考证，这是从　傅兰雅１８９６年所译《资以免病法》（即精　神病防治法）一书中借得的。　１８９６年，谭　嗣同途经上海时，从傅兰雅处获得此书，　随后读之，为其中所述及以太说深深吸引，　故而在《仁学》中较多使用了“以太”这　一概念，并把它看作是传播心力的一种媒　介。另外，清末在湖南实施新政期间，时　任时务学堂提调（校长）的湘西凤凰人熊　希龄（１８７０—１９３７）等曾集资，一次性购　得制造局译印西书２４箱，每箱书籍１２０种，　捐赠各书院与学堂。　由湘籍要员率先谋划的　江南制造局翻译学堂的这一做法，随即在　国内得到效仿，更多的官办翻译机构陆续　在各地建立起来。　另一位当数左宗棠。左宗棠常年究心　经世，开拓湘学，终身服膺名臣林则徐与　魏源这两位放眼看世界的经邦治国人物。　他“自强求富”的洋务方针和洋务业绩较　他之前的曾国藩更为卓越。同治五年五月　十三Ｅｔ（１８６６年６月２５），时任闽浙总督　的左宗棠向朝廷上奏，请于闽省创办船厂，　设立学校。同治五年十一月十七日（１２月　２３日）开局动工，一面建造船厂，一面　“开设学堂，延致熟悉中外语言洋师，教授　英法两国语言、文字、书法，名日求是堂　艺局。挑选本地资性聪颖粗通文字子弟入　局肄习”。　福建船政学堂由此诞生。为了教　学的需要，除采用江南制造局出版的译书　外，该学堂还自行翻译西书。与江南制造　局译书馆一样，福建船政学堂的翻译工作，　主要是采取洋人口授，华人笔录润色这种　合译方式。船政学堂的学生通过西学课程，　不仅学到了西方科学技术，而且掌握了外　国语言。所以，他们一般都具有翻译能力　

——有的在驻外使馆任翻译，有的在翻译　机构从事文字翻译。他们既翻译西方自然　科学著作，也翻译社会科学著作。在福建　船政学堂首届毕业生中，就有后来成为译　界先驱的严复；另外，《聊斋志异》的法译　者陈季同，《拟设翻译书院议》的作者马建　忠，协助过林纾进行翻译的魏瀚，外交家　兼翻译家的罗丰禄等，都是船政学堂出身。。　所有这些人的早年成长，都与湘人左宗棠　的支持和培养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大力扶植我国翻译事业的还有中国第　

一位驻外使节、湘阴人郭嵩焘（１８１８—　１８９１）。郭嵩焘早年曾深受魏源“以夷制　夷”思想影响，他知道当时中国能够争取　的措施是制定“通商则例”、开办“学校”、　派驻“使馆”。而这些无一不需借助于翻　译。１８７６年，郭嵩焘出使英国钦差大臣。　随行中有翻译官二人：张德彝（德明）和　风仪，另有随员张斯枸（听帆）兼任翻译　官。这也是中国第一批驻外使馆的翻译官　员。出使期间，郭嵩焘曾按总理衙门的饬　令，　“将交涉事件、各国风土人情详细记　载，随时咨报”，前后共记得《日记》近　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