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假诉讼以诈骗罪定性若干问题研究

虚假诉讼以诈骗罪定性若干问题研究[摘要]随着人们法制意识的不断提高，需要通过诉讼解决的问题逐渐增多，于是在诉讼中突显出来的问题亟待解决，文章就虚假诉讼以诈骗罪定性的若干问题进行浅析。

[关键词]虚假诉讼；诈骗罪；诉讼欺诈一、问题的提出我国刑法学界对诉讼欺诈行为的内涵并没有统一的界定，对于诉讼欺诈行为能否构成诈骗罪，实务与理论上长期存在较大争议。

有学者认为“诉讼诈骗尽管具有诈骗罪的某些特征，但认定其构成诈骗罪是不妥的。

”也有学者指出，“诉讼诈骗是典型的三角诈骗。

行为人以提起民事诉讼为手段，提供虚假的陈述、出示虚假的证据，使法院作出有利于自己的判决，从而获得财产的行为，成立诈骗罪。

”而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对《关于通过伪造证据骗取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答复》（以下简称《答复》）中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伪造证据骗取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所侵害的主要是人民法院正常的审判活动，可以由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作出处理，不宜以诈骗罪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诉讼欺诈行为应该定性为妨害司法罪、敲诈勒索罪等。

下面以一则案例加以阐述：被告人张某自2006年起，陆续以高额利息借款给夏某某个人，至2008年6月，夏某某出具金额为人民币700余万元协议书给张某，载明夏某某共欠款人民币700余万元及利息计算方式。

2009年2月某日，因夏某某不能如期归还本息，遂向张某出具了“承诺书”一份，承诺分期归还借款本息，并加盖了夏某某私刻的“上海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印章。

2009年8月，夏某某因仍不能如期归还本息，出具了金额为1200万元的借条给张某。

后张某以夏某某系上海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工程承包人代表为由，以该公司为被告，以人民币1200万为标的，向J省Z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上海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归还人民币1200万元并向法院申请冻结该公司资金1200余万元。

Z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张某胜诉。

后J省高级人民法院以民事裁定书撤销Z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并驳回张某起诉，但被告人张某的行为致使上海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造成了经济损失。

在本案的处理过程中，存在三种不同观点：第一种意见认为，张某的行为符合《刑法》第266条关于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应当认定为诈骗犯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张某是在向夏某某索要债务无果的情况下，才以上海某建设有限公司提起虚假诉讼，张某的行为纯属无奈之举，其行为符合人性趋利避害的本质，虽然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但不足以处于刑罚，更不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第三种意见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2002年9月25日通过的《关于通过伪造证据骗取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答复》（以下简称《答复》），张某的行为不宜认定为诈骗罪，但是涉嫌其他犯罪。

笔者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现有证据能否证实被告人张某具有诉讼欺诈行为以及该行为是否构成诈骗罪。

我们同意上述第一种观点，认为张某的行为已构成诈骗罪，且属于诈骗未遂，应当依法对张某的行为追究刑事责任。

二、诉讼欺诈行为一般特征分析从司法实践中频发的诉讼欺诈行为中，我们总结出诉讼欺诈行为包括以下一些特征：第一，诉讼欺诈行为人有非法占用他人财物的主观目的；第二，诉讼欺诈行为多发生于民事诉讼中；第三，诉讼欺诈行为的行为模式大多是伪造证据或与他人串通欺骗法院；第四，法院的错误裁判与行为人伪造证据、串通行骗行为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在该案中，有以下事实可知张某诉称与上海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债权债务关系实为张某与夏某某之间的个人借贷：1.据张某与夏某某的多次供述可知，张某与夏某某存在比较频繁的个人借贷往来；2.在张某与夏某某签署的有关700余万借款的《协议书》上虽然写明甲方为上海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包人夏某某，但该协议书上并为加盖该公司的印章；3.张某与夏某某签署的“承诺书”上加盖的“上海某建筑（集团）有限公司”的印章为夏某某私刻的，并非真实有效。

张某在明知其债务人为夏某某并多次索要欠款无果的情况下，竟要求夏某某与其签订协议书、承诺书，企图将两人之间的个人债务转嫁于某公司。

张某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主观意图明显，其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并以伪造的证据意图获得法院的错误裁判，虽然张某的目的并未达成，但其提起虚假诉讼的行为已然给无上海某建设有限公司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

笔者认为，本案张某的行为符合诉讼欺诈的行为特征。

三、诉讼欺诈行为可认定诈骗罪之理由笔者赞同诉讼欺诈行为可认定为诈骗犯罪，理由如下：（一）诉讼欺诈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应纳入刑法处罚范围一个行为是否构成犯罪，首要问题是探究其社会危害性是否严重到足以动用刑事法律来处罚。

诉讼欺诈行为，也有学者称之为诉讼诈骗行为，系指行为人以提起民事诉讼为手段，或以虚假之陈述、或伪造之证据或串通证人提出伪造之证据，使法院做成错误之判决，而达其不法诈财之目的。

从其定义可知，诉讼欺诈行为不仅仅侵犯了公民的财产法益，连司法权威也成为犯罪人敛财的工具，其行为践踏了法律的公信力，扰乱了司法秩序。

诉讼欺诈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不言而喻。

如在本案中，被告人张某明知债务人为夏某某的情况下，为了一己之利，向法院提起虚假诉讼，明知这样的行为将给上海某建设有限公司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仍一意孤行，这样的行为显然有着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应受刑罚处罚。

（二）三角诈骗是特殊的诈骗犯罪，诉讼欺诈行为符合三角诈骗的构成要件各国刑法理论与审判实践普遍认为，诈骗（既遂）在客观上必须表现为一个特定的行为发展过程：行为人实施欺骗行为——对方产生或者继续维持错误的认识——对方基于认识错误处分（或交付）财物——行为人获得或者使第三者获得财产——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失。

一般诈骗的被骗人与受害人具有同一性，而三角诈骗中，受骗人（财产处分人）与被害人不是同一个人，其中受骗人称之为第三人，诈骗的行为方式有如一个三角形的运行模式。

这种特殊的诈骗方式如何定性，曾产生过各种纷争，但现在三角诈骗是诈骗犯罪已然成为一种通说。

例如，甲谎称自己是乙的秘书，向乙的妻子拿取乙遗忘在家中的钱包，乙妻轻信之，甲的骗取行为得逞。

这种情况，甲的行为显然构成诈骗罪。

在司法实务中，甲的行为就是典型的诈骗犯罪。

诉讼欺诈行为在侵害客体上与三角诈骗具有相同性。

在诉讼欺诈中，行为人通过欺骗法院的行为最终导致的是受害人财产上的损失；在三角诈骗中，不论第三人是何人，最终侵害的都是受害人的财产法益。

在本案中，我们不否认被告人张某在一定程度上对司法秩序、司法权威造成了影响，但是其最终的目的是非法占有他人财物，诉讼只是其犯罪的一个手段而已，最终上海某建设有限公司也是因为张某的虚假诉讼行为造成了经济上不可挽回的损失。

笔者认为在诉讼欺诈犯罪中，行为人侵犯的主要客体是财产的所有权，司法秩序是其侵犯的复杂客体中的次要客体。

就现行刑法来看，抢劫罪也是侵犯的复杂客体的，即人身权利与财产权利，立法将第263条抢劫罪规定在侵犯财产罪一章中也正是考虑了抢劫罪侵犯的主要客体是公私财产。

再如，金融诈骗犯罪侵犯的不仅是金融管理秩序也侵犯了公民的财产权益，但这并不妨碍金融诈骗犯罪是诈骗犯罪的特殊形态。

所以，不能因为诉讼欺诈犯罪侵犯的是复杂客体，而否认它与诈骗犯罪在侵犯客体上的一致性，从而否定诉讼欺诈行为是诈骗犯罪的一种行为模式。

诉讼欺诈行为与三角诈骗在客观构成要件上是一致的。

许多学者驳斥诉讼欺诈行为是诈骗犯罪的理由之一是：诉讼欺诈的受害人与财产处分人不是同一个人。

但分析《刑法》第266条关于诈骗罪的规定，并没有限制受害人与被骗人必须是同一个人，且三角诈骗中的受害人与被骗人也不具有同一性，既然对三角诈骗中的这一相同特征却没有产生异议，那么诉讼欺诈的这一特点又何以成为其构成诈骗罪的阻碍呢？三角诈骗与诉讼欺诈犯罪的客观方面具有一致性，即行为人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欺骗第三人——第三人因行为人的欺骗而产生错误认识，从而对受害人的财产作出处分行为——最终第三人受骗，而受害人遭受财产损失。

如果说三角诈骗是诈骗犯罪的一种特殊形式，那么将诉讼欺诈行为定性为诈骗犯罪也就不难理解。

在本案中，被告人张某的行骗对象也是受害人以外的第三人，即人民法院，虽然人民法院相较于一般的人来说有其身份上的特殊性，但笔者认为这样的特殊性并不是妨碍其定罪量刑的主要因素。

被告人张某的行为以诈骗罪定罪是合理的。

四、诉讼欺诈类诈骗犯罪既未遂标准界定笔者认为，就诉讼欺诈形式的诈骗犯罪的既未遂标准应当与诈骗犯罪的既未遂标准保持一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规定：个人诈骗公私财物3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

已经着手实行诈骗行为的，只是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获取财物的，是诈骗未遂。

就本案来看，行为人张某已经向人民法院提起虚假的民事诉讼，应当认定为已经着手实施犯罪行为，但由于二审法院撤销了一审判决，张某的犯罪行为并未得逞，虽说已经给第三人造成了经济损失，但是张某并未达到非法占有的犯罪目的，故本案宜认定为犯罪未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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