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丽达和天鹅》解读话语,权力和真理

从《丽达和天鹅》解读话语,权力和真理 武新玉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234) 摘要:叶芝的《丽达和天鹅》(1923年)这首具有"可怕的美"的十四行诗,用细致,感性的描写再现神话传说的场景,暗示阳与阴,力与美的冲突和结合,把基督纪元前的古希腊文明的兴起,归因于性爱和暴力这两种人类本能.本文通过福柯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和米歇尔·A·里斯卡的叙述视角理论对文中丽达的传统性别角色进行全新诠释,使我们认识到这首诗歌所表述的古典希腊神话传说不仅仅是一个传统的"强奸"故事的复述,更是一个他者形象对话语,权力和真理的自我重新构建. 关键词:《丽达和天鹅》;话语;权力;真理 最近有很多文章都认为叶芝是一个后殖民主义的作家.〔1〕许多评论家通过《丽达和天鹅》一诗中丽达的性别角色在诗歌中的展现将叶芝诠释为一个被英国传统文化所"强奸"的爱尔兰文化的代表者,同样也将这首诗歌诠释为在1920年代爱尔兰政治地位的体现. 与这些观点有所不同,笔者认为《丽达和天鹅》这首诗歌恰恰通过丽达的性别角色表达了女性身体话语的一种书写和重构,通过与强势文化的对抗和砥砺来重新认识自我,重新建构自我. 一,身体话语 身体作为一个重要的概念,存在于福柯的后现代主义思想中.身体之所以受到重视,是因为它是女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攻击传统思想和理性主体的起点.自启蒙时期起,统治西方思想界的理性主体是建立在减损和压制"他者"的二元对立的基础上的,这二元对立的根源来自于笛卡尔的精神和肉体的对立.所以通过展示理性和自我如何建立在被排除的肉体领域上,后现代主义者试图解构固定的,统一的主体概念,这样身体的归类就有了一种战略价值,以至于它被用来反对形而上学.叶芝这首诗并不仅仅是一种强暴事件在文学中的呈现.事实上,它是有关激烈矛盾的社会政治关系叙述的一种(具有潜在的结构分裂作用)标志物.这些激烈矛盾的社会和政治关系指的是:话语,权力和真理之间的一种关系,比如爱尔兰文化和英国文化,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男人和女人之间,包括爱尔兰和英国之间的关系.而且这些关系都染上了很浓重的性别色彩——这里所说的性别是社会的产物,并不仅仅是生理差异的结果.那么关于女性被强暴的叙述所展现的形象和故事也并不仅仅是一个"女性"的故事,它同时是一个社会的故事,一个政治的故事.叶芝把女性的被强暴重新放在一个对社会和民族权力和能动力提出质疑的位置上,而不仅仅把它看作对女性身体的施暴.这里,对于强暴的表述便无可避免地同对于民族和宗教及文化和语言的界限的表述联系在一起. 这首诗歌中有许多强势权力的表述,如"a sudden blow","the great wings","the wall,the roof and the tower".在圣经中,"tower"一词有巴别塔的含义,它表达了一种统一性和征服性,是十足达到男性和家长制统治的象征,同时也蕴含着一种排他性.所有的这些词语都在诗歌中产生了一种强势权力的象征.当然,文本最初要表达的是一种性欲的象征,但是在《丽达和天鹅》这首诗歌中由文本所表达出的性必然地和性政治联系在一起.〔2〕我们可以发现,这首诗歌在表达强势权力的同时,也同时表达了这种权力的倒塌,如诗中"the broken wall,the burning roof and tower".所有的这些象征强势权力前面的修饰词语表达了作者的一种反强势的情绪.也许诗歌在开始所描述的强势权力和后来这种权力的坍塌本身也体现了一种矛盾,一种内在对抗的两种力量. 二,叙述视角及权力关系他者性的展开 米歇尔·A·里斯卡认为,在叙述行为中,作者拥有三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是全知叙事,在这类叙事里,作者可以"随心所欲地借用任何人的视角,从那个人特定的视野来观察事物",〔3〕叙述者既可"讲述"故事也可将故事"戏剧化".第二种可能性包含了第一或第三人称叙事,第一人称叙事可允许有两种形式:"第一人称叙述者——参与者"和"第一人称叙述者——旁观者".根据里斯卡的观点,第一人称叙述者,不管是作为旁观者还是参与者,通常都有效地赋予"第三人称"的声音.换言之,里斯卡的第三人称叙事并不意味着故事仅仅是通过小说外的视角来展现的.因此,尽管里斯卡使用"第一或第三人称"的术语,但根据他的分类,第一和第三人称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他认为,在全知叙事中,根据审美的观点,"距离与参与或同情或认同是成反比的,但距离最终是作者或叙述者或人物对读者产生影响的结果.叙述者的智力,道德和情感因素在塑造读者的经历和判断中比起发声音的人称来更为重要".〔4〕我们在细读《丽达和天鹅》后发现,这首诗歌的叙述视角非常独特,因为作者常常穿梭于"局外人"和"局内人"之间,就从表面的第三人称在叙述丽达的角度而言,叶芝似乎并不拘泥于表现人物"丽达"的单向的,被动且表面的他者性,而似乎更着眼于"我"或"丽达"的积极主动的,隐含的他者性一面.叙述者的这种双重视角赋予了她——丽达的某种既被动又主动的双重心态和姿势,而这种双重心态和姿势又反过来通过叙述者得以展现,其结果是诗歌被赋予了某种暧昧的色彩,并呈现出含混的价值取向. 我们看这首诗歌中的第一小节.诗歌对天鹅和少女的动作描写分别用了"beating"和"staggering"两个词语,这两个词语的运用给了读者一种动态感的画面,天鹅猛地从天而降,扑向少女,代表着一种强势的力量,但是无论怎样强势,它还是没有完全征服少女,因为如若天鹅已经完全征服少女,那么它的翅膀也无须再激烈地拍打着,与此同时"staggering"一词的使用也表达了丽达对于天鹅的强占也不是完全顺服的,因为她还在"蹒跚着,挣扎着",这预示着被征服者心中的某种反抗.诗歌中两个现在分词的使用表现了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间的一场抗争,这充分表明无论怎样的强势压迫,它都不能完全征服压迫者,总是会存在反抗的余地的. 如果说第一个片段中叙述的视角和叙述声音同属于"我"的话,那么在下一个片段中叙述的视角渐渐转换到丽达的身上,相继的两个问句以间接的方式清楚地表达了诗中人物"丽达"对突然降临的厄运不知所措的心态——"how can those terrified vague fingers push /the feathered glory from her loosening thighs ",我们仔细分析这个问句,可以发现这个问句本身是自相矛盾的,因为"loosening thighs"一词本身就蕴含着一种自我放逐,一种非对抗性,一种对性侵犯的"迎接"状态.试想,如果她的"terrified vaguer fingers"想要推开"the feathered glory",那么又怎么会有"thighs loosening"呢 其实,"vague"这个词本身也表明丽达的手的动作是犹豫不决,似拒似迎的.诗歌中对丽达肢体动作的描写,从手指到腿部,在诗歌中被分为两行叙述,这似乎也预示着她的身体是被分割的,而被分割的身体又分别象征着她的被分割的两种不同的内心状态:一种是出于对强势势力的自然本能的抵抗的内心状态,而同时另一种却是要迎合的内心状态. 三,自我的认同和建构 本质主义认为,个人的身份(Identity)是自然拥有或生成的,是通过个人的意志和理性而获得的,因此,人们对自身的存在有清楚的认识和理解.〔5〕个人及其隶属的群体的身份(Identity)都是内在的,同一的,确定的,整全的,统一的,总体性的,有边界的,是人们把握自我和根植于社会的基点,换句话说,这就是古典哲学中的所谓的"自然人".如果说,本质主义作为Identity的现代视角,它的任务是如何形成一个Identity,并让它确定和稳固,让人们能够寻找得到的话,那么建构主义作为后现代派则是避免确定化,让人们有更多的选择.〔6〕在这首诗歌中,天鹅强占丽达的事件是各自身份主体的促进和呼应,它在更深层次上打乱了原本各自的身份主体,打乱了人们原先看待自我和世界的基本框架,进一步剥离,质疑和分裂人们对某些核心问题的本原认识,于是对原先的身份主体提出了全面挑战.〔7〕 叙述者在诗歌中所表现出的矛盾态度在某种意义上暗示了他自身身份的矛盾性.而正是由于叙述者身上这种矛盾性使得诗歌文本的含义变得飘忽不定.沃尔夫·伊瑟尔指出,"文本只有通过不可避免的省略,才获得自身的活力.因此,无论何时,当文本的连贯性被打断,我们被导向意想不到的地方时,我们就获得了这个机会,用我们的能力来建构小说的连贯关系,也就是来填补文本自身留下的空白."〔8〕可以断定,这首诗歌中对丽达的表述所呈现出的自相矛盾和缺乏连贯性的叙述,有意使文本意义变得含混,从而制造了意义的空白. 这首诗歌最初表现为天鹅是个性欲强势的表现者,是一个征服者,而少女丽达则是一个被征服者,一个弱势的表现者.但我们仔细阅读这首诗歌时会发现这两个强势和弱势,征服和被征服的二元对立者是常常难分彼此的.如诗歌中第四行"breast upon beast"表达了二者融为一体,难分彼此的状态,在这里强势权力的征服感被淡化和抹去了,弱势和强势的一种相容性和转化性却呈现出来.再如诗歌第七行的"body"一词前并未加上代词指称,说明丽达的身体已和天鹅的身体融为一体,在这场"暴力"中二者发生着某种转换.读者无法确切知道"strange heart beating"究竟指的是谁.正像叶芝在其《爱尔兰和艺术》一文中所说的那样:我知道爱尔兰这里人的神灵可能马上就要和世界的土壤结婚了.〔9〕 在诗歌中"be caught up"一词的使用,让我们感受到一种消融性.一种来自与男性强势力量的体现,在这种强势力量之下,我者和他者的身份区别被模糊了,甚至消融或消亡了.在这首诗歌中,这种交融的状态是通过天鹅和丽达身体的交融得以象征的.在天鹅成功地"占有"了少女之后,诗歌中却出现了许多象征着权势倒塌的词语,如"the broken wall,the burning roof and tower/and Agamemnon dead".围墙,巴别塔,希腊神的象征,这些词语从诗歌表层意义上来讲意味着天鹅强大性欲的衰退,从象征意义上来讲意味着二者交融之后原先的秩序被破坏,那么被破坏后新的秩序又是什么呢 而后诗句中出现的"brute blood of the air"是不是象征一种更大的权势力量呢 这又是什么呢 这是不是一种新的权力秩序的表征呢 按照叶芝的神秘象征主义体系,历史的每一循环为两千年.每一循环都由一位姑娘和一只鸟儿的结合开始,从公元起这两千年是由玛丽和白鸽(即圣灵怀孕说)引出的.众神之王宙斯变形为天鹅,使丽达怀孕产生了两个蛋.叶芝把丽达和天鹅的结合作为古希腊历史的开端来写.〔10〕宙斯的强暴得逞了,但他同时播下了古希腊文明自我摧残和消解的种子. 四,主体,话语和权力 福柯对主体的看法,是从消解传统人文主义的理论基石"人"开始的.而"人之死"的宣告之所以成为可能,与福柯多元的,非连续性的"话语"概念密不可分.福柯从哲学层面对人的"先验性"和"自主性"进行瓦解.用他的考古学的方法否定了传统人文主义思想家所界定的"人"的概念.福柯的研究表明"人"并非永恒的存在物,他的产生只是近两个世纪的事,"人"完全是最近的发明.为了这一被照亮的时刻,他在黑暗中等待了近数千年.〔11〕所以在古典时代,关于人的问题和人性问题虽然有所涉及,但没有给它一个稳固,确定的主体地位. 从《丽达和天鹅》这首诗歌所描述的画面来看,整幅画面以天鹅为一强势或中心人物,本来万物之灵的人应该是画面的核心人物,但她仅仅在画面中被模糊,被动地展现.在福柯眼中,人作为话语建构的产物,她可以像画在沙地上的面孔一样被随意地抹去.人文主义本质的,大写的人,则被解构成片段式的形象,而这为构建新的主体提供了新的契机.在《丽达和天鹅》一诗中,叶芝通过描述希腊神话中的一个故事向我们展现了权力与文本(话语)之间的关系.在诗歌的叙述中,伴随着丽达的恐惧,略带修饰的抗拒和欲拒还迎,使读者不由自主地思考围绕着整个事件背后的喧哗和缄默.福柯提醒我们,"有一种当下彻底的缄默继续着."〔12〕这一缄默津津有味地包围着这一表面被性欲征服的事件,它似乎期待着对其行动回应的某种反响.因为他告诉我们:通过权力关系,意义得以产生.在诗歌的叙述中,叶芝没有为丽达辩护,也没有谴责天鹅.叶芝只是将围绕着这一事件的所有声音(话语)并置在一起. 话语本身既是权力的产物,也是权力的组成部分.权力的施展,一方面不断创造新的话语,另一方面这些新的话语也会导致,加固某种权力,或者削弱,对抗这种权力.这样,话语不是消极,被动的,权力也不是压制,控制等消极的力量,权力和话语都是社会文化构架中必要的积极的因素.正如女性主义学者米切尔·巴瑞特所说:"这意味着各种话语都处在某种权力关系中,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