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女兵多彩人生-张茜

30名女红军出发长征 为何只有28人到延安？

本文摘自《世纪桥》2010年第18期 作者：刘仕雄

1937年9月的一天，一个披头散发、衣衫褴褛的女子流落在重庆街头，不远处一个男人紧紧跟在她身后，在一个拐角处那个男人走到她的跟前悄悄地问：“你到那儿去？”女子回答：“回家。”“家在那儿？”，女子答：“江西。”“怎么回去？”女子答：“讨饭回去！”“你身子这么弱，就是讨饭也走不到。我倒有一个住处，不知你愿意不愿意去。”女子被这位男人带进了新华日报附近的一个小饭馆。不久，她与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接上了头。这个流浪的女子就是红军女战士李桂红。

在参加中央红军长征中的30名女红军中，只有李桂红和阚思颖在中途留了下来，其她28人都安全到达了延安。在延安，她们思念着这两个失去联系的姐妹，多次电告四川地下党的同志要设法找到两人。罗世文告诉李桂红：“蔡畅同志从延安来了电报，她说你在长征中表现得很好，要我们立刻介绍你到延安去。”随后，董必武将李桂红接到了武汉中共中央长江局招待所，由邓颖超陪伴来到了周恩来的办公室。在周恩来、董必武和邓颖超面前，26岁的李桂红像无家可归的小孩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回到母亲的怀抱一样，尽情地倾诉着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红军纵队）悲壮的战斗历程。

1938年元旦，在汉口中共中央长江局会议室，周恩来设宴招待即将奔赴抗战前线的项英、周子昆、张云逸等新四军领导同志。宴会间，神色凝重的“周恩来把一位身材苗条、留着齐耳短发的女同志介绍给大家：这就是李桂红同志，长征中她没有走到延安，但她走得比我们还要艰难啊！”周恩来说的“艰难”，就是指李桂红在红军纵队的艰苦经历，特别是她在长宁梅硐山区留下的一段惊心动魄的传奇故事。

隐藏梅硐

红军长征到达云南扎西时，中央决定组建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留在川滇黔边区活动，掩护中央红军主力转移。中央红军四渡赤水转移后，红军川南纵队就成了蒋介石的心腹大患。蒋介石抽调尾追中央红军的一部分嫡系部队和云贵川的军阀武装及地方团队10多万人，亲自部署对只有1000余人的红军纵队进行“三省会剿”。一时间，战争乌云密布，“川南各县布满了重兵”，国民党重兵向宜宾一带集结，妄图将红军纵队一举消灭。恰在这时，已有数月身孕的纵队司令部政治指导员李桂红行走困难，不能再随部队作战，红军纵队领导人决定由司令部总支书记阚思颖陪伴其隐藏在长宁梅硐山区，交中共梅硐区委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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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常识分享 新四军女战士集中营遭严刑拷打 孩子活活被饿死

导语：几年前，一部《越狱》吸引无数观众成了美剧迷。惊心动魄的越狱情节，至今令人难以忘怀。在江苏省档案馆的馆藏资料中，也记录着一个同样惊心

几年前，一部《越狱》吸引无数观众成了美剧迷。惊心动魄的越狱情节，至今令人难以忘怀。在江苏省档案馆的馆藏资料中，也记录着一个同样惊心动魄却是真实的越狱故事，不过主角是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新四军女战士。 1943年，新四军16旅旅长夫人琚逸芳即将临盆，在前往延安学习途中，不幸被国民党顽固派逮捕，关进集中营。在与敌人周旋过程中，她策划两次越狱，但均未成功。反而招致毒打虐待，但她坚持了下来直到抗战胜利重新获得自由。 琚逸芳是浙江浦江人，1938年前往皖南参加新四军教导队总队女生队学习。毕业后调到军部军需处，并加入共产党。 琚逸芳的一生历经波折，据《浦江百年人物》记载：“英雄与献身并非男人的专利，战争没有让女人走开。我们看到新四军女兵琚逸芳青春岁月的成长历程，柔情背后如诗般感人。”

2013年的一天，南京苏泓达夫妇仔细整理出岳母(母亲)琚逸芳身后留下的文史资料，将它捐赠给江苏省档案馆。这一叠厚厚的档案资料，记录了琚逸芳这位极富传奇色彩的抗战女兵出生入死、不平凡的一生。 革命岁月 深慕秋瑾毅然投身革命？夫家不满寄来“休书” 琚逸芳是浙江浦江人，1915年出生，她的少年时代，正值革命风云密布之时，在县立启文小学读书，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琚逸芳特别爱听老师讲民族英雄秋瑾的故事，深为鉴湖女侠豪气所仰慕，早早

揭一千多女红军遭强暴凌辱历史真相

杭州日报 11-01 07:37 大 原文配图：幸存女兵重返昔日战场遗址。几年过去了，幸存者中还活着的人已越来越少了。（图中左三为李文英，左四为当年的妇女团团长王泉媛，2009年逝世。） 西路军女兵口述李文英整理周华诚 通知：来领专属红包福利！ 广告 在中国的西北部，有一条狭长的走廊，它南倚祁连山，北临戈壁沙漠，这就是位于甘肃境内的河西走廊。1936年冬到1937年春，占中国工农红军约五分之二的精锐部队，就在这条走廊中穿行。它就是由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的西路军。在短短五个月内，这支21800余人的部队，在经历了大大小小80多次战斗之后，几乎全军覆没，只剩下400余人最后到达了新疆，在中国红军史上写下了极为悲壮、惨烈的一页。画外音这是一段失败的历史，也是一段长期被忽略、被遮蔽的历史。西路军在河西走廊惨遭失败后，1300多名红军女战士几乎全部落入西北军阀马步芳之手，备受折磨。在以后的几十年历史风雨中，又长期蒙受不白之冤，只有很少的人能够活到今天。现居甘肃武威的95岁老人李文英，就是其中的一位。2010年4月末的两天之中，记者有幸得以聆听老人讲述一生的故事。我出来参军，也是没得办法，家里太穷了么！我是四川阆中人，10多岁时家里就把我给人当童养媳。我不从，跑去上吊，去跳水塘，没死成……我性子非常烈的。父亲和哥哥以前给地主家当长工，后来哥哥参加了游击队，跑进了深山老林。那天我和几个伙伴结伴到一个名叫二龙场的地方赶集，看见一个头发齐耳、打着绑腿的女军人被一群人围在中间，号召大家参加红军。女人也能当兵？我一问，真可以。这个女人戴着灰色军帽，帽子上有颗亮闪闪的红五星，她还弯下腰让我看她的耳朵，果然有一个耳环眼儿。这下我放心了，当天就参加了革命。那时我十五六岁的样子，记不清了。参加革命就自由了，那个高兴啊。我是红四方面军总供给部妇女独立团的成员，每天都有使不完的劲，连走路都哼着歌。1935年，我随阆中境内全部撤离的红军一道，正式踏上长征路。就在部队转移的途中，我才知道，红军刚走，还乡团就杀回了我的家乡。我父母是红军家属，被敌人抓去吊在桐子树上打，父亲被当场活活打死，母亲被乡亲们放下来，放下来就死了，连尸首也没人敢埋……我8岁的弟弟，一声声地喊着妈妈，后来给人放牛去了，一斗秕谷子，卖给了地主家……娃啊，你不晓得，我这辈子受的苦就太多了，惨得说不成！到现在，我的苦处不会忘记，也诉说不完……直到现在，我一想起来就要哭，半夜我时常会想我的父亲母亲，可怜哪。我是为革命出来的。雪山草地我们过了，冰天雪地我们受了，树皮草根我们吃了……又挨饿又挨冻，还要打仗，还得受罪。革命不是那么容易来的。现在你们娃娃享受着了。 长征途中，一不小心，性命就没了。我过的党岭山，是万年雪山，走一步就用手中的木棍戳两下，戳不动的是结冰的，可以走，一戳到底的就有可能是冰缝隙，就得绕道走。实在走不动了，我就和同志们数步子，开始时说走100步就休息，走一下数一下，走到整整100步的时候，就停下来，喘口气，接着再数着走。100步坚持不下去了，就改成走50步。后来又改成30步休息一次，再也不能减少了……进入草地，就更惨了，眼睛都不敢睁开看，路边上三三两两，都是饿死的战友。有的趴在泥水中，有的赤身裸体像是睡着了……画外音1936年10月，天气开始变冷。李文英所在的红四方面军，历九死一生，抵达甘肃会宁会师。还未经休整，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九军及原一方面军第五军共21800余名将士，就奉中央军委命令，西渡黄河，执行打通国际路线的宁夏战役计划。2万多战士当时占红军总数约五分之二，这支部队改称西路军。对于深入河西走廊的西路军，蒋介石指使马步芳、马步青等部进行“围剿”。长征胜利会师，我活着走到了会宁。可我们并没有感觉到胜利的喜悦。那么多人，光吃饭都难解决。很快，我们接到命令，要马上过河，到新疆去，到苏联去。西路军由陈昌浩、徐向前领导。过了黄河，西路军遭到马家军3万多正规军和10多万“民团”的围追堵截，打得太惨喽。西路军吃没得吃，穿没得穿，又缺少枪支弹药，一个人平均只有5发子弹，在冰天雪地里怎么跟马家军骑兵打仗？骑兵跑得快，我们走一天，马家军几个钟头就追上来。马家军太凶狠……西路军历经临泽、高台等血战，五军全军覆没，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和3000余名将士牺牲。董振堂、杨克明的头还被马家军割下来，泡在酒里，送到青海西宁给马步芳……在西路军中，有红军女战士1300多人，其中由800人组成的妇女先锋团，平均年龄不到20岁。在河西走廊的激战中，我们妇女团跟其他部队一样作战。比如在倪家营子，我们妇女团还要组织起来，每天夜里或快天亮的时候，到河边上砸冰、背冰，敌人就守在那边，听到动静就开枪，多少人死在那里，血染冰河。西路军与马家军在倪家营子血战了40天。为保存有生力量，我们从梨园口撤进祁连山，摆脱敌人追击，这时候我们只剩下3000多人了。祁连山你去看了就知道，一棵树都没有，都是石头沙漠。退到石窝山以后，我们的队伍已经没有战斗力了，马家军骑兵又围在山下，怎么办？当天夜里，上级在山顶召开党员会，决定将剩余部队编成3个支队，身体好点的编成左、右两个支队，所有子弹收集起来带走；把妇女团和一些伤病员编成第三支队，留下来打游击，负责牵制敌人。徐向前就说了两句话：姐妹、弟兄，西路军失败了，大家各自逃命打游击吧。大家有机会就往陕北走，那里有毛主席，有我们的队伍在等着大家。我们只有坐在光秃秃的乱石上，抱头哭。祁连山上一没吃，二没穿，又没老百姓，怎么打游击？我们没有弹药，每个人肩上背的就是个空枪。伤病员加女人，就给丢下了……我们伤心得很。其他人怎么走的，我们都不知道，不对我们说。只知道第二天我们明白过来，一个人都没了。他们朝西走了。山里到处都是马匪，把我们三支队包围起来。马匪的残暴简直到了想都想不出的程度，杀人方法各种各样，活埋、枪杀、火烧、扒心、取胆、割舌，抓到女人，刀戳，枪把子砸，把木棍捅到肚子里……简直就是牲口！逃命吧，不逃怎么办？半夜里，地上结着冰，天上下着雪。马家军包围在山脚下，烤着火，羊肉煮上，帐篷住上，可我们有啥？你看都不敢看，山坡山腰躺满了我们战士的尸首，活着的，就在冰天雪地里坐着趴着，穿一件单衣冻得发抖，那时候就想，要是能吃饱一顿，就这么死了，也满足了。分散后，有的人分到三块银元，有的分到一块烟土。我什么也没要。我啥时死掉都不晓得，我要银元干什么。夜晚过去了，又一个清晨到来，敌人怪叫着包围上来。我们没有一粒子弹，只得把手里的枪砸烂，然后跳下了悬崖。我没死。在参加红军5年后，我成了马家军的俘虏。画外音西路军战死7000多人，被俘9000多人，5600多人被残酷杀害，被营救回延安4000多人，辗转回乡2000多人，流落在西北地区的有2000多人……我被送到武威城，关押在特务团。这里关了100多个红军女战士，我们妇女团的团长王泉媛也关押在这里。马匪根本没把我们当人，每天只给我们一些黑面烂菜，一点盐也不给。大家饿极了，放风时把院子里的黑花叶子都拔了吃得净光。在又脏又臭的房子里关了几个月，我们一个个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有一个女战士，被抓去做了特务团长马阁麟的小老婆，马阁麟的大老婆就把气撒在所有女战俘的身上。几个月没有洗脸洗澡，马匪让我们下到河里洗澡，就是一种“恩惠”，意思是要“感化”我们。马阁麟的老婆，就指令马匪兵把一只狼狗推到河里，让我们跟狗一块儿洗，并侮辱说：“你们连狗都不如。”马匪兵骑在马上向两边观看的老百姓喊叫：“快来看这群共产共妻，这就是共产的下场！”我气极了，冲上前去大声骂道，“如果你们不把狗拉出来，我们就和你们拼了！”这事马上被特务团长马阁麟知道了，他带人把我狠狠地打了一顿。在敌人押送我们去青海的路上，我和李开英、何福祥三个人到冰河里背冰，趁着这个机会，偷偷跑了出去。那是晚上，黑暗中我们都不敢说话，你拉一下我的衣袖，我拉一下你的衣袖，大家就明白了是什么意思。我们趴在冰面上，匍匐前进，不晓得爬了多久，直到相信敌人看不到了，才直起身来跑出去。白天不敢走，躲在骑马下不来的悬崖底下，晚上才出来摸着黑走。有一个晚上，我们走路的动静惊到了一条看羊的山狗，那狗很厉害的，黑暗中冲过来，一家伙就把李开英的腿肚子咬下一大块肉来。我和何福祥，她是营长，把李开英背到雪下不到的地方搁下。我们身上，不是分到一疙瘩大烟吗，李开英身上就有这么一疙瘩大烟，她对我俩说，你们去给我要点水，我喝一点。她想着自己受了这么严重的伤，走不了路，就会连累我们两个人，我们哪里知道她会把那一疙瘩大烟就全吞下去了，不一会儿，白沫沫子就在嘴角上涌出来。我们把她搀起来，她费劲地说了几句话：“将来见到我的儿子，就说我死了，不要再想我了！”说完就死了。我们两个人抱着她的尸体，大哭了一场。我这人胆子历来很大，从来不害怕什么，那时却觉得很孤单，很无助，离开了组织，离开了战友和同志们，我没有了方向，好像一下子失去了所有的勇气。没几天，在大沙滩，我们又被敌人的骑兵抓住了。大沙滩，就是一眼望不到头的沙滩，过了那个沙滩，就能到黄河边沿，过了黄河就能见到毛主席嘛，见得着延安。可就在这里，我们又被马匪抓回去了。如果再有两三天，我们就一定能跑回到延安。画外音西路军女战士当时大多只有20来岁，成了“女俘”后，除部分被马步芳活埋外，有的被强奸，或者分给部下做妻妾丫环，有的被转卖多处。这些女性所遭遇的，无法详述。如果可以在“牺牲”跟“当俘虏”之间选一个的话，我们情愿选择牺牲，没人愿去当马家军的俘虏。参军的时候，我们就抱定了决心，生是共产党的人，死要做共产党的鬼。可命运偏偏让我们做俘虏，而且要让我们给马匪当老婆。一天早上，敌人把我们100多个女红军押出来，排成长队。先是马步青训话，假惺惺地说什么国共合作了，要释放在押的红军，给我们“自由”，接着由副官当场宣布了第一批“获释”名单。被点名的几十个人慢慢走出来，我也在名单里面。被俘虏一年多了，谁不想早点出去回到革命队伍中去啊！可我们不知道马步青葫芦里到底卖的是啥药。突然，副官从兜里掏出一把纸球，猛地往空中一抛。顿时，院中的马家军乱作一团，趴在地上抢纸球，没抢上的捶胸顿足，抢上的一个个嬉皮笑脸地来到女战士身边，又拉又扯。我们这才明白，“获释”就是把我们分配给马匪当小老婆。我们肺都气炸了，和敌人扭打起来，一边打一边骂，“要砍就砍，要杀就杀，绝不给这些畜生当老婆！”“我们是来革命的，不是给这些畜生当老婆的！”分到的拉不动我们，就两个人拉一个，拖上就走了，你说怎么办，哭的哭，拉上走的走了。我被分配的一个马匪，是管伙食管米管面的。那是马匪，跟我们势不两立的敌人，手上沾满了我们红军战士的鲜血。那是牲口，不是人。那个人根本近不了我身边……有的女人漂亮一点，马匪男人对她好。我脾气倔得很，拼命想办法逃跑，逃一回，抓一回，打一回，这马匪回回把我往死里打，左腿上面一刀，下面一刀，右腿这里一刀，都是他拿刀戳的。打我的时候，皮鞭、木棒，拿起来就打。我一颗眼泪都没淌，直直地站着，老子怕死不革命，革命不怕死，你要打就打，要杀就杀！我怎么能对他好呢？他是个坏人，我是个好人。我只有受着，什么话都不说。我四次逃跑，但没有一次成功。也有人成功跑出去的。我们的团长王泉媛，是王首道在长征路上结下的妻子。被马家军抓去后，分配给马步青的工兵团团长马进昌当小老婆。她也宁死不从，1939年3月，马进昌的部队换防，王泉媛借机逃出虎口，奔向兰州。经过千辛万苦，终于找到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可是迎接她的是当头一盆冷水，浇得人冰凉：组织上不要。当时对西路军被俘人员的规定是：一年归来收留，两年归来审查，三年归来不留。你想想看，生生死死走过多少遭，终于逃出来找到了组织，可是组织的大门却对你关上了，那有多伤心啊。国共合作期间，周恩来就西路军战俘惨遭虐待的状况，多次跟蒋介石交涉，马步芳迫于压力，放松了对战俘的看管，一些伤残的战俘就地遣散。我历经九死一生，最终活了下来。我重新获得自由的时候，组织也不再收留我，我流着眼泪，只想对组织说一句话：“我李文英永远是党的人。”画外音在西路军失败的责任归属上，历史下了结论。“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张国焘路线的最后破产。”这个结论，让西路军的将士从此抬不起头来。解放前夕，马匪死的死了，跑的跑了。我那个马匪男人是青海人，跟他所在的部队到青海去了，从此没有下落。脱离关系以后，我一个人，带两个小孩，生活艰难，简直就是没法过。每天挎一个小竹篮，拿几盒土烟去路上卖。经常吃不上，只好去捡烂菜叶过活。我一个人再怎么生活下去？就又找了一个男人。能找什么人？有钱人会要我们这些人吗？这个男人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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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西：女八路的青春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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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齐鲁周刊》2014年第33期

她们原本是大资本家、大地主、大官僚以及社会贤达人士的千金小姐——中国最早一批接受高等教育的女学生，她们原本可以选择出国留学、做艺术家或嫁给富商，却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战场。因为她们的出现，那场战争增添了几许色彩和诗意。

北京社科院学者、著名作家张西曾采访二十几位在沂蒙山区战斗过的女八路，写成《抗战女性档案》一书。近日，张西向本刊记者讲述女八路的故事，再现一群女孩的青春岁月。

刘奇：一生都在战斗

鸡叫第一遍，16岁的女孩刘奇一骨碌爬起来，蹑手蹑脚走进父母房间，留了一封信，然后走出家门，走进深深的夜色……

如今已92岁高龄的刘奇，传奇的一生始于1938年的那个夜晚，当年只有16岁的她偷偷跑出位于临沂青驼的家，头戴表哥的大礼帽，换上表哥的衣服，女扮男装，直奔离家80里外的岸堤——八路军岸堤干校所在地。

刘奇的爷爷曾在清朝做过官，家境兴旺时有土地800亩，还兼营油坊、酒店，家中雇有长工、保姆、丫环。刘奇跑出来后，母亲在家里急得“打滚”，她却在八路军的学校里开始了学习。没过多久，日军扫荡，她和几个学员到处流浪，曾被国军搭救。当姐姐在一个山洞里流着泪找到她时，她拒绝了姐姐的建议，回归家庭，而是继续跟着部队。

1941年底，大青山突围时，19岁的刘奇正在抗大一分校女生队学习。无数战友在她身旁倒下，她产生了“救死扶伤”的念头，去山东军区卫生学校学习，后来她跟着鲁中军区的作战部队，一直战斗在沂蒙山区。

她在战斗中成长起来，成为八路军第一批野战外科医生，救治伤员群众无数。张西说，那时候的刘奇，大部队行军时，团长不敢骑马在队伍里穿梭，她却骑着一匹黄马随意穿行。一次，几个俘虏议论：“这可能是官太太吧？”一旁的连长骂道：“她是医疗所的刘所长，我们谁受了伤，都得她救我们的命。”刘奇成了山东根据地军民口口相传的“神医”。她曾创下四天四夜做200 多例头腹胸重伤外科手术的惊人纪录。被医学界称为“令人难以置信的世界之最”，央视专访称她是“比白求恩做手术更多的八路军神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