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王安石经济思想The economic thought of Wanganshi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学基地班蔡菲 2010103008摘要：王安石是北宋著名经济改革家，主持发动了著名的熙宁变法。
其经济思想主要有三：一是生财，即开源；二是强调国家对经济生活的控制；三是富民是其改革的主要目标。
其经济思想不仅在当时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对现今中国经济的发展有着非常积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价值。
关键词：开源富国管商之术富民现实意义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小字獾郎，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
抚州临川人，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
他出生在一个小官吏家庭。
父益，字损之，曾为临江军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几任州县官。
安石少好读书，记忆力特强，从小受到较好的教育。
庆历二年（1042）登杨镇榜进士第四名，先后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官吏。
治平四年（1067）神宗初即位，诏安石知江宁府，旋召为翰林学士。
熙宁二年（1069）提为参知政事，从熙宁三年起，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推行新法。
熙宁九年罢相后，隐居，病死于江宁（今江苏省南京市）钟山，谥文。
安石从小随父宦游南北，对北宋中期隐伏的社会危机有所认识。
在他进入仕途地方官吏时，能够关心民生疾苦，多次上书建议兴利除弊，减轻人民负担。
由于较长时期接触了解社会现实，“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
嘉佑三年（1058）《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系统地提出了变法主张，要求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抑制大官僚地主的兼并和特权，推行富国强兵政策。
在他任参知政事和宰相期间，取得神宗的支持，抓住“理财”和“整军”两大课题，积极推行农田水利、青苗、均输、方田均税、免役、市易、保甲、保马等新法，史称“王安石变法”或“熙宁变法”。
由于受到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大官僚大地主集团的坚决反对，神宗后来也动摇、妥协，革新派内部又产生裂痕等，新法终被全部废止。
王安石变法，虽然归根结底是为加强皇权，巩固封建地主统治地位，但在当时对生产力的发展和富国强兵，确曾起了推动的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在历史上有其进步的意义。
伟大革命导师列宁称誉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改革家”（《列宁全集》第十卷第一五二页）。
（一）熙宁新法中的“开源”思想十一世纪的大宋王朝，面临着两个严重的问题：一是贫，二是弱。
贫则收支不抵，国库年年赤字；弱则十战九败，岁岁输钱帛于辽夏。
这不仅造成了沉重的财政负担，更是给国家带来了洗不清的屈辱。
而贫与弱又都是相对的。
宋朝的经济较汉唐发达得多，岁入数倍于汉唐，收入的绝对值并不低，只是开支过大，故入不敷出。
宋朝的军队数量庞大，多时过百万，从数量上讲，远远超过了辽与西夏，只是战斗力奇差，几乎每战必败。
财富而贫，兵多而弱，成为宋朝的一个奇怪的现象。
王安石的改革就是围绕这两个问题展开。
嘉佑三年( 1058) 王安石由知常州府移任提点江东刑狱, 在进京述职时, 他向当时的仁宗皇帝上了著名的万言书(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 。
针对北宋当时积贫积弱、天下的财力日益穷困的现实情况, 第一次向最高统治者提出“理财”的主张; 尽管这一重要的经济思想未引起仁宗重视, 但“理财”观念一直贯穿于王安石的整个仕宦生涯。
在他以后几十年的艰难仕途中, 一直是矢志改革, 励行变法。
毫无疑问, 王安石的变法是我国历史上继商鞅变法之后又一次伟大的革新运动, 这场改革, 涉及范围之广, 持续时间之长, 我国历史上的变法运动中所罕有的。
综观王安石变法中所推行的一切措施与办法, 除了改更戎, 立保甲二法之外, 其余都是理财性质的举措。
所以, 说王安石变法就是“理财”一点也不为过，而其理财观念的核心所在即为“开源生财”，即“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
”（《临川先生文集》）在熙宁新法中，这一点体现的淋漓尽致。
熙宁二年九月，颁布青苗法。
规定以各路常平、广惠仓所积存的钱谷为本，其存粮遇粮价贵，即较市价降低出售，遇价贱，即较市价增贵收购。
其所积现钱，每年分两期，即在需要播种和夏、秋未熟的正月和五月，按自愿原则，由农民向政府借贷钱物。
收成后，随夏、秋两税，加息十分之二或十分之三归还谷物或现钱。
青苗法使农民在新陈不接之际，不至受“兼并之家”高利贷的盘剥，使农民能够“赴时趋事”,同时也增加了政府财政收入。
熙宁五年（1072年）三月，颁行市易法。
由政府出资金一百万贯，在开封设“市易务”，在平价时收购商贩滞销的货物，等到市场缺货的时候再卖出去。
同时向商贩发放贷款，以财产作抵押，五人以上互保，每年纳息二分。
用以达到“通有无、权贵贱，以平物价，所以抑兼并也。
”熙宁三年（1070年）十二月，免役法由司农寺拟定，开封府界试行，同年十月颁布全国实施。
免役法废除原来按户等轮流充当州县差役的办法，改由州县官府自行出钱雇人应役。
雇员所需经费，由民户按户分摊。
原来不用负担差役的女户、寺观，也要缴纳半数的役钱，称为“助役钱”。
使得农民从劳役中解脱出来，保证了劳动时间，促进了生产发展，也增加了政府财政收入。
纵观整个改革过程，无论是青苗法，免疫法还是市易法，均在便民利民的同时，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促进了社会财富和国家财富的积累，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民不加赋而国用饶（《临川先生文集》）”，尤其是市易法，依靠政府的力量，支持商业的发展，促进商品市场的流通，更加速了国家财富的积累，同时也颇具当今市场经济思想的意味。
但是，新法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并没有完全按照王安石早年的意图进行。
譬如青苗法，除了借贷给穷人外，还强迫富人也借贷，这样就违背了自愿借贷的原则，显然是不太合理的。
钱穆先生在其著作《国史大纲》中就曾提到“以理财之名而务聚敛之实，其端实自荆公启之也。
”这其中或许有太多政治抑或其他因素的操纵，与行政手段的滥用也有关。
但仅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王安石的早期开源思想绝非谬论，如果能得到真正的贯彻实施，则于国于民皆有大益。
当然，他改革失败了，但改革的失败并不意味着“开源”思想的失败，“开源生财”是对传统的创新和叛逆，他给当时的人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的理财观念，推动了古代中国经济思想的发展，即使是对今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也大有裨益。
（二）挟管商之术，怀先儒之志直至宋朝，中国传统的经济思想大抵可分为两派，一派是以国为本，主张富国的国家干预主义：一派是以民为本，主张藏富于民的自由主义，而王安石大致属于前者．但也并不完全相同，他不主张弱民，而是试图以国家权力保护民众的利益，把国家利益与民众利益结合起来。
（《试析王安石经济思想中的富国富民悖论》）王安石经济思想的核心是国家统制社会经济，以国为本。
他认为宋朝之所以贫弱，就是因为国家实行自由放任政策，失去了理财之权，而使兼并者大获其利。
早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青年王安石就指出，“自古治世，未尝以不足为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耳”。
执政后，又批评宋朝政府“其于理财，大抵无法，故虽俭约而民不富（《临川先生文集》）”。
又与司马光争论道：“国用不足．由来得善理财之人故也。
（《宋史·王安石列传》）”王安石认为理财之道首先要立法，“理天下之财者法”，“法不善则有财而莫理”。
立法的目的是“稍收轻重敛散之权归之公上”，以国家的权势加强对经济生活的控制。
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国家就失去了理财之权，也就失去了对百姓的控制，后果是相当严重的。
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管商之术的影子。
在王安石所有的改革政策里，“立法度”和“国家调控”都是第一位的。
在商业方面，王安石虽然通过市易法对商业流通大力支持，但他依然主张通过立法以稳定物价，保证货物流通，限制富商的势力。
他认为，商业的作用就是在小农经济许可的范围内保持货物流通，一旦商业的发展超过这个限度．便会危及封建国家的经济基础，必须在保障国家掌控力的基础上发展商品经济。
在农业方面，国家干预农业生产，以农田水利法为例，此法令规定各地兴修水利工程，用工的材料由当地居民照每户等高下分派。
只要是靠民力不能兴修的，其不足部分可向政府贷款，取息一分，如一州一县不能胜任的，可联合若干州县共同负责。
此法令在颁布之后的七个年头里，当时全国兴修的水利工程达一万多处，灌溉民田36万多，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
同时，由于国家长期以来的自由放任政策，对经济调空的控制力较为衰弱，王安石根据实际情况，适时地采用了经济手段代替行政手段调控经济。
第一，利用价格政策调节经济。
这是对管子“轻重理论”的直接实践。
宋初实行相对自由的商业政策，促进了商业繁荣，也造成了富商大贾操纵物价，囤积居奇，影响市场正常秩序。
为此．王安石实行市易法，设市易务，“使审知市物之贵贱，贱剜少增价取之，令不致伤商，贵则少损价出之。
令不致害民（《续资治通鉴长篇》）”。
利用国家财力调节市场价格。
第二，以借贷利息调节经济。
以国家的财力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借贷，这是宋朝的首创。
以青苗法为例“仍以见钱，依陕西青苗钱例，愿预借者给之。
随税输纳斛斗，半为夏科，半为秋科，内有请本色或纳时价贵愿纳钱者，皆从其便。
（《宋史·王安石》）”政府试图以低利息的借贷取代民间的高利贷，刺激经济的发展，不管执行效果如何，首创精神是可贵的。
第三，以赋役、税收政策调节经济。
王安石颁布免役法、免行法，让农民按户等出钱免役、商人按财产多少出钱免去行役，以货币征收代替直接劳役。
颁布方田均税法，公平税负，发展农业，皆为此列。
但是王安石在应用“管商之术”时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他认为国家是公正无私、完全代表百姓利益的机构，因此国家实行轻重之术不会造成与民争利的后果，所以他只强调国家掌控力而不注重保护私人财产权，结果造成了行政干预代替了经济手段的后果。
这样虽然打击抑制了富商大贾的商业垄断，但同时也不可避免的造成了国家垄断，导致了聚敛之势的形成，国与民争利，虽然国库充盈，但其代价为民力的艰难，颇为得不偿失。
钱穆先生亦曰:“熙宁，元丰的财计，居然一时称富，则掊克聚敛，自然难免。
（《国史大纲》）”如此一来，不但违背了王安石富民的初衷，同时也造成了社会矛盾激化，民力艰难，社会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民怨沸腾。
以青苗法为例，青苗法虽然通过具体的实施，部分限制了大地主高利贷的利益，缓解了贫穷百姓的燃眉之急，但为了完成和超额完成放贷取息的任务，硬性摊派成为普遍的弊病。
熙宁三年，韩琦在任河北安抚使时，曾上疏说道“兴利之臣纷纷四出。
条文虽然禁止抑配，但倘不抑配，上户固然不愿借，下户侧借时甚易，还时甚难，将来必有同保均赔之弊（《谈谈熙宁变法的功过》）”。
最后连神宗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朕始谓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至此（《宋史》卷一百七十六）”。
不过就当时而言，王安石的经济思想以特立独行的姿态登上了历史舞台，一扫北宋末期经济生活中的颓然之风，厉行改革，如果当时没有那么急躁冒进，没有过分强调行政手段，或许……当然，历史没有如果，熙宁变法以失败告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