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近日编制完成“中国公众环保民生指数”，这个公众颇为生疏的东西，据说是一项具有科学性和前瞻性、旨在综合度量公众对于环保问题的关注度、认知度、参与能力及评价能力的量化指数；这个指数显示，“中国公众对环保关注度很高，但参与度不强。”（见12月27日《第一财经日报》）
那么公众何以环保的“参与度不强”？要回答这个问题，我看先得回答另一个问题：公众的环保参与度，究竟决定于哪些因素？以我之见，公众环保参与度的强弱，从社会环境的角度看，至少决定于三个因素：一是政府政策的牵引和导向；二是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对人的行为怎么规范；三是为公众参与环保的平台搭建和提供。这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无疑当是政府。而从公民素质看，环保知识的掌握，对环保意义的认知和环保文化的认同，都决定着公民的环保参与热情。而公众环保知识的掌握，对环保意义的认知和环保文化的认同，显然不是仅靠说教就可得来的，更需要法律的强制、政策的牵引、公众在适宜平台上参与的实践。这其中，谁该起、能起主导作用？还是政府。而一些地方政府在环保上的作为如何？坦率地说，难以乐观。我们看得太多的是一些地方重GDP而轻环保生态，重眼下政绩而轻长远的可持续发展，为吸引和鼓励投资可以放弃环境测评，为经济发展可以牺牲环境生态，政策导向出偏差，监控管理不严格，执法惩处太手软，公众参与少平台，社会环保文化少气候。在这种情况下，怎能期待缺少信息、处于弱势，甚至还要为吃饭问题而忧心的老百姓有很强的环保参与度呢？
关注，是公民的权利；参与，则需要一定条件。缺少必要条件，公众关注度高于参与度毫不奇怪。在环保上的政府缺位，政策缺位，法律缺位，平台缺位，正是公众环保参与度弱化的根源。要增强公众的环保参与度吗？我看首先就当测一测各地政府官员对环保重视度指数！
前提
厘清“深度参与”的概念
马樵（四川职员）
有些人可能认为：所谓“公众深度参与”，主要就是让公众参与到绿化环境、治理污染的活动中去。这岂不是在转移目标？
现在保护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的主要任务，是遏制破坏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的行为。那么“公众深度参与”的主要内容，就应该是对生产企业及政府实施严格而有效的监督。如果不把“公众深度参与”的重点确定在实施监督上，即便公众栽种再多的树，即便公众不做污染和破坏自然环境的事，则再好的自然环境和再丰富的自然资源，也经不起监管失控之下的集体性破坏！
只要确定“公众深度参与”的重点是监督，就必然要以制度的形式赋予公众的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公众也就才能理直气壮地对破坏自然环境、自然资源等不法行为，对政府在环境资源监管上的失职渎职行为使出强硬手段。
公众参与的三个前提
一是建立畅通的环保申诉渠道，这是保障公民深度参与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实际上的问题不是没有公众的参与，也不是公众参与的深度不够，而是缺乏一个有效的环保申诉渠道。
二是必须有奖罚严格的措施，否则有再多的投诉，恐怕也只能是扬汤止沸。制度再多也无济于事。
三是必须破除部分官员心目中存在着的致力于环保有碍于经济发展的畸型政绩观。如果某些官员的环保影响经济发展的怪异思路不得以根本性扭转，那么公众的参与恐怕只能是一句空话。
需要政府“零度忍耐”
公众对环保有两个“现实”的认识，一个是切身的环保问题的现实认识，这个认识会促使他参与其中；而另一个则是对参与后的效果如何的现实认识，这个认识会影响到他是否继续参与以及参与到何种程度。
因此，政府及其主管工作部门要想让公众深度参与各类环境保护公共事务，就必须解决好公众对“两个现实”的认识问题，特别是解决好公众对参与效果的现实认识问题。这就要求政府及其主管工作部门对相关的环保问题必须“零度忍耐”，只要出现环保问题，无论大小都绝不忍耐，而是积极地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及时处置。如果真的做到了这一点，公众自然对参与的结果有信心，当然愿意进行更具深度的参与。
这一点，也许正是当今中国最不可忽略的一个“环境问题”。作为国家环保总局，正可在这一点上大下功夫，让“零度忍耐”成为吸引公众“深度参与”的一个国家“品牌”。
保障需要制度保障
公共社会对于环保事务的关注度很高，但参与度却不强。在我看来，要改变这种状况，首先要解决公共环保信息闭塞的问题。还需要强有力的“配套制度体系”的保障——要对环保信息公开的范围、信息公开后的激励与问责、公共参与的方法与形式……进行明确界定，用制度来保持公共力量介入行政监督的渠道畅通，以此来确保环保信息公开益举所引伸的公共监督权落到实处。
私权利在环保事务中的介入，能为公权力的行使提供广泛的民意支持、信息依据，进行全方位的权力规范和制约，两者必将由此形成良性的互动，彻底改变单一行政管理环保事务的格局。从这个角度看，通过制度建设赋予公众深度参与环保事务的力量，让公众参与环保事务的法定权利切实平稳着陆，已经是迫在眉睫的事情。
给一个制度出口
政府之于环保当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把其当作一个唯一和首要的主体则大可值得商榷，尤其是在某些地方政府为了追求政绩而罔顾资源枯竭、环境恶化的时候，政府主导环保的制度现状就更加值得推敲。而一旦政府的监管责任付之阙如，环保伦理本就很脆弱的企业必然敢于踏破公益底线，置环境于万劫不复之地而在所不惜。
很简单，不管是政府还是企业，对于环境恶化都很难有切肤之痛。在公众为他们的饮鸩止渴承受代价的时候，他们或许正沉浸于政绩投机和资本投机取得胜利的巨大欢欣之中。当务之急便是改良制度，把公众引入到环保的制度框架中，使其获得知情、参与、表达、监督、更重要的是问责和纠错的权力和能力，从而确立“自然主体”（当地居民）环保权制度。
唯其如此，才能结束公众与环境的有机联系被人为撕裂、完全处于缺位和失语的尴尬状态；也才能通过公众力量制衡并归置行政主体（政府）和开发主体（企业）的环保伦理和社会责任，最终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措施学学“抱树运动”
1973年，印度喜马拉雅山区的妇女为了保护原始森林，以抱住大树的方式来阻拦砍伐行为，掀起了著名的“抱树运动”。最近，印度拉贾斯坦邦居民为了保护当地环境不被破坏，也重演了当年的一幕。居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拉贾斯坦邦政府表示，将不会以任何方式改变当地环境。（《环球时报》）
“抱树运动”将平静的环保需要弄成了轰轰烈烈，将软弱的环保行为弄得誓死保卫，将环保理念的约束性、强迫性当成自愿自觉，将事不关己的环保责任当作了“铁肩担道义”的责任，将环保承诺融化成公民细节行动。当这种环保行为形成一种司空见惯的文化社会认同的时候，草根环保就会形成巨大的民间力量，“污染黑手”就会陷入“人民环保”的汪洋大海中，不敢轻易下手。
先学熄灯1小时
但如何才能做到“深度参与”？我认为，首先是要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所以，我们应该向澳大利亚学习，多搞一些类似于悉尼的“全城熄灯1小时”这样的活动。澳大利亚悉尼市数万户商家和居民3月31日晚19时30分开始集体断电一小时，以引起人们对温室气体排放导致全球变暖的关注。大约2000家企业和5.3万户居民报名参加了这一“地球时间”活动，自觉断电一小时。（4月1日新华网）
由于严重依赖煤炭发电，澳大利亚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位于世界前列。严重的干旱导致澳主要城市缺水，迫使政府下决心遏制气候变暖。活动组织者说，这项活动的意义在于提醒人们，通过一些细小努力就可以帮助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为保护地球环境做出贡献。这项活动也是悉尼市一项环保计划的前奏，这一计划希望在未来12个月内把悉尼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5%。
参与更需专家深度参与
潘岳顶着滚滚黄沙号召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场景格外引人注目，而这一切不由自主地使人联想起前段时间一些专家言论。两会期间，有专家说，“沙尘暴作为一种自然现象，是不可能被消灭的，所谓制止沙尘暴，实际是违反科学规律的……沙尘暴给人类造成损失的同时，也有其正面效应，说到底，没有沙尘暴就没有中国，就没有我们中华民族。”
作为一种灾害性天气现象，沙尘暴或许真的不可能被消灭。即使如此，专家的言论还是令人感到不那么容易接受。正是由于自然因素的不可抗拒，因此环境保护工作的重点才会落在对人为因素的控制之上，强调公众的深度参与。然而，就在环保公众参与还停留在植树种草层次上的时候，本应更有作为的专家学者却一再给公众参与的热情“泼冷水”，两相对比，这是何等强烈的一种反差？
环境保护确实离不开普通公众的深度参与，但更离不开专家学者的深度参与。当然，最基本的前提是，专家学者应该以一种更积极的态度现身其中，给公众带来有益的启示，而不应总是乐于站在高高的讲坛上做一个置之度外的“清谈者”。
公众参与要多样化
在以往的环保工作中，公众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也进行了一些参与活动，但基本上是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发生之后的参与，即末端参与。这种参与固然能够起到亡羊补牢式的作用，但环境污染的事实却已经造成。想要再恢复原来的环境，将要付出极大的代价，这种参与凸现了公众参与环保途径的狭窄性和局限性，也显现出环保参与，缺乏超前性、系统性和广泛性。
要想公众深度参与环保，必须尽可能地提供公众参与的途径，即参与途径要多样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