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革命

国民党查禁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这部著作一经面世，即被国民党当局列为禁书。不准在“国统区”出版发行。1940年6月13日，国民党当局对毛泽东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非常恐惧，便以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名义发布了查禁令，电文如下： “重庆新闻检查局公鉴：某党发表之《新民主主义论》一文，违背国策，应予查禁；该文内容异常荒谬，某党于此抗战形势更于我有利之时，提出此种荒谬之名词，其必发动党内及同情该党之报章杂志作普遍之宣传亦为意料中事，请各级审查机关审查原稿时应切实注意，凡遇有宣传此类名词之文字，应一律予以检扣或删削补送外，用特电请查照饬属，切实注意办理为荷。” 作为指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性文献，《新民主主义论》无疑是一部具有严密的逻辑、严谨的结构和严整的体系的理论著作。它一经问世，就广受关注，影响巨大，使中国共产党为配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而在思想文化领域里发起的新启蒙运动达到了高潮；自此，新启蒙终于有了标准的、权威的教科书式的著作。 因此，它理所当然地成为解放区党员、干部学习的教材自不必多说，在传播过程中对国统区知识分子思想上的影响和理论上的引导却值得一提。概而言之，在《新民主主义论》的影响和引导下，不但见识幼稚、感情冲动的青年学生告别了徘徊而走向革命，而且连许多过去一贯反对共产主义的国家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由于对侵华日军罪恶行径的深恶痛绝，和对国民党统治集团腐败无能的彻底绝望，以及随着自身生活的贫困化而对下层人民苦难生活认识的逐渐加深，也发生了转变而倾向进步。 当时中国化学界泰斗曾昭抡和他的学生唐敖庆就是这方面最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实例。 作为留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化学博士，曾昭抡回国后历任中央大学、北京大学和西南联大教授，抗战爆发后，由于对国民党当局的倒行逆施强烈不满，遂开始关心政治，参加争取民主、反对独裁的政治斗争。1944年，在西南联大任教的曾昭抡通过共产党的地下组织辗转得到《新民主主义论》等革命著作后，便如饥似渴地进行了认真研读。他经常引用《新民主主义论》的原话分析时局、发表演讲，因此被国民党特务组织列入黑名单。为避开特务的监视和迫害，经朋友帮助，曾昭抡和吴大猷、华罗庚带领李政道、朱光亚、唐敖庆等六位西南联大学生赴美考察原子能技术，才得以逃过劫难，而没有像李公朴、闻一多那样惨遭国民党特务暗杀。 作为曾昭抡的学生和助手，唐敖庆后来被推荐留在哥伦比亚大学化学系攻读博士学位，没与曾昭抡一同离美回国｡随着国内解放战争形势的迅猛发展，哥伦比亚大学的300多名中国留学生之间的政治分歧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国民党控制的“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学生会”一度疯狂地扬言，要以中国留学生的名义开展一系列的“拥蒋崇美”活动｡ 这时已经读过《新民主主义论》的唐敖庆，坚定不移地相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真理，与志同道合的同学一起，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开展了旗帜鲜明的政治宣传活动，并在斗争中成立了进步学生组织“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同学会”，唐敖庆还被推选为第一任主席｡凡此种种，足以说明，《新民主主义论》的问世，对当时国统区的知识阶层产生的影响力深刻而非凡、广泛而久远。难怪其问世伊始，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即发布查禁令，对《新民主主义论》极尽诋毁、查禁之能事。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国民党当局煞费苦心的查禁却犹若野火，竟造成“忽如一夜春风来”的漫卷燎原之势；这也本是“意料中事”，而他们却始料未及。 文家市转兵：一个伟大的“不执行”决策。1927年9月8日，中共湖南省委向各地党组织及暴动队伍发布了关于夺取长沙的命令，然而，这次起义并没有完全按照中央和湖南省委的预定设想发展。1927年9月19日，在文家市里仁学校的这间普普通通的教室里，经过一场激烈的争论，最后毛泽东并没有100%执行上级的命令和原定计划。这次不执行也让毛泽东付了很大的政治代价：两个月后，在井冈山毛泽东被开除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撤消湖南省委委员，甚至传错了话，说毛泽东党籍也被开除了。然而，这次“不执行”却见证了一个改写中国革命历史的重大决策。在这里，中国革命迈出了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第一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转移的起点。

统一战线

【资料链接】《团结袁文才和王佐，立足井冈山》

在毛泽东来井冈山之前，袁文才、王佐已经在这一带活动，是井冈山的“山大王”。而毛泽东要上井冈山，就必须与他们合作，建立统一战线。那怎么争取袁文才、王佐呢？毛泽东他以礼相待，先给袁文才写了一封信，争取他对引兵井冈山的支持。然而，袁文才是果断地用书信委婉拒绝了。毛泽东第一次与袁文才见面后，便决定赠送袁文才100支枪。这使袁文才认识到，毛泽东的到来非但不是吞并自己，反而帮肋自己发展。袁文才当即表示包下工农革命军的粮饷供应，并赠给银元1000块。1928年2月，毛泽东将袁文才、王佐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袁文才任团长兼第一营营长，王佐任副团长兼任第二营营长，何长工为党代表。经过训练和改编，袁、王部队的性质有了根本的变化，提高了军事素质，部队的成分也逐渐起了变化，把一批年轻的农民吸收到部队里来了，把一些“老油子”送回到地方去安置。1928年春，王佐也加入了党组织。这样，两支原来被人称为土匪的地方武装，成为井冈山中国工农红军的重要组成部分。1 客观地说，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上井冈山后能够很快立足，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能很快形成、巩固和发展与袁文才、王佐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在近代以前时期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更发达，更先进。” ——（美）保罗•肯尼迪

“当西方人的心灵为神学所缠迷而处于愚昧黑暗之中，中国人的思想却是开放的，兼收并蓄而好探求的。” —— 英国学者威尔斯

“中国古代的发明和发现往往是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15世纪以前更是如此，这可以毫不费力地加以证明。”“在3—13世纪，中国保持一个让西方人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李约瑟 臧克家说过，有的人死了，但他却活着。毛泽东就是这样的人。纵观毛泽东一生，无论是他的生平、思想、作风，还是他的文章、诗词、书法，都有鲜明的个性，用他自己的话说：“吾好独立蹊径。”2 确实，从“二十八画生”征友，到试办“岳麓山新村”；从创办“新民学会”，到送别人出国求学；从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到举行“秋收起义”，毛泽东自从立志“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第一天起，就是以其特有的风格出现在中国近代历史舞台上的。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无论是“三湾改编”治军，还是“延安整风”治党；无论是“四渡赤水”，还是三大战役；无论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还是“宜将剩勇追穷寇”，都充分显示了毛泽东非凡的智慧和领导中国革命的独特方式。 随着1949年宣告“井冈山道路”的最后胜利，也就在国内外无可争辩地证明：以毛泽东为杰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愧为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革命学说的优秀战士。探索并形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正是毛泽东“独立蹊径”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