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恨”与“梦”中的潜意识
——《药》的重新解读
概括地说，《药》象征性地表现了鲁迅两种思想精神，一种是鲁迅对国民性绝望的认识，另一种是鲁迅对绝望的国民性启蒙的殉道精神。对国民性绝望的认识和启蒙思想及殉道精神，是鲁迅最基本最重要的思想精神。无疑，《药》是这种思想精神最深刻的体现。
现在我们需要进一步探讨的是，《药》或者说鲁迅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思想精神——不仅在中国现代文学上，而且在中国当代文学史和中国古代文学上，也是一种绝无仅有、独一无二的思想精神？正是这种思想精神的绝无仅有和独一无二，才产生了对鲁迅绝无仅有、独一无二的高度评价。从思想家到政治家到学者，从文学界专家到最普通的大众读者，都对鲁迅给予最高的肯定。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鲁迅的精神是最深刻的，鲁迅的小说是最有价值的，鲁迅是民族魂，鲁迅的文化方向代表了民族文化的方向，等等。问题是，鲁迅为什么会有这样深刻的思想，为什么会创造出这样的小说，为什么会成为思想家、革命家式的文学家？这个原因是极其复杂的，周作人在谈到鲁迅的学问和艺术上的成就时，曾说“这些工作的成就有大小，但无不有其独特之处，而其起因亦往往很是久远”（《关于鲁迅》）。但周作人关于鲁迅创作起因的久远，无非是追溯鲁迅童年时代的阅读和后来的人生经验：“在书本里得来的知识上面，又加上亲自从社会里得来的经验，结果便造成一种只有苦痛与黑暗的人生观，让他无条件（除艺术的感觉外）的发现出来，就是那些作品”（《关于鲁迅》）。更多的论者从前期的进化论和后期的阶级论来论述鲁迅的创作，更重视鲁迅后期实行和现实生活对鲁迅创作的影响。周作人所说的书本知识和后来论者所说的现实生活对鲁迅的创作确实发生着影响并且是重要影响，但是，从精神分析的角度看，人的童年情结对人却发生着最重要的影响，弗洛伊德认为，人在生命最初的时间里，“某些印象已被固定的，并且对外部的反应方式也已建立，反应方式的重要性永远不可能被后来的经验抵消”（《弗洛伊德文集》第四卷，第467页）。人在童年时期“反应方式”之所以建立，反应方式之所以不能被后来的经验抵消，就是因为“情结“的缘故。情结是由一种严重的心理创伤形成的潜意识心理。情结“主要是描述一组感觉和观念。这些感觉和观念互相关连，由个人情绪经验中的一个重伤害产生出来”；“它是这样产生的：一个人在过去成受某一件事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的伤害，大得使得他潜抑了它，把它埋进潜意识里去。于是它像从地毯下被扫走一般，不再被他意识到，但是仍留在他的心理上”；“这些伤害一旦被潜抑下去，就象一块放射性金属。表面看来没有什么害处，其实它却能放出一种能量，影响周围的每件事物，而那最初的情绪伤害就想隐藏在潜意识里的金属一般”（约瑟夫·洛斯奈：《精神分析入门》，郑泰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28、29页）不能得到治愈的严重心理创伤形成了一种潜意识，对人永远具有巨大的支配力量。
鲁迅创作所表现出的“苦痛与黑暗的人生观”，就与他的童年情结有关，以《药》来说，鲁迅的童年情结与《药》的主题构成了一种因果关系。《药》所表现的对国民性的绝望认识和对这种绝望的国民性的殉道性启蒙，是鲁迅童年情结借着生活素材进行艺术虚构时的象征化复现。
鲁迅对国民性的绝望认识，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他童年的严重心灵创伤即童年情结。这种童年情结是长在他生命最深处的思想、感情和精神，因而由这情结生成的东西才不是外在于他人格的知识、观念、学问，而是属于他内在的人格的核心内容。鲁迅的童年情结与鲁迅特有的思维方式、情感方式、人生方式和斗争方式有着决定性的关系，鲁迅的童年情结是鲁迅世界观和人生观的重要底色，是鲁迅对国民性深刻认识，对中国文化深刻认识，甚至对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深刻认识的最基本思想基础。
鲁迅后来的人生感受和选择都和他这种童年情结有关；比如，在日本的幻灯片事件，正是在他童年的深刻的生命感受——人们的愚昧麻木冷酷基础上，才使那在一般人看来平常的幻灯片在他看来是中国人“看与被看”的一种悲剧；也正是这种绝望的生命感受，才导致鲁迅从他可恨的故乡去异地寻“别样的人生”；才导致他从水师学堂、陆军学堂转到医学学堂，从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的梦想转到以文学改变国民劣根性的理想；甚至，他绝大多数小说表现出的“看与被看”和“吃与被吃”两种意象、两种模式，即两种象征符号，都是由他童年情结所决定的。
鲁迅的童年经历过一种重大的精神创伤，这种重大精神创伤构成了鲁迅精神的一个重要情结，
鲁迅的童年情结是在鲁迅特殊的童年经历中形成的。鲁迅少年时代经历了中医误治父亲的病和家庭“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变故。鲁迅出身于一个大的家族，他是这个家族的长子长孙，因为家境好，周围的人们把他看得像王子一般，然而，家境突然败落，周围的人们又把他看作叫花子一般。在祖父入狱的变故中，小小的鲁迅不仅深深地感受到了一般人的卑琐和狭隘，更感受到了家族人的自私和无耻；不仅深深地深深地感到了世态炎凉；更深深地透蚀骨髓地感受到了人的恶劣本性。在父亲的治病过程中，鲁迅又深深地感受到了中医的害人（后来导致了鲁迅对整个中国文化的认识）。在《呐喊·自序》中鲁迅还在追溯这种最初的生命体验：“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和首饰去，在诬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回家之后，又须忙别的事了，因为开方的医生是最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药引也奇特：冬天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对的，结子的平地木，……多是不容易办到的东西。然而我的父亲终于日重一日的亡故了。”这使鲁迅对中医连同中国文化产生了根本性的怀疑。而家庭的变故又使鲁迅对中国人产生了根本性的怀疑：“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岂止鲁迅，鲁迅的祖父和父亲在家庭的变故和父亲的大病中，都发生了极为严重的精神变态。祖父从狱中出来，脾气变得苛刻暴戾，动不动就破口大骂，骂人时还要把自己的指甲咬得嘎嘎作响；本来温和的父亲，也变得酗酒、吸鸦片，无缘无故地把妻子端来的饭菜摔出窗外。鲁迅除了震惊于外人的卑劣之外，还震惊于自己亲人人性的扭曲畸变。周围的人深深地伤害了对人性抱着美好愿望的纯真少年。鲁迅之所以不能反抗这种深深的伤害，其原因，不仅在于童年的鲁迅不可能象祖父和父亲那样的方式去发泄自己的愤懑和怨怒，不仅在于童年的鲁迅没有力量去改变现实，更在于，这些伤害不是来自哪一个人，而是来自普遍的人性，是像雾一样弥漫在空气中弥漫在所有人身上的非人性反人性的东西，对这种东西鲁迅无从反抗。正因为这样，他就只能把的对人的怨愤、愤怒、仇恨这种精神创伤积淤、压抑自己的内心中，对人的绝望和对绝望的人的改变的愿望就形成了鲁迅被压抑的潜意识情结。鲁迅祖父和父亲的压抑随时都以各种方式宣泄出去了，但童年的鲁迅只能把这种仇怨深深地压抑在潜意识之中。这就形成了鲁迅童年情结的特殊内涵。这期间，鲁迅读过的书中有两部强化了鲁迅的童年情结，一部为《蜀碧》，另一部为《立斋闲录》。前一部是写农民军首领张献忠屠杀四川人情形的，后一部是记述永乐皇帝毫无人性的残暴的。鲁迅家境的变故使鲁迅从现实生活的角度透彻骨髓地感到了人的非人性的本性；而读到的野史又使他从社会历史的角度感受到了人的吃人的本质。1927年在广州时，他对青年学生说：“我小时候，因为家境好，人们看我像王子一样，但是，一旦我家庭发生变故后，人们就把我看成叫花子都不如了，我感到这不是一个人住的社会，从那时起，我就恨这个社会。”（《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四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359页）。“从那时起就，我就恨这个社会”，这应该看作是鲁迅对自己童年情结的最好阐释。这“恨”就是压抑的思想情感的表现。这“恨”其实就是压抑，里面就包含着屈辱，包含着绝望，包含着改变的愿望，包含着想改变而无法改变的无可奈何的思想，包含着一种无法释怀、无法排谴、无法宣泄的悲愤和苦闷。
鲁迅的童年是压抑的，其中还包括父亲的压抑，《五猖会》是几十年后还写到的他小时候“笑着跳着”地去看迎神赛会，父亲却偏偏在看迎神赛会的路上要他背书的事——“我至今一想起，还诧异我的父亲何以要在那时候叫我来背书”。精神分析理论曾经深刻地研究出一个规律，一个人童年时期的心理创伤形成的情感虽然被压抑下去了，但不是被终消灭了，而是留在了潜意识中。这种被压抑的潜意识内容在后来的生活中时时寻求表现，以得到心理平衡。鲁迅人生后来的所有重要思想行为几乎都与它的这个被压抑的潜意识情结有关。正是这个情结成了支配鲁迅一生思想和行为的巨大心理动力。鲁迅不只有“恨”，还有“梦”，鲁迅的“恨”和“梦”都是由他的童年情结构成的。鲁迅的人生追寻其实是鲁迅的一个梦，而这个梦的思想动因就是他的童年情结。他到异地求学与这个童年情结有关，他到异国学医，与这个童年情结有关，他由学医而变为弄文学还是与这个童年情结有关。表面看来，他的行为是被他的意识支配的，而实际上，是受他的童年情结驱使的。弗洛伊德说：“一个意识的愿望，只有当它成功地唤醒一个与它具有同样意旨的愿望并从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