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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危不救罪的立法分析论文20XX年10月发生在广东佛山的小悦悦事件引发的不仅是人们对于人性漠然的反思,也让见危不救罪写入刑法的呼声日益高涨。
下面是编辑老师为大家准备的见危不救罪的立法分析。
见危不救罪是否应该写入刑法应在透彻理解其含义、借鉴其他国家的立法现状等方面的基础上,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此外,将其立法后,在实践中的可操作性也是不容忽视的。
一、见危不救的具体内涵范忠信先生对于见危不救曾有过这样的表述:见危不救,泛指一切在他人危难时漠然处之,不予救助的态度或行为。
这一表述,在作为对一个词语的解释时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而如果将其作为对一个刑法罪名的解释则显得太过宽泛。
见危不救一般应分为两类:能而不欲和欲而不能。
能而不欲即指有能力救助,并且救助不会给自己带来不利,在他人确有危难、对此第三人存在救助依赖时,该第三人却放任其受伤害,这显然是一种有违道德底线的做法,为社会所唾弃。
而欲而不能则恰恰相反,是指没有能力或实施了救助行为会为自己带来不利的后果。
显然,法律没有权利强迫一部分人牺牲自己的利益而去做利他的事情,而且这也绝对不会遭到社会的谴责。
就好比在旁边看到小悦悦遭汽车碾压的是一位年迈的老人,试问,谁有会去责怪他没有伸出援手呢?国外刑法中的见危不救罪所指的是不负特定职责或义务的主体,对处于有生命安全危险状态中而急需给予救助的人,自己能够救助而且明知给予救助对自己或对他人无危险,而竟不予救助的行为。
这一定义正符合了见危不救的第一种分类,即能而不欲,这在经济学中是一种违背了帕累托改进的做法,而这也正是人们呼吁的真正的见危不救罪的真正内涵。
将其分解来看,即为:1.本罪主体为不负特定职责或义务的人,且能够在不给自己带来不利的情况下给危难中的人以救助,却不加以救助的人。
2.本罪的对象为处于危险状态而急需救助(此种危险状态应特定为人身方面的危险)的人。
必须是正处于危险状态,而且不依靠他人救助无法脱离危险状态,如果凭借自身努力可以脱险,便不存在第三人是否救助的问题。
对“见危不救”入罪的探讨作者：肖瑶来源：《法制与社会》2010年第12期摘要当下,“见危不救”的情况频频发生,强烈的震撼着人们的心灵,许多国外立法都对“见危不救罪”做出了规定,我国尚无关于“见危不救罪”的规定,只是道德层面上的评价。
在人类道德逐渐缺失,社会正义冷漠麻木的情形下。
关于“见危不救”的道德谴责,屡屡显得苍白无力。
此时,法律介入无疑是一个理性的选择。
关键词见危不救道德入罪法律介入中图分类号:D9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0)04-275-022004年5月19日下午,吉林省乾安县某村80余名群众去县政府上访,在县政府二楼,由于四、五名工作人员的阻拦,发生了拥挤,场面混乱。
一名16岁的少年陶汉武意外跌倒昏迷,大家请求政府工作人员打120急救电话,结果对方说没手机。
大家又请求用政府的办公电话,他们却以电话不好使为由回绝了。
孩子的父亲陶金财甚至给工作人员下跪请求给予援助,结果还是没人理睬。
最终,陶汉武由于延误了抢救时间死亡。
2006年4月1日晚11时许,福建省安溪县蓝田水电站工人苏伟权和他的同事王双源,亲眼看到6名歹徒对3名少女实施强奸,一时犹豫未施援手,以致其中一名少女惨遭轮奸,两名少女跳崖,其中一人受伤,一人死亡,铸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2010年3月27日上午,江苏连云港市东海县黄川镇一户村民为阻止镇政府强拆自家的养猪场,用汽油自焚,68岁的男子陶会西死亡,其92岁的父亲陶兴尧被烧伤。
目击者称,两人实施自焚行为后,拆迁工作人员并未停止拆迁,也未对自焚者实施救助。
陶会西死后,尸体就在施工现场停放了2个多小时,工作人员无动于衷。
直到养猪场被夷为平地,尸体才被拉走,且不知所终。
以上血淋淋的事实让我们汗颜,大家不禁会究问:人性何在?五千年的道德标准何去何从?这就是我们当代的价值观吗?一、“见危不救”的释义对“见危不救”的定义,《成语词典》解释为:“见到别人面临死亡的威胁而不去救援。
![[行为]见危不救行为入罪的思考](https://uimg.taocdn.com/925717a1f46527d3250ce095.webp)
见危不救行为入罪的思考近年来，见危不救事件屡屡发生，“扶不扶”也成为社会热门话题，这一桩桩一件件，让人感叹社会的道德沦丧，让人反思道德规范是否还能约束人的行为。
时至今日，见危不救行为入罪是否势在必行？本文将对此做些思考。
一、见危不救行为概论结合《法律辞海》①的定义，本文研究的“见危不救行为”是指：他人的重大财产安全，生命安全以及重大公共安全受到威胁，对此不负有特定的职责和义务且该危险无关自己的行为，有能力救助并且救助行为对自己或第三人没有现实危险却不予救助，因此造成更严重的后果的行为。
有学者认为，对见危不救行为的行为主体应当提出资格和身份的要求，正如法律或职务对特殊主体提出了明确的作为义务，对他们有更高的期待和要求，因此，在他们面对他人危难，能救而不救时科以刑罚也是理所当然。
本文不以为然，见危不救行为大多是一般人的冷漠所致，将见危不救行为的行为主体限定于国家工作人员或医生等特殊主体显然不利于对见危不救行为的有效规制，此外，像恋人这样的身份关系又无法像夫妻一样被理所当然地视为“特殊”，将其等同于一般关系又让人有些难以接受，特殊主体一说的局限可见一斑。
关于“危险”，本文认为重大财产一定程度上不亚于生命健康的重要意义，正如刑法对财产权也是予以保护一样，见危不救行为中的“危”应当包括重大的财产安全。
而对重大社会公共安全进行救助也是一个有能力的社会人的应有责任。
对见危不救行为的外延进行分析，有利于掌握见危不救行为内涵，为论及见危不救行为入罪提供前提保证。
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两个，认为见危不救就是见死不救以及认为见危不救相对的见危施救就是见义勇为，本文进行如下分析：有学者认为见危不救与见死不救实质是等同的，只是称谓不同。
本文认为这两个概念是有明显区别的，首先，“危”和“死”相比显然“危”的范围更加广泛一些；其次，正如对见危不救行为的内涵界定，救助是为了避免更加严重的后果。
见死不救，需要被救助的人已经接近处于“死”的状态，不予救助也没有更严重后果一说，而且也体现了救助难度之大，这样的情况还以刑法来强制人们施以救助确实有违公平。
见危不救论文：小议当前刑法中不该定见危不救罪作者：田然单位：华东政法大学研究生教育学院有特定义务或职责的主体。
该种主体是指基于一定的法律关系、事实上的紧密联系或先行行为而形成的具有特殊义务的主体。
如果此类主体有能力救助却不作为，并且其不作为导致了危害结果的发生或进一步扩大，行为与结果之间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依据刑法理论本已构成不作为犯罪，无需再另作规定，故应将其排除在本文所讨论的“见危不救”的主体之外。
无特定义务或职责的主体。
这类主体通常是指对处于危难之中的人，有能力救助而漠然处之的主体。
此类主体对于身处危难的他人，既无职务上的救助义务，也无法定或约定的救助义务，救助与否全凭其道德自觉。
上文已将负有特定职责或义务的主体从法律意义上的见危不救主体中排除，所以无特定义务或职责的主体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见危不救”的主体，外国刑法典中“见危不救罪”所针对的也正是此类主体。
本文认为，在刑法语境下，见危不救的主体只能是无特定救助义务或职责的一般主体。
见危不救与不作为犯罪刑法中的不作为犯罪是指行为人有义务并且能够实行某种行为，却消极地不履行这种义务，因而引起了严重危害后果的情形。
所以，刑法中不作为犯罪的成立，应该具备以下三个基本条件:一是行为人负有实施某种行为的特定义务;二是行为人有履行该种行为的能力;三是行为人的不履行特定义务行为引起了严重的危害后果。
坚持“见危不救入刑”的学者大多将“见危不救”归类为不纯正的不作为犯罪，笔者认为这种归类有待商榷，因为“见危不救”与“不作为犯罪”至少存在以下两方面的重大区别。
第一，二者的义务来源不同。
根据刑法理论，义务的来源是法律的明文规定、职务或业务上的要求、特定的法律行为和先行行为四个方面［4］。
而这四方面也正构成了刑法中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
然而，按上文分析，“见危不救罪”的义务来源却是道德规范，那么道德规范能否作为某种犯罪的义务来源呢?显然是不能的。
诚然，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并且大多数法律义务也是最基本的道德义务，法律与道德的这种关系决定了道德义务的范围要远大于法律义务。
从法理学的角度探究见危不救的问题-法理学论文-法学论文——文章均为WORD文档，下载后可直接编辑使用亦可打印——摘要：当前的社会经济发展比较迅速, 发展过程中法律制度的完善也愈来愈重要, 尤其是处在依法治国的发展时期, 就要将各个领域的法律体系进行完善。
本文主要从法理学的角度对见危不救进行详细探究, 希冀能借此对实现法律体系完善有所裨益。
关键词：见危不救; 法理学; 入刑可行性;处在法治社会, 为能进一步完善法律制度, 就要对见危不救从法律制度上进行完善, 将见危不救入刑是法治社会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
在深化对见危不救法理学的探究下, 能对见危不救从理论上有更深的了解和认识, 这对促进其立法是比较有利的。
一、见危不救的原因分析及类型体现(一) 见危不救的原因分析社会的发展过程中, 人们对于见危不救也有着新的认识, 尤其是处在法治社会, 法学界对见危不救入刑也有着激烈的争论。
见危不救的原因是复杂的, 由于国家在见义勇为保障方面的不足, 就使得见危不救的现象也越来越多, 国家在见义勇为的制度保障上比较缺乏, 一些人见义勇为而造成受伤以及致残的现象常见, 而国家对此没有相应的奖励扶助, 见义勇为者自己过着艰难的生活[1]。
还有是政府重视物质奖励而轻视精神方面的宣传, 最终使得见义勇为成了义和利的纠葛, 救人受伤以及致残的人没有得到人身损害人的救济。
另外, 见危不救的原因还在于经济的迅速发展而在道德建设方面没有进行强化。
经济迅速发展的过程中, 使得人们有着多样化的利益诉求以及价值观念, 人们对于道德的理解以及需求也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市场经济自主性使得人们更加注重个人的利益, 陌生人社会带来的负面效应也使得人们对见义勇为有着隔膜, 见危不救的比率增加。
陌生人社会使得人们间的信任感愈来愈薄弱, 同时人们的同情感以及负疚感也降低。
(二) 见危不救的类型体现见危不救的类型是多样的, 根据不同的标准能划分成不同类型, 如从主体角度进行划分就有特定主体以及一般主体的见危不救。
对见危不救社会现象的深刻反思论文对见危不救社会现象的深刻反思论文摘要：近年来，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媒体信息的爆发式增长，“见危不救”社会现象在我们的生活中和视野中不断出现。
造成“见危不救”的原因有很多，需要我们深刻的反思，并对这种现象的管理和规制提出合理的建议。
关键词：“见危不救”；社会现象；反思前言：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视伦理道德的礼仪之邦，但是近年来，我们发现“见危不救”的社会现象却频频发生。
这种现象的背后蕴含着深刻的问题。
虽然道德在引导和规范人们的行为上有一定的积极作用，能够促进社会的安定和谐，但是道德对人们的规制能力是有限的，在加强道德建设的同时还需要创建一定的保护机制。
一、见危不救现象产生的原因近年来，随着新闻媒体信息的发达，见危不救的现象在我们的视野中出现的频次越来越多，并且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在一个注重道德的礼仪之邦，为什么国人大多数会在见危的情况下现在不救呢。
文中主要分析出了三个原因：（一）事不关己的看客思维看客文化是我国著名文学家鲁迅先生在他的著作中提出的民族劣根性。
对看客最简单直白的翻译就是一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状态，一种“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冷漠。
鲁迅在其作品中对这种看客进行了彻底的批判，但是很遗憾的是这种文化还在我们的社会中滋生蔓延。
在追逐利益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价值观较之过去更倾向于利己。
在面对别人处于危险的状况下，人们不愿意伸出援助之手，一方面是这种行为不会给带来实质上的利益，一方面是怕这种行为给自己惹上麻烦。
尤其是很多人在见危的情况下是没有能力进行援救的，并且我国的公共安全制度并不够完善，对见义勇为并没有相关的保护制度等，使人们甘愿做一名冷漠的看客，也不愿意逞英雄给自己惹麻烦。
（二）冷漠僵化的角色扮演每个人因为社会身份的不同在社会中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从各自的角色出发来看待见危不救的社会现象得出了一种怪异的“顺理成章”。
因为社会角色的细致划分，导致每个人都对自身的社会角色有了一种严苛的把控，对角色之外的事物不愿意去承担。
“见危不救”犯罪化分析作者：杨玲来源：《海峡法学》 2016年第4期杨玲摘要：见危不救行为所侵犯的客体仅限于人们心中普遍的善良情感及由这些情感构筑的我国社会公德体系。
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国家分别通过扩张不作为犯的实质作为义务来源和“控制理论”来论证见危不救行为的犯罪化。
见危不救行为严重违反我国社会主义公德要求，侵蚀我国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
我国应设立见危不救罪，该罪的设立具有实际可操作性。
关键词：见危不救；不作为犯的趋势；社会公德中图分类号：D914.3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674-8557（2016）04-0092-09一、“见危不救”行为的性质界定案例一：某市一市场内一名年轻女子，因为受不了被男友抛弃的打击，想结束生命。
当时她爬上3楼，高高地站在阳台上时，楼下围观者数百人。
这时候，女子的精神状态已经很明显处于崩溃的边缘。
但出人意料的是，围观的一妇女突然站出来高喊：“跳下来我给你5000元钱！”另外还有几个男子也附和：“快跳，跳下来我抱着你！”受到种种言语的刺激，最后女子跳楼自杀。
案例二：日本大审院1917年12月18号的一则判例：被告人杀死养父之后，看到在争斗时养父投过来的正在燃烧的木棍将院中的茅草点燃，明知放任不管的话就会起火，但为了毁灭罪迹，便放任不管，扬长而去，最终引起熊熊大火。
[【收稿日期】2016-11-30【基金项目】本文系2014年重庆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犯罪被害人导向的刑事政策研究》（项目编号：2014BS05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杨玲（1988-），女，福建宁德人，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检察院助理检察员。
[日]山口厚著：《刑法总论》，付立庆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2页。
]案例三：2004年5月19日下午，某县某村80余名群众去县政府上访，在县政府二楼被四五名工作人员阻止发生拥挤，16岁的少年陶汉武意外跌倒昏迷。
“当时大家向县政府工作人员请求，让他们用手机给120打个电话叫救护车来，结果对方回答说‘没手机’。
浅析对“见危不救”该不该入法的探讨[论文摘要]在当前社会失范状况存在的情况下，文章以“小悦悦事件”为例，针对“见危不救”该不该入法的问题，从法律与道德的关系视角出发，讨论了必须入法、可以入法、不可入法三种情况：即，有特殊关系的、严重违背道德的见死不救，必须入法；没有特殊关系的、一定程度地违背道德的见死不救，可以入法；损己利人的见死不救，虽然违背高级道德，并不违背基本道德，不可入法。
[论文关键词]见危不救旁观者效应经济人道德与法律2011年10月13日，2岁的小悦悦（本名王悦）在佛山南海黄岐广佛五金城相继被两车碾压，7分钟内，18名路人路过但都视而不见，漠然而去，最后一名拾荒阿姨陈贤妹上前施以援手，引发社会热议，也引起了国内外媒体的关注。
同年10月21日，小悦悦经医院全力抢救无效，在零时32分离世。
之后，2012年9月5日，肇事司机胡军被判犯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
在此事件发生后，见诸于媒体的大量报道都在讨论人们道德水平滑坡、人们道德的沦丧：对一个处于有生命安全危险状态中的只有两岁的小女孩竟然视而不见。
在广泛的社会热议中，关注的问题焦点基本在两个方面：一是“小悦悦”事件中反映出的道德和法律的关系，法律是否应将“见危不救”规制在刑法的范畴，二是媒体是否在追求新闻热点的同时保持了客观的新闻态度和价值取向。
媒体将焦点转向了大众的冷漠，形成了一场全民对过路人的审判。
在这样热烈的讨论背后，大家忽视了对小悦悦“见危不救”这件事情发生原因的追究。
一、“见危不救”行为何以发生（一）基于“旁观者效应”理论的分析本文中“见危不救”的“危”情是指：一个人的生命处于危险状态中。
在“小悦悦”事件中，18位路人有的是在赶路的，可能只是匆匆朝事发地点瞄了一眼，有的则是好事者围观，有的可能当时也真的想伸出援手进行救助，然而看到多数人围观，自己也不自觉地加入……人的内心世界复杂多变，即使当事者可能都说不清楚当时自己的内心活动，但是在这里有一个“旁观者效应”可能能够很好地说明围观者对处于危情当中的当事人的反应。
见危不救现象危害性及其法律思考【摘要】〖HJ1.5mm〗社会若泯灭了人的本性，那么其存在就会阻碍人类走向文明的进程。
在现代社会中，见危不救事件的屡屡发生，说明了单方面地依靠道德约束收效甚微，要想有效遏制这种不良社会现象，需要将见危不救这种不良行为，从道德谴责层面纳入法律规范范围，从道德义务上升至法律义务，乃至刑法义务，才能有效遏制见危不救现象社会危害性的蔓延。
【关键词】见危不救；危害性；法律思考见危不救这种不良社会现象，目前国外很多国家已经将其纳入法律调整的范围内。
但是我国一般将这种行为归为道德调整范围，行为人对此不承担任何责任，这就引起了法律界相关人士的争议，到底该将见危不救归为道德层面还是法律范围，如何借助法律规制这种不良行为呢？下面本文浅谈一下对上述问题的思考。
一、见危不救现象的社会危害性其一，见危不救的含义主要是指行为人明明知道他人正在遭遇人身危险，同时也清楚自己有能力救助，其救助行为也不会危及个人或者第三方的合法权益但却不予救助的行为。
而现代社会见危不救现象的屡屡发生，从侧面反映出道德约束力的无效，而这种不良社会现象一旦发展成为社会普遍现象，就会吞噬人们善良的心灵，降低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
其二，见危不救现象危害社会，同时也对其他社会成员利益产生了不良影响，社会有权利干预，但这种干预也不能仅仅局限于道德谴责。
因为，既然行为人已经有见危不救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就反映了道德、良心谴责对其而言并没有太大的震慑效果。
同时，法律对见危不救现象的漠视也会导致社会大众对法律失去信心，故非常有必要将道德法律化，拿起法律武器对这种不良社会现象予以合理惩治[1]。
二、见危不救的道德法律化思考其一，将见危不救这种不良现象，从道德谴责层面提升至法律规范范围，实施道德法律化，因为道德只是指明了行为主体应该做什么，未进一步约束行为主体实际上应该做什么，道德主要是通过人的主观信念、习惯及社会舆论来发挥作用的，可以说道德只会对道德修养高的公民起到积极的作用，而对于道德修养低的公民，其约束作用十分有限。
从刑事立法对“见危不救罪”的再思考郭信主摘要:在刑法中增设“见危不救罪”是否可行,本质上属于刑事立法范畴。
由于见危不救概念与内涵的复杂性,所以在立法上宜区别对待。
而刑事立法又受诸多因素制约,从而对“见危不救罪”的思考远未结束,新的思想与内容在进一步的分析中得以呈现。
关键词:刑事立法见危不救罪再思考不作为一、问题的提出2001 年 3 月,100 多位人大代表提出议案,建议刑法增设“见危不救罪”,理由是见死不救和见危不救已经且将会继续造成相当恶劣的社会影响,此举引起各界广泛关注。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市场经济的推进以及与世界接轨步伐的加快,我国社会转型期的诸多特性越发明显地显露出来,频繁见诸报端的见危不救、见死不救等社会现象便是其一。
大凡接触此类消息的人十之八九都会愤而怒之,进而在道德上加以否定。
但是,道德毕竟属内在的非强制性约束。
于是,感性或理性的民众就自然而然将之诉诸法律。
在其眼里,增设“见危不救罪”所带来的强制力或多或少能给人们些许期盼。
不过,事况并非想象般顺利,增设“见危不救罪”的提案一出台便引起广泛争论。
赞成者如孙国华,认为“见危(死) 不救”的社会危害性在不断扩大,如果对这种社会现象的处罚还只是停留在道德谴责的层面上,是难以遏止这种现象蔓延的。
其焦点集中于“社会危害性”上;而反对者则从多角度提出了一系列在刑法中增设“见危不救罪”不可行的理由,有道德的、政治的、立法的、司法的等。
从实际情形看“, 反对说”在这场讨论中占据了优势①。
笔者也曾加入了这场讨论,发表了一点看法,立场既非“赞成派”,亦非“反对派”[1 ] 。
整体而言,已有的思考基本澄清了一些误区,但由此也产生了新的盲点或谬处。
为了对见危不救犯罪化及相关问题有科学把握,并有助于引导社会正确认识和处理群体内部关系,本文拟从刑事立法的角度对该论题再作一番审视,以此求教于方家的同时,亦可视为对一己之见的反思。
二、刑事立法与“见危不救罪”有关见危不救该不该及如何犯罪化的争论由来已久。
见危不救行为应否入罪浅析论文摘要见危不救行为应否入罪,无论在理论界还是在社会中都饱受争议。
学者们多是从道德和法律的关系角度来谈论这一问题,但从道德义务和法律义务的关系来看,我们只能得出一方面不能将道德义务肆意入罪,另一方面二者又能相互转化的结论,而见危不救中的救助义务的层次归属,我们似乎并不能进行彻底的廓清。
因此,我们有必要从现实角度对其进行考察,也即从见危不救的产生原因、世界范围内的相关立法及其实效等角度分析其入罪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综合我国民情以及现代法治精神和刑法本身的谦抑性特点等,我们不难得出在我国当前条件下不宜将见危不救行为入罪的结论。
论文关键词见危不救原因分析相关立法现实考察见危不救行为在当前社会屡屡发生,让无数民众感到痛心疾首,为改善这一状况有人提议在刑法中增设“见危不助罪”。
于是乎,刑法学人对此展开了激烈而持久的讨论。
一、见危不救行为的内涵及其产生原因我们经常会在媒体上听到有关见危不救行为的报道以及舆论对当时人的谴责。
但是日常生活用语中的见危不救是泛指的,其外延较大,概念使用模糊,实际上能够用见危不救罪予以规制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见危不救可以分为广义的见危不救与狭义的见危不救。
广义的见危不救泛指在他人遇到危机情况时,有能力救助而不予救助的行为,它对主体的身份、资格、职业、能力等没有限制,既包括特殊主体的见危不救也包括一般主体的见危不助。
狭义的见危不救则是指一般主体(不具有特殊职务要求或与受害人没有特定法律关系)在对本人或第三人没有明显危险的情况下,对处于危难之中的人,有能力救助却不予救助的行为。
它既排除了特殊主体的见危不救行为,也排除了有显着危险情况下的见危不救,同时其不作为的对象是救助行为。
显然,见危不救罪的设立只能针对狭义的见危不救行为。
见危不救行为的发生有着多重原因,如道德水平、心理因素、风险考虑等,本文着重从心理学和经济学角度对见危不救的产生原因进行简要分析。
(一)心理学分析人具有“自我保存”本能。
见死不救罪研究论文一、见义勇为的概念和构成要件见义勇为，《汉语大词典》中解释为：看到合乎正义的事便勇敢地去做。
最早出现于《论语·为政》：“见义不为，无勇也”。
《宋史·欧阳修传》中载有：“天资刚劲，见义勇为，虽机阱在前，触发之，不顾，放逐流离，至于再三，气自若也”。
可见，在我国古代，见义勇为是人们所追求的道德标准。
在学术界，有学者从民法角度上进行分析，认为“见义勇为的概念应表述为：为了使国家的、集体的或者他人的利益避免或者减少损害而做出合乎正义的行为”。
有学者从正义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见义勇为应是指公民为防止、制止国家的、集体的财产或他人的人身及财产遭受侵害，奋不顾身，勇敢地做出的正义行动”。
[7]也有学者从更行政法的角度认为：见义勇为行为是行政协助行为。
一方面是因为见义勇为者在国家、集体和他人的合法权益正在遭受违法犯罪活动的侵害或自然灾害的损害时，没有对其进行维护的义务。
另一方面，国家有义务保护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合法权益免受侵害。
[8]笔者以为，从见义勇为的本意出发，见义勇为的概念应该是：不负有特定义务的自然人为使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的人身财产利益免受或少受损失，冒着较大的人身和财产危险而作出的行为。
见义勇为的构成要件应该包括：第一，主体是不负有特定义务的自然人。
首先，必须不负有特定义务。
众所周知，国家为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处理自然灾害等紧急情况，需要设立一定的专门机构来应对，常见的有公安局和消防局等。
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人民警察的任务是维护国家安全，维护社会秩序，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财产，保护公共财产，预防、制止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三条规定：“消防工作由国务院领导，由各级人民政府负责。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消防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保障消防工作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相适应。
”第三十二条第四款又规定：“消防队接到火警后，必须立即赶赴现场，救助遇险人员，排除险情，扑灭火灾。
多维度视野下“见危不救”不宜入罪的思考1. 引言1.1 多维度视野下“见危不救”不宜入罪的思考在当今社会，关于“见危不救”是否应当入罪成为了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
在传统观念下，不救人的行为被视为冷漠和不道德，应当受到法律的惩罚。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们意识的觉醒，我们需要从多维度的视角来审视这个问题。
在本文中，我们将通过分析各种因素，包括影响见危不救行为的众多因素、社会文化背景的重要性、法律角度难以全面适用等方面，来探讨为什么在多维度视野下“见危不救”不宜入罪。
通过不同维度的思考，我们可以更加全面地理解这个问题，为未来的立法和社会实践提供更具深度和广度的参考。
是一个需要我们深入讨论和思考的问题，希望通过本文的探讨可以引发更多人对这个话题的关注和思考。
2. 正文2.1 众多因素影响见危不救行为众多因素影响见危不救行为，这是一个复杂多变的问题。
个体的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在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些人可能认为见义勇为是应该的，而另一些人可能觉得自身安全和利益更重要。
个体的性格特点、教育背景、生活经历等也会对其是否选择救助他人产生影响。
环境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见危不救行为。
社会对于见义勇为的态度、法律对于救助义务的规定、媒体对于英雄行为的宣传等，都会对个体的行为产生影响。
如果社会普遍认为见义勇为是应该的，人们可能更倾向于帮助他人；而如果社会缺乏对救助行为的正面评价，人们可能更容易选择视而不见。
个体和环境之间的互动也会影响见危不救行为。
一个人在不同环境下可能表现出不同的行为。
比如在家庭中可能有一种态度，在工作中可能有另一种态度。
了解个体和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可以更好地理解见危不救行为背后的原因。
众多因素共同作用，影响着个体在危机面前的选择行为。
理解这些因素对于制定合理政策和法律具有重要意义。
2.2 社会文化背景需纳入考量社会文化背景是影响见危不救行为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下，人们对救助行为的态度和行为表现会有所差异。
刑事政策视角下的医院见危不救现象剖析摘要:医院见危不救的现象导致了道德、体制和法律的重重危机,这种危机由来已久,纷争不断。
本文笔者以广义刑事政策的视角,剖析医院见危不救现象的根本原因,在此基础上对刑法对策、行政法对策和国家社会政策进行深入分析,最终提出三者相结合的综合治理策略,以期裨益于避免医院见危不救的惨剧。
关键词:见危不救;医疗体制改革;刑事政策;综合治理一、医院见危不救折射的道德、体制和法律危机近年来,社会上出现了许多医院在患者未能缴纳医疗费而拒不救治的案例。
民众认为,医院本是救死扶伤的地方,但却出于经济利益的追求而拒绝救治,眼看患者死去,这是医德沦丧的表现。
这种现象使人们产生了严重的道德信仰危机,患者对医生不信任,激化了业已尖锐的医患关系。
有关人士将医院见危不救现象的大量出现归咎于我国医疗体制改革的失败,其指出我国医疗体制改革使医疗机构过度市场化,医院见危不救是医疗机构片面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造成的。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做过一项民意调查显示,90%的人对10年来医疗体制方面的变化感到不满意。
①一些人士认为,需要采取法律手段来制止此类现象的再度出现。
第一,采用行政法层面进行规制。
国家《医疗机构管理条例》明确规定,医疗机构对危重病人应当立即抢救。
”2007年3月31日,在医政管理年暨全国医改工作会议上,卫生部副部长马晓伟特别重申:对需急诊抢救的患者,医院、医生必须坚持先抢救、后缴费的原则,坚决杜绝见死不救等违规违法行为。
”②第二,将见危不救行为提升到刑法规范高度。
2001年,32名全国人大代表提出”建议刑法增设’见危不救和见死不救罪’新罪名”的议案,顿时引发无数讨论。
刑法学界多从道德与法律关系角度,对见危不救行为是否入罪进行分析。
主张见危不救入罪的学者认为,法律规范大都起源于道德规范,二者之间的界限不是固定不变的,道德在适当时候会成为法律规范,即当道德的力量不足以规范社会生活,就有必要采取法律干预的手段。
我国当前社会生活中大量出现的见危不救事实,说明道德在这个领域的调整已经是力不从心了。
③因此,此时应设立见危不救罪名,以惩罚和制止这类行为。
肯定此说的学者还列举了中国古代秦律、唐律、现代德国、意大利、加拿大、美国的相关规定,以表明在这些国家中,对于见危不救是用法律进行规制的。
同时,医院作为负有救死扶伤职责的机构,是负有特定救助义务主体之一,见危不救入罪化有其可行性。
而否定该根据的学者认为,道德规范并不可能全部法律化,道德需要利用人心来进行调整,如果将见危不救的不作为义务都纳入不作为犯罪,则会造成刑罚范围的扩大和泛刑法主义。
④两派争论不下,莫衷一是。
我国行政法规的明确规定,政府领导的三令五申,均未能改变医院见危不救案例频出的现实。
刑法学界多是从法律学、规范刑法学和比较刑法学的视角展开,但现有研究表明,对医院见危不救的刑法规制无法摆脱”见危不救应否入罪”的争论,使得刑法层面的对策深陷桎梏。
综上,医院见危不救的现象已经导致了道德、体制和法律的重重危机,本文拟在刑事政策视角下展开剖析,以期为问题的解决提供新的思路。
二、医院见危不救现象的刑事政策分析刑事政策的研究兴起于刑法的局限性和刑法危机被充分意识之后,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途径和方法来应对犯罪问题。
近年来,刑事政策学成为我国刑法学界的一门显学,但我国现有研究存在一个明显的缺憾,即局限于狭义的刑事政策概念之内,对广义的刑事政策研究鲜有涉足。
日本学者木村龟二指出,广义之刑事政策乃在探求犯罪之原因而确立其对策。
⑤而广义刑事政策确立的对策不单单指刑罚,”刑事政策就是社会整体据以组织对犯罪现象反映的方法的总和,因而是不同社会控制形式的理论与实践。
”⑥笔者认为,这正是刑事政策弥补刑法局限,应对犯罪现象,更好防卫社会的关键所在,本文拟采广义刑事政策的视角分析医院见危不救现象。
(一)原因分析遵循刑事政策的思维路径,首先探求医院见危不救现象的原因。
医院见危不救,是指医院对于求诊的危重病人,具体是指因急性病、急性中毒和意外损伤等需立刻明确诊断和治疗以及生命指征不平稳,直接威胁生命等需立即抢救的病人⑦,拒绝诊治或者延误治疗,造成死亡或者留下重大、永久性后遗症的现象。
民众多认为,医院见危不救的原因在于医院过度市场化之后,医生一味追求经济利益,而丧失了职业道德。
笔者认为,不排斥个别这样的医生存在,但大部分医生仍以治病救人为本职,这种观点并没有把握问题的本质,医院见危不救的症结在于体制冷漠。
我国医疗体制改革确实存在问题,但不是市场化过度,问题的核心不在市场化的程度,而是市场化的内容,医疗体制改革并不是将政府责任的承担机制市场化,而是彻底将政府责任市场化了。
⑧政府推卸了本应承担的公民基本医疗费用,让医院承担部分人群无法支付医疗费用的风险,其中急救中的急症患者逃付治疗费用的现象尤为突出。
医院作为自主经营的实体,面对一笔如此巨大的费用,显得力不从心。
广州市部分三甲医院认为,医院每年为急、危、重伤病员垫付的医疗费高达数百万,急救病人医疗欠费问题已成为医院的主要负担。
⑨许多中小医院甚至被亏损的急救医疗费所拖垮。
医院的正常运转,离不开经济收益,医院出于经济利益的考量而对未能缴纳医疗费的患者采取拒绝治疗、表面处置和无理转院等方式规避亏损风险,因而上演了一幕又一幕医院见危不救的惨剧。
(二)对策分析探求医院见危不救之原因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确立科学有效的对策。
现阶段,针对医院见危不救现象的解决策略主要有以下几种:1.刑法对策刑法对策,是指将医院见危不救行为犯罪化,用刑法规制。
刑法学界在讨论这种举措的时候,往往受到一个前提性问题的制约,即见危不救行为应否犯罪化,而陷入了道德、法律等概念的泥藻。
笔者认为,这个前提问题是可以逾越的,可以将医院见危不救行为通过刑法解释纳入现有的医疗事故罪的范畴之中。
我国刑法第335条规定,”医务人员由于严重不负责任,造成就诊人死亡或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在该条文的司法适用中,完全可以将医院对急、危、重病员推委不治或不积极抢救解释为不积极履行、不正确履行、不及时履行工作职责的行为,由于这种严重不负责任的行为造成就诊人死亡或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的,符合医疗事故罪的构成要件,依法处罚。
刑法作为其他部门法的保护法,是社会的最后一道防线,具有最强的约束力和威慑力。
依法用刑法对医院见危不救行为进行规制,必然有助于杜绝这种现象的发生,但这种司法适用不可泛化,要严格把握医疗事故罪的构成要件,不可一味的强调刑法手段,主要有以下两点原因: 第一,有违刑法公正。
医院见危不救案件频出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责任的畸形分配,政府应负担公民公共医疗服务的责任,但就现有体制看,政府推卸了自己的责任,而强加于医院,医院在无法负担之下出此下策。
虽医院的行为与患者死亡的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法律上对此绝对不会予以肯定,但考虑到体制原因,尚属情有可原,如果一味的用终极的刑法来对医院见危不救的行为严加苛刻,似乎有违刑法追求公正的目标。
第二,无法实现刑罚目的。
我国刑罚的目的是预防犯罪,包括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
即使将医院见危不救行为纳入犯罪圈之后,采用刑罚的手段惩处医院,但如果体制问题得不到解决,医院为了减少亏损,增加收益以维持自身的运营,无论是受到处罚的医院或者其他医院还是会抱有侥幸心里,铤而走险的,最终不能实现刑罚的目的。
2.行政法对策行政法对策,是指国家颁布行政法规,对见危不救的医院给与高额的行政罚款。
采取行政罚款对医院见危不救行为进行规制,在法律上对医院的行为予以否定性评价,亦没有上升到刑法的高度,医院承担责任的形式位阶降低,同时行政法适用具有针对性强,见效快的优点,是为可取。
但我国《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只是规定医疗机构对危重病人应当立即抢救,没有医院违法后的制裁措施,是明显的缺憾,直接制约了行政法规制的效果。
在这一点上,地方性的法规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2004年10月9日,深圳市出台《深圳经济特区急救医疗条例(征求意见稿)》,规定医疗机构及其相关人员如果拒绝收治急、危、重伤病员,最高可处以单位3万元、个人1万元的罚款。
随后南宁、青岛等地纷纷出台了类似的地方性法规。
尽管有地方性法规出台,但医院见危不救的案例仍不断发生,2007年7月恰恰在深圳又发生了”男童遭钢管插入肛门,五医院见危不救”的案件⑩。
主张将见危不救入罪的学者,认为事实已经证明行政罚款对杜绝医院见危不救现象已经无能为力,但笔者认为不尽然。
一方面,行政法层面的规制具有诸多优势,不可轻言全盘否定;另一方面,现阶段还没有一个全国性的行政法规对医院见危不救行为的制裁措施进行规定,都只是地方性的探索,行政法规范的效力位阶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另外行政执法不严、执法不力、缺乏健全的执法监督等原因严重影响了行政法规作用的发挥,执法机关如果能够做到有法必依,违法必纠,执法必严,严格执法话,那么如果医院见危不救则必然受到行政罚款的处罚,如果医院见危而救则可能遭受垫付费用的损失,医院会在两者之间做出权衡后,对危重病人积极救治,大大减少医院见危不救现象的发生。
3.国家社会对策国家社会对策,是指建立一整套医疗救助体系。
首先,政府必须重拾其应该承担的责任,拨付用于医疗救助的财政专项资金。
我国用于医疗救助的资金占gdp的比例远远低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
全国政协委员杜如昱说:”基本医疗、急救、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救治,这是每个人应享有的基本权利;而不同的医疗价格享受不同的服务,此时的医疗服务便成为一种商品。
政府应负责基本权利的那一部分,为那些交不起钱的贫困线以下的人支付急救的费用,增加专项资金’买单’。
”,医疗保险制度的确立。
目前,我国的医疗保险不健全是个很突出的问题,将近80%的人口不在医疗保险的覆盖范围之内,在国家、社会和个人的共同努力下建立起一套完善的医疗保险制度,应该是一个非常明确而急迫的任务。
最后,设立医疗公益基金,这笔费用多是由社会人士或者单位募集赞助,用于资助贫困人群的医疗救治费用。
只有通过上述举措,改变责任分配体系中的畸形格局,才能消除医院”见死不救”的后顾之忧。
因此建立一整套医疗救助体系,比如政府医疗救助拨款、针对低收入阶层的医疗保险制度,再加上公益基金等,才是正本清源之举。
三、结论上述分析表明,刑法对策、行政法对策和国家社会对策虽各有利弊,但均能对避免医院见危不救发挥一定的作用。
按照广义刑事政策的路径思考,治理犯罪现象的科学对策,应是社会整体据以组织对犯罪现象反映方法的总和,任何偏重和忽视都会造成这个对策反映有机体的缺失。
由此,提出综合治理的策略,将上述三种对策有机结合,实现杜绝医院见危不救行为的目标。
刑法对策和行政法对策虽具有强制性,但是明显脱离犯罪现象的原因,离开国家社会对策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即使短期内遏制医院见危不救的行为也会死灰复燃,所以建立医疗救助体系的举措要切实的开展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