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冲击与近代中国学者的心态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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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主要特征在中国几千年的思想史中,有两个时期特别引人注目:一个是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期,一个是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前的近代历史时期。
这两个时期,都恰逢中国社会大转折大变动的时刻。
社会的剧烈变动,许多全新问题的提出,必然带来人们思想的空前活跃,各种不同社会思潮的形成和冲突,以致某种社会思潮逐渐取得主导的地位。
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受到欧美、日本思想文化的冲击、影响,也打上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烙印,更是近代中国社会特定的历史产物。
近代中国社会处于转型状态,它的鲜明特点之一就是“千古未有之奇变”。
这种变化,并非仅仅是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冲击的后果,而且也是中国社会内部因素自然演化的必然。
它带来的社会变化复杂而深刻,表现为多层面的运动过程,各种内外、新旧因素的制约与影响,又使各个层面的发展不是同一趋势,而是呈现出多层面的立体交错运动的态势。
在这块社会土壤中滋生蔓长起来的社会思潮也就呈现出社会转型期的突出特征。
第一,主题突出,政治性和现实性较强。
就中国近代109年的历史来说,大多数人共同关注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如何求得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一是如何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而实现富国强兵。
这两个问题,从它的提出到人们设计种种不同的方案(当然也有反对的方案),彼此间展开激烈的争论,直到问题得到解决,是个完整的过程。
要解决前一个问题,就必须高扬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旗帜,反对帝国主义列强侵略;要实现后一个目标,则需要以民主、科学为思想武器,进行一系列近代改革与革命。
因此,爱国主义和民主、科学便是贯穿近代各个时期各种进步思潮的两大主题。
无论是革新与守旧的交锋,还是中西思想文化的冲突,都与这两大主题息息相关。
由于这一特点,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近代中国特定历史条件下涌现的社会思潮大都具有浓郁的政治色彩。
以龚自珍、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经世派,提倡“经世致用”,“以经术为治术”,面向现实,解决实际问题,兴利去弊,强国御侮。
近代西方思想对中国的影响近代以来,西方思想如潮水般涌入中国,给这个古老的国度带来了深刻的变革和深远的影响。
这种影响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改变了中国的发展轨迹,塑造了中国的现代面貌。
在政治思想方面,西方的民主、自由、平等观念逐渐传入中国。
自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国门被打开,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接触到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思想。
他们认识到封建专制制度的腐朽和落后,开始倡导改革和变法。
戊戌变法中的维新派主张学习西方的君主立宪制度,试图通过改革来实现国家的富强。
虽然这次变法最终失败,但它传播了西方的政治思想,为后来的政治变革奠定了基础。
辛亥革命则是在西方民主共和思想的影响下爆发的。
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主义”,借鉴了西方的民主理念,主张推翻封建帝制,建立民主共和国。
这一思想推动了中国政治制度的重大变革,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
西方的法治思想也对中国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传统的中国社会,法律往往是统治阶级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缺乏公正性和普遍性。
随着西方思想的传入,人们开始认识到法治的重要性,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建立健全的法律体系来保障公民的权利和社会的秩序。
在经济思想方面,西方的资本主义经济思想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近代中国在西方列强的侵略下,传统的自然经济逐渐解体,商品经济开始发展。
西方的市场经济理念、工业生产方式和企业管理经验逐渐被引入中国。
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创办近代工业,开启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随着时间的推移,西方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也在中国得到传播和应用。
例如,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凯恩斯的宏观经济调控理论等,都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借鉴和启示。
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逐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吸收了西方市场经济中的有益成分,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
在文化思想方面,西方的文化思潮给中国带来了全新的视角和观念。
大学生如何正确对待西方文化的冲击摘要:随着鸦片战争的一声炮响,西方文化也开始侵蚀着中国传统文化。
中西方文化的交融也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在这一百多年的历史进程中,中西方文化互相交融,互相斗争着。
对于我们当代大学生来说。
中西方文化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学习、思想。
什么是中西方文化,大学生眼中的中西方文化,大学生应如何看待中西方文化,理性对待中西方文化。
关键词:中西方文化,大学生眼中,理性对待引言:大家知道,无论是中国文化还是西方文化都是源远流长,都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和传统。
我们说西方文明如果从克里特文明开始算起的话,距今已经有4千5百年左右的历史了;而我们中国文明呢,我们常说中国文明5千年的历史,而实际上只有3100年左右,即便是从夏代开始,至多也只有4100年。
但是西方学术界只承认我们的文明史是从商代而不是从夏代开始。
因为,他们认为夏代只是一种传说,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它是一个文明,尤其是没有找到文字。
没有文字的文化只能算是一种原始文化或者是一种传说。
不过,我们自己还是坚持我们的文明是从夏代开始,也就是和西方的文明历史大抵一致。
美国著名文化心理学家尼斯比特的观点认为,东西方文化的发展有着各自的轨迹:西方文明建立在古希腊的传统之上,在思维方式上以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和分析思维为特征;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则建立在深受儒教和道教影响的东方传统之上,在思维方式上以辩证和整体思维为主要特征。
很多时候我们不爱分对错而选择中庸之道,西方人的逻辑思维则告诉他们,事情要么是对的要么是错的。
北大党委副书记、心理学系博士生导师王登峰教授在“校长系列精品讲座”上也曾经送给北大学子们这样一段话:“东西方文化的差别是客观存在的,对文化和人格的研究要在策略上做调整,西方的东西并不一定完全适合中国,不能以强制的一致性而忽略自身的特色,中国人应该树立独立的自信心。
”这也告诉我们,文化没有好坏之分,更没有对错之分,文化只是具有特色。
因此面对西方文化一轮又一轮的强势攻击,我想我们应该站在一下的角度去正确对待。
近代的中国,屡遭列强的侵略和宰割,逐渐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为了探索救国之路,先进的中国人掀起学习西方的热潮,促成中国思想界的三次转变。
第一次转变:从闭关自守到学习西方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英国的坚船利炮粉碎了中国人“天朝上国”的迷梦。
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进步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开始抛弃闭关自守、夜郎自大的陈腐观念,“开眼看世界’,面对现实,探索新知,掀起一股“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潮。
第二次转变:从学习西方技艺到学习西方社会制度鸦片战争期间,林则徐、魏源等人喊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洋务派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并开展了洋务运动。
但是,甲午中日战争中国的惨败,宣告了单纯学习西方技艺以实现富国强兵的方案在理论和实践上的破产。
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使一些爱国知识分子进一步认识到,中国欲自强、不仅要学习西方的技艺,更要学习西方的社会制度,改造社会现状。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进步知识分子进入全面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时期。
第三次转变:从学习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学说到学习马克思主义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把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学说同传统的儒家思想相结合,系统地提出了维新变法的理论,开展了“百日维新”,试图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使中国摆脱民族危机,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结合中国实际,把从西方学到的资本主义国家学说发展为三民主义,进行了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清王朝。
但是,无论是资产阶级维新派还是革命派,都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都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
正当中国爱国知识分子为找不到革命的正确出路而痛苦的时候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迎来了胜利的曙光。
先进中国人开始把眼光集中到苏俄身上,他们从学习欧美转变为“以俄为师”;从学习资本主义政治学说转变为学习马克思主义。
以李大钊为代表的激进民主主义。
新纪实·读书论道56在西潮冲击之下,近代中国旧有的“天下”随之崩散,“向外转化成了‘世界’与‘国家’,向内转化成了‘国家’与‘社会’”(罗志田,2019),由此衍生出新旧纠结。
这使得大国欲实现自我转身,很难一蹴即至,其过程往往是迂回曲折,步履蹒跚。
然现今众人对于大国转身历程的认识,逐渐模棱不清,甚至有失忆的征兆,由此影响到相关现实问题的认识。
《中国的近代:大国的历史转身》一书,立足文化眼光,借助历史想象,提供了大国转身的别样叙述,暗示转身还在继续,诸多因素形塑了现今社会景象。
一、随笔亦不失学术价值关于近代中国的转型,以往的史学著作通常聚焦于政治、思想、社会等领域,加上又以晦涩术语和冗长句式为特征,专业学者以外的人不免望而生畏。
《中国的近代:大国的历史转身》一书另辟蹊径,由作者近些年的报刊专栏随笔汇编而成,并借助文化眼光,更易吸引大众读者的关注,进而引发其对历史和现实之间双向映照的共鸣。
再者,该书为深化理解近代中国转型研究,提出了诸多新的思考。
因此,对专业学者而言,亦不失学术价值。
该书的诸多篇目选自作者在《读书》《南方周末》《文化纵横》《文汇报》等报刊专栏的随笔,另外部分如《道出于二:过渡时代的新旧与中西》是《道出于二:过渡时期的新旧之争》一书的部分内容,《重新认识五四新文化运动》源于《体相和个性:以五四为标识的新文化运动再认识》一文。
报刊专栏文章与专业学术之间的融合,反映出作者有意识地拉近史学研究与大众阅读群体之间的距离,致使其专业思考为诸多社会状况提供借鉴和思考。
该书大致可分为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偏重古代的通论,侧重阐述史学的发展、农耕文化、夷夏之辨、巴蜀文化;第二部分以中西新旧为核心,揭示近代中国一些基本层面的特异性;第三部分是一些近代历史性的大事件,如废除科举、清末新政等;第四部分为一组书评,比如对李鸿谷的《国家的中国开始:一场革命》以新闻方法写史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最后一部分则是近代的学术和教育。
西方文明对中国的冲击及中国文明的嬗变|第1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开始,一直到今天的中国,是灾乱深重的中国。
这一百多年来,在中国大地上发生了非常频繁的社会运动、政治斗争、军事冲突。
这场大灾乱一直到今天还未彻底结束。
造成这场大灾乱的根本原因,就是文艺复兴后诞生的新型西方文明对中国冲击的结果。
当然,这场冲击是以武力介入为其突破点的----鸦片战争就是其体现。
但是,必须看到武力是新型西方文明力量的集中体现。
因此,这是学者们将1840年--鸦片战争的开始,作为中国近代史,以及近、现代西方文明冲击中国的开端的根本原因。
事实上,早在鸦片战争之前,近代西方文明就已经开始影响中国了,只是那时的影响是较小的。
鸦片战争则是突破点。
鸦片战争之后,西方文明开始大规模的冲击中国。
一部中国近、现代史,实际上可以看作是一部西方文明冲击中国,以及中国应对西方文明的冲击的历史。
从秦汉到鸦片战争,这一阶段的中国,可以说是儒家文化一统天下的时代(儒家学说虽然是在汉武帝时期取得统治地位的,但是真正的儒家文化并不是只指儒家学说,而是包括了儒家、道家、法家等学说,以及建立在这些学说基础上的社会制度、生活方式、国民心态等等各个层面在内的东西的有机结合)。
这一时期的中国及中国文明,可以说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极少数文明大国及强国之一。
但是,鸦片战争打破了这一局面。
中国的失败,说明文艺复兴后延生的新型西方文明和西方文化,要比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优越。
由此,中国才进入了一场深刻地文明冲突之中。
近、现代西方文明,诞生于文艺复兴时期。
这种文明诞生之后,伴随着西方列强的殖民化扩张运动,而对世界各国都造成了深刻地冲击。
对中国的冲击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对中国冲击的结果是儒家文化逐渐失去了统治地位,但是西方文明和西方文化至今也没有在中国大地上取得统治地位。
因此,今日的中国还是处于文化混乱时期。
如果我们将中国传统文化比喻成一棵大树,洋务运动只不过剪断了一些枝叶,辛亥革命则相当于将这棵大树砍断了。
462021.05[摘 要] 权势转移是罗志田在本书中的核心观念之一,这个权势代表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重心,最重要的一个表现就是话语权。
在近代中国的复杂大环境下,社会结构、学术思想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紧跟话语权的潮流而动,思想学术权势表现为对话语权的掌控,社会变迁的权势则表现为国家的政治重心,思想权势与社会权势是相伴而生的。
西学在中国疯狂开拓市场的同时,传统文化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撤退,传统士大夫逐渐失去话语权而走向边缘,有着西学背景的留学生和口岸知识分子为主体的边缘知识分子逐渐掌握话语权走向思想舞台中央,这种权势转移还表现在地缘文化的拉锯对抗之中,原本居于中心的内地文化逐渐衰落,沿海沿江的口岸知识精英逐渐上升。
[关键词] 中国近现代史 知识精英 近代学术 书评[中图分类号] I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003(2021)05-0046-04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赏析□ 曾 侨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武鸣高级中学作者简介:曾侨,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武鸣高级中学教师,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硕士研究生毕业。
权势转移是《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的作者罗志田的核心观念之一,这个权势代表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重心,最重要的一个表现就是话语权。
在近代中国的复杂大环境下,社会结构、学术思想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紧跟话语权的潮流而动。
要明白这个涵义,就要先了解近代中国所处的那个风云际会的大环境和处于这种环境下日渐撕裂的知识分子群体。
一、近代中国学术思想的底色首先为大家简单介绍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和学术的发展大背景,然后在此基础上找到作者的关注范围,接着尝试提炼作者基本观点,最后分析作者对史料的把握和论证逻辑。
在西学东渐以前,中国的思想、社会和学术发展都在传统框架之内变化,但在西方思想随着列强的炮舰政策“强势东来”的大趋势下,近代中国却再难维持传统社会、思想和学术原貌了。
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历史进程及其特点.txt骗子太多,傻子明显不够用了。
我就是在路上斩棘杀龙游江过河攀上塔顶负责吻醒你的公主。
历史进程分为如下三个阶段(一)鸦片战争——甲午战争:主要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尤其是军事技术。
“开眼看世界”的林则徐和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魏源是近代向西方学习的先声。
虽然他创新对西方的认识和学习只停留在“坚船利炮”这一西方文明的表层——物质外壳上,而且学习的目的既是为了“制夷”,更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但在当时要迈出这一步,需要极大的勇气和超人的胆识。
它使国人冲破了闭关锁国的牢笼,启迪探索外界的新风,成为一代代先进中国人的强国御侮而寻求外夷、平内患的双重目的,怀着“中学为体,西方为用”的矛盾心理,发起求富求强的洋务运动。
(二)甲午战后——辛亥革命:主要学习西方政治制度。
早在19世纪六七年代,早期维新派就提出了学习西方政治制度,实行君主立宪和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成为19世纪末康、梁倡导维新变法运动的先导。
康、梁把向西方学习的目标从经济领域深入到政治制度,把谋求政治体制的变革放在首位,提出了设议院、开国会、定宪法等主张,但在封建顽固派的镇压下,变法运动夭折。
随后的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运用西方国家学说,实行王权分立体制和责任内阁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但北洋军阀的专制使民国成为一块招牌。
(三)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主要学习西方思想文化并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陈独秀、李大钊等把斗争锋芒直指封建正统思想,宣传西方民主科学。
俄国十月革命后李大钊宣传社会主义,以俄为师,五四运动中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中国知识分子掌握了拯救中国、改造社会的科学思想武器特点:①经历了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递进嬗变过程;②学习西方与抵制侵略相互统一;③充满进步与保守的斗争(洋务派与顽固派、维新派与顽固势力、革命派与保皇派斗争。
)。
《中国文化的性格》读书札记一、文化性格的基本概述源远流长,历经数千年的积淀与传承,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性格。
既体现在华夏儿女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中,也贯穿于历史文献、诗词歌赋、礼仪习俗等各个方面。
在阅读《中国文化的性格》我深感其对中国文化精髓的深入剖析和精准阐述。
中国文化性格的核心之一是包容与和谐,中国就是一个多民族共处的国家,各民族在长期的文化交流中互相学习、互相融合,形成了具有包容性的文化心态。
这种包容性不仅体现在对不同民族、不同地域文化的接纳与融合上,还体现在对多元价值观的尊重与共存上。
儒家的“和为贵”、道家的“天人合一”都是强调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处。
中国文化性格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崇尚道德与传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德是维系社会秩序、家庭和谐的重要基石。
儒家伦理道德观念深入人心,如“仁、义、礼、智、信”等成为行为准则。
中国文化非常重视传统,注重传承。
传统节日、习俗、礼仪等都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
中国文化性格还体现在注重人文与自然的统一,中国文化强调以人为本,关注人的全面发展,同时也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在诗词歌赋中,常常可以看到对山水、自然的赞美与描绘,体现了人对自然的敬畏与热爱。
中国文化性格在表现方式上具有稳健与内敛的特点,中国人注重内敛、含蓄,这种性格特点也反映在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
中国的书法艺术讲究笔力的内敛与韵律,体现了中国人的审美追求。
《中国文化的性格》这本书深入剖析了中国文化的精髓与特点,让我对中华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在阅读过程中,我不断札记,记录心得体会,以期更好地理解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 中国文化的性格定义与特点在我阅读《中国文化的性格》这本书的过程中,对于中国文化的性格定义与特点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书中详细阐述了中国文化性格的核心要素和显著特征,使我对中华民族深厚文化底蕴有了更加明确的认知。
中国文化的性格可以理解为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的一种文化特质和精神风貌。
课时强化训练7 工业文明冲击下中国的变革与转型——鸦片战争后的中国(1840~1894年)时间:45分钟满分:100分一、选择题(本大题共12小题,每小题4分,共48分)1.(2018·天津市河北区二模)1839年,林则徐在广州禁烟时要求外商交出所有鸦片,时任英国商务监督的义律却要求所有英商把鸦片交给他,然后由他把鸦片交给林则徐。
义律的决定被大鸦片贩子马地臣誉为“颇具政治家风范的大手笔”,“中国人已经落入了使他们自己直接面对女王陛下的圈套”。
可见,义律此举的根本目的是( )A.使鸦片贸易合法化B.为侵略中国制造借口C.制造中英贸易争端D.实现中英两国平等贸易答案:B解析:“中国人已经落入了使他们自己直接面对女王陛下的圈套”为解题的关键。
林则徐禁烟要求外商交出所有鸦片是正当合理的行为,中国对国内非法贸易具有管辖权;而义律作为代表英国的商务监督却从中操作,使林则徐的交涉对象由英国鸦片商人变为了英国政府,使得矛盾扩大化,为英国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找到了借口,故B项正确。
A、C两项不是根本目的,排除。
D项不符合史实,排除。
2.(2018·湖北省鄂东南高三模拟)鸦片战争之后,马克思曾断言不平等条约不能扩大英国和欧美对华的输出。
1847年,欧洲爆发经济危机。
英国议会选出的专事中英贸易调查组得出的结论是:用银子来支付鸦片足以使华人的一般贸易遭受巨大损失,而丝和茶则能抵偿其余商品的价值。
由此可见,当时的中英贸易( )A.鸦片贸易占有绝对优势B.未满足列强的预期C.受到了经济危机的冲击D.中国处于出超地位答案:B解析:由材料“丝和茶则能抵偿其余商品的价值”可知在鸦片战争后的中英贸易中,仅中国出口的丝、茶就能抵偿英国向中国输出的除鸦片以外的商品的价值,说明英国商品在中国销量有限,未满足列强的预期,故B正确;A与材料所述不符,排除;材料没有反映经济危机的影响,C错误;材料没有与贸易总额的比较,得不出出超入超的结论,D错误。
西方冲击与近代中国学者的心态转变
作者:余波
来源:《卷宗》2015年第12期
摘要:西方冲击对近代中国的发展产生深刻影响。
而近代学者面对冲击时的心态转变,反映了当时部分有识之士对世界局势的判断的调整。
随着冲击的深入,中西文化在撞击中产生的矛盾不断深化,近代有识之士本着为使民族、国家自强的坚强意志,调整心态谋求自强之路。
关键词:西方冲击;近代中国人心态;鸦片战争;戊戌变法
从鸦片战争到戊戌变法,近代中国从被迫打开大门接受冲击,到正视西方优势,主动吸取他人之长,中国学者在面对西方冲击时的心态渐趋成熟与积极。
这一过程,表明近代中国人世界眼光的逐步形成,近代中国开始以主动积极的姿态与世界交流。
清末至鸦片战争前,清朝长期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以防止外来势力之侵扰,这一举措同时也阻止了本国人了解他国。
因缺乏对他国之了解以及封闭心理的惯性,英国在中国倾销鸦片之时,清政府依旧认为通过与英断绝贸易,便可轻易解决倾销问题。
于是照会英国:“如不肯杜绝鸦片之来,中国就将严断茶黄之去”,以此作为最具威慑力的举措。
[1]此时,清政府仍企图延续“制夷”不对他国做有效之调查,更不承认他国之优势。
鸦片战争的失败,不但使近代中国见识了西方国家坚船利炮的威力,也冲击着中国人“天朝上国”的心理防线。
部分有识之士,如林则徐、魏源等开始通过各种渠道了解西方国家。
鸦片战争推动了“悉夷”的开始。
获取西方国家的部分信息后,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
他在《海国图志》中论述了学习西方技艺的重要性:“而西史言,俄罗斯之比达王,聪明奇杰,因国中技艺不如西洋,微行游于他国船厂火器局,学习工艺,反国传授,所造器械反甲西洋,由是其兴勃然,遂为欧罗巴最雄大国。
故知国以人兴,功无悻成,惟厉精淬志者,能足国足兵。
”[2] 魏源在技艺方面承认西方国家优于中国,认为只学习西方器械,便可使中国足国足兵。
所以魏对西方国家的认识有其局限性,停留在器械层面。
但“师夷”的提出毕竟说明,魏源承认了西方国家有中国值得借鉴与学习之处。
此时中国人仅初步有了探知世界的欲望,但依旧未能从世界大局出发去认识中国所处的地位。
鸦片战争以来,不断增加的内忧外患使清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以挽救窘境,洋务运动应运而生。
洋务运动的开展,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付诸实践,标志着近代中国人“真正突破以天朝上国自居的观念,开始从世界范围内观察中国的前景与所处的地位,初步有了国家民族处于危难关头的危机感,是民族自救观念觉醒的一种表现。
”[3]同时值得关注的是,这时期,部分先进的中国人试图调和中学和西学的矛盾。
开展洋务受到守旧派的反对,其理由是西学的引进将损害中国原本学说。
应对该言论,近代中国出现了“西学中源论。
” 薛福成提出:“《尧典》之定四时,《周髀》之传算术,西人星算之学未始不权舆于此。
其他有益国事民事者,安
知非取法于中华也?昔者宇宙尚无制作,中国圣人仰视俯察,而西人渐效之。
今者西人因中国圣人之制作而踵事增化,中国又何尝不可。
”[4]他认为西方国家曾因中国圣人之学说,而仿效中国,近代中国也可取西方国家之长。
虽然,薛福成将西方科技的发达归功于效仿中国古代科技,将中国古代文化看做西方文明的源头荒谬的。
但他借此来劝诫中国人主动学习西方国家之长处,确有其进步意义。
郑观应亦将借鉴西学阐释为:“以中国本有之学,还之于中国,是犹取之外厩,纳之内厩。
”[5]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西学中源论试图以较为迂回的方式,使国人采纳西学。
且该理论的提出也为中体西用理论的形成奠定一定的基础。
于此同时,中国人更大程度地认可西学,并以更开阔的视野来看待中国所处的位置与世界大势。
随着对世界了解的深入,近代部分先进的中国人便不再满足于学习西方器物,倾向于挖掘西方国家强于中国的实质性原因。
而民族危机的加深也使国人危机意识极大增强。
尤其在甲午战争失败之后,使得采各国之长的需求极其迫切。
戊戌变法时,部分中国人以更开阔的世界视野探索强国之路,表达对世界局势的看法。
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五书》里写道:
大地八十万里,中国有其一;列国五十余,中国居其一。
地球之通自明末,轮路之盛自嘉道,皆百年前后之新事,四千年未有之变局也。
列国竞进,水涨堤高,比较等差,毫厘难隐。
故《管子》曰:“国之存亡,邻国有焉。
众治而己独乱,国非其国也。
众合而己独孤,国非其国也。
”顷闻中朝诸臣,狃承平台阁之习,袭薄书期会之常,犹复以尊王攘夷,施之敌国,拘文牵例,以应外人,屡开笑资,为人口实。
[6]
康有为将中国视为“列国五十余”中的一员,否定夷夏观,以世界视野将中国与他国关系描述为竞争关系。
他认为西方国家的发展,促成了世界之新变局,中国应顺应世界大势,拘泥于旧习而不加以革新只能成为外人的“笑资”。
谭嗣同则以更为犀利语言批判夷夏观:“更思足下轻敌之意,殆犹以为彼夷狄耳。
先必求自之有可重,而后可轻人。
今中国之人心风俗政治法度,无以可比数于夷狄,何尝有一毫所谓夏者!”[7]他指出中国是以自身的落后地位,狂妄地论“夷狄”,是可笑的,是不可取的。
在戊戌变法时期,面对西方冲击,维新派人士否定夷夏观,更理智地看待中国与他国的关系,对当时的世界局势也冷静地作出判断。
维新派对西学的肯定更为彻底,将世界变局与各国情形作为中国应实行改革的依据。
此时,中国人的心态是在世界大局之下,采各国所长,以谋求中国强盛的道路,以使中国立足于世界。
面对西方冲击,在不同阶段,近代中国学者的心态是不一样的。
促使中国学者心态转变的因素很多,比如西方国家的侵略,爱国人士著书立论,清政府统治政策的改变。
但最为根本的是在世界发展的大势下,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
从鸦片战争到戊戌变法,中国学者以越来越积极的态度来应对西方的冲击,对西方国家的认识也从茫然不知到以世界眼光分析中国与西方各国的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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