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第11卷第14期
罗尔斯公平正义理论对中国的现实意义
□陈玥衣
【内容摘要】约翰·罗尔斯是20世纪英语世界最著名的政治哲学家之一。罗尔斯的公平正义理论集中体现在其三条正义原则中，分别是平等自由原则、差别原则和机会的公正平等原则。罗尔斯的公平正义理论对于研究当今中国一些亟待
解决的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罗尔斯；公平正义；现实意义
【作者简介】陈玥衣（1988 ），女，湖北当阳人；北京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2011级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
约翰·罗尔斯（1921 2002）是20世纪英语世界最著名的政治哲学家之一。1971年，罗尔斯的代表作《正义论》问世，它扭转了西方政治哲学呈现的日薄西山之势，使得政治哲学重新变成了西方学术界的热点，而有关罗尔斯思想研究也成为各国大学政治学系和哲学系的必修课程。罗尔斯的思想之所以受到人们普遍重视，除了其思想本身博大精深之外，更因为它与现实社会中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密切相关。虽然罗尔斯本人在其著作中一直尽量避免对社会事件做过多的直接评论，但是了解现代社会各种焦点问题的读者，都可以很容易地将这些现实问题与他的抽象理论联系起来。在当今的中国，研究罗尔斯的理论体系，特别是深入探讨其关于分配正义的论述，尤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罗尔斯公平正义理论
罗尔斯20世纪50年代开始构建的正义理论，所针对的目标，首先是当时占据主流地位的功利主义思想。功利主义认为，功利（utility）是衡量行为在道德上对错的标准；功利的增长通常被视为快乐的增加和痛苦的减少。功利主义只关心功利的总数量或平均数量，而不关心财富的分配模式。罗尔斯认为，功利主义的问题在于，它没有严肃地对待人与人的不同。功利主义关心社会中财富的总量或人均占有数量，但对财富的分配模式或财富的获得方式并不关心。罗尔斯试图提出一种有别于功利主义的正义理论。他的思想的基础来源于西方哲学中的社会契约论传统。在他看来，正义的原则首先应该是人们自由选择的原则，换言之，当人们的行为受到且只受到彼此自愿达成的契约或协定约束时，社会制度就是正义的。然而，耐人寻味的是，罗尔斯却有意地使自己的理论与霍布斯的理论保持距离。霍布斯认为，现实中的人相互的同意就足以构成“自由”的行为；而对于罗尔斯来说，契约的“自由”性质的前提是，订约各方要事先被置于一种恰当的环境之中。
霍布斯对自由的定义是：“自由一词就其本意说来，指的是没有阻碍的状况，……不论任何事物，如果由于受束缚或被包围而只能在一定的空间之内运动，而这一空间又由某种
外在物体的障碍决定时，我们就说他没有越出这一空间的自由”。［1］由这一定义出发，霍布斯推论出了大量违反常识的结论。通过把削减自由的因素限定在直接的、身体上的压迫力量的范围内，霍布斯宣称，即使订约的双方在各自拥有的权利上有巨大的差别，所达成的契约仍然可以是自由的、合法的。例如，当一些人通过武力征服了一个国家时，被征服国家的人由于害怕遭到杀戮，就会承认征服者的统治权力。在霍布斯看来，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间这时就等于自愿地订立了一个契约，［2］即尽管被征服者是畏于征服者的暴力威胁才“同意”接受其统治的。相反，对罗尔斯来说，“人们在现实社会中的地位并不平等”这一事实具有非常严肃的道德意义。财产、天赋、家庭条件的不同使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地位形成差异，而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之间自由达成的协定往往与我们所认为真正公平的情况有所冲突。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早期资本主义社会里关于契约自由的争论。一些人认为，因为工人与资本家的契约是双方自愿签订的，所以无论工人的工资多么微薄，工作条件多么恶劣，都不能说资本家在剥削工人。而另一些人则反驳说，在订立契约之前的谈判中，工人与资本家的力量相差甚远。工人的贫穷使得他们除了接受资本家苛刻的条件外，别无出路。所以，这样订下的“自由”契约违背了人们对于公平契约的一般性感受。罗尔斯充分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因此驳斥了霍布斯式的契约理论。为了设计出能够与人们日常的公平感相吻合的契约论，他设想了如下的场景：在进入社会进行合作之前，人们就需要事先选择好规范他们将来行为的正义原则，而在这个选择阶段，他们不能具有关于他们进入社会后将拥有什么样的财富、才能和地位的知识。这样，即使是出于单纯自利的理由，他们也不会选择那些可能给予在相关方面占据优势地位的人以不公正的好处的原则。罗尔斯称这种缺少相关信息的处境为“原初位置”。而对这些信息的人为限制措施则被称为“无知之幕”。这两个概念现在已经成为了罗尔斯政治哲学的标签。
罗尔斯的结论是，在这种限定条件下，人们会同意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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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特定的争议原则。他的结论一般被称为“正义两原则”，但其中第二条原则包含了两个不同的条款，所以实际上是三条正义原则。一是每个人应具有相对充分的基本自由的权利，只要这些权利能够与其他人的类似权利和谐共处；二是社会地位和职位应该平等地向所有的人开放，使所有的人都有公平的机会去获得它们；三是财富、自尊等好处应该平等地分配，除非一种不平等的分配方式能够使处于最不利地位的人获得最大的好处。［3］
二、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与中国社会的分配公正问题
罗尔斯的著作刚被引进中国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当时社会上所关心的主要问题还集中在如何提高生产效率，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上。所以，在改革开放初期，当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条件刚刚得到改善时，分配方面公平与正义的话题并不是大众最关心的焦点。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情况发生了变化。经历了连续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之后，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先后超过了德国和日本，位居世界第二。人均收入方面，虽然与西方发达国家尚有较大差距，但与改革开放以前相比，已经是不可同日而语。随着绝对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人们除了关注财富总量的增长以外，越来越多地把注意力转移到了财富的分配上，那么被罗尔斯称之为“作为公平的正义”（justice as fairness）的理论在此时受到关注，就不足为奇了。在2011年第十一届人大第四次会议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谈到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的四个特点，其中之一就是“坚持社会公平正义以保持社会的和谐和稳定”。罗尔斯的三条正义原则与我们身边的社会问题息息相关，以下就来具体分析罗尔斯的正义三原则与中国社会的分配公正问题：
（一）第一条原则。要求保障公民的基本自由，而与分配正义最相关的自由无疑是保障财产的自由。在罗尔斯看来，财产应该分为个人日常生活所需要的财产和作为生产资料存在的财产。正义原则保护的基本自由包括前一类，而拥有后一类财产的权利则需要视情况受正义原则的调节。理解这一点对于我们当前面对的许多争论是很重要的。比如，在国家可能实行的土地和房产政策上也许有这样的困惑：如果制止强行拆迁是为了保护所有者的财产权，那么包括征收房产税在内的房价调控措施不也是在侵犯财产权吗难道不可能存在一种逻辑上连贯的，能够保护弱势群体利益的理论吗这种矛盾在罗尔斯的理论中就不会存在。按照罗尔斯的理论，虽然房产都是财产，但不同用途的房产属于不同性质的财产。农民所居住的房屋属于对他们的日常生活来说非常关键的财产，如果要进行拆迁，就应该给予合理的补偿，否则就是侵犯了房主的权益，即基本自由。而对于大量购买房产作为投资的人来说，那些房产并不是他们日常生活要经常直接使用的，因而为了社会整体的利益，对这方面的财产权加以限制和规范就是正当的。
（二）第二条原则。涉及机会的公平。这一原则对中国社会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自明。我们日常谈论的“托关系”、“走后门”，说到底，涉及的就是机会公平问题。但是，罗尔斯的机会公平原则的意义还不止于此，他所说的机会公平并不限于纯粹程序意义上的公平。由于人们在社会中所占有的地位各不相同，即使有形式上的平等，有些人仍然会拥有不公平的优势。比如说，在受到市场机制保护的形式平等下，那些富有的人的子女有更多的机会受到良好的教育。如果说赚钱的能力和受教育的程度有着密切的关联，那么他们在将来就有更多的机会获得更多的财富。因此，为了使那些生来就居于不利地位的人能够享受事实上的机会平等，就需要给予他们一些特定的帮助。在中国这样一个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贫富差距都引人注目的国家，罗尔斯的上述思想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意义。
（三）第三条原则。一般被称为“差别原则”（difference principle）。这条原则要求，不平等只有在使境况最不利者得到最大的分配份额时，才是正当的。例如，绝对的平均主义分配制度可能会减弱人们进行生产的动力，从而使总产出减少。假如允许多劳者多得的话，就可能生产出更多的产品，即使所得较少的人也会赞同这种有差别的分配方式。改革开放以来，在收入分配方面最根本的变化是与这种差别原则相符合的。但其最终目的不是制造出一个遵循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的社会，而是使所有的人的生活条件得以改善。一部分人之所以被允许先富起来，是为了让他们起到带头作用，最终使所有的人达到共同富裕。如果一部分人的富裕是以其他人、尤其是以最贫困者的利益受损为代价的话，那么这就是不正义的，违背了在现阶段允许财富上存在差距的初衷。差别原则对我们的另一个启示是其在调解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不公正时的作用。诺齐克在《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一书中认为历史上形成的不公正，即使按照他的理论也是需要加以纠正的，但这种纠正实践起来非常困难。这样，按照差别原则来组织社会，也许就是在缺乏足够的历史信息的条件下最能实现正义的方法。［4］中国在改革开放的早期，经济与社会活动中存在着大量的不规范行为，而正是这些从事不规范经济活动的人，很多都以那个时期获得的利益为基础，在以后的年代里积累更多的财富。严格地按照过去的法律规定清算当时所有从事过不规范经济活动的人，在实践上一般被认为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差别原则不失为部分地矫正历史上的不公正行为的一个办法。
【参考文献】
1．霍布斯；黎思复，黎廷弼译．利维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2．罗尔斯；何怀宏等译．正义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3．罗尔斯．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M］．上海：三联书店，2002
4．诺齐克；何怀宏等译．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