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耕地为什么不能私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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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私有制与土地公有制的利弊分析在中国,土地是归集体和国家所有的,也就是所说的土地公有制,但是在世界上大多数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是土地私有制。
那为什么会有所区分?
首先,在中国由于过去封建思想的影响所导致的地主思维,很多人都是给地主打工一辈子,只因为没有土地而无法得到翻身,没有生产的积极性,所以产生了土地的公有制,也就是大家一起干一起得,这也就是所谓的吃大锅饭。
到后来安徽小岗村的包产到户,土地承包责任制,也就确认了土地的归属权属于国家或集体但是进行承包到户进行种植,从而提高生产积极性增强生产效率。
那么在国内目前来看,土地是没有私有制的,也就是说国家可以在支付补偿金之后对土地进行征用,这样也就符合我们快速发展的定义了。
因为土地是公有制的所以国家可以对土地进行征收并且进行修建高速公路或高速铁路加快国家基础设施建设。
但是土地公有制也有它很强的缺点,就是当高楼大厦拔地而起的时候忘记了对原有的建筑进行的保护,尤其是对于家族的老宅,会面临被拆除的风险。
还有就是土地的使用是有70年或40年期限的,这也就会产生关于土地使用权到期后该怎么办的担忧。
还有一方面就是政府依靠土地买卖就可以赚取很多金钱和GDP,容易造成政府的懒政行为,不求科技发展不进行招商引资建工厂,只想着以卖土地赚钱,这样不仅仅不利于地方的发展还容易滋生腐败,官商勾结等不良风气。
温铁军:我早就不认可所谓的现代化了人物周刊专访对意识形态化的社会科学来说,我才是怪物人物周刊:农村和农业在现代经济发展中必然走向衰败,你不认可这是讨论三农问题的前提?温铁军:如果把现代化当作终极目标,把发展主义当作达成现代化的指导思想,是会得出农村农业必然衰败的结论,但是如何看待发展主义大趋势下的生态灾难?当农村和农业被破坏成“转基因”、“产业化”、“全球化”,被破坏成为了市场而生产,为了利润而生产时,其结果会是什么?一个例子是,农业的立体交叉污染,已经占到全部污染的一半,这些代价谁来支付?今天的研究,都只讨论工业污染如何治理,都不研究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的农业污染,只要这种污染加剧,今天出萨斯,明天出斯萨,是不出意外的。
农村农业必然衰败、农业人口大转移、城市化工业化,都对,都符合庸俗的发展主义的逻辑,但难道不应该反思吗?我凭什么要把现代化作为终极目标,要把发展主义当作绝对真理?只有那些没有创新能力的人才拼命维护它,谁提点反对意见,就急着给人扣帽子、打棍子。
利用现在的强势欺压弱势,那不算本事耶。
人物周刊:但无论怎么怀疑怎么反思,现代化、城市化都还是必然趋势,农民都还是愿意搬到城里去住?温铁军:不是。
现代化其实是人类进入资本主义后才构建的图景,才是强势话语,但是现代化已经产生了诸多祸害。
举个例子,朝鲜为何会出现几百万人的饥荒?不是专制问题,而是苏俄问题,是外来因素使山地小农国家超前现代化的恶果。
1980年代,苏联给他们装备了6万台拖拉机,70%的人口已经城市化,粮食人均800斤,年收入人均900美元,日子过得相当好,比我们现代化多了,但是传统的农业技术丢掉了。
1991年苏联解体,外部供应跟不上了,出现了饥荒。
这是现代化之祸的典型案例,有谁这么分析过?只有我一个人,因为联合国请我到朝鲜做农业顾问。
现代化之祸,我看到太多了,巴西早就农业现代化了,但巴西的饥饿还是普遍的;有谁挨家挨户和日本的破产农户交谈过?可能只有我吧。
“三农”的根本问题是三要素的流失作者:沈刚来源:《经济》2012年第03期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放到突出位置予以强调,并指出要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今后将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农民生产生活条件继续改善、农村社会事业更好发展。
我国的“三农”问题是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也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难点、重点问题。
那么,“三农”问题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为解决这些问题,国家对农村建设投入效果如何?“三农”面临的困境是什么?《经济》记者专访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
一般认为,在市场的作用下,根据边际效用递减的规律,各类资源会自动实现优化配置。
温铁军认为,在市场的作用下,我国农村的土地、劳动力和资本三个要素也发生着互相替代和优化配置。
“当你加强市场化的时候,恰恰是你利用市场这个配置资源的手段把三农的资源即土地、劳动力、资金、配置出了农村。
我们说任何经济领域,当三要素长期净流出的时候,这个经济领域一定是衰败的。
”对于这三要素,温铁军分别作了分析:第一个要素看土地。
我们国家农村的土地是不可能增加的,而且随着人口的增长,人均土地面积在下降,再加上土地的不可移动性,使它不可能像其他生产要素一样,可以用市场这双看不见的手来调节。
这使我感到,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在中国农村很难找到适用的前提。
一是由于人均土地面积不断减少;二是在农村政策研究领域中,人们都知道大包干以后国家不再承担农民的社会保障,而转由土地来承担,这样就形成了土地的双重功能。
中国农村的耕地不仅具有双重功能,而且越来越多地转变为以承担农民的生存保障功能为主。
上世纪80年代初期政府集权控制的人民公社解体、允许农民以集体所有的名义分户承包土地,农户实际上占有了土地的完整使用权和大部分收益权。
政府之所以同意做这样根本性的制度改变,是由于在原来的制度框架内交易费用太高。
在这种以土地为中心的财产制度创新中,政府在放弃对农村土地和其他资产的控制的同时,也放弃了对占中国人口70%左右的农村人口的社会保障,例如对村社的行政管理、抚养乡村鳏寡孤独,以及其他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一般公共品的供给等;这些公共责任作为农民占有土地使用权的代价转移到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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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铁军谈三农问题:非不能也而不为也
温铁军谈三农问题:非不能也而不为也
温铁军博士答记者问今年以来,三农问题被提高到“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三农工作被强调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
于是,社会各界便纷纷热炒“三农问题”。
此刻应该提示的是有关背景:十多年前就已经有了广泛讨论和相关政策研究。
兹摘要如下: 1989-1991年出现了改革以来首次农民收入连续3年增长速度为负数的情况。
农业部范小建副部长曾经骑自行车考察20多个县,他关于农民负担过重的政策建议得到当时农业部刘中一部长的重视,中央十四大之前的十三届八中全会上,也有很多老同志提出过关注农民和农村问题的意见。
1993年农业部刘江部长组织大批干部下乡蹲点,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农村司杜鹰司长通过安徽调研写出了“一个农业大省面临的困境”,也得到相当程度的重视。
当年5月《经济日报》发表》上,明确分析了“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国情矛盾”和“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对三农问题的影响。
……
综上所述,所有这些从基层调研出发、比较实事求是的政策研究工作,都发生在1997年再次出现“卖粮难”之前,对那以后
的问题,确曾提前予以警示。
看来,不是对三农问题的认识不到位,而是温家宝总理所强调的“科学决策”客观上没有条件实行;或云“非不能也,而不为也”。
为何中国农业不能照搬西方农场模式?根本原因在哪?看完涨知识了昨天晚上一个河南朋友说自己把家里所有的4亩地都种上了小麦,准备出去打工了,前几年种的经济作物价格也不好还耽误打工,指望种地养家是不行了,这位朋友的话在群里引起了大家讨论的兴趣,其中有不少农户认为要想种地赚钱,必须学习西方国家的规模化种植,现在这种小农经济模式下想赚钱已经不可能了。
阡陌相交的农田从目前农村的实际情况来看当下种植模式,农户各自为战,没有市场议价权,农产品价格忽高忽低,加上农资人力成本上涨,很难赚到钱,但是学习西方发达国家规模化种植就能赚到钱?今天我们不谈能不能赚到钱的问题,我们谈一下我国到底能不能推行规模化种植?会造成哪些问题?适度的规模化是完全可行的首先我明确我的观点,我是坚决反对资本运作几十亩,上百亩的统一土地资源跑马圈地,原因我们下边详细谈。
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教授曾经就关于我国要不要学习西方规模化大农场种植模式的观点,对于此我是支持的。
著名三农专家温铁军教授一旦土地资源被资本垄断,将严重影响土地资源生态,有网友可能会说,你这是杞人忧天,美国加拿大这些发达国家都是这样干的,人家的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程度高,农产品竞争力强,美国的玉米价格5毛一斤都赚钱,我们1.5元农民都嫌价格低,规模化种植是趋势。
如果仅仅从农产品市场竞争力以及附加值方面来看,规模化种植优势很大,但是我们要立足国情看待问题。
西方大农场种植模式唐太宗李世民曾经说过:食为人天,农为正本,农业是一个国家最基础的产业,农业本来就没有多少产量,也创造不了多少GDP,但是农业这个基本盘上承载的是一个国家的就业环境。
水稻种植咱农业本来就吸引了大量的就业岗位以及一系列产业链上的经营者,这就是农业的就业环境,试想一下如果把所有土地资源都进行规模化种植,实现产业化,这些失地的农户就相当于失业。
有人说了这些农民进城打工比种地赚得多,这一点我不否认,但是你要把这么多农民都进入城市,这些农民能不能就业,城市有没有这么多的岗位,这几年受国际大环境以及疫情影响,大学生就业都费劲,失业人员增加,何况农民呢?大学生就业困难成为社会关注话题这些农民在城市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来源,又不能领取失业金,农村土地也没有了回不了农村,这不就成了无业游民了吗?而无业游民最容易引发社会问题。
农民土地私有制转变为土地公有制
农民土地私有制转变为土地公有制是一个历史过程。
在封建社会中,土地主要是私有制,即土地归个人或家庭所有。
然而,随着社会的变革和发展,特别是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如中国,农民土地私有制逐渐转变为土地公有制。
这个过程通常是通过政府推动的土地改革或农业集体化运动来实现的。
以中国为例,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开始进行土地改革,旨在将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实现“耕者有其田”。
在这个过程中,农民获得了土地的所有权,成为土地的所有者。
然而,到了1950年代中后期,中国开始推行农业集体化运动,将农民的土地收归集体所有,形成了土地公有制。
土地公有制意味着土地不再归个人或家庭所有,而是归集体或国家所有。
农民可
以使用土地进行农业生产,但不再拥有土地的所有权。
这种制度通常由政府或集体经济组织来管理和运营。
农民土地私有制转变为土地公有制的原因主要是基于社会公平和经济发展的考虑。
私有制下,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导致贫富差距加大和社会不稳定。
而公有制则能够更好地实现土地资源的公平分配和高效利用,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
需要注意的是,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土地制度变革过程可能存在差异,但农民土地私有制转变为土地公有制是一个普遍的趋势。
是否应该废除私有土地辩论辩题正方观点,应该废除私有土地。
首先,私有土地的存在导致了土地资源的不公平分配。
大量土地被少数人垄断,而广大农民和农村居民只能依靠微薄的土地生存。
这种不公平的分配导致了社会的不稳定和不公平,因此应该废除私有土地,让土地资源得到更公平的分配。
其次,私有土地的存在导致了环境问题。
大量私有土地被用来进行大规模的农业生产或者工业开发,导致了土地的过度开发和环境的破坏。
废除私有土地可以让土地资源得到更加合理的利用,保护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
此外,私有土地的存在也导致了社会的不公平和贫富差距。
少数人拥有大量土地资源,而大多数人只能依靠出卖劳动力来谋生。
废除私有土地可以让土地资源得到更加公平的利用,减少社会的贫富差距,实现社会的公平和和谐。
反方观点,不应该废除私有土地。
首先,私有土地的存在可以激励个人的努力和创新。
私有土地可以让个人拥有自己的生产资料,激发个人的生产积极性,促进农业和工业的发展。
其次,私有土地的存在可以保护个人的产权。
私有土地可以让个人对土地资源进行合理利用和保护,保障个人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此外,私有土地的存在可以促进资源的有效利用。
私有土地可以让土地资源得到更加有效的利用,提高土地的生产力,促进经济的发展。
综上所述,私有土地的存在有其积极的一面,废除私有土地可能会导致更多的问题和困难。
因此,不应该废除私有土地。
名人名句:"土地是最好的投资,因为上帝不再制造土地。
" 路易斯·吉尔默。
"土地是人类生存的基础,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是社会的根本问题。
" 钱学森。
经典案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私有土地的存在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和农民的增收。
同时,私有土地也保护了农民的合法权益,促进了农村的稳定和发展。
因此,私有土地的存在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温铁军:“三农”问题与和谐社会温铁军三农问题与和谐社会目前我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处的地位是怎样的?大家看近年来的结构,就会知道,农业占的比重已经下降到15%以下,常年大概维持在145%左右;乡村两级的消费占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也下降到30%以下,常年大概维持在27%-28%左右,如果把县级的消费加上,县以下的消费占全社会商品零售总规模的38%左右。
农村社会经济总量占全国经济总量的比重,县以下现在是40%左右。
尽管我们国家还有9亿左右的户籍农民人口,还有接近8亿的实际农村人口,但是不可能立足于14%的农业产值,28%的农村消费,来产生足够的税源,维持一个比较现代的上层建筑,包括政府管理、文化娱乐、宣传教育、卫生科技、法制建设等等方面。
如果把上面一组数据作为分析依据的话,我们现在面临的三农问题的主要矛盾,就应该得出一个很清晰的被马克思主义基本常识所确定的概念,那就是这种比较传统的生产力,它所决定的生产关系是什么呢?这样一种相对比较落后的经济基础,它所决定的上层建筑应该是什么呢?我们既不可能要求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也不可能要求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
党的宣传工作者应该掌握的一个基本常识,当然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那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不是相反的。
当然,辩证法也告诉我们,在某些个别时空条件之下,上层建筑可以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也可以反作用于生产力。
但是任何这种反作用,都必然会带有一定的成本,这个成本从学术上说可以叫做制度成本。
因此大家也看到了,每当我们自上而下地要求加强某个方面的农村工作,如果不能配合以足够的财政资助,那么,当上面的任务下到农村基层的时候会带来什么呢?往往会带来农民负担加重。
无论是我们自上而下地要求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还是加强其他工作,如果不给钱,就意味着让农民来拿钱加强。
我们以自上而下的方式要求加强农村基础教育,如果不给钱,也意味着农民拿钱。
我们要求加强农村基层治安管理,如果不给钱,也仍然是农民负担加重。
农村政策底线:不搞土地私有化2010年12月28日16:02 来源:作者:字号打印纠错分享推荐浏览量 103温铁军【内容提要】俗话说,十里不同风。
农村地方性的差异非常大。
既然是数千年来形成的制度,既然各地的情况千差万别,我们就不能简单化地把这种传统的村社制度直接和所谓的现代法治社会对接。
对以往的发展主义主导的工业化和资本化过程到底怎么评价?农村还有什么本源性的东西留存下来可资利用?这些问题需要踏踏实实调查研究后才能给出答案。
乡土中国到底要什么样的现代化中国仍然有大约8亿农民生活在分散的农村。
无论我们的大城市怎么变,几千年传统文化传承的小农村社制度作为农村的一般经济基础,至今基本没变,依然2亿多小农户生活在,380万个自然村,行政性地集中为60万个行政村。
作为资源紧缺的发展中人口大国,中国真正要让全国人民生活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大约要在2050年前后。
然后再经过两三代人的努力,到21世纪末才有可能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
那么,是否如果我们今天把发达国家的现行制度照搬来。
就能实现现代法治?印度、巴西、墨西哥、印度尼西亚以及巴基斯坦和孟加拉等人口过亿的发展中大国都照搬过现代法治和现代制度,并且都比中国照搬得彻底,但是结果却是30%以上、甚至50%多的贫困率,且没有全面完成工业化。
不管这些国家人均收入有多高,仍然是城乡二元结构,且靠大型贫民窟集中大量贫困人口。
比如印度。
独立后全面继承了殖民主义时期宗主国的那些自由选举、多党制议会民主等上层建筑,私有化和市场化也早已落实,但是被主流肯定的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却越来越不如中国。
因此可以说,如果发展中国家都照搬发达国家的经验,得到的必然是一种恶性循环。
由此对我们提出的问题是:发展中国家到底要什么?乡土中国到底要什么?邓小平当年说过一句很经典的话——摸着石头过河,即提倡先实事求是地去做调查研究,把情况搞清楚了才能逐渐得出接近客观事实的理性认识。
也许在大城市可以按照一些西方的标准,但是在乡土社会强制推行照搬西方的那套理论、规范和标准,可能会产生不好的结果。
是否应该废除私有土地辩论辩题正方观点:应该废除私有土地首先,废除私有土地可以解决土地资源过度集中的问题。
目前,土地资源的私有化导致了少数人拥有大量土地,而大多数人只能依靠租赁或者无地可耕种。
这种不公平的资源分配导致了社会贫富差距的加剧,废除私有土地可以使土地资源更加公平地分配,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其次,废除私有土地可以促进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
在私有土地制度下,土地所有者往往只追求自身利益,而忽视了土地资源的长期利用和保护。
废除私有土地可以使土地资源更加公共化,政府可以更好地规划和管理土地利用,确保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此外,废除私有土地可以推动农业现代化。
在私有土地制度下,农民往往只能依靠自己有限的土地进行种植,难以引入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方式。
废除私有土地可以使土地资源更加集中,政府可以更好地推动农业现代化,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质量。
反方观点:不应该废除私有土地首先,私有土地制度是市场经济的基础。
私有土地制度可以激励个人和企业进行土地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促进经济的发展。
废除私有土地会剥夺个人和企业的土地所有权,对市场经济产生不利影响。
其次,私有土地制度可以保护土地所有者的权益。
废除私有土地会导致土地所有者的利益受损,可能引发社会不稳定因素。
私有土地制度可以保护土地所有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的稳定和秩序。
此外,私有土地制度可以促进农业生产的多样化。
在私有土地制度下,农民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和能力选择种植作物,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多样化和个性化。
废除私有土地可能会导致农业生产的单一化,影响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在这个辩题中,亚当·斯密的名言“私有财产是繁荣的基石”支持了反方观点。
同时,马克思也曾说过“私有制是一切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这也为反方观点提供了理论支持。
总之,废除私有土地对于社会的影响是复杂的。
在权衡利弊时,需要充分考虑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市场经济的发展、土地所有者的权益等多方面因素。
在实践中,也可以通过改革土地制度,保障土地资源的公平分配和合理利用,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半个世纪的农村制度变迁新中国50年,我国农业与农村经济持续增长,农业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农业主产品供需基本可以保证总量平衡。
大多数农产品的人均占有量达到或超过世界平均水平。
尤其是在人口增长翻番、人均耕地面积相应减少了一半的情况下,仍实现了粮食产量翻番:分别从1949年的410亿斤/4.5亿人,增加到近年来的1万亿斤/12.6亿人。
另一方面,近年来农业不断大丰收导致了农产品的销售困难,种植业从过去所说的低效益,演变成“负效益”。
乡镇企业增长幅度和吸纳农村过剩劳动力的能力连年下滑,农民收入又出现了连续负增长。
不仅造成基层政府税费征收困难,乡村组织因此大量负债,而且由于占人口70%的低收入农民滞留在自给自足的传统乡村,使“大中国、小市场”的矛盾突出,拖住了“扩大内需”刺激国民经济增长的后腿。
考察中国农村发展,我们注意到,这50年也是其出现比较显著的制度变迁的特殊历史阶段。
当把50年的农村经济制度的形成与演变,与国民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时,也许能够分析其演进过程中某些规律性的东西。
1.三次土地制度变革与农业现代化纵观建国50年,我们都会清晰地看到,以农民为主体的、以按社区人口平均分地为实质内容的农村土地制度变革已经进行了三次:第一次是1949~1952年的土改,第二次是1978~1982年的“大包干”,第三次是1997~1999年落实“30年不变”的延包政策。
每次间隔不过20~30年,也就是大约一代人。
这就难免使人困惑:假如外部条件难以改变,我们能否走出这样“二、三十年再来一次”的恶性循环?而且,在这50年间,农村人口从4亿增加到9亿,人均耕地面积相应减少了一半多。
结果是:人地关系越紧张,土地承担的对农民人口的社会保障功能就越大于生产功能,也就越得体现公平原则———按人均分。
中国农地通过这样几次按人均分之后,终于全面“福利化”了。
而当土地这个农业第一要素成了9亿农民的福利基础、并被各种长期政策固定下来之后,人们却发现政府与高度分散的、细碎的、兼业化的小农经济之间,几乎无法进行交易,也难以有效管理。
是否应该废除私有土地辩论辩题正方观点:私有土地应该被废除,因为私有土地制度导致了不公平的土地分配和资源浪费。
在私有土地制度下,富人可以拥有大量土地,而穷人却无法拥有足够的土地来种植食物或建立住房。
这导致了社会上的不平等现象,加剧了贫富差距。
此外,私有土地制度也导致了资源的浪费。
许多富人拥有大片土地,但却只是用来养着一些牲畜或者空置着。
这样的资源浪费是不可取的,特别是在地球资源有限的情况下。
名人名句,亚当·斯密曾说过,“土地是一种不会减少的资源,而私有土地制度却导致了资源的浪费和不公平的分配。
”。
经典案例,在一些国家,政府通过土地改革废除了私有土地制度,将土地重新分配给农民,结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农民可以更好地利用土地资源,提高了农业产量,改善了生活条件。
反方观点:私有土地不应该被废除,因为私有土地制度激励了个人的努力和创新。
在私有土地制度下,个人有动力去开发和利用土地资源,因为他们可以从中获取利益。
这种激励机制是非常重要的,可以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此外,私有土地制度也有助于保护土地资源。
因为私有土地是个人的财产,他们会更加关心和爱护土地资源,避免过度开发和破坏。
名人名句,约翰·洛克曾说过,“私有财产是人类的自然权利,包括土地在内。
”。
经典案例,在一些国家,废除私有土地制度导致了土地资源的混乱和浪费。
农民失去了对土地的所有权,导致了土地的荒废和资源的浪费。
综上所述,私有土地制度是否应该被废除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利弊。
在一些情况下,私有土地制度的废除可能会带来积极的效果,但在另一些情况下,私有土地制度可能是必要的。
因此,我们应该根据具体情况来决定是否废除私有土地制度。
温铁军:三农问题与国计民生温铁军:三农问题与国计民生主讲人简介:温铁军,中国研究“三农”问题的权威专家,中国体改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改革》、《改革内参》杂志社社长兼总编,政府特殊津贴专家,被评为中央电视台20XX年度十大经济人物之一。
长期从事三农问题研究,一直坚持用“脚”做学问,被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誉为“中国农民的代言人”。
研究成果受到中央高层领导和国外学者的高度关注。
“如果关注自己脚下的热土,应该知道这块土地上正在发生什么事情。
”90年代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但问题却越来越严重。
为什么现代不只是强调农业问题,而是三农问题?为什么八十年代没有三农问题?为什么90年代简化为农业问题时出现那么多的矛盾?解构现代化在农村基层,越是现代化,越是现代法制,农民负担就越重。
为什么80年代农村发展得还不错,90年代却不行了呢?因为80年代没有那么多的法律,90年代规定太多,没法执行了。
中国小农经济是传统的经济基础,而搬来一个现代的上层建筑,到底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还是反过来?一般而言,违背规律要受惩罚,而惩罚往往不是由照搬的人负责,变成由基层群众承受。
大家习惯说基层乡村干部是土豪劣绅,但打他们能解决问题吗?根本问题在哪里?小农经济是养不起现代化的上层建筑的。
“农民那儿是有真理的”中国农村经济是“粮猪型小农”,种一点粮食,养几口猪。
为什么这样呢?因为需要分散风险。
农业的生产周期与市场价格波动周期不同步。
一般来说,市场上如果粮价高了,肉价就下降;肉价高了,粮价可能下降。
所以农民种粮养猪,粮价高卖粮,肉价高卖肉。
与熊德明(温家宝帮忙讨回工资的重庆农妇)聊天时,温铁军问到她为什么不去找法院、劳动局等有关机构,她说“要不得”;回答“那怎么办?”时,她朴实地讲“多养两口猪”。
因为中国小农经济机制与西方不同,照搬西方理论作为中国依据时,就会出现问题。
中国农业的传统是稻作农业,中国今天的文明是由典型的集体性文化基因延续出来的,这与西方典型的个体化文化基因不同。
温铁军:从三农研究到中国经验2019-09-25退休后的温铁军似乎⽐退休前还要忙碌。
中国⼈民⼤学明德楼9楼,温铁军的办公室是在⼀个普通⼤⼩的办公室⾥⽤玻璃隔出的1/3空间。
5⽉13⽇,62岁的温铁军正式辞去中国⼈民⼤学农业和农村发展学院第⼀任院长的职务。
这⼀天上午,他在接受学校组织部门的例⾏谈话时,有两拨媒体记者在他的办公室⾥等候采访。
在此之前的周六,温铁军作为演讲嘉宾参加了两个级别很⾼的论坛。
作为国内三农领域和乡⼟中国治理领域⾥明星级别的专家,他的观点深刻独到。
和退休前不同的是,没有学术“官位”的羁绊,他的观点更加尖锐且⽆所顾忌。
温铁军被媒体所关注更多是因为他是⼀个解决三农问题的实践者。
从2003年开始创办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和晏阳初⼀脉相承的是,温铁军要通过这种建设⽅式,⼒求从制度上和改变农民⾃⾝上探索解决三农问题之道,达到重建乡村、改良社会的⽬的。
⽽引起业界和媒体⼜⼀波热切关注的,不是他在三农领域⾥的研究新成果,⽽是他的⼀本新书——《⼋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1949-2009》。
在书中,他对新中国60年的发展经验作出独出机杼的梳理和总结,给⼈以颠覆性的震撼感。
“我要把时间多留给⾃⼰⼀些,有五本书计划要出版。
”温铁军说。
⽽他的博⼠⽣董筱丹告诉记者,其实⾄少有8本书已经摆上了他的⽇程。
与三农结缘爷爷是商⼈,“旧社会的剥削阶级”,⽗亲是⼈民⼤学的⽼教授,温铁军出⾝于典型的知识分⼦家庭,⽽他的命运却在国内政治运动的⼤势与个⼈选择的偶然结合中与三农结下了⼀⽣之缘。
17岁,初中尚未毕业,温铁军就随着上⼭上乡的⼤潮到⼭西汾阳插队,⼀去就是⼗多年。
“我就这样在社会的底层滚爬,滚出了⼀⾝泥巴——我不再是⼀个传统的读书⼈出⾝的⼩知识分⼦,⾄少,我懂得了农民,懂得了⼠兵、⼯⼈。
”从⼈民⼤学毕业后,⼤概是1985年到1995年间,温铁军⼜从事了11年的基层调研⼯作。
这期间,他在中央政策研究室的⼯作经历对其影响深远。
温铁军:耕地为什么不能私有化今天我们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告诉人们:只有土地私有化,中国的农业才能参与国际竞争。
就我看来,你就是把中国农村的土地私有化一万遍,也参与不了国际竞争。
我们的官员和学者们在美国考察农场,一般是去现代化大农场,看人家的GPS卫星定位、大机械作业。
他们没有一个像我那样,去考察中小农场的破产原因。
美国的农场主也破产,为什么破产?主要原因是规模不足!平均400公顷以上规模才有收益!那么我们中国农村土地户均规模0.5公顷,何年何月才能达到美国农场赢亏基本持平需要400公顷的水平?土地的“福利化”趋势与相关制度安排土地制度不仅是农村制度变迁研究的首要问题,而且无论其变迁形式是激烈的战争还是温和的改良,最终形成的制度内涵总之是相对稳定的。
人们如果对建国以来的土改、大包干、“延包”这三次有本质上相似之处的制度安排的认识不清晰,往往会把复杂的农村社会经济问题简单化,进而对土地制度变革寄予急功近利式的过高期望,从而忽视更为艰苦细致的农村组织、制度的创新……一、家庭承包制=“均分制+定额租”中国农村的土地制度是由内生性的因素决定的,与中国的“小农村社经济”这种经济类型高度相关。
1、基本国情矛盾──人地关系的高度紧张小农村社经济与中国“人地关系高度紧张”这个基本国情矛盾相辅相成。
上下5千年的农业中国,由于农业生产水平不断提高,在土地资源被高度开发的基础上,支撑了人口的不断增长。
早在13世纪初叶的宋朝,中国人口南北合计突破1亿,那时就已经是人地关系高度紧张。
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国人口已超过4亿。
其后百余年人口数量稳居世界第一。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人口已经超过5亿,虽然也通过垦荒造田,一度使耕地面积增加,但50-60年代人口政策失误造成人口超过8亿,在庞大的人口基数导致人口增加的绝对值过大的作用下,任何政策都已经不可能根本扭转人均耕地面积下降的趋势。
因此,令我们自豪的农业文明史给今人留下的最大问题,就是不可能解决、只可能缓解的基本国情矛盾──人地关系高度紧张。
2、小农村社经济条件下土地无限析分的财产制度必然导致人口过剩正是在这个基本国情矛盾制约下,使得任何土地过分向少数人集中的制度安排都无法维持社会稳定,中国农业社会才不得不以“均平”为传统理念,逐渐形成了兼业化的小农经济结构和传统的子嗣间平分财产的内生性制度。
这种内生性制度的作用使农村在人口增长的同时,每个农户经营的农地规模越来越小。
从而形成典型的村社内部小农经济,而小农经济又必然带来人口过剩,加剧国情矛盾。
因为小农经济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资本的平均利润和地租都不会表现为经营的界限,只有在他扣除实际成本之后,付给自己的工资才是绝对的界限。
这使得在高度分散的农户经济条件下农民习惯以大量不计报酬的家庭内部劳动投入替代资本投入,由于这种不断追加劳动的“精耕细作”可以使农户的土地生产率提高,因此从每一个农户的角度并不计算人口增加的成本。
最终这个成本要由全社会来承担。
农民在资源约束下追求土地不断析分的制度,在解放前的集中表现是以“耕者有其田”为目标的三次“土地革命战争”。
在新中国建立以后也被各种正规或非正规的制度安排所充分体现。
我们看到:无论50年代土改、60年代三自一包,还是70年代大包干及其以后各地普遍出现的“三年一小调、五年一大调”,甚至90年代落实30年不变的“延包政策”,其实际内容在农村都被农民搞成只不过是按照村内人口平均分地。
而且大的调整基本上20-30年、即每隔一代人就进行一次。
不论以什么名义,什么政策、什么制度,其结果都一样。
除非能把农村人口大规模地“农转非”,否则这个现象就不得不继续下去。
4、两田制和两权分离在家庭承包制得到普遍推行的同时,村社内部还恢复了土地的公田与私田并存的“两田制”,以及所有权和使用权的“两权分离”,而这两种制度是存在于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之中的长期制度。
解放前“两田制”中的公田占土地面积的6-7%,现在允许集体保留的“机动地”占5%;这两种公田名称不同,实际作用一样,都出租或“发包”给农民,收益也都主要用于公益开支。
解放前的“两权分离”是所有权归地主,使用权向中农和富农集中;现在的所有权归村集体,使用权平均分配。
由于规模细小、剩余太少,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至少试图维持“轻徭薄赋”,到近现代,则强调“减租减息”,或者“减轻农民负担”。
我们现在规定的农民负担不超过5%,就是国家强制规定了集体这个土地所有者的最低“地租”。
综上所述,我国这种资源环境制约下的土地制度的实质内容,可以被概括为“均分制+定额租”。
二、土地产权制度问题分析1、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家庭承包制的差别本文认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俗称“大包干”的家庭承包制根本不同。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在人民公社的基本体制框架内部对农业生产形式的改变,在大多数地区只在1978-82年农村改革初期实行过,那时的政策目标最初只是“落实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随着1982-1984年中央以政治手段大规模推行这种改革,各地矫枉过正地普遍落实了的,实际上恰恰是家庭承包制,即大包干。
只不过官方文件上的政策语言阈于80年代的意识形态,没有跟随这种客观变化而改变。
大包干这个让农民分户经营的制度实际上既不“联产”,农民也不对国家承担除了税费之外的“责任”,到1998年的15届3中全会,中央在文件中终于把早已经没有实际意义的“联产”和“责任”取消,正式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为家庭承包制。
不过,从产权理论看,这种制度之下的土地产权,仍然是一种残缺产权。
但从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出发,人地关系越紧张,土地就越难以完全私有化。
因此,如果不能把土地上超载的农村人口减少,这种残缺产权就是可行的、合理的制度安排。
2、土地制度50年变迁中的产权问题和制度成本新中国历次土地制度变迁中形成了两个产权问题:一是以村为单位平均分配土地,等于按照社区血地缘关系形成对外排他的土地产权;二是国家以政治的行政的手段、而非市场的手段推行土地制度,在国家权利侵入的条件下造成土地产权残缺。
例如,土改时出于新民主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政治目标,国家规定农民在土改中得到的土地可以出卖,但一般不许出租。
又如,大包干以后为了发展规模经营,则农民土地使用权可以“有偿转让”,亦即有出租权,集体作为所有者只可以让国家征用土地但不许进入土地一级市场直接买卖。
这样的产权残缺是各级政府以国家权利为名侵犯农民利益的制度条件。
例如50年代推行合作化——集体化,现在垄断土地一级市场。
都造成了惨重的制度成本。
50年代农民对集体化的直接反抗,发生在从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基础上向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过渡阶段,表现为破坏生产工具、宰杀牲畜、砍伐林木。
在高级社完全剥夺农民的私有生产资料、并迅速转入人民公社之后,农民则从直接反抗变为间接反抗,具体表现为土地粗放经营、消极怠工。
于是,发生了上千万农村人口大规模死亡的“3年自然灾害”,引发了1959-1961年的农村政策调整:允许土地所有权“退回”生产队、亦即再次承认农村社区的血地缘关系是土地的产权边界;允许农民在“自留地”、“拾边地”上自由种植,产品可以自由进入市场,亦即给了农民从集体化经济部分退出的权利。
现在的政府垄断征占土地则引发上访告状、包围政府,恶化了党群关系,例如广东1993-1994年46%的上访事件归因于征占农村土地;间接的社会成本则是加重了腐败这个最大的制度癌症。
各地在农民普遍反抗垄断征占土地的压力下的让步政策,表现为允许社队集体有15%的土地开发权、允许集体土地作股参与城镇化建设,甚至如广东,鼓励“以土地为中心”的社区股份合作制自行规划开发村社土地。
但这又导致企业从镇中心外迁,镇域经济“空心化”。
而且,由于这种让步政策的非规范制度特征,又连带产生政府寻租、滥用土地、浪费资源和污染环境等问题。
3、土地的福利化问题在中国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资源约束条件下,经过长期反复的制度变迁过程,形成了所谓“均分制+定额租”的基本制度,这是中国当前以“家庭承包制”为名的农地制度的实际内容。
这种制度的客观结果,是土地的逐渐福利化。
在全国普遍推行大包干之后的1984年,农村劳均耕地面积约为0.3公顷,人均只有约0.1公顷土地。
平均承包土地使广大农区、尤其是大多数传统农区,一个农户占有三五块、十几块,甚至几十块“远近高低各不同”的耕地成为普遍现象。
其后随人口增长,土地还要“三年一小调,五年一大调”,由此客观上造成土地无限细分的问题,小农经济的规模日渐细小。
到全国落实“延包政策”的1998年,农村劳均耕地面积下降为约为0.27公顷,人均只有约0.08公顷土地。
由于人地关系更为紧张,对农民而言,土地所承担的生存(社会保障)功能,已经重于生产功能。
因此,农民在落实“延包政策”中重新界定土地产权,所依据的仍是产生于古老的农业文明的“均平”理念,即70%以上绝大多数农业地区,仍然按社区内的人口而不是按劳动力把集体所有农地按肥力划等平分。
这种情况表明,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已经出现了福利化特征。
而土地既然成为社会保障的基础,就很难再完全体现市场经济的原则。
此外,在中国农村资源不断减少的同时,劳动力绝对过剩是个长期现象,从目前的决策倾向分析,近中期内没有根本改变这种现象的可能。
据统计,我国已经有1/3的省人均土地面积小于1亩,1/3的县人均土地面积小于0.8亩;这个数据已经低于联合国确定的土地对人口的最低生存保障线。
亦即在我国1/3的地方,这样的人地比例关系,已经使土地连维持农民生存也不足了。
可以认为,随着农业人口增加对土地的压力越来越大,我国农村土地正在逐渐丧失作为生产资料的功能,福利化趋势日益明显。
综上所述,中国传统农业中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存在,不是因为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结果,而是人口对土地的巨大压力和小农村社占有土地的制度共同作用的结果。
人地关系的紧张产生了巨量的剩余劳动力,而小农经济制度又使这些剩余劳动力被滞留在越来越狭小的土地上。
三、农业投入情况如果延长农户土地承包期的政策目标是为了促进农户增加投入,那么至少要指出这个政策实施之前农业投入有下降的趋势。
而统计数据表明,农业投入本来是在不断增加的。
农户经济内部在决定投入的选择上取决于土地规模,而不是承包期。
1、农村改革以来的农业投入水平不断提高我们在80年代的调查就反映出,集体和农户的投入水平都在增加。
90年代以来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在大多数发达地区,尤其是城市郊区,已经出现农业的资本增密现象。
农业物质技术装备增加得最显著的,是农业机械的增加。
1998年是1978年的3.9倍。
表中数据显示出,农机总动力的增加与实际机耕、机播面积的增加并不成比例。
机耕面积1998年是1978年的1.47倍,机播面积1998年是1978年的2.59倍。
从农村现实情况看,农机中增加最快的是拖拉机,这与农民追求现金收入,把拖拉机主要当作运输工具,发展运输业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