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科研究的前沿问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新视角作者：刘兴民来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1年第01期[摘要]从核心术语和观念史的演化两种视角，拓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新视野，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换过程中的几种内在机制，包括格义、内外合明、语义转换、语音转换。

从而证明了马克思的学说对当代中国的影响是广泛而深邃的，其中既有马克思“化”中国，也有中国“化”马克思。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核心术语观念史核心术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新视角之一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中国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马克思主义核心术语的中国化。

实际上，近代以来中国人话语的变迁就是一定程度上从“传统话语”向“革命话语”的转变历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核心术语产生与流变研究，一方面可以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令人信服的科学描述，而且可以明晰马克思主义是如何中国化的。

美国学者刘禾在《跨语际实践》一书中首先提出一个很有创意的观点：不同语言之间的“互译性”完全是历史地、人为地“建构”起来的，是“虚拟对等”，而不是“透明地互译”，因此她对语言的“对等性互译”持完全否定的态度。

后来我国学者黄兴涛撰文《“话语”分析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对刘禾的上述观点提出修正：语言间的部分互译是可能的。

因此马克思学说只能部分地“中国化”，这是就理论层面的探讨。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附录巾，刘禾列举了近千个现代汉语中的“外来词”，将它们大致分为：源自传教士的新词、中一日一欧外来词等，使我们对近代以来汉语吸收的“新词”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

其中部分是有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些核心术语，如：现代汉语中的中一日一欧外来词。

资本家一shihonka--capital共产一kyosan--communize辩证一bensho--dialectics进化一shinka--evolution意识形态-ishiki keitai-ideology回归的书写形式外来词:源自古汉语的日本“汉字”词语。

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及其当代价值2015-06-09 13:20来源：前线网-《前线》作者：李福岩袁浩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问题，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与建设中的一个前沿性重要热点问题，更是一个重大的现实社会政治问题，关乎当前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前提性问题，对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坚持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义重大。

所谓整体性，是指系统中的诸要素作为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有机整体而起作用，是系统的本质特征。

作为科学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是一个理论内容、方法与实践发展的有机整体，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坚定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马克思曾在1865年7月31日致恩格斯的信中说，他的著作固然细节上的缺点在所难免，但它们是一个艺术的整体。

为此，就需要我们完整准确地理解与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即整体性地理解与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容与方法、实践发展与当代价值。

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容的整体性马克思主义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立的思想观点与学说体系，是以工人阶级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思潮与运动。

全部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容的高度浓缩与精神实质，就是关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与人类解放的科学。

马克思主义以确凿的感性事实、雄辩的大写逻辑，把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紧密结合起来，对现代性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各领域展开了全面的、无情的、彻底的理论批判与现实批判，揭示了人类社会从低级到高级发展的基本科学规律，并对人类社会发展的理想——共产主义社会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进行了科学的构想与预测。

马克思主义批判继承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优秀文化遗产，创立了一个博大精深、高度完整的科学理论内容体系。

不同于书斋中具体研究某一学科专业方向的学者，在首先作为革命家的马克思、恩格斯那里，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基本组成部分是浑然一体的。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理论家列宁同志提出马克思主义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与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写下了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同时，列宁同志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是由一块整钢铸成的”严密完整的科学体系。

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实际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实际问题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具体地说，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更进一步地和中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民族化和具体化，在实践中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立场的、观点来指导革命、改革、发展的生动实践。

并且在总结实践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并进一步根据实践的需要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

中国的实际也是一个完整的东西，包括社会和自然，政治和经济，文化传统和民族特点等等，它们都各有历史和现状，只有予以全面的分析和深刻的认识，才能弄清楚为什么要“结合”和怎样“结合”，做到有的放矢，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毛泽东早在1929年《给林彪的信》中就说过：我们是唯物史观论者，凡事要从历史和环境两方面考察才能得到真相，并明确提出“思想路线”的概念。

1941年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指出，“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鱼”，夸夸其谈，满足于一知半解的极坏的作风，在许多同志中继续存在着。

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老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

他强调不要割断历史，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

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前中国问题的解决按照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性质这一客观规律的要求，对不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国民经济管理制度和管理方式进行的改革。

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

这种矛盾集中表现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环节和方面，这些环节和方面又都集中在经济体制上，因此，我们改革经济体制，就是要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环节和方面。

麦克莱伦：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演化及前沿问题一、法兰克福学派与全球化问题詹姆逊的作品可被视为法兰克福学派的当代巅峰。

提及法兰克福学派不得不先提一下尤根•哈贝马斯。

他起初作为阿多诺的弟子，而后成为第二代法兰克福人物中最为杰出的一位。

从他1968 年的《知识与人类利益》( 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s) ，到他80 年代早期巨大的两卷本的《交往行为理论》(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再到他随后的很多重要的著作，哈贝马斯都试图将语言学的东西引入马克思主义。

他的基本思想就是把演说行为植入一个假定可能的理想演说环境里。

在其中，比较好的辩论本身就能对问题作出决定。

但只有社会的所有成员具有同等参与讨论的机会，这点才有可能。

这也涉及这样一个思想，即社会的转变要朝向能够使这样一种交往能力成为社会所有成员的特征。

因此社会解放的最终目标蕴含在所有的和每一个交往行为里。

这一思想在《交往行为理论》中得到了最基本的表达。

在这一著作里，哈贝马斯分析他称之为被越来越多的起重要作用的工具理性造成“生活世界的殖民化”( the‘colonization of the life －world’) ，并且试图借助于强调所有参与交往行为的人承诺通过一个合法性的商谈从而克服交往的歪曲来建构一种对语言的解释。

从这一核心概念出发，用一种自由法学的转向，去创立民主、道德和法律的理论，并致力于发展现代性未尽的事业，从而去实现某些普遍的、经得起检验的启蒙价值。

对当前西方而言，这些考虑导致哈贝马斯采用一种可以将之描述为社会民主的立场。

但是这样一来，就将他排除出甚至是广泛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

这也就超出了这篇演讲的范围。

现在回到对詹姆逊的分析上。

正如上面所提到的，他已经在他的《后现代主义: 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 Postmodernism: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里给出了对后现代主义的出色解释，以及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达到顶点的深刻反思。

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使之具有中国特点、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化、时代化和民族化的历史过程，并且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继续指导新的实践。

本文从其精神内涵、必要性、未来发展趋势几个方面进行系统讨论，以求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现实国情〔中图分类号〕A8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2254（2009）08—0004—03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是由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弗兰茨·梅林于1879年最早提出的。

自1840年《共产党宣言》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以来，在其后漫长的一百多年间，马克思主义的内部发生了较大的分化，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理论不断的进行修正﹑发展。

出现了不同形式的东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当今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一种多元走向的马克思主义。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族主义日益激起的中国，马克思的社会学说逐渐传入，并很快被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所接受，作为他们寻求救亡图存的新途径。

因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一开始就是以意识形态的形式为解决政治问题而出现的。

马克思主义同民族主义的纠缠使它从传入之初就开始了在中国的“本土化”的进程。

几乎同一时期建立的中国共产党接受并举起了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应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同时，在革命的实践中开始了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毛泽东在193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作了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

在报告中他首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

他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

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既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研究生培养模式研究综述作者：杨松来源：《时代教育·下半月》2014年第05期摘要：本文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的人才培养模式研究现状进行了梳理，总结了研究成果，也指出了研究不足及今后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研究生培养模式综述中图分类号：G643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8181.2014.05.046根据2005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关于调整增设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二级学科的通知》（简称“通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作为新增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所属的二级学科被确定，2007年开始招生第一批硕士研究生。

几年来，学科建设取得了积极的成就。

但由于学科建设时间短，研究生培养还处于积累经验与探索模式的阶段，因此学科研究多侧重于学科的内涵与特点、研究方向等方面，而对于人才培养问题，尤其是人才培养模式问题的研究则不多。

因此，梳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的研究生培养模式研究状况，对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加强学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1 关于人才培养目标问题宋进认为，人才培养不能仅限于二级学科的视野，应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视野进行研究生培养，拓宽人才培养口径。

学者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的人才培养目标，应包括坚定的信念、扎实的学术功底和健全的人格，应坚持知识、能力和素质的辩证统一，应培养出专业宽、基础厚、能力强的理论人才，使之具有研究、阐发、发展创新、宣传实践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能力。

具体来说，“硕士生的培养目标应是，熟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具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系统知识和研究基础，能够从事中高等学校政治教育，能够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研究与宣传，从事党务政务工作的合格人才。

”[1]梅荣政认为，“对培养对象的素质要求是全面的，包括德、智、体、美的全面发展”[2]，研究生不仅要有共产主义信仰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还要有一定的外语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