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著作权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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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高级中学2023-2024学年高二上学期期末考试历史试卷学校:___________姓名:___________班级:___________考号:___________ 一、单选题1.春秋战国时期的“士”,有独立的人格和思想,不阿权贵,却可以“为知己者死”。
但后来,独立人格在士大夫身上渐失,他们依傍古人,拘泥经典,热衷仕途,委身皇权。
这种变化,主要是由于( )A.儒家思想正统化B.小农经济的发展C.专制制度的加强D.科举制度的僵化2.汉武帝尊崇儒术后形成了德主刑辅、先礼后刑的法律观念。
东汉末年,在法律思想上出现了刑、礼比较的争论。
曹操不单纯强调刑为先或礼为先,主张“治定之化,以礼为首;拨乱之政,以刑为先”。
这反映了当时( )A.儒学正统地位受到了冲击B.法律更加注重以人为本C.儒学哲学化倾向日趋明显D.礼法并施思想有所发展3.东晋时期,社会动荡,权力结构发生了变化,门阀士族的势力得以发展甚至超越皇权,皇权政治从此演化为门阀政治。
皇权与士族势力的均衡与共治确保了统治秩序的平稳。
材料主要说明( )A.门阀政治取代皇权政治B.门阀政治是特殊条件下的一种变异C.门阀政治确保政权稳固D.门阀政治是对皇权政治的有益补充4.有学者认为,中国古代参加科举考试者,必须“通史读经”,在经史策论和时务策论考试中,非引经据典无以论评历代政治得失。
应试者如果对基本历史事实搞不清楚,就无法论古喻今。
该学者意在说明科举考试( )A.确立了儒学的正统地位B.强化了思想文化专制C.推动了官员素养的提升D.忽视了考试的实用性5.唐代初期采用府兵制,征兵对象主要是均田农民,农民忙时务农,闲时参加政府组织的军事训练,打仗时随军出征,自己携带粮食和武器。
唐玄宗时,政府改行募兵制,由国家招募职业军人,提供军饷和装备,招募的兵士由专门的军官训练和指挥,长期服兵役。
这一变化( )A.客观上使农民对国家人身依附减弱B.推动雇佣关系逐步普及C.导致唐中后期藩镇割据局面的出现D.促使均田制度渐趋瓦解6.《礼宾图》(下图)是出土于陕西唐章怀太子(655—684年)墓中的壁画,描绘了鸿胪寺官员引见三位(东罗马帝国、高丽及少数民族)使节的情景。
第34卷第5期 2021年03月Vol.34 No.5March 2021艺术科技0…引言我国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族历史的重要记录,记录了社会的变迁与历史的更迭。
它是无形的灵魂与宝贵的精神财富,无时无刻不在激励人们积极向上、奋发图强。
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为我国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带来了巨大影响,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被肆意改造甚至扭曲,大规模的过度发展以及商业逐利机制的影响使它们面临着失真与被破坏的危险。
我国在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方面仍然存在许多问题,目前还没有专门的法律法规与规范的制度对其进行保护。
面对严峻的现实问题,为了维护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以及相关群体和广大公众的利益,有必要对民间文学艺术著作权的保护进行审视。
1…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概述1.1…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定义英国学者汤普森于19世纪40年代提出了“folklore”这一词语指代民间文学艺术,得到人们的认可并被广泛应用。
随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民间文学艺术的概念作了广义和抽象的解释,指出公民或民族在本国范围内创作的所有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1]皆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
本文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作出如下定义: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指在日常生产生活中,各个种族或地区的社会居民为记录自身见解与当时心情而进行的个人创作或集体创作,通过口头教学、亲身传授等方式在该种族和地区内世代相传、不断发展。
我国民族众多、生活水平参差不齐,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所产生的自然环境不同,因此其体现出的文学艺术作品风格也是与众不同、独一无二的。
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国家和人民发展的缩影,是无形的灵魂和宝贵的财富。
经济全球化的飞速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加快了文化交流与思想融合,不同民族的文学作品逐渐为人所知,商业价值也逐渐显露出来,可以为大众创造惊人的经济利益,但在商业利益的驱使下,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也会被改编、伪造、歪曲,若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得不到重视,必定会有害于我国的传统文化,破坏民族和国家利益。
史料汇编类作品著作权归属之辨作者:侯笑宇来源:《出版参考》2023年第10期摘要:我国《著作权法》以保护创作和建立利益平衡关系为立法目的,旨在促进传统文化的繁荣与发展,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本文将以苏州过云楼藏书楼相关史料题材汇编作品著作权纠纷为例,试论以相同的历史题材创作的不同文体的作品,如何在《著作权法》合理的保护范围内再创作,为公开历史事实资料的使用划出了清晰的界限,即不因先行使用而被独占,仍属于他人可以创作利用的公有素材。
本文还进一步对史料汇编类作品著作权的归属加以分析解读,以期在图书编辑出版中遵循著作权的合法边界,保护好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促进历史文化遗存的合理利用和出版事业的蓬勃发展。
关键词:历史资料汇编作品著作权研究史料汇编类作品著作权的归属问题,首先要明确汇编类作品的准确概念。
按照我国《著作权法》第15条之规定,汇编作品是指汇编若干作品或作品的片段,以及不构成作品的数据或其他材料,对其内容的选择或编排,都体现了独创性的作品。
[1]那么,对于运用相同公开历史资料进行汇编的作品,其著作权意义上的保护边界在哪里?在图书编辑出版中,如何避免此类书籍出现著作权侵权之诉?有学者指出:“因为低独创性作品的表达具有一定有限性,而高度独创性作品的表达相对多样化,对处于独创性要求边缘的作品,那些仅仅是对不受保护的元素进行独创性选择或编排而形成的作品,构成侵权所需要的实质性相似可能要达到或接近完全相同的程度。
”[2]通俗地说,就是用所谓“高度实质性相似”来界定作品是否侵权。
下面,本文将通过对《过云楼梦》一书出版后的著作权纠纷进行阐述,并做出详尽的解读与分析。
一、古文来源作品因著作权纷争对簿公堂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有私人藏书在家族内传承的文化传统。
富庶的江南地区商贾云集,名门望族纷纷修建豪门大宅,一些著名的私人藏书楼阁收藏的名人书画、古籍善本不计其数,令人叹为观止。
顾氏过云楼就是苏州颇为著名的私家藏书楼,素有“江南收藏甲天下,过云楼收藏甲江南”之称。
《窃书为雅罪》读后感——中国古代因何无知识产权法摘要:尽管东西方的学者都将纸张、活字印刷和油墨的发明归功于中国人,但是,人们用浸染了油墨的活字在纸上创作的成果,在中国长久以来都得不到全面的保护①。
中国古代并未产生现代意义上的知识产权法,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古代中国的帝制政治制度的影响,另一方面是中国的文化传统的影响。
关键词:窃书为雅罪;中国古代;知识产权法鲁迅先生在自己的短篇小说《孔乙己》中对孔乙己偷书用了“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为自己的偷书行为辩护。
安守廉先生取“窃书不算偷”之意为自己的书来命名为《窃书为雅罪》。
虽然意义已与原语不同,但是对于中华文化中的知识产权法却是意义深刻。
《窃书为雅罪》是一部中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历史论纲。
安守廉从一位西方法学家的角度,洞若观火,对中国的这段历史做了经济、政治、文化上的梳理,正面提出了自己的评论,甚至对某些有违法治的现象旗帜鲜明的提出了批评②。
按照罗素一脉的知识论研究,知识随着它的“编码化”的难易程度,可以大致区分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
我们一般谈论的都是显性知识,有的可以被文字描述,有的甚至可以被抽象成规则、定理,这样的知识规模已经无比庞大。
而隐性知识的数量远比显性知识多得多。
隐性知识中,有一部分是内省的知识,自我体验的知识,这部分知识可能永远无法与人交流。
另一部分可以称作“默会的知识”,就是只有在人际交往、言传身教中才可能有所体会。
一个真正亲炙大师的学生,从老师身上学到的“默会知识”肯定远远超过显性知识。
古往今来,很多人都体会到这一点,但只有波兰尼与哈耶克将此点明确地表达出来。
哈耶克提醒我们,永远不要试图去统计和把握所有的知识,单单“默会①这些发明的历史,参见钱存训:《纸与印刷术》。
②窃书为雅罪,豆瓣网。
知识”就远超出人类可能的计算能力。
即使计算机的水平飞速进步,运算能力极大提高,但与“默会知识”的数量层级还相去甚远。
通读了《窃书为雅罪》之后,对于中国古代因何无知识产权法有了一定的初步认识。
文学的现代化开端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中国文化与文学已开始了民族存亡背景下的外部与内部双重的现代化努力。
《1898—1949中外文学比较史》论证,许多观念的现代性变革,其起点在1898年前后发生。
甲午战争失败后,知识分子意识中的民族危机感日益强化,这对民族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
严复的译著将西方19世纪主要思潮的一部分介绍到中国,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标举进化论思想的《天演论》。
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以近代科学的眼光来思考民族命运,从人类世界的发展历史中看到了古老的中华民族正面临被淘汰的民族危机,有了对自身的深深的不足感,于是有了强烈变革的要求,有了追随日本明治维新的想法,有了学习西方工业化国家的自觉。
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1922)中指出:“近五十年来,中国人渐渐知道自己的不足了。
……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
……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
……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
”他所说的第二期的时间“从甲午战役到民国六七年间”,与中国文学的现代化的先导期基本一致。
这一历史阶段从社会的组织结构上寻求变革,必然要触动文化,带来文化机制的变化,从而影响到文学。
第一,法律对从事文学活动者和报刊繁荣的基本保障。
晚清王朝尽管在新政措施上左右摇摆,但还是颁布并实施了一系列有利于文化生产的法律。
1906年的《大清印刷物件专律》,1908年的《钦定宪法大纲》,规定给予臣民言论、著作、岀版等有限自由。
1910 年颁布《著作权章程》。
1911年颁布《钦定报律》。
同年《大清民律草案》完成,虽未及公布,但它是民国初年暂行民法典的蓝本。
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更明确规定“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并且先后颁布《中华民国出版法》《中华民国著作权法》《著作权法注册程序及规费施行细则》,这些法律从制度层面保障和促进了文化产业的发展。
第二,报刊、书籍等现代出版业的发展。
维新时期发生过作用的报刊传媒,在清末的十年里有了相当的规模,在民国更是大步地前进。
中国诗歌发展史中国诗歌发展史1.原始诗歌时期1.1 早期原始诗歌描述早期人类共同生活以及自然景观,表达原始部落文化和信仰。
1.2 古代神话诗歌讲述神话传说和神话人物,如《山海经》和《史记》中的诗歌。
1.3 散文和辞章描写生活琐事、个人感受的诗歌形式,如《楚辞》和《庄子》中的散文诗歌。
2.先秦诗歌时期2.1 《诗经》收录了大量古代民歌,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和风俗习惯。
2.2 《楚辞》描绘了楚国的历史、社会和个人情感,表达了对爱情、人生和社会的思考。
2.3 墨子和道家诗歌反映了墨子和道家思想,对社会和人生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3.隋唐诗歌时期3.1 唐诗的兴起描绘了唐朝盛世的社会面貌和文化景观,具有高度的艺术性和思想性。
3.2 骈文诗的流行以五言绝句和七言绝句为基础,发展出七言排律和五言绝妙,形成了较为严谨的诗歌体裁。
3.3 诗人的辞章作品描绘了唐代宫廷生活和政治动荡,如白居易的《长恨歌》和杜牧的《秋夕》。
4.宋代诗歌时期4.1 宋词的崛起以李清照为代表,描绘了女性的内心世界和社会矛盾,形成了独特的词体和风格。
4.2 诗人的抒情作品反映了宋代社会变革和人民生活的辛酸与苦难,如陆游的《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
4.3 南宋山水诗以周邦彦和杨万里为代表,描绘了山水环境和自然景观,表达了对清新自然美的追求。
5.元明清诗歌时期5.1 元代诗歌的特点受到元代社会政治不稳定的影响,表现出较为豪放的风格和含义。
5.2 明代文人诗歌描绘了明代社会和政治动荡,体现了文人的聪明才智和思想趋势。
5.3 清代古文诗的发展推崇古代风格和文化传统,注重修辞和韵律的追求。
附件:1.《诗经》原文及注释2.《楚辞》原文及注释3.唐诗选集4.宋词选集5.元明清诗选集法律名词及注释:1.诗歌著作权法:保护诗歌著作权人的权益,规定了对诗歌的创作、发表和使用等方面的法律规定。
2.著作权:指诗歌作者享有的对其创作作品的独占权利,包括发表权、署名权和修改权等。
内容提要 文章以商标法目的观、商标注册观、商标价值观、驰名商标观为例,梳理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商标法制观的变迁,揭示了这一变迁是一个向商标保护的本旨回归的过程,历史后面的逻辑则是市场经济的发展。这段观念史的梳理不仅有益于商标法制的未来发展,对于反思整个国家知识产权战略也具有启示意义。 前言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知识产权制度在整体上都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不断完善、修正。但是细加考察,中国商标法制的完善之路与著作权法、专利法等其他知识产权制度相比,有一个重大的区别:商标法制的完善主要不是为了应对技术和市场的发展“求新求变”,而是逐渐澄清对商标功能的误解之后“还原归真”。因此,要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商标法制的历史,比法律文件或法律事件的整理更有价值的,当属对商标观念变迁的梳理。中国商标保护曾经走过的弯路——例如诱导出严重的“符号圈地”现象和驰名商标制度的异化等,无一不是在观念上误读商标功能的结果。而商标法制观念从误区到正源,也是从背离市场规律到遵循市场规律的历程。因此,梳理中国商标法制观念史,不仅有助于更深刻地把握具体制度变迁背后的逻辑,也可提供一个说明知识产权与市场经济之间内在联系的好模型。 本文选择了四个主要的商标法观念作为研究线索:1.商标法目的观,即如何看待商标法的目的;2.商标注册观,即如何看待商标注册的法律效力;3.商标价值观,即如何看待商标的价值来源;4.驰名商标观,即如何看待驰名商标保护的法律性质。这些观念之间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有着内在的联系,其实都可以统归于“商标的本质观”。但是以上四个观念涉及的制度又各有侧重,分开梳理可以更全面地展现与阐释商标法观念对具体制度的影响。 一、商标法目的观的变迁 新中国的第一部商标法颁布于1982年,在解读该法的目的定位之前,需简要介绍改革开放之前的商标观念,因为社会观念是有连续性的,不能横空出世。1957年之后,商标权被当作“资产阶级法权”受到批判,商标法的目的不是保护商标权,而是对商品质量进行监督管理。这一点很鲜明地体现在1963年国务院制定的《商标管理条例》中。该《条例》把“商标”定义为“代表商品一定质量的标志”,其目的条款(第1条)规定,为了加强商标的管理,促使企业保证和提高产品质量,制定本条例。与1950年《商标注册暂行条例》相比,1963年《商标管理条例》已经完全摒弃了“权利法”的立场。《商标注册暂行条例》的目的条款(第1条)是,“为保障一般工商业专用商标的专用权,制定本条例。” 因此,在1982年《商标法》起草过程中,争议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商标法的目的究竟是不是保护商标专用权”。根据时任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局长任中林所作的关于1982年《商标法》草案的说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的贯彻,企业自主权的扩大,许多企业对注册商标的专用权日益重视,要求给予法律保护……因此,我们在商标法草案中把保护商标专用权提到了重要位置。”1982年《商标法》的目的条款表述为:“为了加强商标管理,保护商标专用权,促使生产者保证商品质量和维护商标信誉,以保障消费者的利益,促进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特制定本法。” 把“保护商标专用权”确认为商标法的目标,是1982年《商标法》的重大进步,反映出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商标法制开始回归本旨。除了目的条款之外,其他一些具体规则也反映了立法观念的转变,最重要的当属取消了强制注册制度。既然商标是权利的对象,自无“强制获得权利”的正当性。但需要注意的是,社会观念的转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1982年《商标法》并未完全剔除质量管理法的色彩。在目的条款的表述中,“为了加强商标管理”先于“保护商标专用权”;保留了“国家规定必须使用注册商标的商品,必须申请商标注册”的规定;把使用注册商标的商品“粗制滥造,以次充好”作为注册商标撤销的事由(第31条)。在此后的几次修订中,1982年《商标法》的目的条款基本上被沿用,只有2001年《商标法》把“促进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改为“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即使在最新的2013年《商标法》中,“加强商标管理”依然居于“保护商标专用权”之前。对这种表述的沿用现象可以有两种解释:1.表明“管理法”的观念依然留存于商标法制;2.也可能仅仅是一种语言继承。无论如何,必须承认的是,通过商标法具体规则的变化可以看出,“管理法”的色彩是逐渐淡化的。例如,1982年《商标法》第6条规定,商标使用人应当对其使用商标的商品质量负责。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通过商标管理,监督商品质量,制止欺骗消费者的行为。在2001年《商标法》中,删除了“监督商品质量”,这在认识上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商标的主要功能是标示商品或服务来源,如果来源标示是真实的,消费者会拒绝再次购买质量不佳的商品或服务,以此达到激励市场良性竞争的效果。附有商标的商品并不意味着就是优质商品,因此,借助商标直接监督商品质量,混淆了商标法与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之间的功能。同理,一直沿用至2001年《商标法》的“把粗制滥造、以次充好作为商标撤销事由”的规定,也是不合逻辑的。商标注册与商品质量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并且对于消费者而言,劣质商品上贴附商标比不知出处要好,更有利于消费者避开劣质商品。在2013年《商标法》中,2001年《商标法》的第45条被删除,“商品粗制滥造,以次充好,欺骗消费者的”情形不再作为撤销商标的事由。 可以看出,中国商标法目的观的变迁历程是从管理法到权利法、从直接规范商品质量到间接引导商品质量,本不属于商标法的功能被逐渐剔除。 二、商标注册观的变迁 如前所述,1982年《商标法》并未完全消除管理法的思路,商标注册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便于管理的措施。任中林局长关于1982年《商标法》草案的说明指出:“今年,主要通过宣传教育,促使商标使用人根据专用的需要,自动提出申请注册,以取得商标专用权。……商标法草案不但对保护商标专用权和制止商标侵权有明确规定,同时对未注册商标的使用也作了规定,商标管理不是放松了,而是加强了……”而对于未注册商标,除了规定“使用管理”条款(第34条)外,该法几乎未提供任何保护。可见,在当时的立法者观念中,虽然注册不是强制的,但注册是更利于管理、有必要通过“宣传教育”鼓励的行为,至于商标实际使用产生的利益,立法者无意顾及。 相应地,在2001年修正之前,《商标法》对注册程序的建构,是以行政权为中心的。商标评审委员会的决定是终局性的,无须再经司法审查。由于这种做法不符合《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关于“行政终局决定须经司法或准司法审查”的要求,2001年《商标法》规定,对商标评审委员会的终局决定不服的,可以向法院起诉。尽管这种改革反映出商标权的私权属性进一步得到确认,但认为“商标注册是行政授权”的观念依然流行。例如,在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中,依然采用了《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的表述。 在理论上,商标注册的性质属于权利的公示。由于权利的公示能够增加权利的稳定性和交易安全、减少利益的冲突,法律鼓励公示,对于已公示的利益给予更严格的保护。但商标权的真正基础并非来自注册,更不是来自国家的授予。在授权观的影响下,商标注册的效力被一度神化,似乎只要注册就等于被“钦定圈点”,其地位不可撼动。注册效力的神化,加上市场利益的驱动,使我国在2000年左右开始出现被学者称为“符号圈地”的现象。“符号圈地”的突出表现有三种: 1.囤积商标。大量的商标申请人非以商业使用为目的而注册,只是为了投机转售。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商标超市”,待沽的大多数商标都是专为出售而注册的,从未与商品或服务真正结合。为了取巧以谋高价,囤积者的注册行为往往有明显的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之处。例如,在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成功之后,温州某商标超市标价最高的是“CZ008”商标,影射“中国2008”,开价2008万元。在同一超市中,还有攀附“ESPRIT”“梦特娇”“香奈儿”“达芙妮”等知名商标的“ESAEPS”“MONDEFIT”“香蜜儿”、“达爽妮”。由于2001年之前只允许外国自然人申请注册商标,2001年《商标法》为了消除“超国民待遇”,把申请主体的范围由1993年法中的“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体工商业者”修改为“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这一初衷良好的修改,在客观上助长了大量的以投机为目的的自然人注册行为。 2.垄断商标的第一含义。注册神化诱导出的第二类行为,是故意注册具有第一含义的词汇,然后主张他人对第一含义的使用构成侵权。这一现象与当时某些执法机关分不清何为“商标使用”,只是机械地比对商标的符号构成有着密切的关系。例如,厦华电子公司在电视机上注册了“CHDTV”商标,“HDTV”是“高清晰度电视(High Definition Television)”的英文缩写。长虹电器公司在电视机的包装箱上标注了“HDTVready”,以示产品是“高清电视”。2003年,厦华公司向北京、上海、厦门、广州等多地法院起诉长虹公司侵犯商标权,并向工商机关举报。尽管法院的裁判后来基本上都认定不侵权,但在南京、福州、哈尔滨等多个城市,带有“HDTVready”的长虹电视机被工商机关收缴。 3.恶意注册他人已使用的商标。在授权观的影响下,未注册商标被理解为“未获合法授权”的商标,仅仅是被允许存在而已。在很长一段时间,未注册商标除了作为管理的对象,其利益保护几乎被法律无视。1993年,《反不正当竞争法》颁布,从体系化的角度来看,如果商标法以保护注册商标权为核心,保护未注册商标的任务应主要由反不正当竞争法担当。遗憾的是,反不正当竞争法对商标的保护也限于“假冒他人的注册商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的一位工作人员在1994年为最高人民法院举办的培训班授课时明确表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5条第(一)项中讲的‘假冒他人的注册商标’,这里强调的是注册商标,对非注册商标不管”。他举了个例子:北京有个北冰洋公司,花了一千多万元做广告,有个小厂把“北冰洋”抢先注册了,然后禁止北冰洋公司使用“北冰洋”。显然,这是典型的恶意注册,也是典型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该主讲人指出,“北冰洋厂想用反不正当竞争法来制止这种行为,实际上反不正当竞争法是不管不注册商标的……”由此可见当时流行的法律观念。 一面是对注册效力的绝对迷信,一面是对实际使用的未注册商标利益的忽视,为后来愈演愈烈、至今仍为中国商标保护之痛的“抢注”恶疾种下了病因。有调查显示,某企业专门注册与他人使用的未注册商标相近似的商标,该企业声称,“一旦拿到商标注册证,我们就根据《商标法》第52条的规定,向工商部门举报对方侵权,基本上是一告一个准。” 随着“符号圈地”现象日益为人诟病,商标注册观开始逐渐发生变化,并体现在持续的制度改进之中。 首先,“注册即获得合法授权”的观念被打破。20世纪90年代初,“权利冲突”和“在先权利”等概念开始频繁出现在学术论文和法律文件中。例如,1995年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布的《关于处理商标专用权与外观设计专利权权利冲突问题的意见》指出,这些权利的取得,应当遵守《民法通则》中的诚实信用原则,不得侵害他人的在先权利。这表明,商标“获准注册”本身
超星电子图书发展史*向晴,杨新涯,王彦力*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我国电子图书发展史”(项目编号:21FTQB006)和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科研平台与成果培育专项项目“移动数字阅读服务技术研发与应用”(项目编号:2019CDCGTSG305)研究成果。
0引言1980年代末,得益于汉字激光照排技术、计算机存储技术的发展,开始了电子出版形式酝酿,并伴随着传统出版行业变革,催生了我国电子图书。
1991年11月,由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所陈光柞教授主持的课题组,在武汉大学出版社的支持下,成功制作150万字的《国共两党关系通史》电子图书,以软磁盘的形式连同印刷版公开发行[1]。
该电子图书以书稿的计算机文本为内容基础,采用全文数据库技术制作而成,不仅具有与纸本图书同样的内容,还包含由计算机自动编成的索引和检索软件,给阅读和使用带来极大便利。
这是我国首次面向社会公开发行电子图书,为出版界开辟了一种崭新的出版形式,也开启了我国电子图书的新摘要在我国电子图书早期发展过程中,超星率先开始纸本图书的数字化、建立首个数字图书馆、探索版权专有授权模式等,为数字图书馆事业作出了贡献。
经过计算机技术、互联网技术的融合发展,超星实现了从资源提供转向资源服务,参与、见证我国图书馆从自动化走向数字化的全过程,历经电子图书的兴起、发展和繁荣,是研究我国电子图书发展历史不可忽视的部分。
文章回顾超星的发展历史,梳理其在电子图书领域的关键决策和重要成果,探讨其发展经验与挑战。
关键词超星电子图书数字资源史引用本文格式向晴,杨新涯,王彦力.超星电子图书发展史[J].图书馆论坛,2022,42(10):17-24.Study on the History of Superstar Electronic BooksXIANG Qing ,YANG Xinya &WANG YanliAbstractIn the early development stage of e-books in China ,Super Star has contributed much to the digitallibrary industry ,such as taking the lead in digitalization of paper books ,establishing the first digital library ,exploring the exclusive authorization mode of copyright.Through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computer technology and Internet technology ,Super Star has realized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resource supply to resource service ,participated in and witnessed the whole developmental process of Chinese library from automation to digitalization ,and experienced the rise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of electronic books ,which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Chinese electronic books.This paper reviews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Super Star ,sorts out its key decisions and important achievements in the field of electronic books ,and probes into its development experience and challenges.Keywords Superstar ;E-books ;history of digital resources时代。
知识产权保护演讲稿5篇老师、同学们:你们好!如果说你有诚信,那么知识产权这死个字永远烙印在你的心底。
如果说你认为知识产权对于你来说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东西,那么你将是一个没有品德,没有策划你诚信的人。
大家对知识产权这几个字并不是不了解吧。
其实知识产权主要指个人及其组织在脑力劳动方面创造并完成的智力成果而依法享有的专有权利。
它具有无形性、双重性、确认性和独占性的特点。
根据我国知识产权法的相关法律规定,公民和法人所享有的知识产权有著作权(版权)、专利权、商标专用权、发现权、发明权,以及其他科技成果权等。
如果我们要转载他人的作品,那就必须经过他人的许可。
我相信人们完成的智慧成功都会申请专利,这个专利不只是有自己的专利权,还有发明权等等,这个专利一旦公布后,也是你对你自己的认可,对自己的信任。
这个社会上的人转载了他人的作品并没有告知他人或经过允许,这样的人很多,甚至随处可见,而且我也有这样的遭遇。
他们往往都是上随意的转载,而没有通知我,只要自己在网上一搜索就会有一大片出来。
我当时就在想,他们是不是没有知识产权这方面的意识,还是自己的文化水平不够而不能理解其中的含义。
他们又为何不自己创作,又为何转载不通知他人,按理论来将这也算是强制获取,也可以说成偷盗吧。
这个社会上的人都应该对知识产权有一定的认识,除非我们自己承认自己是文盲,而且我们还要对人们的非法侵犯别人的作品举报,要大力的宣传知识产权对我们经济贸易有着重要的作用,对我们的生活有紧密的联系。
所以知识产权将深深的烙印在我们的心底,从它可以看出一个人是否诚信,是否有没有的品质,是否可以成才,是否可以用诚信去创造美好的明天!各位尊敬的领导、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笋岗小学的陈思雨,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由“景泰蓝”之痛所想到的》。
众所周知,景泰蓝是我国特有的传统工艺美术品,至今已有五百多年历史,它以工艺精细、色泽晶莹、外表华丽而驰名中外。
然而,就是这一中华文化之瑰宝,由于知识产权意识淡薄,竟被前来参观的外国客商偷取了其独有的生产工艺,令我国蒙受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第四章近代出版:变革与发展共存(1840—1911年)4.1复习笔记【知识框架】【重点难点归纳】一、近代出版业的十大变革1.印刷技术的变革:近代机械化印刷技术广泛使用中国的印刷技术在晚清时期实现了从手工操作向机械化大生产的转变。
这一转变极大地提高了图书出版业的印刷生产力,为中国传统出版业走向近代化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技术条件,并对其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到20世纪初,机械化的印刷术已经成为我国印刷业的主流,印刷业也逐步成为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工业企业,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都实现了根本性的变革。
2.出版物形制的变革:平装、精装逐渐取代线装新式印刷术传入以后,机器铅印逐渐取代手工雕版印刷而居于主要地位,洋纸逐渐取代软纸,成为主要的出版用纸,传统的单面印刷也因而变为双面印刷,书籍的装订和装帧也随之发生变革,精装、平装得到了普遍的应用,从而实现了图书装订和装帧的变革。
3.出版物内容的变革:近代学科体系的初步建立大量翻译图书的出现,广泛传播了西学新知,给中国图书和文化界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从而引起了出版物内容和结构的巨大变革。
在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图书以外,各种自然科学、应用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著作不断涌现,一批新学科随之相继建立。
随着出版业的进一步发展,近代意义上的学科体系便随着相关图书的大量出现而在中国初步确立起来,与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形成一种互补共存之格局。
4.出版物类型的变革:近代新型出版物大量出现晚清时期,伴随着出版物内容的日渐扩大,出版物类型也日益丰富,涌现出了形形色色的新型出版物。
在近代出版史中,一个引人瞩目的现象就是报纸、杂志的大量出现。
以外,近代新型教科书、新型工具书和连环画也大量出版。
这些新型出版物一经出现,就迅速赢得了读者和社会的认可,发行数量都十分可观。
5.出版机构的变革:近代资本主义出版企业逐渐发展壮大鸦片战争以前,近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出版企业开始在国内出现并发展壮大,并在社会的发展变革中起到了前所未有的推动作用。
Legal Syst em A nd Soci et y —墨蟹匿田整鍪竺竺望坐f叁箜!圭塾垒民间文学艺术著作权保护路径分析顾国清摘要民间文学艺术被誉为人类历史文化的“活化石”,是世界各民族的文化瑰宝,是进行文学及科学技术创新的源泉。
我国存在着丰富的民间文学艺术资源,然而,现实生活中对民间文艺作品存在一些不当使用的现象。
如何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以期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及市场经济服务是摆在我们面前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
关键词民间文学著作权艺术资源中图分类号:D92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0)12.086.02民间文学艺术是我国《著作权法》第6条规定的受著作权保护的特殊作品类型。
它是指在一国国土上,由该国某个民族或地区的社会群体经过世代相传而逐渐创作出的、反映本民族或本地区的生活历史、自然环境、风俗习惯、心理特征等的文学艺术形式。
一般分为民间文学和民间艺术两大类,其范围十分广泛,如民间流传的故事、诗歌、传说、歌谣、器乐、戏剧、造型艺术品、服饰、建筑艺术风格等。
一、民间文学艺术的内在规定性与一般的知识产品相比,民间文学艺术有其自身的内在规定性,从而使其与其他艺术区分开来。
首先,民族性。
民间文学艺术的突出特征是其民族性,它是一种通过某个社会群体几代人甚或几十代人的不断模仿而进行的非个人的、连续的、缓慢的创造活动过程的结果。
以我国的龙文化为例。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龙肇始于仰韶文化的鱼纹龙,而后演进到西周的蛇纹龙,历经两汉、明朝和清朝,龙的创作、表达及其造型经过几千年的历史沉淀而发展到今日的龙。
必须指出的是,民间文学艺术的历史并不是一部反映某个社会群体或民族的科学技术进步、发展的历史,而是一部反映这个社会群体或民族的思想、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演进、变化的历史。
其次,群体创作性。
民间文学艺术从总体上讲属于集体创作,是社会群体智慧与贡献的结晶。
这个社会群体既可能是一个民族,也可能是本民族的某个氏族或村落,还可能是几个民族。
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版权保护民间文学艺术是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
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权属问题日益凸显,通过了解我国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特征及法律保护的现状等问题,可以为其日后的保护与发展提供必要的帮助和建议。
知识产权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法律保护一、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概念与特征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概念界定一直是理论界讨论的重点,也是研究民间文学艺术保护与利用时遇到的一大难题,基于其内涵较为丰富,各种不同的有关规范性文件中对其表述也不尽相同。
《突尼斯示范著作权法》对其定义为:“在本国境内被认定为该国国民的作者或种族集体创作,经世代流传而构成传统文化遗产基本组织部分的全部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传统的民间文化建议案》将其界定为:“来自某一文化社区的全部创作,这些创作以传统为根据,由某一群体或一些个体所表达并被认为是符合社区期望的,作为其文化和社会特性的表达形式,它的准确和价值通过模仿和其他形式口头相传”。
我国现行法律并未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定义做出具体规定,学界对其定义众说纷纭,如刘春田教授认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通常既没有确定统一的版本,也没有明确特定的作者,是由某社会群体创作的流传于民间的歌谣、音乐、戏剧、故事、舞蹈、建筑、立体艺术、装饰艺术等文学艺术形式。
”即某一特定民族或一定区域的人群世代相传,留存于民间的,反映该民族或该区域人群历史渊源、生活习俗、心理特征即所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群体特征、宗教信仰等诸多内容的文化艺术表现形式的总和。
吴汉东教授认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指在一国国土上,由该国的民族或者种族集体创作,经世代相传,不断发展而构成的作品。
”依据其表现形式的不同,主要可包括以下几类:(1)文学表现形式,如民间故事、诗歌、传说、神话、史诗等;(2)音乐表现形式,如民歌、器乐等;(3)动作表现形式,如民间舞蹈、戏剧等;(4)物质表现形式,如民间工艺品、民间绘画、服饰、雕塑、剪纸、刺绣、编织、蜡染、民间建筑等;(5)其他表现形式。
关于中国著作权法观念的历史思考 2004-2-19 10:4 来源:法律教育网 【大 中 小】【我要纠错】 关于著作权的观念,有学者曾认为是西方舶来,也有学者论证是根植本土。其实,在中国四千多年的法律文化史中,文学产权-版权-著作权的思想辗转相承,循环往复,到二十世纪,更与西方法学理论相衔接与融合,从而形成具有现代意义的著作权法律观。本文拟从中国 传统文化的角度,遵循传播技术发展的历史线索,以探讨著作权观念的演变和进化。
一、朦胧的法意识:“立言”的创作动机与精神权益的追求 “无传播也就无权利”,目前已成为著作权学界的通说。东西方的知识产权法学者,大抵认为著作权是随着印刷术的采用而出现的。而据人种史学者的考证,智力作品的所有权这一概念在印刷术发明以前几百年就得到不同方式的承认,在最早的历史时期已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某种“文学产权”的思想。
在中国,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是文化史上三个重要的发展时期。“先是诸子百家争鸣于朝野。后是儒学佛道风行于社会。先进的造纸术问世,带来人类书写材料的革命;图书市场的形成,推动了信息超越时空的广泛传播。它们的次第产生,既是中国文明走向繁荣的梯航,又是中国著作权观念萌发的母土。众多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和发明家,竞相将自己的思想、感情、经验、教训、见解”书之竹帛,传遗后世子孙“,而简册、缣帛、纸张的出现和采用,则为他们的精神产品转化为物质形态并广为传播提供了重要条件。
在著书(创作)—一抄书(复制)-卖书(传播)的活动中,古代士人在其作品的财产权利 得到承认以前。已率先察觉到其所拥有的人身权利。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作品署名权利观念的朦胧。先秦诸子著书,不及言利,意在宣传自己的思想和主张,正如《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所说,在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时代,诸子“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事主”。为了表明自己的作者身份或学术派别。古代士人已注意到作品上的署名问题。他们或是在作品上署上自己的姓名或学派始祖的姓名,如们仑语》就是孔子的受业弟子和再传弟子所记叙的孔子言行录;或是直接以作者姓名或学派始祖的姓名作为作品的名称,如{老子}、《韩非子》、《孟子》等著述。这种署名方式亦为后世士人所沿袭,它不仅具有区别不同流派著作的功能,而且昭示了作者与作品之间的主客体关系。其二,作者身份权利意识的萌动。在古代士人那里,抄袭他人陈言被视为偷盗他人财产,因而受到舆论的谴责。南朝文学批评家钟嵘编撰的《诗品》中收录了诗人宝月的诗作《行路难》,曾记载:“《行路难》是东阳柴廓所造。宝月尝憩其家,会廓亡,因窃而有之。廓子赍手本出都,欲讼此事,乃厚赂止之。”唐代文学家柳宗元在《五百家注柳先生集》卷四《辩文子》中记载:“文子书十二篇。其传曰老子弟子。其辞时有若可取。其指意皆本老子。然考其书,盖驳书也。其浑而类者少。窃取他书以合之者多。凡孟管数家皆见剽窃。无论是文子剽窃孟轲、管仲之言,还是宝月抄袭柴廓之作,都是一种窃取他人精神产品的行为,因而受到古代士人的鄙夷。 古代士人这种幼稚的权利意识,为何拘泥于精神领域,而未涉及经济内容?究其原因说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古代士人著书立说,耻于言利,重在立言,其作品或立训垂教,济世救民;或胸怀抱负,托书言志;或有真知灼见,要公诸于世。《左传》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孔颖达注疏说:“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立功,谓拯厄除难,功济于时;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魏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更申言之:“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苦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可见,“立言”以垂诸史册,就成了士人追求的目标和创作的动机。
第二,古代著述的传播方式限于手抄复制,因其数量有限。尚不能严重损害作者财产权益;反之,由于手抄复制易于脱简、漏字,甚至窜改、伪托,却往往侵犯作者的精神权益。西汉刘向校勘《战国策三十三篇》,称“所校中战国策书,中书余卷,错乱相糅,莒有国别者八,篇少不足。”据《后汉书。蔡邕传》载,“邕以经藉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贻误后学。”因此,自西汉起至隋唐,历代重视典藉整理、校勘与编辑,以防“书缺简脱”、“礼坏乐崩”,从而维护了先人作品的完整性,这说明,古代士人未能提出自己的财产主张,更为专注的是精神权益的追求。
第三,中国古代虽有作品原件的出让,但一般应看作是“物”的买卖关系,而不是无形财产权的转让。自汉朝起,为人作文,往往收取一定的实物或钱币,谓为“润笔”,这是古代文人讳言功利而臆造的雅称,西汉时期陈皇后求助司马相如作《长门赋》,以求宠于君王,因而,“相如卖赋得黄金”。《隋书。郑译列传》,记载郑译所言:“出为方岳,杖策而言,不得一钱,何以润笔。”唐代诗人杜甫有诗曰:“故人南郡去。去索作碑钱。本卖文为活,翻令室倒悬”(《闻斛斯六官未归》)。这种“卖赋”作碑钱“以至”润笔“,非著作权意义上的稿酬,而是基于物的私有观念之下的物物交换,
二、权利者的抗争;文化专制的禁锢与特许令状的保护 毕升印刷术的发明,是中国人对世界文明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在法历史上。这一新技术成为新阶级(市民阶级)取得新的财产利益的工具,从而催生了近代著作权制度的萌芽。关于著作权与印刷术的关系,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表述:一是随着印刷术的出现,作品的载体-图书的生产成本降低且可以成为商品,因而为印刷商(或作者)带来收益;二是大量的复制和传播,是著作权中其他经济权利产生的基础,由此产生了法律给予特别保护的需求。
宋元以后,中国文化进入第四个发展时期。封建文化得到了高度发展。作品的传播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官府集收集、整理、编纂、利用为一身,私家合收书、校书、刻书、藏书为一体。各种书籍,不论是翻刻古人的,还是出版今人的,都开始大量出现,利益所在,刻家甚多;竞争之中,矛盾迭生,从而激发了作者、出版者的权利抗争和保护渴求。这种排他的知识财产观念。具有以下几个特点:其一,以不许翻印为内容,提出出版者独享专有权的要求。南宋中期著名史学家王称所著《东都事略》,其书牌记镌有“眉山程余人宅刊行。已申上申,不许复版”的字样,内容涉及出版者姓名、版权保留声明,授权机关,是历史上最早的版权标记。自宋元以来,书籍牌记常有“不许翻刻”、“不许重刻”、“敢有翻刻必究”、“翻刻千里必究”的字样,以至“版权所有,翻印必究”已经成为我国维护著作权的专门术语,沿用至今。其二,以寻求特许或讼争为途径,保护其专有权利的行使。据晚清著作《书林清话》记载,自宋代起,从事图书出版的“有力之家”,有呈请地方官府颁布特许令状的风气。南宋嘉熙二年(1238年)祝穆刊印《方舆胜览》,为防他人翻刻,申呈两浙转运司予以保护,其原刻本自序后有“两浙转运司录白”,云“照得雕书,合经使台申明,乞行约束。庶绝翻版之患。”这是历史最早记载的特许令状。明崇祯刻本曹士衍《道元一气》,在书前告白写道:“倘有无知利徒,影射翻刻,誓必闻之当道,借彼公案,了我因缘。”这说明,出版者已有相当强烈的著作权观念和司法保护意识。其三,以维护作者声誉、读者利益为目的,呼吁尊重作品的完整权。与财产利益的主张相呼应,精神权益的追求也得到进一步扩张。宋司马光在《记历年图后》说,其著作《历年图》原稿,“杂乱无法,聊以私便于讨论”,本不敢公开发表,不期他人摹刻,多有谬误,“今此浅陋之书即不可掩,因刊正使复其旧而归之。”(《司马文正公传家集》)为了维护其声誉和利益,司马光只好自己出资刊印,以便纠正前书之误。元陈棠在《古今韵会举要》原刻本的牌记中称。该书共30卷,“今缔诸梓,三复雠校,并无伪误”。“窃恐嗜利之徒,改换名目,节略翻刻,纤毫争差,致误学者。”(《书林清话》)这里,书籍牌记不但注意维护自身的著作权利益,而且顾及到创作者、传播者、使用者三者之间的关系了。
一般认为,专有出版的权利要求是近代著作权观念的先声,特许权制度的存在与著作权制度的产生具有历史的连接意义。中国早在12世纪就出现的著作权思想萌芽,缘何遭到历史岁月的湮没,无法结出作者个人权利的果实?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不许复版”,虽是作者、出版者呈请特许保护的权利主张;而“犹禁擅镌”也是封建文。化专制的禁锢手段。历代封建王朝厉行文化钳制政策,禁书毁版,对官刻本民间不得私印,对违禁书坊间不得自流。这种以思想禁锢为目的的“犹禁擅镌”,具有强烈的反著作权思想色彩。思想自由的文化政策、活字印刷的传播技术、精神产品的商品化是近代著作权制度产生的基础。而压制言论自由,禁止新思想传播。只是一种封建图书审查制度,与作者的权利毫无关系。
再次,“不许复版”,虽是权利人为赢得专有权而进行的抗争,但取得特许仅是个别的历史现象。诚如《书林清话》所云:“当时一二私家刻书,陈乞地方有司禁约书坊翻版,并非载在令甲,人人之所必遵。特有力之家,声气广通,可以得行其志耳。”由此可见,这种专有出版权的保护并未制度化,特许令状仅是个别保护、局部保护,是一种官府的行政庇护。由于中国封建法制的滞后,“翻印必究”的权利主张在很大的程度上只是装饰牌记的空文。
最后,“不许复版”特许令状的主要受益者是出版者,而作者权益仅受到间接的保护。从权利主张的内容来看,出版者考虑的多是印书之利,而创作者更为专注的似为文章之誉。《书林清话》记载,宋代国子监关于《丛桂毛诗集解》禁止翻版的“公据”,曾述及作者“刻志穷经,平生精力毕于此书”,恐他人盗印“窜易首尾。增损音义”,从而违反作者原意,造成作者“明经之玷”。这里仅顾及作者名誉,而未涉及作者的财产利益。所谓“君子不言利”,“罪莫大于多欲”:“立言后世”教化为先“;传统的道德思想阻碍作者主张自己的财产和人身的双重利益,因而无法奏出权利要求的最强音。1709年的英国{安娜法令》之所以被公认为是具有现代意义的著作权法,其主要原因在于该法将权利主体从印刷商扩大到包括作者、印刷商在内的一切著作权所有人。
而在封建中国,作者却未能形成一个独立的利益群体,最终成为这种知识财产权利的享有者。
三、走出铁幕;西方著作权观念的传人和中国启蒙思想家的呐喊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国文化随之进入一个新的变革时期。西方经济、科技、文化的侵入,极大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出版、文化事业的生前繁荣,为中国著作权观念的发育和制度的诞生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其一,新式印刷业的产生与发展。我国活字印刷术传入欧洲后,被广泛使用并很快得到改进。西方人结合他们的文字特点和机器工业,将印刷业改造成一项与文化事业密切相关的产业。自19世纪初年,西方机械印刷业传入我国,逐渐取代传统的雕版印刷术。至20世纪初付,国内重要商埠如上海、汉口、天律等地的印刷业已演变成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工业企业。其二,新式出版业的崛起与繁荣。在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激荡之下,报纸、杂志和书籍出版机构相继出现。其中,商务印书馆和文明书局是当时出版业的巨擘。此外,还出现了一些大报馆,如申报馆、时报馆、新闻报馆等,对促进出版业的发展也有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