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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一、引言受贿罪是我国刑法中规定的犯罪行为之一，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
近年来，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不断推进，受贿罪案件的数量和涉案金额逐年上升，严重损害了国家工作人员的形象，破坏了社会公平正义。
本文将以一起受贿罪案件为例，对受贿罪的法律适用进行深入分析，以期对相关法律问题的解决提供参考。
二、案件事实2019年，某市原副市长王某因涉嫌受贿罪被依法逮捕。
经查，王某在担任副市长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贿赂共计人民币500万元。
王某收受贿赂后，为他人谋取利益，涉及土地审批、项目招标等多个领域。
在案发后，王某对自己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
三、法律适用分析（一）受贿罪的构成要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的规定，受贿罪的构成要件包括：1. 犯罪主体：国家工作人员。
2. 犯罪客体：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
3. 犯罪客观方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
4. 犯罪主观方面：故意。
在本案中，王某作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贿赂，为他人谋取利益，符合受贿罪的构成要件。
（二）受贿罪的定罪量刑1. 定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的规定，王某的行为构成受贿罪。
2. 量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六条的规定，受贿罪的刑罚分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在本案中，王某受贿数额巨大，且涉及多个领域，属于情节严重，依法应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三）从重处罚情节1. 王某受贿数额巨大，且涉及多个领域，属于情节严重。
2. 王某受贿后，为他人谋取利益，损害了国家工作人员的形象，破坏了社会公平正义。
3. 王某在案发后，对自己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但不足以从轻处罚。
案例分析一、案例概述刘某，原A区国土资源执法监察队队长、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委员会A区分局某国土资源管理所所长。
2016年6月至2018年7月间，被调查人刘某利用职务便利，通过本人和国家工作人员王某职务上的行为，为商人李某位于A区区域内的违法建设处理提供帮助，非法收受违建主体李某给予的贿赂款共计人民币10万元。
被调查人刘某将其中的5万元送给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委员会执法总队原副总队长王某（另案处理），剩余的5万元被刘某个人实际占有。
二、情景讨论（一）李某知道刘某将5万元贿赂款交给了王某，且王某对刘某获取5万元贿赂款的行为知情。
1、刘某构成受贿罪共犯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
我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
”根据行为人刘某的行为方式：在李某事先已知晓刘某将贿赂款中的5万元交给王某的情况下，且王某也知道刘某截留了5万元，说明刘某具有收受贿赂的主观故意，且客观上实行了收受贿赂的不法行为，但同时刘某认为自己的职务和权力不足以为行贿人李某谋取全部利益，因此，将受贿款5万元转送给自己的同事王某，请求王某为李某谋取利益。
属于受贿罪中的“斡旋受贿”情形，斡旋受贿的行为特征包括：第一，刘某利用本人职务上形成的便利条件；第二，刘某为请托人李某谋取不正当利益；第三，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王某的行为，为李某谋取不正当利益；第四，刘某自己收受贿赂。
而王某知晓刘某和自己的受贿款的分配，也明知此笔款项的用途是收买自身权力的廉洁性，进而积极参与到受贿行为中，主观上与刘某有意思联络，具有承继共同犯罪的认识和意志，客观不法性阶层和主观有责性阶层的要件全部具备。
李某对刘某和王某的不法行为明确知晓和认可，因此，王某、刘某构成受贿罪的共犯，王某也是承继的共犯。
2、对于犯罪数额的认定根据《两高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受贿罪的立案标准是收受贿赂数额达到三万元以上。
浅析受贿罪产生的原因及其预防措施摘要：在现代社会迅速发展的今天，人们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受贿犯罪行为越来越普遍，国家工作人员为了自身利益不顾国家法律的规定，接受他人的“赠与”，受贿之风盛行，一方面给国家与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一方面严重地败坏国家机关的声誉和公职人员的廉洁性。
预防受贿犯罪的措施是：立法上完善对受贿罪的规定；加强侦查机构建设；对贿赂犯罪依法审判，严格惩处；完善执法监督制度。
关键词：受贿罪；产生的原因；预防措施受贿罪以权钱交易为其核心内容，它通过影响或操纵手中的公共权力来达到个人目的、获取私人利益、满足个人欲望，它是权力腐败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
我国刑法中规定的贿赂犯罪包括受贿罪、单位受贿罪、行贿罪、对单位行贿罪、单位行贿罪、介绍贿赂罪，打击预防贿赂犯罪并遏制其孳生、蔓延是当前开展反腐败斗争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推进依法治国，促进经济建设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一、受贿罪的概念及其特点何为受贿罪？我国《刑法》第385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论处。
”第388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以受贿论处。
”回顾中国历史，各个朝代都有腐败，特别是受贿的犯罪行为。
受贿罪在不同的时期有其不一样的特点，当前我国的受贿罪存在以下特点。
1.由权钱交易向权权交易、权钱交易共同发展受贿罪最本质的特征就是获取不法利益，主要包括政治上的、经济上的等。
在受贿关系中，一方拥有权力，一方拥有金钱。
受贿者手中拥有权力，这种权力能够产生巨大的物质利益，受贿者根据对方报出的价格决定是否“交易”这种权力，而行贿者为了获取这种利益，不惜花钱，或者利用手中权力为其谋取利益来换取受贿者的权力，这使得本该用于维护国家正常秩序的权力偏离其正常轨道，成为“市场上的商品”。
第二十二章贪污贿赂罪贪污贿赂罪，是指贪污、挪用、私分公共财物、索取、收受贿赂，或者以国家工作人员、国有单位为对象进行贿赂，破坏公务活动的廉洁性，情节严重的行为。
第一节贪污犯罪一、贪污罪(一)贪污罪的犯罪构成贪污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
1．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即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和公共财产权。
贪污的对象是公共财产。
所谓“公共财产”是指刑法第91条规定的下列财产：(1)国有财产；(2)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3)用于扶贫和其他公益事业的社会捐助或者专项基金的财产；(4)在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集体企业和人民团体管理、使用或者运输中的私人财产，以公共财产论。
2．客观方面表现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
所谓“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利用职务范围内的权力和地位形成的有利条件，具体表现为主管、保管、出纳、经手等便利条件；所谓“侵吞”，是指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自己控制之下的公共财物非法据为己有；所谓“窃取”，是指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自己合法主管、管理、经手的公共财物，以秘密窃取的方法据为己有的行为，即通常所说的监守自盗；所谓“骗取”，是指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欺骗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所谓“其他手段”，是指侵吞、窃取、骗取以外的其他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
3．犯罪主体是特殊主体，专指国家工作人员，即刑法第93条规定的人员：(1)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包括中国共产党的各级机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各级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2)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国有公司”是指公司财产属于国家所有的公司以及国家控股的股份有限公司；“国有企业”是指财产属于国家所有的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企业；“国有事业单位”是指国家投资兴办管理的科研、教育、文化、卫生、体育、新闻、广播、出版等单位；“人民团体”是指各民主党派、各级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众性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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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我国新型受贿行为的司法困境及解决途径随着社会和经济的高速发展，受贿罪的方式和手段发生了新的变化，往往在经济民事行为社会交往的掩护下更加不易被察觉，被称为“新型受贿违纪、反贼案件”。
2007年7月，“两高”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处理意见》（下文简称《意见》），对七种新型受贿罪的法律使用问题规定了处理意见，其目的是对层出不穷的新型受贿手段给予有效的打击。
虽然《意见》对新型受贿罪进行了归类和具体的处理规定，但是个别条文存在缺陷，使得刑事解释工作受到阻碍，不利于有效打击犯罪。
在立法方面，《意见》中的几个条文存在模糊不清、画蛇添足、不合理规定等缺陷，这使得刑法解释技术受到极大的阻碍，需要通过填补漏洞、严密法律条文，制定《惩治贪污贿赂法》等工作对其进行弥补。
本文仅就《意见》带来的司法困境及其解决途径进行探讨。
一、《意见》带来的司法困境（一）当前受贿罪的犯罪对象能否包括非财产性利益此类犯罪行为在当今社会屡见不鲜，影响极深，亟待解决。
它是指行为人通过为他人谋利，利用职务之便索取或非法收受非财产性利益的行为。
主要非财产性利益包括安排工作、安排领导职务等。
在理论界，对非财产性利益是否应纳入受贿罪对象存在不同的意见。
但在司法工作中应对此严格规定，即犯罪对象只能是财物，这符合罪刑法定原则，也利于严格执法。
因此，笔者认为非财产性利益不能成为受贿犯罪对象。
但笔者同时认为，行为人的收受非财产性利益的行为也应该受到相应的惩处，应遵循罪刑法定原则，通过相应罪名进行处理。
与此同时，法律专家和司法工作者应对此进行深入研究，不断完善理论研究，使之服务于不断变化的司法实践，帮助司法工作做到有法可依。
目前非财产性利益普遍存在，若不及时进行明确的规定和处罚则会给社会带来极大的隐患，因此应及早完善处理办法来实现罪责刑的适应。
受贿罪定罪量刑若干问题研究受贿罪是我国打击腐败的重要法律工具之一，但在定罪量刑方面却存在着一些争议。
本文将对受贿罪的定罪量刑问题进行探讨，并结合案例进行分析。
一、定罪量刑的标准根据《刑法》规定，受贿罪是指向行使职权的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或者利用职权受贿的行为。
根据行贿或受贿的数额大小，可以分为数额较大、数额巨大和数额特别巨大三个档次，其最高刑罚分别为有期徒刑十年以上、无期徒刑和死刑。
在定罪量刑时，需要考虑以下因素：1.数额大小：数额较大、数额巨大和数额特别巨大的划分点是不同的，而这三个档次的判决标准也会有所不同；2.行为人的主观恶性：行贿或受贿的目的和手段，是否具有非法占有、非法利益交换等恶劣情节；3.社会危害程度：受贿行为对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的损害程度。
二、案例分析1.李华贪污案李华是某个城市的市长，他利用职权收受了多名企业老板的贿赂，每人为其贿赂了100万，涉案金额共计数百万元，李华赚取非法所得逾千万元。
最终，他因涉嫌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该案中，涉案金额较大，李华严重违反了职业道德和法律法规，且其贪污行为对经济、政治和社会带来了严重危害，因此，最终判处无期徒刑的刑罚是符合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的。
2.张某行贿案张某是某企业老板，他为了获取政府项目的合同，向某政府官员行贿200万元。
最终，他因涉嫌行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在这个案例中，张某为了谋取非法利益，采取了不正当的手段，并大量占用财政和社会资源，其行为对经济和社会带来了负面影响，因此，最终的判决符合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
3.王某受贿案王某是某银行行长，他利用职权收受企业老板的贿赂，一次性金额为200万元。
最终，他因涉嫌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
在这个案例中，贿赂金额虽然达到了“数额较大”的标准，但相对于李华案或者其他曾被定罪的受贿案件来说，罪行属于轻度，从判决结果来看，判决比较温和，也反映出一定的司法公正。
三、结论在受贿罪定罪量刑方面，应该充分考虑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程度，不仅仅只是依据数额大小来量刑。
受贿罪的认定标准探讨[摘要]文章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指导性案例之一——潘玉梅、陈宁受贿案为例，通过对该案的分析，结合两高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阐述受贿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及其认定标准，其中重点是受贿罪的客观方面、受贿罪的主体以及罪与非罪的界限。
此外，对于新型的受贿案件，司法实践中应当认清受贿罪权钱交易的本质，把握其裁判要点。
[关键词]受贿罪；犯罪构成；认定标准；潘玉梅受贿案一、概述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四起指导性案例，用于指导司法实践。
本文所分析的是指导案例3号潘玉梅、陈宁受贿案。
不同于英美法系国家的判例法传统，我国审判机关一直严格按照现行法律规定，结合案件事实裁判。
因此，此次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指导性案例，乃是向判例法国家借鉴先进经验的首次尝试，对我国司法实践的改革具有重大意义。
指导性案例经严格的程序要求精挑细选而产生，其所确定的裁判要点对法院审判类似案件具有指导作用。
因此，对指导性案例所蕴含的裁判规则、所阐释的法理需要准确认识和把握。
此外，随着犯罪经验的积累和日益丰富，贿赂犯罪行为人开始改变犯罪形式、增加犯罪行为的隐蔽性、伪装性，①规避法律制裁的变相贿赂行为越来越多，因此，认定受贿罪必须把握其权钱交易的本质，抓住裁判要点。
鉴于此，本文试图分析潘玉梅、陈宁受贿案，以期掌握指导性案例的精髓，运用于司法实践。
二、案例介绍2003年，潘玉梅、陈宁分别利用担任南京市栖霞区迈皋桥街道工委书记、迈皋桥办事处主任的职务便利，为南京某房地产公司总经理陈某在迈皋桥创业园区低价获取100亩土地等提供帮助，随后分别以其亲属名义与陈某共同注册成立多贺公司，以“开发”上述土地。
潘、陈未实际出资，也未参与公司经营管理。
2004年6月，陈某以多贺公司的名义将该公司及其土地转让出去，潘、陈以参与利润分配名义，分别收受陈某给予的480万元。
2007年3月，陈宁因潘玉梅被调查，在美国出差期间安排其驾驶员退给陈某80万元。
贪污贿赂犯罪(上)：贪污罪、挪用公款罪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受贿罪都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实施的职务犯罪。
贪污罪的本质是化公为私，挪用公款罪的本质是公款私用，受贿罪的本质是钱权交易。
注意贪污罪与(职务)侵占罪、挪用公款罪与挪用资金罪、受贿罪与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区分。
一、贪污罪（一）贪污罪真正的身份犯：国家工作人员1.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或是上述机关单位委派到其他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
2.协助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的村民委员会等基层组织人员。
3.通过伪造国家机关公文、证件担任国家工作人员的人（伪造国家机关公文、证件罪和贪污罪不具牵连关系，应并罚）。
4.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属于国家工作人员。
5.与国家工作人员共同贪污的，以共犯论处。
（二）贪污罪必须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利用职务上主管、管理、经营、经手公共财物的权力及方便条件。
包括利用本人职务，也包括利用有隶属关系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便利。
利用与职务无关仅因工作关系熟悉作案环境或易于接近作案目标、凭工作人员身份容易进入某些单位等方便条件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不成立贪污罪。
只有当国家工作人员现实地对公共财物享有支配权、决定权，或者对具体支配财物的人员处于领导、指示、支配地位，进而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的才成立贪污罪。
（三）贪污罪必须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1.“侵吞”即侵占，将自己因为职务而占有管理的公共财物据为己有或者使第三人所有，包括事实上的与法律上的处分。
侵吞这种方式不要求再额外地利用职务便利，只要拥有事先占有财物的地位即可。
国家工作人员在国内公务活动或者对外交往中接受礼物，依照国家规定应当交公而不交公，数额较大的，成立侵吞型的贪污罪。
2.“窃取”只有当行为人与他人共同占有公共财物时，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窃取该财物的，才属于贪污罪中的窃取。
浅谈受贿罪的犯罪对象(一)
论文关键词：受贿罪犯罪对象非财产性利益
论文摘要：目前学界对于受贿罪犯罪对象的范围界定上，主要有三种观点：一、认为受贿的对象应该严格限定在“财物”；二、认为受贿的对象还应该包括“物质性利益”；三、认为受贿的对象不但包括“财物”、“物质性利益”，还包括“非物质性利益”。
文章分别对上述三种观点进行了剖析，并认为不能简单地判断是否将物质利益和非物质利益作为受贿罪对象，而应该结合各种因素综合分析，并且对于司法实践中常见的几种新型行受贿行为进行了界定。
按照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受贿的对象仅限于财物。
刑法修改时及在司法实践中，一些专家和一线办案人员对此有争议。
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受贿的对象应该严格限定在“财物”；第二种观点认为，受贿的对象还应该包括“物质性利益”；第三种观点认为，受贿的对象不但包括“财物”、“物质性利益”，还包括“非物质性利益”。
我们先来看这三种观点的理由。
(1)关于“财物”。
认为贿赂应限定为金钱和物品，即财物，其理由主要是：第一，从历史看，我国自古以来，贿赂均指财物，据《说文解字》一书的解释，“赇，以财物枉法相谢也。
”“赇”即指贿赂，也就是以财物相酬谢。
《唐律》规定：“诸受人财而为请求者，监临势要，准枉法论。
”当时把贿赂的内容限定于财物，而没有把非物质性利益作为贿赂的外延。
第二，198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明确规定，贿赂仅指财物，因此扩大贿赂的范围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第三，根据上述补充规定的规定，对受贿罪是按贪污罪的法定刑处罚，而贪污罪是以贪污财物的数额大小作为量刑的标准的，如果把财物以外的非法利益也看作贿赂，司法机关就难以掌握定罪量刑的标准。
第四，如果贿赂不限于财物，当公务员与公务员之间，各自利用职务便利为对方谋取其他不正当利益时，将无法认定谁是行贿者谁是受贿者。
第五，扩大贿赂的范围，将会使受贿罪成为“大口袋”，什么都往里装，把国家工作人员的一般违法乱纪行为或其他犯罪行为，统统当作受贿罪，这势必扩大了受贿罪范围，混淆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
(2)关于“财产性利益”。
认为贿赂是指财物以及诸如定债权、提供劳务或者担保、降低利息、提供住房、安排旅游、提供吃请等可以用金钱计算的物质利益。
其理由是，第一，虽然以财物为贿赂是我国历史上的传统观点，但是，传统的观点也是要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改变，在今天，不能拘泥于传统观点而放弃对一部分受贿行为的惩罚。
第二，改革开放以来，以财产性利益贿赂国家工作人员的现象大量存在，其危害性与以财物为贿赂并无本质区别，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第三，受贿罪侵害的客体是国家的正常管理秩序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其危害程度主要取决于对国家机关正常活动和信誉以及国家、集体、公民利益的损害程度，至于贿赂的数量，不能在主要方面反映受贿行为的整个社会危害程度。
(3)关于“非财产性利益”。
认为贿赂应指财物和其他利益，包括非物质性利益，如解决住房、迁移户口、调动工作、招工招干、提拔职务、出国留学等等，甚至包括性服务。
因为这些使公务人员获得用钱财买不到或难以买到的实际利益，具有诱惑力往往甚于财物。
对于这三种观点，一些学者纷纷提出不同的看法。
如学者王俊平、李山河在《受贿罪研究》一书中认为，按照罪刑法定的原则非物质性利益不能定为贿赂，而财物的收受方式应该从物质性利益中剥离出来，那些可以用金钱加以衡量、在现行立法构架下对行为人能够定罪量刑的，都可以成为受贿罪的犯罪对象。
该书还对不动产、无体物、人体器官、伪劣商品、违禁品等能否成为受贿对象进行了探讨。
认为不动产的使用权不能成为受贿对象，无体物(煤气、电能等)、人体器官、伪劣商品、违禁品等均可成为受贿对象，但未提出折算受贿金额的方法。
杨兴国也有“要把收受财物的不同形式与收受财产性利益区分开来”的观点，但他同时认为，笼统地将可以用货币计算的财产性利益视为受贿罪的对象不一定有助于反腐倡廉。
就我国当前贿赂犯罪现状看，形势还比较严峻，如果在实践中能把那些收受财物的受贿分子都绳
之以法，应该可以令人欣慰了，过分扩大受贿罪的对象不利于司法机关集中精力打击现实存在的严重犯罪。
同时认为不动产的使用权不能作为受贿罪的对象。
熊选国也认为，受贿罪对象应限于财物，不宜扩大。
但认为应扩大受贿罪对象的学者也不少。
如，何承斌认为，财物要作适当的扩大解释，不仅指有形的可以用金钱估价的物品，还应包括其他物质性利益。
安斌认为，目前按财物说制定的条文中，将财产性利益和非财产性利益的不正当利益排除在贿赂的范围之外，这有违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容易引起罪刑关系的不相协调，同时，对贿赂范围作过于狭窄的理解，不利于中国刑法国际化进程的加快。
另外，过分拘泥于贿赂范围的现行立法规定，将有碍于刑事立法技术和司法人员执法水平的提高。
他建议在将贿赂范围扩大规定为包括财产性利益和不正当的非财产性利益的同时，以列举的方式规定影响受贿罪的社会危害实质和程度的各种情节，将受贿数额与受贿情节两者有机结合起来，综合分析考察，以准确定罪量刑。
1]2001年的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有代表提出议案，在刑法中增加“非财物贿赂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