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对我国行刑社会化的思考一、行刑社会化：刑罚发展史的逻辑结论激励手段系统功效下降的基本原因是因为罪犯的需要结构发生了变化-追求自由的需要，包括尽早离开监狱和扩大监狱内活动空间的需要，成了罪犯最突出的需要。
湖北省监狱管理局曾组织过一次6000名罪犯的问卷调查。
为保证调查反映情况的真实性，他们采取了两条措施：一是调查对象合理分布。
他们对从事工业生产和从事农业生产的、刑期长的和刑期短的、来自城镇和来自农村的在押犯按比例抽样调查；二是答卷不记名。
问卷调查设计了十项内容：争取减刑、干部公正、家庭、时事政治、身体健康、百分考核、改善生活、子女、电视电影、三课学习。
调查的结果是：有55.55％的罪犯把争取减刑列为第一关注目标。
（注：参见刘声祥：《从罪犯最关心的问题引出的思考》，载《中国监狱学刊》1996年第6期。
）这就是说，罪犯追求的自由需要在罪犯的需要结构中更加突出。
改革开放前，虽然罪犯追求自由的需要在罪犯需要结构中也较突出，但远不能与现在相提并论。
改革开放前，很多罪犯是希望狱内生活好一点、影视多一点、劳动轻松一点，并且这种需要在罪犯需要结构中占重要地位。
罪犯追求自由需要的突出，在罪犯需要结构中的升位，是市场经济社会个人自由价值升位在狱内的反映。
在市场经济社会，个人的独立与自由是市场自由竞争的基础，个人自由的价值空前突现出来。
开放后监狱系统实施的重要改革措施之一。
几年来的经验证明，这种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
分级处遇的实施大大激发了罪犯的改造积极性，应当加以完善与发展。
然而，目前分级处遇的不足之处也较明显。
分级处遇管理中突出的问题是处遇差拉不开。
根据司法部监狱管理局1991年提出的《对罪犯实施分押、分管、分教的试行意见》，处遇设置的构架是：宽管罪犯在监活动范围可以适当放宽，外出劳动可以不实行武装看押；通信会见次数可以适当增多，时间可以适当延长；管理可以适当放宽；会见的设施、条件可以好一些，有条件的单位可以批准配偶来监同居。
从社会治理思想的变迁看刑罚执行的社会化从古代社会到现代社会，人们对于社会治理的思想不断发展和演变，这也影响到了刑罚执行的方式和理念。
刑罚执行的社会化是指将刑罚的执行由国家权力转移到社会力量，通过社会各方的参与和协助来完成刑罚的执行。
这种变迁反映了社会治理思想的变化和不断创新，也体现了社会各方对于刑罚执行的责任和担当。
在古代社会，刑罚执行主要由国家权力来完成。
古代社会没有现代专业化的刑罚执行机构，刑罚的执行通常由国家官员或者特定职能人员负责。
刑罚执行的目的主要是维护国家的统治和社会的秩序，而对于被刑罚的个体而言，他们通常只是被视为违法犯罪的对象，没有太多的参与和话语权。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人们开始对刑罚执行进行思考和反思。
社会治理思想逐渐强调人权和人的尊严，对于刑罚的执行开始要求合理、公正和人道。
这种思想变化对刑罚执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在古代社会，有些刑罚执行方式残酷无比，如斩首、酷刑等，对于被刑罚的个体来说，身体和精神都遭受了巨大的痛苦。
而在现代社会，刑罚执行方式更加注重体面和尊严，如使用注射或电击等方式进行执行，减少了被刑罚的个体的痛苦和煎熬。
在现代社会，社会治理思想进一步提出了公众参与的理念，这也对刑罚执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社会治理不再是国家权力的软硬两手，而更多地是通过社会各方的参与和协助来完成刑罚的执行。
公众参与包括被刑罚的个体、刑罚执行机构、刑罚执行监督机构、社区组织、学术界和媒体等。
他们可以通过参与刑罚执行监督、提供帮助和支持等方式，促进刑罚执行的公正、透明和有效。
一些国家和地区实施的社区矫正制度，通过社区组织的参与来帮助被刑罚的个体重新融入社会，减少再犯率，提高刑罚执行的效果。
信息技术的发展也为刑罚执行的社会化提供了新的可能。
互联网的兴起，使得信息的获取和传播更加方便和快捷。
人们可以通过互联网了解到刑罚执行的情况，对于刑罚的合理性和公正性进行监督和评判。
互联网也为刑罚执行机构提供了宣传和公示的平台，加强了刑罚执行的透明度和公开性。
Legal Sys t em A nd Soci et yf叁垒j圭塾金三!!!兰!竺里型童鎏鎏!——匪婴圜—■行羽社会化与社会控制——对中国行刑社会化改革的路径分析朱虹潘摘要本文梳理了行刑社会化的概念以及其理论基础，并提出行刑社会化应该把加强综合的社会控制作为其前提，并在分析了现阶段我国社会控制方面的困局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具体的修正旧有社会控制方式和开发新的社会控制方式的方案。
关键词行刑社会化社会控制社会责任论中图分类号：D92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0)10一187-02行刑社会化即把行刑放在一个开放的社会环境中进行，使社会各方面力量加入到对罪犯的矫正中，其核心在于把行刑作为一种人格重塑的过程，在行刑的过程中加强社会因素的影响，使服刑人员和社会不断地进行信息的交流，修复其不适应社会的犯罪人格，使之最终能形成正常的能够顺应社会生活的人格，这个过程需要一个良性社会结构中各种与服刑人员相关的社会关系都充分的发挥作用。
从制度保障方面来看，行刑社会化主要是指行刑过程中的开放式处遇，包括中途之家、半自由刑、社区刑、劳役刑等。
行刑社会化的刑法学理沦探讨，源于近代学派。
他们深入的研究犯罪的原因，其中包括人类学派重点研究犯罪的生物学原因和社会学派重点研究犯罪的社会原因。
刑事实证学派主张意思必致论，强调原因与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
在责任领域近代学派主张基于意思必致的社会责任论。
社会责任论，认为犯罪人之所以要承担刑事责任，不足由于道义上对他们应该加以谴责，而是为了防卫社会的需要。
刑罚成为了在相关的自然科学技术的指引下对罪犯进行改造教育重塑其人格的活动。
人格性理学认为人格指在遗传基础上，通过后天与外界的信息交流，最终形成的相剥谛急定的和独特的心理行为模式。
行为是心理活动的一种外化，而心理活动最终要受制于心理行为的模式，所以遏制犯罪和矫正罪犯，要从心理行为模式入手。
人的人格的形成主要是遗传、环境、教育等因素的综合作用的结果。
监狱制度与社会再融合合作与协调的路径在当代社会中，监狱制度与社会再融合的合作与协调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监狱制度作为社会法律的一部分，其目的是维护社会秩序和保护公民的安全。
然而，在实际操作中，监狱制度与社会的融合程度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和挑战。
因此，为了实现监狱制度与社会的良好合作与协调，需要探索一条适合的路径。
首先，要强化监狱制度与社会的沟通和协作机制。
监狱作为一个独立于社会的特殊机构，其运作和管理需要与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参与相结合。
监狱管理者应建立健全的沟通渠道，与社会中的相关部门和组织进行紧密联系，共同制定和推进监狱制度的发展和改革。
同时，监狱也应主动与犯罪后的个人和家庭进行沟通，了解他们的需求和问题，为他们提供必要的帮助和支持，促进其社会再融合。
其次，要加强监狱系统内部的职业培训与能力提升。
监狱工作涉及到很多专业知识和技能，需要有一支高素质的专业队伍来进行管理和运作。
因此，监狱管理部门应提供良好的培训机制，对监狱工作人员进行系统的培训和教育，提高他们的专业素养和技能水平。
同时，监狱也要积极引进和吸纳社会上的专业人才，为监狱制度的完善和改进提供技术支持和专业建议。
第三，要注重监狱制度与社会公众的互动与参与。
监狱制度的运作不应仅仅局限于监狱内部，而应将社会公众纳入其中。
监狱管理者应主动向社会公众宣传监狱制度的作用和意义，并邀请社会各界人士参观监狱，了解其运作和管理情况。
此外，监狱也可以组织一些社会公益活动，邀请犯罪后的个人和家庭参与其中，促进他们积极融入社会。
第四，要加强社会对犯罪后个人的关爱和支持。
监狱制度与社会再融合的关键在于对犯罪后的个人进行有效的帮助和重建。
监狱应提供必要的教育和职业培训，帮助他们掌握一定的技能和知识，提高他们的就业竞争力。
同时，社会也应为犯罪后的个人提供更多的机会和平等的待遇，避免二次伤害和歧视。
只有这样，犯罪后的个人才能真正融入社会，成为有益于社会的一员。
最后，要建立健全的监狱制度评估和监督机制。
以建筑与城市更新语言辨析当代监狱社会空间及建筑问题当代社会中，监狱建筑和城市更新成为了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
监狱作为社会中的一部分，其空间和建筑设计直接关系到囚犯的生活情况和社会治安的稳定。
随着城市更新的不断发展，关于监狱社会空间和建筑的问题也愈发引发了公众的关注和思考。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就当代监狱社会空间及建筑问题展开研究，探讨其与城市更新的关联，以及对于未来的发展趋势做出一些思考和展望。
监狱建筑的问题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方面。
作为社会空间的载体，监狱建筑的设计和规划更需要符合人性化的原则。
囚犯作为失去自由的一部分，其在监狱的生活质量直接关系到其后续的社会复员和再就业问题。
监狱建筑的设计要能够满足囚犯的基本生活需求，提供一个相对舒适和安全的居住环境。
在建筑的材料和结构选择上，也需要考虑到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的因素，以减少对自然环境的影响。
在城市更新的过程中，监狱建筑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和机遇。
城市更新将原有的土地资源进行重新规划和利用，监狱建筑作为城市中的一部分，也需要适应新的城市发展规划。
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将监狱建筑与周边的社区环境相协调、相融合，成为了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城市更新也为监狱建筑的功能升级和再利用提供了新的可能。
在更新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探索将监狱建筑转化为娱乐、文化、教育等公共设施，为城市的发展增添新的活力和魅力。
在未来的发展中，我们需要继续关注监狱社会空间及建筑的问题，并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我们需要发展出一套符合当代人文关怀的监狱社会空间与建筑的设计理念和技术体系。
这要求设计师在设计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囚犯的生活需求和个性特点，切实提高监狱社会空间的人性化和功能性。
我们需要促进监狱社会空间与城市环境的有机结合。
在城市更新的过程中，监狱建筑应当被纳入到城市规划的整体考量中，实现与周边环境的和谐共生。
我们也需要创新监狱建筑的功能和使用方式，将其转化为城市的新文化地标和公共服务设施。
通过这一系列的努力，我们可以使监狱社会空间和建筑成为城市更新的一部分，为城市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作出积极的贡献。
对我国行刑社会化的思考一、行刑社会化：刑罚发展史的逻辑结论刑罚运动有其内在的规律，其基本趋势是刑罚由重趋缓。
我国刑法学家蔡枢衡先生指出：“反映于上层建筑，刑罚史也经历了五帝时代以死刑为中心的刑罚体系、三王时代以肉刑为中心的刑罚体系，隋唐至清以徒流体刑为中心的刑罚体系和清末以后以自由刑为中心的刑罚体系等四个刑罚体系。
”（注：蔡枢衡：《中国刑法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页。
）日本学者福田平、大冢仁认为：“刑罚的历史，本来就是人的历史，这里记录着人生观的变化。
迄至19世纪曾经占领刑罚宝座的身体刑和死刑，逐渐被自由刑所替代。
”（注：（日）福田平、大冢仁著，李乔等译：《日本刑法总论讲义》，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06页。
）学者们认为，自由刑是作为死刑与身体刑的代替刑走向刑罚体系宝座的。
在以死刑与身体刑为中心的社会里，定罪与量刑的特点是罪刑擅断、刑罚残酷与刑罚适用不平等，刑罚目的是威慑社会，因此，滥施刑罚现象极为严重。
恩格斯曾对血腥残酷的《加洛林纳法典》进行过无情的揭露：“加洛林纳法典中的各章论到‘割耳’、‘割鼻’、‘挖眼’、‘断指断手’、‘斩首’、‘车裂’、‘火焚’、‘夹火钳’、‘四马分尸’等等，其中没有一项不被尊贵的老爷和保护人随一时高兴就用在农民身上。
”（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97页。
）在中国，先有黥、劓、fèi＠①、宫、大辟等旧五刑，后有笞、杖、徒、流、死等新五刑。
文艺复兴后，随着资本主义自由、平等、人道观念的深入人心，人们日渐认识到死刑、肉刑的残酷性、野蛮性，从而要求限制或废除死刑、废除身体刑，并提出了刑罚人道、罪刑相当和罪刑法定的刑法原则。
正是在这种情况之下，自由刑适时登上了历史舞台，且迅速成为刑罚体系的主角。
自由刑具有可分性、伸缩性、隔离性等特点，因此，自由刑曾被予以很高的评价。
报应刑论者认为，自由刑具有隔离性，能够实现刑罚的威慑目的；具有可分性，能够充分体现罪刑相适应原则，体现刑法公正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监狱工作的进步与转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监狱工作的进步与转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各项事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伴随着我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中国监狱工作也经历着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逐步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
笔者从事监狱工作近30年，深深感受到作为我国专门的刑罚执行机关，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和发展，监狱工作在行刑理念、行刑制度、体制机制和运行方式等方面已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这些变化和发展从一个侧面彰显了历史的进步和发展，也反映了我们党执政理念的创新与发展，因此有必要做一个系统的总结。
笔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监狱工作的发展与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依法治监”的转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监狱工作的指导思想由过去的“以阶段斗争为纲”逐步转变为依法治监。
期间，经历了两次大的历史性转变。
第一次是以l981年8月召开的全国第八次劳改工作会议为标志，开始摒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指导思想。
主要表现在：此前，对罪犯一味强调要“加强专政意识，并把专政意识与惩罚意识混为一谈，似乎对犯人越严厉越革命，只许他们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有人甚至不加区分把罪犯都看作‘专政对象’；对监管人员则经常强调‘对敌斗争意识’和‘专政意识’。
……，把罪犯中出现的问题不加分析地都看做是‘阶级斗争的反映’；片面强调‘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搞有罪推定；对犯人中的申诉一律认为是‘抗拒改造”；更有甚者，“一九五七年以后，在‘左’的指导思想影响下，对犯人劳教人员和刑满留场(厂)就业人员不加区别，都按专政对象看待”。
“八劳”会议针对当时监狱工作出现的新情况，提出要“继续肃清‘左’的思想影响”，坚持改造第一，生产第二的劳改工作方针，改进监管工作，提高罪犯改造质量，并要求“对犯人中出现的问题要作具体分析，不要把犯人的一切问题都看成是阶级斗争的反映和反改造行为。
要相信绝大多数罪犯是可以改造成为新人的。
监狱管理人员队伍现代化之路：职业化、专业化、社会化摘要：职业化、专业化、社会化构成监狱管理人员队伍现代化的目标体系。
监狱管理人员“三化”目标符合监狱法治化、科学化、社会化发展战略，是有中国特色的监狱管理人员队伍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监狱；现代化；职业化；专业化；社会化当前，我国正处在加速现代化建设时期，各项事业突飞猛进。
尽管监狱现代化进程滞后于国家的现代化总进程，但监狱现代化作为国家现代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正按照法制化、科学化、社会化的要求，不可阻挡地向前推进。
监狱管理人员队伍是监狱工作的主体，是决定监狱事业发展和改革成败的关键。
监狱管理人员队伍现代化是监狱现代化的组织保证，也是监狱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监狱管理人员队伍建设必须走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之路。
一、监狱管理人员队伍现代化的考量因素1．政治制度。
我国监狱难以摆脱的政治烙印，使得政治制度过去是而且未来仍将是影响监狱制度的关键因素。
政治制度的演变直接影响监狱的性质、任务与实现形式，也直接影响监狱管理人员的属性、结构与要求。
随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深化，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逐渐完善，法治精神得以确立，民主意识日益提高，民本理念深入人心，监狱工具主义被摒弃，监狱的政治色彩逐步褪色，监狱的性质、物质形态和管理模式也会改变，社会对监狱工作的回应增强，监狱管理人员会被赋予新的定位、使命与要求。
2．社会制度。
监狱是社会的一个缩影，监狱制度变迁必然相随社会制度变迁。
在一定程度讲，监狱现代化就是监狱社会化的过程。
社会制度转型最深刻的表现莫过于社会治理结构的改变，公民社会的兴起使这种改变成为现实。
在公民社会中，监狱治理结构会发生深刻变化，一元管理体制必将向“国家—刑罚、社会—矫正、市场—经济”的三元管理体制演变。
监狱理应适应监狱管理体制变化，重新调整监狱管理人员结构，更好地教育和改造服刑人员。
3．经济制度。
市场经济带来的不仅是经济变革，还改变社会的权力结构。
经济资源配置的市场化不可避免地对监狱生产产生影响，社会企业参与监狱生产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
社会再融入与监狱学帮助罪犯重返社会的有效策略在当今社会，监狱改造与罪犯再融入社会已成为一个严峻但重要的议题。
罪犯在刑释后重新融入社会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任务，但通过社会再融入计划和监狱学的有效运用，可帮助罪犯重返社会并成为有价值的成员。
本文将探讨社会再融入与监狱学在帮助罪犯重返社会过程中的有效策略。
一、加强教育培训教育培训是帮助罪犯重返社会的关键环节。
监狱应提供多样化的教育资源，如职业培训、技能培训和文化教育等，以提高罪犯的就业竞争力和适应力。
同时，监狱还应开展心理辅导和社交技巧的培训，帮助罪犯重新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二、推行社会化刑罚执行社会化刑罚执行是将罪犯置于社会环境中，通过工作、学习和社交活动等方式，提高他们的责任感和自我管控能力。
社会化刑罚执行可以将罪犯融入社会，使他们逐渐适应非监狱环境。
监狱应制定相关政策，并与社会机构紧密合作，为罪犯提供有意义的工作和教育机会，以便他们在刑释后更好地融入社会。
三、建立康复中心和社区服务机构康复中心和社区服务机构的建立对于罪犯的再融入至关重要。
康复中心可以为罪犯提供从药物依赖康复到心理健康的全方位帮助，帮助他们摆脱不良习惯和行为。
而社区服务机构则可以为罪犯提供必要的支持和援助，使他们能够顺利展开社会化生活，并减少再次犯罪的风险。
四、加强社会支持与监督罪犯在重返社会时需要得到来自家庭、朋友和社会的支持与监督。
监狱可以通过加强家属探视、开展社会支持计划和与社会团体合作等方式，为罪犯提供再融入社会所需的支持系统。
同时，社会机构和警方应加强对罪犯的监督，确保他们在融入社会的过程中不再触犯法律。
五、开展反复犯罪预防教育除了帮助罪犯重返社会，防止他们再次犯罪也是重要任务之一。
开展反复犯罪预防教育可以通过与罪犯的交流，让他们认识到犯罪对个人和社会的危害，以及改变错误的行为方式。
教育活动还可以增强罪犯对法律和社会规范的认知，提高他们的法治意识和遵纪守法的能力。
综上所述，社会再融入与监狱学是帮助罪犯重返社会的有效策略。
浅论社会结构变迁与监狱工作社会化 苏飞举 改革开放迄今已三十年，三十年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我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深刻的变化，这种巨大的深刻变化，让我们监狱工作面对一个与传统社会完全不同的运作环境。多年来我们已习惯于把监狱或监狱工作放在上层建筑这个理论框架来分析，这种思考方式在计划经济那样高度一元化的体制里，有极强的合理性和认同性，但面对改革开放30年后的新环境，面对监狱工作矛盾，这种传统理论的解释能力就显得不足。因此，较多监狱理论和实际工作者从改革开放后带来的社会结构变迁入手，寻找一种新视角，对监狱工作进行分析。 一、市民社会理论与监狱工作中的矛盾 社会学、政治学和历史学基本对人类社会现实或历史过程的描述或确认提出了“三元分析框架”，创立了市民社会理论。任何社会都是由个人、家庭和社会组织三部分组成。社会组织根据性质可一分为二，分成“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又分成“营利组织”和“非营利组织”。政府组织是“政治部门”，营利组织是“经济部门”，所有非营利组织则是“社会部门”，这就是所谓的“三元”。相对于“一元化社会”由政治部门（即国家组织）主导的社会，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则是“三元分析框架”中的三个平行主体，三方力量运作、博弈，主导社会发展进程。其中，社会部门的活动及其活动主体——非营利组织、家庭和个人的总和就是市民社会。 应当说，创立市民社会理论的目的就是为了强调了社会部门作为一个独立领域和政治领域、经济领域的平等存在。政治组织为政治利益存在，经济组织为经济利益存在，包括社会利益在内，各方利益具有统一性，它们对社会利益并不本质上排斥，但各方利益存在冲突时，它们首先是为各自的利益主体存在的，因而存在忽视社会利益倾向。市民社会归集了公共利益或集体利益的主体，抗衡国家组织，经济组织对社会部门的制约，同时也弥补国家组织和经济组织的不足。各国的发展历史证明，任何社会都有一个由封闭到开放的过程，社会的利益、观念、思维方式、生活方式都有一个一元化到多元化的转变过程，“三元”互相协调、平衡、互补的社会才是一个稳定的社会，而在形成这种协调平衡互补之前，社会部门总有一个受到政治和经济组织的压制或牵制的过程，市民社会总是最后定型成熟，其要求和呼声也最容易被忽视，这是市民社会理论创立的最根本动因。 我国社会正处在全面转型过程中，传统的一元结构正在向三元结构转变，市民社会正在成型。改革开放前，我国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都在政治领域的严格控制之下，经济和社会之间也没有相互作用的关系，双方关系通过政治领域进行。改革开放后，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发生了巨大变化，由于经济改革的成功，经济领域已成功地脱离了政治的严格控制，经济力量已经成功或比较成功地和政治力量并列地成为主导社会发展的力量，社会领域也有较大发展。但这种发展发展有限，很不对称，这就要求政治国家主动为市民社会让地盘，填内容——这也正是我们今天谈论监狱社会化的理论起点。 监狱从来就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我们今天所重点关注的各种问题往往都是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而且可以说是社会越进步，矛盾越尖锐，是改革开放给监狱的运作或生存环境带来了极大的变化。当然监狱也没有停止前进的脚步，但相对于社会变迁的根本性和全面性，监狱的前进步伐显得不够。以市民社会三元结构理论分析，第一，监狱具有政治属性，是国家的统治工具，但在阶级社会，必然有阶级压迫的工具的属性，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它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专政机器；第二，监狱同时在进行生产经营活动，有产品，有资金流动和物流运作，因此是社会经济活动的主体，无疑具有经济属性，应受经济活动规律的制约和管辖；第三，监狱同时又是一个社会管理的必须存在物，只要有社会活动存在，就有特定的活动底线，触犯底线，社会必须有这么一个机构，以保护社会的普遍价值。这个机构，我们现在叫他监狱，很早以前它不叫监狱，以后也可能叫别的什么名字。但它们是社会必须的一个存在物，否则就不成为社会，因此现代监狱，它也是一个具有社会管理属性的机构。 实际上，法律对现代监狱的自觉认识已经有了有关雏形。《监狱法》第二条规定：“监狱是国家的刑罚执行机关。”第十条规定：“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主管全国的监狱工作。”第八条规定：“国家保障监狱改造罪犯所需经费。监狱的人民警察经费、罪犯改造经费、罪犯生活费、狱政设施经费及其他专项经费，列入国家预算。”可见，国家对执行刑罚、惩治犯罪具有不可推卸的权利（力）和义务。为了执行此项公务，除了必须具备的法律手段或人的手段，还要具备物的手段。《监狱法》第八条规定：“国家提供罪犯劳动必需的生产设施和生产经费。”当生产组织形式取企业法人实体时，监狱企业作为经济活动主体，依企业法等经济法设立，当通过市场机制发生物权等财产流转关系时，其主体行为受经济法调整。当监狱依照“诚实信用”、“公共道德”和“公序良俗”等原则与其他社会主体发生法律关系时，受市民法调整。 但在基础理论上，没有自觉认识到改革开放引起社会转型、社会结构变迁中社会对监狱要求的和需要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监狱出现的各种问题其实是从单一政治国家层面应对造成的。转型越是全面、变迁越是深刻，各种问题矛盾就越是突出，以至各种矛盾突出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总括起来，在制度层面基本的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是惩罚与改造的矛盾，二是开放与封闭的矛盾，也有人概括为监狱改造与反改造的、社会对监狱的需要与监狱能力不足的矛盾。 惩罚与改造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在监狱工作实际中直接表现表现为监管与矫正之间的矛盾。我们曾经认为，监狱的监管与矫正是统一的。但实际上，两者之间存在的矛盾，现在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惩罚与教育源于不同的刑罚理念，惩罚是报应论的刑罚目的，而矫正则是预防论追求的价值。惩罚强调公正，强调对事前的弥补，突出的是对犯罪人的否定，表现在监管中是一些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都不能做；矫正突现功利，强调预后，突出的是对罪犯作为一个守法公民的期许，在实际工作中表现为凡是有利于罪犯社会化的事都可以做。两者交*的部分很少，这样矛盾就出现了，在同一主体运行中很难做到并行不悖。例如我们说改造人是监狱的中心，是主旨，在改造措施与监管安全发生矛盾时，理论上应当取向改造，实际上我们都首先考虑监管安全，把它摆在第一位，我们说，监管安全是监狱工作的前提和基础，改造是监狱工作的中心，预防犯罪是监狱的根本目标。但因为上述矛盾存在，制度的运行结果必然会是重监管安全，监管安全上升为监狱的首要目标和中心工作，而非作为前提而存在。《监狱法》规定监狱以改造人为中心，但我们目前的惩罚观念本身就是对改造的一种反制。另外，矫正与生产之间的矛盾也是表现形式之一，生产追求市场的效率性，监狱生产追求经济效益，就必然会牺牲一部分公正，公平和效益从来就没有完全统一过；作为执法单位，监狱劳动是改造的一种手段，目的是要矫正服刑人员，而实现社会正义，追求公正必然会损失一部分效益，两者不可得兼。 封闭与开放矛盾。监狱的行刑效能与社会的开放程度成反比关系。改革开放前，国家凭借强大的政治力量，影响力渗透到社会的每个角落，当时整个社会都处于封闭状态，这种状态与监狱的封闭特性高度吻合，监狱与社会都按照国家的意志动作，从国家政治角度衡量，当时的监狱效率是非常高的。改革开放后，国家走出了封闭状态，变得越来越开放，市场经济的确立使社会力量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部分。这样还具有传统封闭性的监狱模式必然会使监狱远离社会，和社会越来越远，传统的以刑罚执行代替、涵盖所有监狱制度的做法越来越不符合现代社会需要，难以更好承担矫正服刑人员回归社会的职能。这一矛盾集中体现在服刑人员监狱化与再社会化矛盾。监狱化是指服刑人员对于监狱内的社会风俗、习惯和独特价值观的适应和同化过程。再社会化应该从服刑人员的人性的需求出发，挖掘服刑人员人格动力，重建健康的人格系统，重建社会适应能力。监狱行刑形式是监禁，而监狱行刑的目的是回归社会，两者不仅体现形式与目的的矛盾，也体现过程与效果的矛盾。对服刑人来说，监狱化是与再社会化是两种矢力相对的运动过程，监狱化必定会阻碍服刑人员的再社会化。国家越开放，社会越活跃，监狱就越显保守封闭，这种矛盾就越突出。 二、解放思想，转变观念，认识监狱工作的变化 三十年改革开放产生巨大深刻变化的社会需要什么样监狱和监狱工作？监狱工作者怎样在新的时代卓有成效地开展自己的工作？我们认为最为关键和最基础性的因素是解放思想，走出传统的思维惯性，转变观念，以新的理论指导开展工作。 观念的转变以解放思想为前提，更新观念本身也是解放思想的组成部分。我们说的监狱工作更新观念就是重新认识监狱工作的关键要素，确立监狱工作新的价值理念体系。回顾新中国的监狱工作。前30年（1949——1978）间，监狱工作是以政治、专政和阶级斗争为主导的，这与当时中国的社会经济状况是高度一致的，它对监狱、罪犯、教育、劳动等监狱工作的关键因素的认识非常明确，监狱就是专政工具，罪犯就是敌人，劳动就是惩罚，简单明了，符合当时的社会状况。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原有的观念体系打破了。监狱社会“角色”事实上随着社会变迁发生了变化，新的实践和原有观念在不断磨合，但新的观念体系并没有明确地建立起来，“总体而言监狱工作的价值观念体系是不明确的，基本上属于比较被动地适应性地形成一些不系统的观念性东西，有一种被拖着走，并且被落得越来远的情势”。相对于前30年简单明了的准确答案，现在的认识有点模糊，没有一个权威的、肯定的答案，因此，监狱工作质量受到影响，监狱工作的效率也受到影响。 （一）监狱也属于市民社会 长期以来，受到传统的法律工具主义和经典的法律阶级工具认识说影响，法律是作为工具存在的，作为专门执行法律的机关或场所的监狱，毫无疑问是一定阶级基于阶级专政具有暴力性的工具之一，监狱存在的价值只是基于一定阶级的政治利益的需要。 现代社会的发展证明，监狱作为现代国家社会的存在物，它不仅具有国家工具的政治属性，它也是具有社会管理职能机构的社会属性，是社会稳定的存在物，是基于社会普遍追求的权利、正义、秩序、效益等价值存在的，因此，相对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监狱完全掌握在国家之下，形成条块分割、分级管理、统一指挥的组织体系，作为国家的刑罚工具，专职致力于政治秩序的稳定，刑罚执行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