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公敌-易卜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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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卜生社会问题剧中似与反的戏剧效果作者:钟瑞雪来源:《神州·上旬刊》2013年第04期摘要:在易卜生的四部社会问题剧《社会支柱》《玩偶之家》《群鬼》《人民公敌》中,存在着性格等相似的和相反的人物,这种“似与反”起到了强大的讽刺效果,同时也指出了妇女的地位问题,揭示了位于资产阶级社会底层的人想通过正常渠道有一番成是不可能成功的,以及真理的孤立性。
关键词:似与反讽刺妇女问题真理阻力易卜生是挪威著名剧作家,被称为“现代戏剧之父”,他的社会问题剧无疑是他成就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在四部现实主义戏剧中,他勇敢地揭露了一个又一个的事实,在世界上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一、“似与反”形成的讽刺效果《社会支柱》中的博尼克和《玩偶之家》的海尔茂具有相似之处。
博尼克在当时人们眼中是一个有责任心的社会支柱,是人们的道德模范,海尔茂在娜拉的眼里是一个理想的丈夫。
然而,事实上,博尼克是一个懦弱自私的人,他为了金钱离开楼纳,为了自己利用损害约翰的名誉,并且不惜牺牲约翰的生命来挽救他的社会地位。
海尔茂是一个虚伪怯懦的人,他把娜拉当成一个“玩偶”,面临危险时他不管缘由地大骂娜拉,把一切责任都推到她的身上;他狭隘虚伪,开除柯洛克斯泰是因为怕在公司丢脸面。
这种相似性深刻地揭示了资产阶级普遍共同的特点:他们都具有自私虚伪残暴的本性,道貌岸然的伪善,表里不一的性格,他们是妇女压迫者、自欺欺人者、极端利己主义者,对资产阶级给予了严厉显露的批判。
《玩偶之家》中的娜拉和《群鬼》中的阿尔文太太具有相似之处,她们所处的家庭状况是相同的,她们是丈夫的附属品,为了丈夫丧失了自己的个性。
娜拉为了丈夫的病伪造签字,阿尔文为了丈夫的名誉忍辱负重,她们时时刻刻都在提心吊胆,一直处在社会的威胁之下。
“易卜生的论点在于:这个社会是支撑在一种虚伪欺诈的道德规范的基础上的。
”[1]她们的境况正体现了资产阶级家庭各种各样陈旧腐朽的思想和信仰对人的迫害。
二、妇女问题《玩偶之家》中的娜拉和《群鬼》中的阿尔文太太也具有相反的性格特征。
论易卜生晚期戏剧中的象征手法易卜生是世界戏剧史上的重要戏剧家之一,他被誉为现代戏剧的开创者。
他在戏剧创作中运用了许多象征手法,深受欣赏者和后代戏剧家的喜爱。
本文将从易卜生晚期戏剧中的象征手法进行论述。
易卜生的晚期戏剧中,象征手法得到了大量的运用,丰富了戏剧的内在意义和表达形式。
首先,核心的象征手法是“幻象和梦想”,它们是易卜生独特的思想和哲学基础。
在《人民公敌》中,“幻象和梦想”表达了对真理和正义的追求,对集体大众的关怀和呼吁。
拉尔夫·斯托克曼等人通过“幻象和梦想”展开了对众所周知的“水污染”事件的调查和揭露。
同样,在《玩偶之家》中,尼尔斯·克罗格通过幻象和梦想生动地表达了女主角娜拉的内心世界和她的矛盾心理,同时,它们也是娜拉解决问题和走向新生活的重要因素。
其次,易卜生晚期戏剧中的色彩和音乐也是重要的象征手法。
色彩和音乐的使用可以为戏剧注入强烈的情感气氛,并增加戏剧的内在表达力。
在《玩偶之家》中,颜色的运用非常明显,房间的颜色代表着不同的含义,例如,红色代表欺诈和追求,而黑色代表女主角的陷入困境。
音乐也在戏剧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可以反映角色内心的情感和表达他们的价值观。
在《人民公敌》中,音乐象征了人民大众的声音和力量,它们呼唤着改变和希望。
第三,隐喻和比喻也是易卜生晚期戏剧中的象征手法之一。
隐喻和比喻通过结构和语言等方式,将戏剧的意义和主题深入地推向更高的境界。
例如,在《玩偶之家》中,娜拉的末尾独白中的比喻:“门是打开着的”体现了她的新生活和突破过去的困境。
在《小眼睛贝多芬》中,作曲家的耳朵失聪被用作隐喻,反映了他无法表达内心世界的纠结心理。
最后,戏剧中的符号也是易卜生晚期戏剧中的象征手法之一。
这些符号往往是具有象征意义的物体、符合、符文等等。
在《叛逆之魂》中,沙漠和倒塌的房子被用来代表主人公的心理状态和困境。
在《无论如何》中,抽水泵和房子的墙壁成为表达无尽循环和囚禁的符号。
从福柯权力话语视角解读《人民公敌》[摘要]:本文从话语与权力关系切入,在福柯权力话语理论观照下,梳理出《人民公敌》中多种权力形态纠缠和角逐的关系,分析其对戏剧结尾的生产性和决定性作用,聚焦舞台细节,揭示斯多克芒取得的局部胜利,论证此剧结尾的不确定性。
[关键词]:权力; 话语;《人民公敌》;福柯挪威著名剧作家亨利克·易卜生的五幕剧《人民公敌》于1882年出版,至今仍在世界舞台上经久不衰。
故事发生在挪威南部某海滨城市,主人公为该城温泉疗养浴场医官汤姆斯·斯多克芒医生,他发现浴场被污染,成了传染病的源头,四处反映并提出整改意见,却遭到了以其兄彼得市长为首的反对和阻挠,被群众围攻,最后一家人借居在霍斯特船长家。
剧中斯多克芒医生发出了“清洗社会”[1]的宣言。
相关剧评多赞扬斯多克芒挑战世俗的斗争精神[2],或阐释其悲剧特征和根源[3],亦或是分析其走向孤独的社会原因,感叹结尾的乌托邦性,指出斯多克芒教育自己的孩子和街头无赖孩子继承自己奋斗事业的计划是行不通的[4]。
本文从话语与权力关系切入,在福柯权力话语理论观照下,梳理出《人民公敌》中多种权力形态纠缠和角逐的关系,分析其对戏剧结尾的生产性和决定性作用,聚焦舞台细节,揭示斯多克芒取得的局部胜利。
一、权力与话语福柯的“权力”不仅指政治语境里的权力,它泛指各种力量关系,权力形态内部不同力量关系间的不平等引起了权力的动态变化。
权力可以规定具体的人不能做什么,能做什么,人的行为可以引起新的话语关系。
“权力不仅能够对我们行使说‘不’的效力,它还能生成,能引起快感,形成知识,产生对话。
我们应该把它视作一种具有生成性的系统,这种系统贯穿整个社会,超越了它自身的压抑否定作用”[5]。
“权力”和“话语”是密不可分的。
“权力更是一种制造话语的肯定性力量。
话语被理解为权力的各种表现形式,不仅受到权力的制约,更是权力的产物”[6]。
“话语”是力量关系相互作用的结果,在特定的时候对特定的人群产生特定的规约[7]。
论易卜生晚期戏剧中的象征手法易卜生是19世纪挪威最重要的戏剧家之一,他的戏剧作品以深刻的思想和独特的象征手法而闻名。
在他的晚期戏剧中,象征手法被广泛运用,通过隐喻、象征物和象征动作来表达深层的主题和思想。
本文将从《被告人》、《归来者》和《人民公敌》这三部戏剧中分析易卜生晚期戏剧中的象征手法。
易卜生在晚期戏剧中经常使用隐喻来传达深刻的主题。
在《被告人》中,主人公麦斯特利被描绘为一个被社会制约的人,他象征着受到钳制和剥夺自由的个人。
他的鸽子房子被视为他心灵的驿站,也象征着他内心的自由和渴望。
在故事的进展中,麦斯特利试图摆脱这种束缚,最终用火焚烧了自己的房子,象征着他自我解放的决心。
同样,在《归来者》中,海伦尔·霍奇斯在社会中承受了许多艰辛的挣扎和追求。
他无法适应现实世界的道德准则和社会压力,象征着人类内心的追求和自我抗争。
他的思想墙和遥远的大地象征着他内心的追求和自由意志。
海伦中的象征手法揭示了个体和社会之间的矛盾,以及个体对社会中行为准则的质疑。
易卜生晚期戏剧中广泛使用象征物体来传达主题和情感。
在《人民公敌》中,温斯洛医生的健康疗养之家象征着的是社会问题的掩盖和掩饰。
真相和荣誉与健康疗养之家形成鲜明的对比,揭示了现实社会中的虚伪和欺骗。
同样,剧中的温泉水和毒物象征着真相的力量和破坏性。
易卜生通过这些象征物体展示了社会道德和伦理观念与个体权益之间的矛盾。
易卜生晚期戏剧中还运用了象征动作来加深戏剧的情感和主题。
在《被告人》中,麦斯特利用衣裳换装,从一个正常的人变成了一个流浪的乞丐。
这个象征动作展示了麦斯特利内心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和他试图逃避社会压力的愿望。
在《归来者》中,海伦尔·霍奇斯的不断逃避和追求展示了他内心追求自由和幸福的决心。
这些象征动作强调了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冲突和自由意志的追求。
易卜生在晚期戏剧中广泛运用了象征手法,通过隐喻、象征物和象征动作来传达深层的主题和思想。
这些象征手法揭示了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冲突和对自由意志的追求。
绿色易卜生与胡适的《易卜生主义》——《人民公敌》在中
国一百年
杨迎平
【期刊名称】《南京晓庄学院学报》
【年(卷),期】2009(025)005
【摘要】易卜生通过他的戏剧<人民公敌>体现出他对生态的忧虑和重视.中国对易卜生的关注与引进,从1908年鲁迅对易卜生的介绍,胡适在<新青年>的引进,到现在有一百年的历史.胡适在<易卜生主义>里推崇的是易卜生的写实主义和斗争精神,人们对环境危机的忽视,使我们深感易卜生在当今社会的价值与意义.新时期,关于生态的戏剧出现在中国的舞台上,这是值得欣喜的,这也可以说是<人民公敌>对中国现代戏剧的影响.
【总页数】6页(P36-40,57)
【作者】杨迎平
【作者单位】南京晓庄学院,人文学院,江苏,南京,211171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06.6
【相关文献】
1."易卜生主义"式的个人主义--浅析胡适的政治哲学 [J], 靳松
2.论易卜生《人民公敌》中自我毁灭的人类社会生态环境 [J], 陈世丹
3.论易卜生的《人民公敌》对鲁迅的影响 [J], 段炜
4.个性解放与女性解放的"接合"——重论胡适的"易卜生主义"及其性别政治 [J], 张春田
5.《玩偶之家》在中国——兼评胡适的《易卜生主义》 [J], 范文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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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人民公敌》中戏剧情境和动作的关系及其对当代影视剧的借鉴意义作者:吴佳谕来源:《教育传媒研究》2019年第04期【内容摘要】本文以挪威著名剧作家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人民公敌》为案例,分析了该剧在戏剧情境确立后,戏剧情境怎样影响人物关系,人物关系又怎样推动人物动作发生,并就戏剧情境和动作的关系及其对当代影视剧的借鉴意义展开阐释。
【关键词】戏剧;情境;动作;冲突一、引言在戏剧中情境毫无疑问是至关重要的部分,情境的创造直接影响人物性格的创造,从而关系到人物行动的走向。
“‘戏剧情境’是促成戏剧冲突爆发、发展的契机,是使人物产生特有动作的条件。
……它包含最重要的因素,和‘戏剧性’关系最紧密的是:事件和人物关系。
”①因此,情境、人物关系、人物动作三者之间的关系,构成我们常说的“戏剧性”。
挪威著名剧作家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人民公敌》讲的是斯多克芒医生为了正义坚持真理、反对大多数而最终受到大多数反对的故事。
在戏剧情境确立后,戏剧情境是怎样影响人物关系的,人物关系又是怎样推动人物动作发生的,是本剧发展的核心。
二、关系:戏剧情境和动作关系的呈现《人民公敌》第一幕的最重要的目的是引出浴场的水有问题,但是第一幕一开场并没有很快挑明这个问题,而更注重于戏剧情境中人物关系的描写。
易卜生在开场并没有强调“浴场的水有问题”的情境,而更注重于描写人物关系该如何变化,人物关系的变化会产生什么冲突,冲突会产生怎样的后果。
人物关系是戏剧情境中最重要的部分,人物之间的性格关系又会激发人物的动作。
通过表一,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幕时就确立了全戏的情境。
由表一可见,戏剧情境推动人物外在关系和性格关系的变化与碰撞,从而引发人物动作,激起戏剧冲突。
谭霈生在《论戏剧性》中提出:“情境促使人物行动。
可是,人物在进入情境时,究竟如何行动,是由人物性格决定的。
”②第一幕中各个人物的动作规定了各个人物的性格:市长沽名钓誉、嫉妒心强,淡漠亲情;斯多克芒医生珍视朋友,坚持真理,但是从他对市长的判断来看,又过于天真;霍夫斯达和毕凌的行动都围绕着保护报纸、为自身争夺执政权利争取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