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俄国文学史中的多余人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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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俄国文学史中“多余人”现象19世纪前半叶,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们塑造了一批独特的文学形象,即“多余人”。
这是关于俄罗斯贵族青年知识分子的群像。
这些人既不与贵族上流社会同流合污,又不能跳出贵族圈子与人民结合,终日空虚彷徨、无所事事,最终成为了社会上的“多余人”。
其主要代表有普希金的长诗《叶甫盖尼·奥涅金》里的奥涅金;赫尔岑小说《谁之罪》里的别尔托夫;莱蒙托夫小说《当代英雄》里的毕巧林;屠格涅夫小说《罗亭》中的罗亭;冈察洛夫小说《奥勃洛摩夫》里的奥勃洛摩夫等等。
这些人虽然出现于不同的社会时期,但他们具有明显的共同特征:出身大多为名门豪族,文化教养程度高,头脑聪明且具有崇高的道德品质。
当时的俄国国情让他们看出了现实生活中的缺陷与弊病,也了解到农奴制下的种种不平与罪恶,他们能隐约嗅到时代潮涌的气息。
但这些超前且聪明的人脱离群众,远离革命,性格软弱,既不甘心沉沦到底,又无力与本阶级决裂,所以只能用忧郁彷徨的态度对待生活。
这些时代的“多余人”在生活中找不到适当的位置,在社会上无所作为,在现实社会中感到沉闷压抑,在精神上焦躁不安又忧郁彷徨。
这一切都决定了他们一生当中必然无所事事、毫无作为、空虚无聊,成为“既非孔雀,又非乌鸦”的中间人物。
俄国杰出的文学批评家赫尔岑在评论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时明确地提出了“多余人”这一概念,并指出:“‘多余人’的特殊性不仅仅在于他永远不会站在政府一面,还在于他永远也不会站在普通老百姓这一面…”。
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别林斯基评论“多余人”这一形象:“…这些人常常具有崇高的道德品质和巨大的精神力量,本可大展才华,但却很少作为,或者根本无所事事……”。
这些头脑清晰、精力充沛的俄罗斯青年为何要患上“俄罗斯忧郁症”?这些有才华的知识分子何以成为无所事事的“多余人”?挖掘他们悲剧人生形成的根本原因,了解“多余人”形象对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是相当必要的。
举例说明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的特点和意义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是一个重要的艺术构成,常出现在文学作品中,通过对这个形象的描绘和刻画,作家们表达了许多深刻的意义和思考。
这篇文章将以揭示俄国文学中多余人形象的特点和意义为主线,通过举例分析,探讨多余人形象在文学作品中所扮演的角色和表达的内涵。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多余人形象的特点。
多余人形象常常指的是社会中边缘化的群体,他们在社会中无法找到自己的地位和意义。
他们可能是生活在贫困中的底层人民,也可能是受到排挤的知识分子,亦或是身份不明的流浪汉等等。
他们通常没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来源,生活状态困顿、孤独寂寞。
他们的存在常常被社会所遗忘,他们的命运往往是孤独和无望的。
在《罪与罚》这部作品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展现了一个典型的多余人形象:主人公罗迪昂·罗斯托夫。
罗迪昂原本是一个有前途的学生,但因为贫困和所谓的“多疑症”,孤立自闭,最终陷入了犯罪的漩涡。
他在社会中既不被接纳,也无法接触到像样的工作机会,成为社会的边缘人物。
罗迪昂的命运代表了社会对于多余人的冷漠和漠视,也揭示了社会对于弱势群体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和帮助。
多余人形象在《钦差大臣》这部作品中也得到了充分的描绘。
作品中的多余人形象是主人公切尔里科夫,他是一个没有工作、没有家庭、没有地位的人,整日过着游手好闲的生活。
切尔里科夫经常在街上漫无目的地游荡,成为社会中不被重视的存在。
切尔里科夫的形象让人们看到了社会中许多被边缘化的人们,他们没有奋斗的目标,没有充实的生活,他们只是一个多余的存在。
多余人形象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揭示社会中的不公平和边缘化现象,更重要的是通过对这样的形象的刻画,提醒人们对于社会中边缘群体的关注和关怀。
多余人形象是作家们对社会中虚弱群体的关怀和呼唤,是对人们共情和同理心的唤起。
通过揭示多余人的命运,作家们希望唤起社会对于这些人的关注,改变社会对于边缘群体的态度和偏见,使他们获得应有的尊重和帮助。
浅析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摘要:“多余人”的产生和发展是俄国历史的产物,“多余人”深刻地反映了当时一些对社会制度不满、生活苦闷、厌恶当局又脱离人民无处施展抱负的先进人物的迷茫状态,“多余人”形象有其先进性和历史性,对整个世界文学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关键词:俄罗斯多余人贵族爱情“多余人”是19世纪俄国文学中所描绘的贵族知识分子的一种典型。
他们的特点是出身贵族,生活在优裕的环境中,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
他们虽有高尚的理想,却远离人民;虽不满现实,却缺少行动,他们是“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只能在愤世疾俗中白白地浪费自己的才华。
他们既不愿站在政府的一边,与上流社会同流合污,又不能和人民站在一起,反对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
他们很是心仪西方的自由思想,他们也很不满俄国的现状,又无能为力改变这种现状,然而他们又是大贵族和权势者的代表人物,不可能与底层人民相结合以改变俄国的现状。
“多余人”形象最早是在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里的主人公“奥涅金”身上体现的,在某种意义上“奥涅金”可以说是“多余人”的鼻祖,而这一形象真正的广为流传是在屠格涅夫1850年发表的中篇小说《多余人日记》之后才更加深入人心的。
之后又有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中的“毕巧林”,屠格涅夫《罗亭》中的“罗亭”,冈察洛夫《奥博洛莫夫》中“奥博洛莫夫”等。
一、出身“贵族”的“多余人”“多余人”都出身于贵族家挺,优越的生活环境使他们根本不必为生活担心,他们从小都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正是教育使他们开始思考社会人生。
也许人们追求财富、荣誉是理所应当的事情,但是作为一出生就拥有财富的贵族地主,他们渐渐认识到正是自己的特权地位造成了社会的不平等。
他们背离本阶级价值的标准,不再把追求功名利禄、家庭幸福当作自己人生目的,作为上流社会、贵族阶级的一员却走上了与本阶级的价值标准相背离的道路。
《叶甫盖尼·奥涅金》中学识广博、聪明深刻的奥涅金在二十六岁时仍然是个既无公职也无家室的人,成为上流社会眼中的怪人。
分析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多余人形象形象在文学理论中指语言形象,即以语言为手段而形成的艺术形象,亦称文学形象。
它是文学反映现实生活的一种特殊形态。
下面是店铺整理的分析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多余人形象,欢迎大家分享。
“多余人”是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作品中贵族知识分子的形象,主要产生于二十至五十年代的俄国贵族革命时期。
在当时,一些受过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影响具有较高天赋和才华的贵族知识分子,既不满上流社会的腐败,愤世嫉俗,又无力与资产阶级决裂;既有朦胧的`追求,希望有所作为,又脱离人民,远离革命。
结果,在碌碌无为中,虚度一生,成为“多余人”。
这些“多余人”形象不仅是十九世纪前半期俄国文学的中心主人公,而且是世界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中的主要角色,是世界文学画廊中的珍品。
奥涅金是俄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多余人”形象。
在普希金的文学作品中,他是一个“永远不会站在政府方面”,也“永远不能站在人民方面”。
他的灵魂空虚,缺乏毅力和恒心,也没有实际工作能力,认为是贵族生活养成了他的恶习。
腐朽黑暗的社会使他找不到生活的方向。
简言之,相对于俄国社会的环境而言,他是“多余”的。
然而,我们谁都不敢对我们的生存环境大声宣布“本人必不可少呢”历史的脉搏不会因为某一个人的或缺而停止跳动。
奥涅金的形象是俄国贵族革命时期开始觉醒又找不到出路的贵族和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
一方面,他受到欧洲民主思想的启蒙,具有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品格和气质都高于周围的贵族子弟,同时,他没有明确的政治主张和社会理想,现实社会看不到出路和希望,所以,他不会与社会反抗,苦闷,彷徨、忧郁、痛苦对生活极端的冷漠。
另一方面,他希望可以改变现状,但又不可能与社会决裂,所以,他不会与社会反抗,对生活态度是消极的逃避。
总之,他既不愿意与贵族同流合污又不能站在农民这一边,成了一事无成的“多余人”,脱离了人民群众。
奥涅金之所以是奥涅金,在于他所产生的“多余感”。
高度发展的智力找不到自己生存于世的理由,上流社会穷奢极欲,又俗不可耐,爱情不过是虚情假意,书本上写满了无聊与欺骗,生活所显示ide虚幻进而使他超越了本身生活,去思索生命的意义,但他找不到答案,他成为了一个怀疑主义者,奥涅金的“多余感”正是根植于其内心深处的怀疑主义,他失去了生命的热情和生存的勇气。
摘要:19世纪前半叶,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塑造了一批独特的文学形象,即“多余人”。
奥涅金、毕巧林、罗亭和奥勃洛摩夫是这一系列形象的典型代表。
作为社会现实在文学作品中的反映,“多余人”现象的发展和演变也是一个历史过程,有其必然的发展规律。
“多余人”作为一个人物系列,反映了不同时代的不同社会环境,具有很强的社会现实意义。
然而,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很大的共性。
本文着重分析“多余人”形象共同特征以及他们的发展变化规律。
关键词:多余人共同特征发展与演化现实意义正文:19世纪上半叶,西欧各先进国家已经进入资本主义,而俄国封建农奴制内部,新的资本主义已经萌生,同时,农民起义、暴动风起云涌,专制的危机已渐露倪端,农奴制度的崩溃已不可逆转,1812年反抗拿破仑侵略的卫国战争取得胜利,民族意识普遍觉醒,广大人民特别是农民对专职农奴制的不满和反抗情绪日益高涨。
在这种情势下,贵族青年中开始出现政治上的分化:一部分人渴望为祖国做一番事业,要求改变现存制度,这些人就是十二月党人;另一部分人仍然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企图永久保持贵族特权地位;而第三种人则是贵族青年中的一部分人,他们感到时代的风暴即将来临,不甘心和贵族阶级一道灭亡,但阶级的局限又使他们没有勇气与能力去参加革命斗争,也看不见社会发展的前景,因此终日彷徨苦闷、焦躁不安,即染上了当时人们所说的“时代的忧郁病”,这一类人也即我们所谓的“多余人”。
“多余人”这一名称最早出现在屠格涅夫的《多余人日记》中,后来被俄罗斯文学界和批评界用来称谓具有类似奥涅金的性格气质和历史命运的那一部分贵族知识分子。
“多余人”之多余是指贵族知识分子相对于当时社会生活的关系而言,他们具有思考能力,智慧过人,但却无法脱离他们委身于其中的社会现实并采取行动,或者,按照赫尔岑所说,他在其安身立命的环境中时“多余的人”,他并不具有从这种环境中脱身出来的一种坚毅的性格的必要力量,他们收到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启蒙,善于独立思考,对社会、生活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都试图发现生活的真理和寻找内心的和谐与自由,但是屡屡受挫,以至于无法适应现实生活而被现实生活拒之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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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是一种用口语或文字作为媒介,表达客观世界和主观认识的方式和手段。
接下来由小编为大家整理出浅谈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他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地主,尽管他有“黄金一般的心灵”,却总是懒洋洋地躺在床上胡思乱想;虽然他在心中已经制定出了种种整顿自己领地的改良计划,可年复一年始终没有写出来,更不用说现实了。
他整天躺卧在一间既当卧室、又当书斋和客厅的房子里。
他的书架上放着两三本发黄的书,壁上的图画牵着蜘蛛网,镜子照不出东西来,由于灰尘多,可以把它当做记事牌。
笔和纸都干枯发黄了,如果把鹅毛笔向墨水瓶里伸下去,说不定就会有只苍蝇嗡嗡地从里面冲出来……他虽然只有32岁,却没有年轻人的朝气。
或者却是跟死了一般,到了最后,这位善良,有教养而又懒惰的、被现在人称作“废物”的人终于无声无息地死去了。
他就是被称为“多余人”的最后代表——奥勃洛莫夫。
在文学史上,“多余人”是19世纪俄国文学中贵族知识分子的一种典型。
这类形象几乎无一例外地跃现于俄国进步作家的笔端,形成了引人注目的“多余人”系列形象。
以普希金笔下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叶甫盖尼·奥涅金》)为“始祖”,此后莱蒙托夫的毕巧林(《当代英雄》)、赫尔岑的别里托夫(《谁之罪》)、屠格涅夫的罗亭(《罗亭》)、冈察洛夫的奥勃洛莫夫(《奥勃洛莫夫》)等形象无不脍炙人口。
这种人出身高贵,受过良好的教育。
他们对现状不满,但只是徒然看清了社会的本质,无奈没有出路。
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摘要: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
他们是某些贵族知识分子,不愿与上流社会同流合污,但因为远离人民,不能有所作为。
“多余人”具有复杂的性格,有独立的人格和探索真理的精神,但往往也具有一定的性格缺陷。
他们试图改变俄国,有一种救国救民的使命感。
奥涅金,别尔托夫,毕乔林,罗亭,奥勃洛摩夫等都是“多余人”的代表。
通过他们可以更好地了解俄罗斯历史文化并且阐释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
关键词:俄国文学多余人贵族知识分子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
他们是贵族知识分子的一种典型。
如赫而岑所说的,他们“永远不会站在政府方面”,同时也“永远不能站到人民方面”,只能作为一个社会的“多余人”。
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里的奥涅金,赫而岑《谁之罪》里的别尔托夫,莱蒙托夫《当代英雄》里的毕乔林,屠格涅夫《罗亭》里的罗亭,冈察洛夫《奥勃洛摩夫》里的奥勃洛摩夫等,都是“多余人”的代表。
奥涅金是第一个“多余的人”的典型。
他有过热情和梦想,可是他既看不到变革社会的力量,又找不到出路,因此热情消失了,梦想破灭了,只能整天无所事事,通过舞会,剧院,醇酒和美女填补内心的空虚。
他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对批判现实主义的确立起了很大作用。
毕巧林是俄国文学史中的第二个“多余人”形象。
毕巧林富有教养,精力充沛而又智慧过人。
庸俗空虚无聊的生活使他抑郁苦闷,失去了爱情和友谊后,他在通往波斯的旅途中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毕巧林的“恶习”和他的悲剧人生经历引起读者的批判谴责,叹息和同情。
别里托夫和罗亭是第二代“多余人”的代表。
《谁之罪》以三个青年的消沉苦闷告终。
贫寒的大学生克鲁采费斯基和将军的私生女柳邦卡恋爱结婚,离开将军的庄园,过着独立平庸的小康生活,贵族青年别里托夫闯进他们的家庭,和柳邦卡相爱,为了避免破坏别人的家庭而远走国外。
别里托夫对社会不满,希望能有一番作为,但是脱离实际,一事无成。
俄国文学史上多余人的发展变化19世纪前半叶,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笔下诞生了一系列独特的文学形象,即“多余人”。
【解释一下多余人】纵观“多余人”这一形象的历史画卷就会发现,从早期的奥涅金、毕巧林,到中期的罗亭再到最后一个“多余人”奥博洛摩夫,19世纪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的产生及其形象脉络逐渐变得丰满清晰。
而他们也都在各自所处的不同时代中绽放出了不一样的烟火,留存下了属于他们独特的时代印记。
一、觉醒中的奥涅金和毕巧林被视为俄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多余人”的是普希金在《叶甫盖尼·奥涅金》中塑造的主人公“奥涅金”。
奥涅金与莱蒙托夫在《当代英雄》中塑造出的经典人物形象“毕巧林”一同被视为早期“多余人”的典型形象代表。
在他们的身上体现出了身处于俄国社会大变革到来前夕的贵族知识分子们鲜明的觉醒意识。
奥涅金1、背景1812年俄罗斯爆发卫国战争,贵族知识分子看到了西欧先进社会制度和发达的生产力,对俄国社会现状产生了不满情绪,努力寻求新的发展道路。
但是他们的思想无法在当时的政治制度下得到肯定也无法获得大多数人的理解与支持,他们崇尚的启蒙思想在当时农奴制根深蒂固的俄国只能变成毫无意义的空想,无力与社会总体的大环境相抗衡。
普希金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创作了《叶甫盖尼·奥涅金》这一部极具思想性的小说,塑造了奥涅金这一有着丰富时代内蕴的“多余人”鼻祖形象。
2、特征奥涅金生活在19世纪20年代俄国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从小接受脱离民族文化传统的贵族式教育,成年后终日衣着光鲜徘徊于宴会舞会各种美女之中,卫国战争的开始激发了俄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和由西欧传入俄国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也在奥涅金的心中留下了痕迹,他逐渐厌倦了奢靡的贵族生活方式,在黑暗中觉醒尝试摆脱城市的喧嚣,毅然去了乡下,但他本身从未想过真正的体验社会底层的生活,最终仍然成为了上层社会的归顺者并且屈从于本阶级的道德原则导致了朋友的死。
奥涅金试图将自己从这样一个腐朽落寞的贵族社会中解脱出来但却终究因为当时沙皇制度依旧顽固,而他的阶级局限致使使所有尝试都变得苍白无力。
俄罗斯文学鉴赏——“多余的人”形象鉴于本文对“多余的人”形象进行深刻的讨论,首先我们有必要对“多余的人”做一个客观的陈述说明。
当我们在百度搜索栏里打入“多余的人”四个字时,百度百科给出了如下陈述:“‘多余的人’是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中所描绘的贵族知识分子的一种典型。
他们的特点是出身贵族,生活在优裕的环境中,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
他们虽有高尚的理想,却远离人民;虽不满现实,却缺少行动,他们是“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只能在愤世嫉俗中白白地浪费自己的才华。
他们既不愿站在政府的一边,与上流社会同流合污,又不能和人民站在一起,反对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
他们很是心仪西方的自由思想,他们也很不满俄国的现状,又无能为力改变这种现状,然而他们又是大贵族和权势者的代表人物,不可能与底层人民相结合以改变俄国的现状。
”通过这一陈述,我们最起码能在脑海中构建一个大致的“多余的人”的形象。
如下我们着重探讨十九世纪俄国的社会、人文背景,追溯“多余的人”文学形象产生的渊源,并结合这一文学现象对我国当代社会的一些现象做一些探讨性的论述。
社会背景:整个十八世纪后半叶是俄国的“叶卡捷琳娜”时代,得益于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奠基,俄国在十九世纪时期跨入了世界列强行列。
十九世纪初,席卷了整个欧洲的拿破仑军团在这个庞大的帝国遭遇败绩,俄国为整个欧洲挽回了败势。
一八一四年,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孙子——沙皇亚历山大一世骑着白马进入巴黎,被推举为欧洲神圣同盟的盟主,俄国成为欧洲事务的仲裁者,被称作“欧洲宪兵”。
然而,由于农奴制带来的社会矛盾无法解决,俄罗斯的工业化进程受到严重阻碍。
依靠武力扩张来维持大国地位的辉煌,只能是短暂的。
到十九世纪中叶,英国已经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法国和德国也开始了工业化的急行军。
在沙皇专制统治下的俄国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危机。
一八五六年俄国和英、法两国间进行的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使俄罗斯从主宰欧洲的顶点迅速跌落下来。
人文背景:俄国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激荡和1812年卫国战争所引起的民族意识的高涨,专制农奴制的危机加深,终于爆发了1825年十二月党人起义,俄国解放运动史上的贵族革命阶段(大约从1825到1861年)从此开始。
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1.所谓“多余人”指的是什么?2.刻画“多余人”形象的主要作品。
3.俄罗斯文学中“多余人”的意义。
“多余人”是19世纪俄国文学中所描绘的贵族知识分子的一种典型。
他们的特点是出身贵族,生活在优裕的环境中,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
他们虽有高尚的理想,却远离人民;虽不满现实,却缺少行动,他们是“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只能在愤世嫉俗中白白地浪费自己的才华。
他们既不愿站在政府的一边,与上流社会同流合污,又不能和人民站在一起,反对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
他们很是心仪西方的自由思想,他们也很不满俄国的现状,又无能为力改变这种现状,然而他们又是大贵族和权势者的代表人物,不可能与底层人民相结合以改变俄国的现状。
在俄罗斯文学中,多余人这一说法最早出现在1850年屠格涅夫的作品《多余人日记》中,作品写的是主人公丘尔卡图林生活中一事无成,爱情失意,疾病缠身,到了死亡临近的时候,他只能沉湎于对着日记自我倾诉自己的苦恼(即他只是生活在自己内心世界的人,一个脱离实际生活的人,所以他成为实际生活里的“多余人”)屠格涅夫是一个对现实生活观察非常敏锐的现实主义作家,俄国社会中这种“多余人”的现象是早已存在的,文学创作里也有所反映。
(多余人的形象有普希金笔下的《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叶甫盖尼·奥涅金、莱蒙托夫笔下的《当代英雄》中的毕巧林、屠格涅夫笔下《罗亭》中的的罗亭等。
),但是在屠格涅夫之前,文学界还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社会典型,屠格涅夫小说发表后的第二年,俄国革命民主主义作家赫尔岑在《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这篇文章中第一次使用“多余人”这个概念来评价普希金笔下的奥涅金这个形象:奥涅金是一个无所事事的人,因为他从来没有什么事要去忙,这是一个在他所安身立命的环境中多余的人,他并不具有从这种环境中脱身出来的一种坚毅性格的必要力量。
从这之后“多余人”就成为俄罗斯文学中的一个经典型的形象了。
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普盖尼·奥涅金》,这部诗体小说写是当时的现实的社会生活。
简述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现象“多余人”出现在俄国历史舞台上不是刹那间的现象,它的发展和演变也是一个历史过程。
从普希金笔下的奥涅金到莱蒙托夫塑造的“当代英雄”毕巧林,再到屠格涅夫笔下的罗亭,再到冈察洛夫作品中的“睡神”奥勃洛摩夫,“多余人”的形象逐渐充实鲜明起来。
(1)聪明的废物——奥涅金普希金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里的主人公“奥涅金”是19世纪20年代俄国进步贵族知识分子的典型,是俄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多余人”形象。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多余人”的鼻祖。
奥涅金具有所有“多余人”的共性,即聪明,博学有才华;生活在上流社会过着奢侈空虚的生活;厌恶自己的生活圈子却不得不依赖于它;有理想却缺乏实干精神、坚强的毅力;精神苦闷不知所措,最终迷失自我。
他也具有自己的个性,即他对新生活充满了憧憬,厌恶旧有的社会体制,表现出了强烈的叛*逆精神。
但他没有任何实际工作能力,没有毅力,事事不能坚持到底,内心非常痛苦,性格也更加阴郁、孤僻,被称为“聪明的废*物”。
(2)当代英雄——毕巧林莱蒙托夫小说《当代英雄》中的毕巧林是俄国19世纪30年代的“多余人”形象。
此时的俄国正处在农奴制最黑暗最反*动的年代,统治者的残*暴让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革命的前途黑暗渺茫。
与第一代的代表奥涅金相比,除了拥有“多余人”的共性,毕巧林更狂热,更玩世不恭,更损人利已,更具有破坏性,表现得更加孤独、更加忧郁。
“狂热好动”与“人格分裂”是毕巧林的两大个性。
他是一个极端的冷热矛盾结合体。
一方面渴望生活,具有丰富的感情与奔放的激情,另一方面又对生活和人类丧失信心,往往激情与冷漠并存,显得喜怒无常。
他年轻聪明富有激情,具有深刻的洞察力,也因此对社会看的更透彻,心灰意冷的更彻底,可又止不住幻想,幻想过后又是更大的失望。
所以毕巧林的玩世不恭、碌碌无为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莱蒙托夫笔下的毕巧林已是一个拥有高度自觉的自我意识的个体,一个冷静地怀疑着、分析着、求索着的个体。
浅议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多余人”形象是俄国文学十分重要且具有典型意义的文学现象。
从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奥涅金,到格里鲍耶多夫《聪明误》中的恰茨基,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中的毕巧林,屠格涅夫《罗亭》中的罗亭,一直到冈察洛夫《奥勃洛摩夫》中的奥勃罗莫夫,“多余人”形象几乎贯穿了整个十九世纪俄国文学。
本文结合十九世纪时代背景和社会现状对这一形象加以探讨。
标签:“多余人”;普希金;格里鲍耶多夫;莱蒙托夫;屠格涅夫;冈察洛夫;时代背景。
“多余人”形象是俄国文学中十分重要且具有典型意义的文学现象,其主要特征是:出身上流社会并受到良好教育,却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持怀疑主义世界观。
他们一面明显感受到自己在受教育程度和道德上的优越性,一面持有社会消极心理,言行不一。
从历史发展角度看,这些怀疑论者是社会进步的潜在推动者,他们对时代的觉察,使其具有领导社会改革的可能性,在某种程度上也预示着变革。
这一类人生活不幸,是处于与之成长的社会制度及生活方式的冲突中的矛盾体。
俄国历史发展也证明了,“多余人”的存在并非偶然,而是与社会现状紧密联系。
“多余人”不幸的原因在于:首先,他们要么完全不自知其生活的社会现状及改革的急迫性,要么不愿或根本无法接受现状或改革;其次,他们对周围的一切变化过于敏感,自我保护的本能导致其无力果断采取行动以改变现状。
他们专注于自我剖析,擅长在日记、自白、书信中体现自我;然而他们不幸的根源就在于自知身处泥淖却心怀理想,内心在理想与现实中斗争。
他们是一个独特复杂的群体,并非天之骄子,却本性自私,质疑一切,内向而偏激,因此注定成为陈腐旧制度的牺牲品。
一言以蔽之,“多余人”貌似与社会水火不容,实则离不开这样的社会。
(一)俄国自彼得一世改革之后,从西欧国家引进上流教育,然而这与俄国当时的社会现状严重不相符,矛盾日益激化。
十二月党人起义后尼古拉集团的残暴统治更是愈演愈烈。
普希金笔下的奥涅金就是诞生于这一时期。
文学评论·外国文学纵谈俄罗斯文学史上的“多余人”形象杨婉莹 辽宁大学外国语学院摘 要:“多余人”这一崭新的名词,无疑是俄罗斯19世纪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新发现”,因为有了它,使得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不再孤单、平凡。
伟大的俄国诗人——普希金可谓是“多余人”的鼻祖,在他的笔下,读者似乎可以看到一个活脱脱的“多余人。
”当然,深入了解“多余人”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掌握俄罗斯19世纪文学史和漫长悠久的具有深厚底蕴的俄罗斯文化。
关键词:多余人;主要典型;现实意义作者简介:杨婉莹(1993-),女,内蒙古呼伦贝尔人,辽宁大学外国语学院俄语语言文学专业。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8)-02-136-01一、“多余人”的诞生在19世纪、在普希金之前,俄罗斯文学史从未出现过“多余人”——这一文学现象,而它的诞生也推动了19世纪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的蓬勃发展。
最初“多余人”的形象源自于俄国伟大诗人普希金的著名长篇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中,而这部长篇诗体小说也是作者最重要的作品,被称之为“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基石”。
“多余人”是19世纪俄国文学中所描写的贵族知识分子的一种典型。
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都出身于贵族之家,从小就生活在富庶的家庭环境里,自幼便开始接受良好的教育。
他们拥有崇高的理想,却远离于人民;他们对当时的现实社会都有极大的不满,但缺乏行动。
因此有这样一句话是对他们的最好概括——那便是“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
所以,这样一群多余人只能在愤世嫉俗中白白地浪费他们异于常人的才华和禀赋。
二、“多余人”形象的主要典型最早是在普希金的长篇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里的主人公“奥涅金”身上体现的,虽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普希金是“多余人”的鼻祖,但这一形象真正的广为流传,却是在屠格涅夫1850年发表的中篇小说《多余人日记》之后才更加深入人心的。
在普希金之后,先后有四位作家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描绘了“多余人”的形象。
当代英雄俄国文学史上的第一部经典小说,不朽的“多余人”毕巧林普希金是俄罗斯诗歌的太阳,莱蒙托夫是俄罗斯诗歌的月亮,整个俄罗斯诗歌在他们之间摆动着,在静观与行动这两个极之间摆动着。
——梅列日科夫斯基其实,不仅在诗歌领域,更在整个文学领域,普希金与莱蒙托夫都是俄罗斯的两个重要源头。
普希金的作品有着安详从容的日神精神,莱蒙托夫的作品有着激烈动荡的酒神精神。
而如果莱蒙托夫能够活到普希金的岁数,这位天才诗人的耀眼光芒可能令普希金都为之黯淡。
尽管莱蒙托夫在27岁时便死于一场扑朔迷离的决斗,但即便如此,他平生所写的唯一一部长篇小说《当代英雄》,也已跻身世界文学名著行列,并成为俄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经典小说。
《当代英雄》最重要的贡献是塑造了“多余人”毕巧林这一经典人物。
“多余人”的提法,源自屠格涅夫的《多余人日记》,意指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不满社会现实但又无可奈何寄生其中的贵族青年。
当然,这种笼统的指称无法涵盖每个“多余人”内在的丰富、多面与复杂。
毕巧林:“恶魔化”的莱蒙托夫略知莱蒙托夫生平的人都能感到:毕巧林的身上有莱蒙托夫的影子。
而同时代的别林斯基说得更为直接:毕巧林,这是他现实中的自己。
有一回,莱蒙托夫在一位公爵夫人家做客,当莱蒙托夫将这本书赠给女主人的时候,正准备离开的他在卷首页“当代英雄”的后面补上了逗号,并写上:“向美貌迷人的公爵夫人哀求,请允许他不在这里用午餐。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毕巧林与莱蒙托夫之间具有相似性,但准确地说,毕巧林其实是一个“恶魔化”的莱蒙托夫。
莱蒙托夫肖像毕巧林与莱蒙托夫的相似性阅读过莱蒙托夫的相关传记后,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发现作者莱蒙托夫与其笔下人物毕巧林地相似性。
以下就略谈其中几个方面:其一,毕巧林与莱蒙托夫都曾以军官身份在高加索的生活。
莱蒙托夫曾两次被流放到高加索,第一次是在1937年3月,由于为普希金写了悼念诗《诗人之死》,被当局视为危险分子而遭到放逐;第二次是在1940年2月,因与法国公使之子决斗而被逮捕放逐。
试析俄国文学中“多余人”形象与中国现代文学“零余者俄国多余人是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中贵族知识分子的一种典型。
他们生活在贵族阶级趋向没落的时期,在反动的专制政体和农奴制下感到窒息,不愿与上流社会同流合污;但因为远离人民,无法摆脱贵族立场,缺乏生活目的,不能有所作为。
正如赫而岑所说的:“永远不会站在政府方面”,同时也“永远不能站到人民方面”,只能作为一个社会的“多余人”。
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里的奥涅金;赫而岑《谁的罪过》里的别尔托夫;莱蒙托夫《当代英雄》里的毕乔林;屠格涅夫《罗亭》里的罗亭;冈察洛夫《奥勃洛摩夫》里的奥勃洛摩夫等,都是“多余人”的代表。
普希金的代表作《叶甫盖尼?奥涅金》小说是用诗体写成的,是一个重大的创新。
它的发表是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确立的标志。
奥涅金的形象是俄国封建社会贵族青年的一种典型,他虽然受过资产阶级思想的启蒙,不满于贵族社会的庸碌,自视清高,和周围的人格格不入,但贵族的生活方式又使他灵魂空虚,毫无能力,无所作为,成了社会的“多余人”。
这样,奥涅金就成为俄国文学中第一个“多余人”的形象。
小说通过这一形象,塑造了二十年代贵族青年的典型,反映了当时贵族青年的苦闷、彷徨和追求。
在揭露和批判贵族社会的腐败和丑恶方面具有相当的力量。
奥涅金也因此在俄国多余人形象系列中成为最重要的,最具色彩的,最有代表性的多余人形象。
在其他多余人形象中,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中的毕乔林,在二三十年代曾是贵族社会里的佼佼者,是一个对上流社会强烈不满的贵族青年。
可是他摆脱不了贵族生活,没有理想,玩世不恭,感到苦闷绝望;他时时进行自我心理分析,既否定一切,也蔑视自己,因而也成为社会的“多余人”。
还有屠格涅夫《罗亭》里的罗亭,也是多余人形象,他能言善辩,热情宣传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在四十年代黑暗统治时,起过进步作用。
但到五十年代需要行动的时候,“多余人”只是一些语言多于行动的人,已经担负不起改革现实的任务了。
如冈察洛夫《奥勃洛摩夫》里的奥勃洛摩夫,尽管他“有黄金般的心灵”,但他只不过是一个剥削阶级寄生虫的典型。
浅谈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多余人”形象,是于十九世纪的前期,伴随着俄国社会结构转变以及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不断发展而诞生的一种俄国文学中的典型的人物形象。
是19世纪俄国文学中所描绘的贵族知识分子的一种典型。
他们的特点是出身贵族,生活在优裕的环境中,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
他们虽有高尚的理想,却远离人民;虽不满现实,却缺少行动,他们是“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只能在愤世嫉俗中白白地浪费自己的才华。
他们既不愿站在政府的一边,与上流社会同流合污,又不能和人民站在一起,反对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
他们很是心仪西方的自由思想,他们也很不满俄国的现状,又无能为力改变这种现状,然而他们又是大贵族和权势者的代表人物,不可能与底层人民相结合以改变俄国的现状。
最终只能在极度的空虚和愤懑之中迎来属于自己的悲剧人生。
“多余人”形象的诞生,是与俄国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分不开的。
农奴制度下的封建俄国与来自西方的自由民主的社会思想的强烈对抗,促使了一批受到良好教育的贵族青年对于社会现状的反思。
他们希望社会向着自由民主的形态发展,却又不愿意失去自己所拥有的荣华富贵。
多余人的形象包括普希金笔下的叶甫盖尼·奥涅金、莱蒙托夫笔下的毕巧林、屠格涅夫笔下的罗亭、赫尔岑笔下的别尔托夫、冈察洛夫笔下的奥勃洛摩夫等。
“多余人”形象的诞生,标志着俄国近代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开端,标志着创作风格由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转型。
俄国文学中“多余人”的家族性性格的形成、发展和最终走向毁灭的过程,完整而具体的展现了俄国解放运动中贵族革命时期的社会面貌,反应了居于革命领导地位的贵族知识分子的精神变迁,着重提示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病源,谴责了那个使得本来有希望“有为”的青年知识分子最终变得碌碌无为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环境。
从更深层次的角度来看,“多余人”形象的巨大魅力,不仅仅体现于自身形象所蕴含的广泛的社会意义,还来自于形象所包含的复杂而又深邃的哲学意义和美学内涵,揭示了旧社会体制内部深重的矛盾与危机。
多余人是俄罗斯文学中的一个很有趣的文学现象,主要是指在俄国资本主义发展时期一些知识分子因为精神空虚,无所事事,成为了“多余的”人。
最著名的有普希金笔下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冈察洛夫笔下的的奥勃洛莫夫,莱蒙托夫笔下的毕巧林。
《叶甫盖尼-奥涅金》这本书没看过,所以就谈谈奥勃洛莫夫和毕巧林。
奥勃洛莫夫是冈察洛夫的《奥勃洛莫夫》中的主人公,是一个处在农奴制改革前夜的地主知识分子,因而在社会剧变的十九世纪中后期的俄国,成为了一个“多余人”。
《奥勃洛莫夫》一书主要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向我们介绍一个早晨的奥勃洛莫夫,第二部分是奥勃洛莫夫的梦,最后一部分是讲起床后的奥勃洛莫夫,一直讲到他的去世。
奥勃洛莫夫曾经是个很有思想的充满朝气的青年人,他还上过大学,可以说是受到自由主义影响的大学生,他本来打算学业有成之后回到故乡,好好经营农庄,并且将自己的所学运用到实践中去,可是他这个人意志薄弱,性格软弱,很容易受到周围的影响。
奥勃洛莫夫的家庭是个很传统,很保守的地主家庭,与外界隔绝,对于新事物,存在着根深蒂固的抵制感,而奥勃洛莫夫就是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不能不受到影响。
小说的第二部分讲述的是奥勃洛莫夫的梦,其实就是借助梦境讲述奥勃洛莫夫小时候的故事,整个梦境虽然看起来有着强烈的淳朴的气息,但是这种气息却是包含了极端保守的思想,所以通过这个梦,我们看到了小奥勃洛莫夫是怎么被保守主义影响、毒害的。
毕业后的奥勃洛莫夫找到了一份还算体面的工作,在机关里面当文书,可是他渐渐厌倦了这种生活,逐步封闭自己,最后将自己封闭在自己的大睡袍里面,而且一下就是十年没有怎么下床,期间虽有很多人找他,很多烦心事找他,他也做了不少规划(奥勃洛莫夫并不笨,他的规划十分不错),也答应了别人很多事情,但是想着想着就软弱下去了,于是就把这些鲜活的想法抹杀掉,又回到自己大睡袍中,与世隔绝。
后来好朋友施托尔茨的来到,给奥勃洛莫夫的房子带来了一丝生机。
施托尔茨是典型的新生的资产阶级的代表,朝气蓬勃,与死气沉沉的奥勃洛莫夫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浅析俄国文学史中“多余人”现象19世纪前半叶,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们塑造了一批独特的文学形象,即“多余人”。
这是关于俄罗斯贵族青年知识分子的群像。
这些人既不与贵族上流社会同流合污,又不能跳出贵族圈子与人民结合,终日空虚彷徨、无所事事,最终成为了社会上的“多余人”。
其主要代表有普希金的长诗《叶甫盖尼·奥涅金》里的奥涅金;赫尔岑小说《谁之罪》里的别尔托夫;莱蒙托夫小说《当代英雄》里的毕巧林;屠格涅夫小说《罗亭》中的罗亭;冈察洛夫小说《奥勃洛摩夫》里的奥勃洛摩夫等等。
这些人虽然出现于不同的社会时期,但他们具有明显的共同特征:出身大多为名门豪族,文化教养程度高,头脑聪明且具有崇高的道德品质。
当时的俄国国情让他们看出了现实生活中的缺陷与弊病,也了解到农奴制下的种种不平与罪恶,他们能隐约嗅到时代潮涌的气息。
但这些超前且聪明的人脱离群众,远离革命,性格软弱,既不甘心沉沦到底,又无力与本阶级决裂,所以只能用忧郁彷徨的态度对待生活。
这些时代的“多余人”在生活中找不到适当的位置,在社会上无所作为,在现实社会中感到沉闷压抑,在精神上焦躁不安又忧郁彷徨。
这一切都决定了他们一生当中必然无所事事、毫无作为、空虚无聊,成为“既非孔雀,又非乌鸦”的中间人物。
俄国杰出的文学批评家赫尔岑在评论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时明确地提出了“多余人”这一概念,并指出:“‘多余人’的特殊性不仅仅在于他永远不会站在政府一面,还在于他永远也不会站在普通老百姓这一面…”。
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别林斯基评论“多余人”这一形象:“…这些人常常具有崇高的道德品质和巨大的精神力量,本可大展才华,但却很少作为,或者根本无所事事……”。
这些头脑清晰、精力充沛的俄罗斯青年为何要患上“俄罗斯忧郁症”?这些有才华的知识分子何以成为无所事事的“多余人”?挖掘他们悲剧人生形成的根本原因,了解“多余人”形象对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是相当必要的。
“多余人”的产生一、19世纪的俄国历史孕育了“多余人”文学与时代密切关联始终是俄罗斯文学的优良传统。
19世纪上半叶的俄罗斯正处在一场风起云涌的社会变革之中。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萌生,专制政体与农奴制的弊端已渐露端倪。
1812年卫国战争的胜利和1813至1814年的俄军西征大大促进了俄罗斯民族意识的觉醒,有头脑、有文化的人开始放眼世界;同时,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法国启蒙主义思想以及国内阶级斗争催生了俄国解放运动,贵族知识分子始终充当着这个时代的思考者和领路人的角色,试图唤醒俄国人的自我意识和独立精神。
但也由此引发了贵族青年深刻的阶级分化。
部分贵族阶级要誓死决裂,竭力摆脱旧文化,要求彻底改革农奴制度;部分贵族阶级死命挣扎,捍卫着旧文化,反抗和破坏着任何革命和进步的活动。
而更多的贵族青年则徘徊在历史的十字路口,进退维谷。
他们懂得农奴制下的黑暗与不公,却不能放走自己拥有的奴隶;他们同情农民的贫困,却仍旧离不开剥夺人民的果实。
这些人就是“多余人”的最初形象。
专制统治和黑暗农奴制下的社会,成了孕育这种胚胎的最合适土壤。
二、黑暗的强权统治催生了“多余人”对思想的禁锢永远是最残酷的。
在中国秦王朝“焚书坑儒”,在俄罗斯尼古拉的反动措施有过之而无不及。
他绞杀一切自由思想,实行严酷的思想禁锢。
贵族革命失败付出的代价是昂贵的:他们被剥夺了正常活动的权利,一时间酿成了俄国内部阴郁冰冻的氛围和敢怒不敢言的“沉默”局面。
特别是那些具有进步思想的年轻人更遭到了残酷的迫害。
在封闭、压抑、不自由的历史环境中,俄罗斯知识分子既遭到当局的压制,又遇到被统一的舆论所催眠的民众之不理解,“贵族青年如果得不到贫民方面的帮助,就不能摆脱两头鹰的铁爪,就不能够从尼古拉政权的重压下挣扎出来”。
“多余人”这种典型正是在这种基础上催生出来的。
三、新旧文化碰撞冲突造就了“多余人”18世纪的俄国,以崇尚西方文化为荣。
到了19世纪后期,俄国文化经过与西方文化的融合到达了繁荣鼎盛时期。
许多俄国贵族知识分子率先接受了西方先进思想,开眼看世界的他们看清了俄国社会中存在的不合理现象,并希望大展拳脚改革之。
可惜他们厌弃俄国旧文化却无法废除,认同新文化也无法实践,最终只能成为“思想的巨人,行动的矮子”。
所以高尔基称这种典型是“欧洲思想的儿子,但在本质上还是俄国生活条件下的儿子。
”处在两种文化思想夹缝中的这些人,不要固有的,也要不到想要的,也只能成为时代的“多余人”。
四、贵族尴尬历史地位造就了“多余人”从自身来看,俄罗斯贵族在当时俄国历史洪流中所处的尴尬位置也是促使他们成为“多余人”的原因之一。
他们接受着新思想,感受着新文化的美好,也看见了历史潮流的趋势。
但是他们又拒绝革命,不像十二月革命党人那样坚定勇敢不怕牺牲;他们看到了贵族阶级的腐朽,所以坚守着自己的崇高品德,厌弃贵族生活,不愿与其同流合污。
但是生于贵族之家,对本阶级的生活虽有厌恶却又十分依赖,日积月累的习惯还是让他们不能断绝与贵族的“血亲关系”;他们同情人民,看到了农奴制下人民的苦难,也想凭己之力改变农民的生活状况。
可是又不了解甚至蔑视人民群众的力量,对人民群众抱有偏见,远离民众。
所以说,从贵族的角度看,他们是上流社会中的异类,是贵族文化的背叛者,贵族统治阶级因而不信任他们;从人民的角度看,他们流淌着贵族的血液,永远无法洗净自己身上贵族子弟的污垢,还算不上人民的可靠朋友。
于是他们就成了整个俄罗斯社会中的一种上不靠天、下不接地的人,成了我们口中所说的“多余人”。
“多余人”的发展历程“多余人”出现在俄国历史舞台上不是刹那间的现象,它的发展和演变也是一个历史过程。
从普希金笔下的奥涅金到莱蒙托夫塑造的“当代英雄”毕巧林,从屠格涅夫笔下的罗亭,再到冈察洛夫作品中的“睡神”奥勃洛摩夫,“多余人”的形象逐渐充实鲜明起来。
一、聪明的废物——奥涅金普希金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里的主人公“奥涅金”是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俄国进步贵族知识分子的典型,是俄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多余人”形象。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多余人”的鼻祖。
奥涅金具有所有“多余人”的共性:聪明,博学有才华;生活在上流社会过着奢侈空虚的生活;厌恶着自己的生活圈子却不得不依赖于它;有理想却缺乏实干精神、坚强的毅力;精神苦闷不知所措,最终迷失自我。
他也具有自己的个性:他对新生活充满了憧憬,厌恶旧有的社会体制,表现出了强烈的叛逆精神。
但他没有任何实际工作能力,没有毅力,事事不能坚持到底,内心非常痛苦,性格也更加阴郁、孤僻,被人们称为“聪明的废物”。
正如赫尔岑所说:“奥涅金是一个无所事事的人,因为他从来没有什么事要去做,这是一个在他所安身立命的环境里的多余人……他什么事都做过,可是什么事都没做到底。
”二、当代英雄——毕巧林莱蒙托夫小说《当代英雄》中的毕巧林是俄国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多余人”形象。
此时的俄国正处在农奴制最黑暗最反动的年代,统治者的残暴让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革命的前途黑暗渺茫。
与第一代的代表奥涅金相比,除了拥有“多余人”的共性,毕巧林更狂热,更玩世不恭,更损人利已,更具有破坏性,表现得更加孤独、更加忧郁。
“狂热好动”与“人格分裂”是毕巧林的两大个性。
他是一个极端的冷热矛盾结合体。
一方面渴望生活,具有丰富的感情与奔放的激情,另一方面又对生活和人类丧失信心,往往激情与冷漠并存,显得喜怒无常。
他年轻聪明富有激情,具有深刻的洞察力,也因此对社会看的更透彻,心灰意冷的更彻底,可又止不住幻想,幻想过后又是更大的失望。
所以毕巧林的玩世不恭、碌碌无为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莱蒙托夫笔下的毕巧林已是一个拥有高度自觉的自我意识的个体,一个冷静地怀疑着分析着求索着的个体。
他比奥涅金有才能,也敢于真诚地把自身的弱点与毛病都无情地抖落出来,他是一只勇于与风雨搏击的海燕,因而他的命运也更具有悲剧意味。
三、理想的斗士——罗亭屠格涅夫《罗亭》中的同名主人公罗亭是俄罗斯文学史上的第三代“多余人”,产生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
罗亭最大的特点是雄辩,最大不足是缺乏实干能力,因此成了典型的“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
与奥涅金、毕巧林相比,罗亭更光彩夺目,更具有行动力。
他是为了理想而活。
罗亭用其热情、勇敢的言辞在青年人的心灵中播下了革命的种子,使之萌生出高尚的思想和感情,激励他们去行动,去战斗。
在进行革命斗争的道路上,罗亭是最优秀的革命传道者。
虽然很多工作由于缺乏毅力而失败,虽然一生漂泊,虽然最终还是一事无成,摆脱不了“多余人”的宿命。
然而,无论在任何时候罗亭都没有放弃自己的追求,真理与理想之火始终在他的胸中燃烧,为了公众利益,他永不妥协。
最后,当他战死在巴黎街头,我看到了一位英雄的崛起。
在众多“多余人”中,罗亭无疑是最富有人性色彩与悲剧色彩的。
四、昏睡之神——奥勃洛摩夫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奥勃洛摩夫是“多余人”的“终结者”。
冈察洛夫敏锐地感受到了俄国革命的来临,贵族阶级最终要退出历史舞台,是时候平民知识分子挑起革命重担了。
因此他塑造了一个具有“黄金一般美好心灵的”废物。
他是一个罕见的好人,却整日耽于幻想、昏沉度日,不理会周遭的一切,不希望生活中有任何变动。
虽然有理想,有改良计划,但是从来不付诸实践,友谊和爱情都不能使他振作起来。
他是一个没有任何行动能力的寄生虫。
如果说奥涅金,毕巧林,罗亭这些人在沉重历史重担下,尽管困惑彷徨但毕竟还没有束手待毙,我们还是可以感受到他们存在的力量,也能理解他们是被时代毁了的人而已,那么,到了奥勃洛摩夫时期,我们能看到的只是丧失一切行动能力的躯壳,没有同情与怜悯,只有鄙夷与厌恶。
早期“多余人”身上那种热情和信念,早已被黑暗的社会所窒息,他们已丧失了一切存在的意义。
除了同所属的贵族阶级一同退出历史舞台之外,再没有更好的出路。
奥勃洛摩夫宣告了俄国贵族革命时期的终结,也宣告了“多余人”时代的终结。
“多余人”的社会现实意义“多余人”并不是存在于世界上的无用而多余的人群,它产生于俄罗斯历史进程中的某一特定时段,有其独特的意义。
在世界上其他国家也出现过相类似的“多余人”,如中国文学中的觉新、方鸿渐、周萍。
“多余人”这三个字本身就含有极其丰富的信息:这是什么样的人群?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人群?是社会的原因还是个人的原因?这样的人群是已经消失了还是继续存在于现实生活中?我们该从中意识到什么问题?社会发展总有一定规律,每当社会“大变革”的前夜,最先觉醒的总会是知识分子,他们也有如奥涅金、毕巧林、罗亭一样的痛苦和迷茫,他们成了革命的领头人,碰的头破血流只为一点光明。
我国早期俄国文学研究家瞿秋白认识到了“多余人”的意义:“每当旧社会崩坏新社会未成的青黄不接的时代,‘无用的好人’没有不是多余的。
”赫尔岑也说过:“全靠有了那个时代的‘多余人’,新的一代才没有成为多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