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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没有晚清，何来五四”摘要：王德威先生在《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中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众生喧哗、富有生命力的晚清小说局面，并狭隘地将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由“五四”提至晚清。
作者一面不断强调现代的多种可能性，一面却又将已经出现的多种文学类型视而不见。
作者在对“五四”文学发出责难时，没有站在真实的历史中做出客观的评述，因而存在诸多质疑。
当然这些质疑不是意味着对它进行全盘否定，书中很多观点仍值得我们继续研究讨论。
关键词：现代性；晚清小说；“五四”文学《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一书，最早用英文于1999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立即在国内的现当代文学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书中“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命题一时间也成为热议话题。
北京大学出版社“文学史研究丛书”又于2005年翻译、出版了此书，王德威先生“晚清文学现代性”的观点，为更多的研究者所熟知。
时至今日，关于这本书的谈论，关于“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争议，以及关于“现代性”这一概念的研究，仍在学界中继续着。
在本书的导论中，王德威先生从中国现代文学的起始点切入，提出了晚清在现代中国文学上是“先于甚或超过‘五四’的开创性的”，此时“推陈出新、千奇百怪的实验冲动，较诸‘五四’，毫不逊色”[1]1，再加上西方现代文明大摇大摆的进入国门，带来了种种“现代”的新方式，它们和“华夏本土的传统杂糅对抗，注定会产生出更为‘多重的现代性’”。
但是，作者认为由此产生的现代性的种种可能，最终都成了“五四”精英文学“摒除——或压抑——其他已然成形的实验”了[1]10。
作者把这些被压抑的现代性直陈为三个方面：（一）它代表一个文学传统内部生生不息的创造力；（二）指“五四”以来的文学及文学史写作的自我检查及压抑现象；（三）泛指晚清、“五四”及20世纪30年代以来，种种不入流的文艺实验。
比较文学科班出身的王德威，深谙西方现代文学经脉，在对晚清小说的分析研究中，引入比较文学的视野，将其置于世界文学的大背景，让晚清小说有了一种世界文学的向度。
就《品花宝鉴》看晚清小说中被压抑的现代性作者：卢迪来源：《青年文学家》2013年第17期摘要：传统观点认定中国现代文学发端于“五四”文学革命，将晚清文学划入封建旧文学范畴并予以批判。
近年来，随着对“现代”中国文学的重新定义，学者们开始重新挖掘那看似“旧”的晚清文学中所实则暗含的“新”，探究其先于甚或超过“五四”的开创性。
描摹倡优生涯的小说，是晚清说部中的重要面向。
陈森所作《品花宝鉴》通常被认为是晚清长篇狎邪小说的开端之一，在传统才子佳人小说模式外自觉进行了不少创新，以性别倒错的方式补充了晚清社会有关性的论述，促使了后代关于欲望的现代性话语的兴起。
关键词：晚清；五四；《品花宝鉴》；现代性作者简介：卢迪（1989.12-），女，汉族，安徽省安庆市人，上海外国语大学，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3）-17-0-02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是一个被屡屡提起的命题，传统观点认定中国现代文学发端于“五四”文学革命，鲁迅、胡适、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等人，也以他们勇猛热忱的战斗，成为中国新文学革命的伟大旗手和开山宗师。
他们呐喊呼号，游走奔波，感时忧国，以手中的笔为武器，将文学与政治紧密联系起来，企图唤醒民众。
他们阐明道，一个国家要想有新文明的产生，必然要以新文学的萌芽及勃发为先导和依托，希望借助以反帝反封建为主导内容的文化改革和思想启蒙运动，以达到民族解放的目的，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文学变革运动也因此轰轰烈烈地展开。
在这种激进躁动的文化氛围中，人们崇尚西方科学和民主的思想，晚清文学也因其所处的时代被划入“旧”的范围，被认为是腐朽没落的封建文学，成为新时期新文学的对立面并遭受批判。
但当现在人们冷静下来，以理性的眼光重审过去，便会发现作为中国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的交界处，作为发生结构性转变的关键时期，晚清文学那所谓的“旧”中其实蕴含着“新”，而这内含的“新”也正是激发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发展的不可忽视的源动力之一。
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导言本书评估的中国晚清小说，从太平天国起义(1849)始，至清朝倾覆(1911)止。
有关中国文学现代化的问题，近年屡屡被提出讨论。
五四文学革命的典范意义，尤其引起众多思辨。
而其中最值得注意者，当属晚清文化的重新定位。
传统解释新文学“起源”之范式，多以五四(1919年文学革命的着名宣言)为中国文学现代时期之依归；胡适、鲁迅、钱玄同等诸君子的努力，也被赋予开山宗师的地位。
相对的，由晚清以迄民初的数十年文艺动荡，则被视为传统逝去的尾声，或西学东渐的先兆。
过渡意义，大于一切。
但在世纪末重审现代中国文学的来龙去脉，我们应重识晚清时期的重要，及其先于甚或超过五四的开创性。
我所谓的晚清文学，指的是太平天国前后，以至宣统逊位的六十年；而其流风遗绪，时至五四，仍体现不已。
在这一甲子内，中国文学的创作、出版及阅读蓬勃发展，真是前所未见，并在世纪转折交替处，即“世纪末”(fin-de-siècle)之际，蔚为高潮。
小说一跃而为文类的大宗，更见证传统文学体制的剧变。
但最引人注目的是作者推陈出新、千奇百怪的实验冲动，较诸五四，毫不逊色。
然而中国文学在这一阶段现代化的成绩，却未尝得到重视。
当五四“正式”引领我们进入以西方是尚的现代话语范畴，晚清那种新旧杂陈，多声复义的现象，反倒被视为落后了。
晚清文学的发展，当然以百日维新(1898)到辛亥革命(1911)为高潮。
仅以小说为例，保守的估计，出版当在二千种以上。
其中至少一半，今已流失。
这些作品的题材、形式，无所不包：从侦探小说到科幻奇谭，从艳情纪实到说教文字，从武侠公案到革命演义，在在令人眼花缭乱。
它们的作者大胆嘲弄经典着作，刻意谐仿外来文类，笔锋所至，传统规模无不歧义横生，终而摇摇欲坠。
以往五四典范内的评者论赞晚清文学的成就，均止于“新小说”──梁启超、严复等人所倡的政治小说。
殊不知“新小说”内包含多少旧种籽，而千百“非”新小说又有多少诚属空前的创造力。
《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读书心得王德威先生的《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一书选取晚清这一新旧交替的时期作为切入点，试图重新探讨现代文学的起源问题，展示现代文学产生之初众声喧哗、丰富多彩的历史语境。
基于这一目的，这本书对历史界限的重新划分，不仅构成了对以往文学史观的颠覆，同时也对长久以来现代文学研究中主流话语占主导地位的这一现状提出了质疑，提高了非主流话语的历史地位，晚清文学的地位也因此引起了我们的重新审视与思考。
在本书作者对晚清小说进行再阐释的过程中，晚清小说的现代性及其被压抑的原因是本书的一大亮点。
何为现代性。
王德威先生认为“‘现代’”一义，众说纷纭。
如果我们追根究底，以现代为一种自觉的求新求变意识。
”因此，在作者看来，现代性不等同于简单的西化，也不等同于其中的某一方面，晚清小说中所蕴含的个体欲望、价值、正义、知识等早就已经领先五四时期的文学，彰显了文学的本土现代性。
与此同时，作者也在力图挖掘现代文学中不被主流话语认可的其他方面，如晚清小说中的颓废、滥情以及海派的文艺实验。
在王德威先生的笔下，晚清小说中所展现的现代性似乎更倾向于西方文学中对于现代性的理解，因此在具体的文本分析与叙述中他极力挖掘这些不被主流话语所认可的其他文学支流对欲望、知识、正义等的描写，主流话语与晚清文学中的本土现代性成为一种二元对立的关系。
现代性为什么会被压抑？涵盖文学传统内生生不息的创造力以及种种不入流的文艺实验的现代性被压抑的原因，在王德威先生的笔下被归结为知识分子对写实主义的推崇以及革命、启蒙等主导的话语权。
“从为人生而文学到为革命而文学，‘五四’的作家别有怀抱，但却将前此五花八门的题材与风格，逐渐压抑，化约为写实/现实主义的金科玉律。
”由此可以看出，不受中国社会特定政治立场影响的王德威先生对于中国现代文学中主流话语占主导地位的不满。
实际上，即使没有主流话语的影响，中国的新文学作家也不一定会对探讨人类心灵问题或者对个体欲望的伸展以及颓废的书写产生多大的兴趣，他们更为关注的是要把中国变成现代国家，因此他们写文章的当务之急就是启蒙与革命，这也是其“感时忧国”传统形成的历史必然性所在。
1502021年第5期（2021年5月）Ｎｏ．５ ２０２１ 晚清文学的“现代性”问题数十年来一度引起众多学者广泛讨论，王德威等海外学者关于晚清文学“现代性”的想象将研究推向极点，国内学者也各抒己见众说纷纭。
从梁启超的“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1]到王德威的“我却以为小说之为小说，正是因为它不能，也不必担当救中国的大任。
小说不建构中国，小说虚构中国。
”[2]小说的地位与功能发生了偏移。
二位学者观点的隐与显不仅源于其书写立场与审美选择的不同，也取决于海外经历与文学史观的差异，在多重复杂缘由作用下形成对晚清小说不同程度的“洞见”与“盲视”。
五四百年之后，对晚清文学的再解读势必会因文学史观的变迁再次发生变动，本文对《被压抑的现代性——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以下简称为《被》)与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以下简称为《论》)的比较研究，重在探究不同文学史观影响下同一主体的书写差异成因，意在跳出晚清五四之争的思路与二元的思维模式。
谈论五四时，格外关注“‘五四’中的‘晚清’”；反过来，研究晚清时，则努力开掘“‘晚清’中的‘五四’”[3]。
在不断对话过程中，分析各自的价值与局限。
一、《被》与《论》批评文本重估《论》是梁启超倡导新小说的重要理论性文章[4]，为新小说合法化谋求了理论支撑；《被》也使晚清小说重新进入研究者视野，将整个中国文学纳入同一场域进行对话。
笔者认为，尽管二者都具有一定的文学史意义，但都是在对既往文学史“纠偏”的前提下做出的一次较为偏激的尝试，目的各不相同，过程却殊途同归。
因此，在避免既往二元争鸣观点基础上对文本的比较重估、对“新”“旧”小说文学史地位的重新评价、对五四文学与传统文学传承关系进行再审视都对当下具有启发意义。
1.“起点”与“前身”就文学史地位而言，梁启超以《论》“上接文评传统下启文评新面”[5]，对后来的文学革命以及“五四”都产生巨大冲击，但对此文献的研究却寥寥数十篇，与其相对重要的文学史意义不成正比。
进入文学研究的理论文本：读《被压抑的现代性》作者：付丹宁来源：《云梦学刊》 2014年第6期付丹宁（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 100871）摘要：王德威的《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自出版以来已对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但在其以解构式的文本细读重绘文学史地图的“文学考古学”视野背后，也潜藏着特定的陷阱：在最坏的情况下，这一方法论既破坏了文学文本的复杂，也损伤了理论文本的敏锐。
但同时，这一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文学考古”的典范著作，也提示着该方法论尚未充分呈现的可能性。
关键词：王德威；解构；丑怪谴责小说；沉默性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365（2014）06-0026-05收稿日期：2014-10-10作者简介：付丹宁（1987- ），女，山东菏泽人，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
“晚清—五四—当代”这一序列一直是王德威关注的重点，在他看来，这三个时段不仅具有时空上的联系，更能展现出“现代性”在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学中发生的多种可能性。
《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便是在此一视野中展开的对晚清小说“现代性”的探讨。
所谓“被压抑”，意指“五四”以来的“现代”观念、文学生产机制和文学史叙述对晚清小说中呈现的多元“现代性”的否定、削弱和遗忘，为此，有必要重绘晚清这一“现代性”最初进入中国的刹那。
“重绘”的方法是“文学考古”，与译著《知识的考掘》导论中对福柯历史观所作的描述相近，这包括“挖掘‘一统’体系中的缝隙，暴露‘连贯’事件间的漏洞；质疑一道统的个中矛盾，推翻一思想存在之必然性。
”最终呈现“一片扰攘纷乱的境界，其间各种事件、制度、体系相互排挤、重叠、冲突，或并列。
”这一方法所开启的“重绘”并非源自对某一具体史实的不同判断，而是首先产生于对传统史学理论中目的论因素的不信任。
不过，《被压抑的现代性》并未选择首先处理以往历史叙述忽略的外部史料（如报刊、教育、作家自述），而是选择直接由小说文本细读入手。
王德威的《被压抑的现代性》话得先从2006年下半年说起。
那时候我刚获得法律系保送研究生的资格，正是毛焦尔的时候，刚巧中文系来了好些难得一见的专家学者过来讲学。
说老实话，之前我对什么叫“讲学”根本并无感性认识，最多也就是道听途说些我系男教员在韩国梨花女子大学的八卦，于是我孤陋寡闻地以为所谓“讲学”大概不是讲演就是上课，看文献资料理解谁谁谁曾经出国讲学的时候也就稀里糊涂地依此提到。
等到看见了许子南及——代表作《当代小说阅读原稿》、《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要是还不知道，就是老在《锵锵三人行》胡侃的那位——又发现我理解错了：所谓“讲学”，其实是讲演加上课。
那时候我在哲学系由此可见也待了三年有余，头一回经管系听到外校的学人过来讲学，全系上下都激动得了不得。
许子东第一天来五院报告厅，也加上自己块头不小，费了不好大劲才挤到前头；后几次因为好些人已经见过活的许子东长什么样了，情况才好转了些。
到后来更要命了：战鼓擂，西风吹，打对过儿来了个王德威，全系上下再次激动得了不得。
想也难怪，自认接过夏志清衣钵的李欧梵曾经断言：“在我之后，就是他（王德威）了”，见着王德威就等于说见着了海外汉学的掌门人，那个做电视节目的贫嘴哪儿能跟人家相提并论。
结果王德威来那天，不但本科生硕士生旁听生乌央乌央的，连陈晓明老师这样的人物都一手托腮坐在了下头；现在回想起来，我实在顺便不解当时王德威是怎么挤到前头去的。
出于学分的诱惑，好多研究生学长都坚持听完了王掌门的全程讲学；后来据说他们都被掌门给忽悠了，中职根本没拿到手。
虽然好在他们每个人都收获丰厚，最大的收获就是学到了王掌门的口头禅：“念兹在兹，情何以堪”，以及一个时髦的新词儿，叫“吊诡”——过去遇到类似的异常情况我们都说“奇怪”，或者“有趣”，顶多说个“诡异”；没有一个学长认为“吊诡”是“上吊这种死法很诡异”的简称，可见他们都学到了真东西。
我这个人会生性疏懒，听了两讲之后就草草撤退，因为我实在不想再五座给两排的人占座还帮他们看着了；还有好些漂亮女同学跟我撤退的时间差不多：她们几经辗转，再次打听到文质彬彬的谦谦君子王先生是个gay。
浅析《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的写作王德威先生在其《想象中国的方法》一书中，以《被压抑的现代性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一文，掀起了中国现代小说研究一个新的浪潮，颇具惊世骇俗之势。
在其后，王德威干脆另起炉灶，将中国现代小说研究的触角更加深入的探向晚清，并以该论文为注脚，最终敷衍成另一力作《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
在海外汉学传统中，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左翼文学运动是直接联系起来的，并以对其的反对和批判作为他们研究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和共同立场。
通过文本阅读，我们不难发现，在《被压抑的现代性》中，感时忧国沿用了夏志清所使用的概念，与此同时，王德威评价晚清小说的颓废概念，也明显继承了李欧梵对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颓废理解；注重文学作品本身的艺术研究方面，王德威与夏志清、李欧梵等自是一脉相承。
而在叙述策略上，他与一批大陆学者也有诸多渊源，陈平原也已然指出这些作家玩弄（从第一人称视角到笑料趣闻等）舶来与本土的资源，从而在此过程中更新了传统的叙事模式。
袁进则提醒我们，这些小说兴起于上海、北京等特定的都市空间，它们导致了文化生产与作者/读者关系的新模式。
我正是在这些学者所开创的基础上，展开自己的研究的。
[2]因此，我们很难忽视王德威著作中海外汉学传统的印记，以及对国内诸多学者的成就的吸收与借鉴。
但是值得提出的是，在立足传统的基础上，他并不为传统所束缚。
与欧洲丑怪小说作家如狄更斯等人笔下的人物相比，这些晚清的
丑角缺乏深刻的心里动机，但他们却展示了另一种喜剧能力[3] 比较文学科班出身的王德威，深谙西方现代文学经脉，在对晚清小说的分析研究中，引入比较文学的视野，将其置于世界文学的大背景，让晚清小说有了一种世界文学的向度。
为一段史实给定清晰的前因后果逻辑关系，是我们常有的阅读、写作经验。
我们习惯于每一段文学发展的历程皆有清晰的前因后果，但我们却忽视了这样的逻辑关系，是出自于后人的话语陈述。
正如王德威所说：在每一革新阶段，我们都可以看出前因后果的逻辑。
然而这些因果逻辑之所以清晰可解，正在于它们出于后见之明。
[4]因此，在《被压抑的现代性》一书中，他摆明了自己的立场试图摆脱这种后见之明的圈套。
王德威在文中自称是在进行福柯式的探源、拷掘的工作[5]，为了摆脱五四后见之明的圈套，他努力实践着从更前往前看，从晚清前看晚清：为魏子安《花月痕》的情教寻到晚明汤显祖的《牡丹亭》，寻到孔尚任的《桃花扇》，敷衍出衍生的美学；为侠义公案小说溯源到古典说部侠义和公案两种模式的合流，指出《儿女英雄传》的叙述模式部分脱胎于明末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说；将丑怪谴责小说归属于只怪传统的明清神魔小说传统；为科幻奇谭上溯到《庄子》、《山海经》等，并赋予其叙述以政治意义和历史向度，实现其将晚清文学重新放回到历史的语境中，去想象历史偶然的脉络中，所可能却并未发展的走向，[6] 重理世纪初的文学谱系，发掘多年来隐而不彰的现代性线索[7]的意图。
然而，我们知道，福柯标榜的知识考古/谱系学是在历史不连续性、断裂现象及事物四散分崩中寻求，重组对过去的知识考古式的甚或探源研究式的的了解。
那么，在这里，就有一个结构上的问题：王德威如何把自己孜孜以求为晚清小说理清的来龙去脉变为福柯的研究对象不连续性、断裂现象及事物四散分崩呢？本书第一章试图建构晚清文学历史与理论的语境，并于其中界定被压抑的现代性。
后续四章为全书的主干，分别处理晚清说部四个文类：狎邪、侠义公案、丑怪谴责与科幻奇谭。
[8]王德威将晚清小说视为一个断层，在晚清这段时间内部进行解读与阐释。
他凭借自身深厚的理论储备，从社会到作者，从作者到文本，从文本到读者，再从读者到社会这样一个阐释链入手，深入把握文本与社会、作者的体验与创作风格，在被人忽视的细节、裂缝与吊诡处游走于现实世界、文本世界与作者的心灵世界之间，在作家的生命与写作，回忆与现实，体验与想象之间做出若合符节的评判。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本书叙述的结构框架：在理清晚清小说兴衰更替的动态纵向思维中，实现对其自身的静态横向的类型化、单元化比较研究。
王德威的对中国现代小说的研究，前面我们已经探讨过，是立足于传统的。
但是，他又与其前辈有着实质性的区别，而王德威所阐发的，则是一种后现代的思维方式。
《被压抑的现代性》一书，致力于对晚清小说进行解读，试图描画现代性的播散[9]，对作为现代文学历史支撑点的五四及其意识形态和话语结构提出疑问，寻求其叙述结构危机。
我丝毫无意回到理想主义式的位置，也不因此玩弄解构主
义式正反、强弱不断易位的游戏。
[10]王德威在其论文中这样宣称，但事实证明这宣称有待商榷。
我的文章有意地使用时代错置的策略与假设的语气，[11]在其第一章《被压抑的现代性》中，王德威就已经表明了其创作指向与思维方式。
文章中理解被压抑的现代性的三个向度：创造力、心理与意识形态的机制以及文学史的反思，还有文学正典以外的中国小说等，表明了王德威以文学的开放性、多样性和相对性，反对任何范式、模式、中心的后现代性宗旨为追求的主张，在晚清小说与其历史和政治错综复杂的关系中，钩沉想象，敷衍铺陈。
对文本的解读，王德威致力于从小说的叙事模式形式或情节布局因素来勘探作者的修辞意图与文本的意识形态指向，在《三侠五义》之类的正牌侠义公案小说中，正义也不过将自身呈现为一种文学杂耍与其说正义得以生成，不如说它终被消解；[12]对文学史的研究，他强调不同时段与不同文类间持续不断的交通往来的消长互动，80年代初期的作品已然表明，经过那场史无前例的混沌与骚乱后，有限的正义至少可以在诗学层面得以恢复。
然而90年代以来的作品告诉我们一个新的教训：即便是那脆弱的诗学的正义也需要加以解构，才能显示历史的不义。
年轻一代作家对文侠的可能性投上了深重怀疑的阴影，并且不再创造此类英雄。
[13]至此，王德威亮出了他的解构主义底牌。
王德威颠覆传统阅读，运用想象、虚拟与重构，凸显出中国文学研究中有别于主流话语的另一个向度，丰富和充实我们过于单一的文学传统，终于，在《被压抑的现代性》一书中，用后现代性思维完
成了描画现代性的播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