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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社会变迁与权威、秩序的建构Ξ———对两部乡村政治研究著作的评价和思考徐 勇(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一无论我们对于村民自治给予什么评价,它毕竟给中国的政治社会结构嵌入了一种新的机制,从而引发了新的社会历程和想象。
正是通过村民自治,愈来愈多的学者进入乡村社会;正是村民自治研究的深化,乡村治理才作为一个沉寂多年的问题重新为学者所提及并关注;正是由于村民自治的发展,才激发起学者们对整个乡村社会特性、结构以及更宏大问题的思考。
对乡村政治社会的学理式研究也因此在20世纪后期兴起,并陆续产生一系列可喜的成果。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中心近期推出的《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①和《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20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两部专著应该是这些研究成果的佼佼之作。
这两部专著都将村庄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都以20世纪的百年变迁为历史背景,都对一个村庄的政治社会在20世纪的变迁进行了详尽的考察和分析。
但是他们所选择的研究对象、研究的路径、运用的研究方法,以至自身经历和特性都有很大的差异。
《岳村政治》的研究对象是湖南省中部的一个村庄。
这里是改变整个中国政治面貌的农民革命的发源地,处于国家政治漩涡的中心地带,政治风浪此起彼伏一直相伴于村庄生活。
《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所选择的研究对象则是四川省东部地区的一个山村。
尽管这里不可避免地被卷入政治漩流,但毕竟处于整个国家政治的边缘地带,冲突性的政治更多的犹如闪电风暴,伴随村庄生活的是平和与宁静,因此,在这里也保留着许多传统的样式。
《岳村政治》的研究路径是由外向内,由国家到乡村社会,由县到乡,再至村,由此考察中国政治是怎样一步步将一个小村庄结构化于国家政治体系之内的,并分析其结构化过程中村庄自身的反映,从而把握村庄与国家的互动关系。
《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的研究路径则是由内向外,由乡土社会到国家,由村庄到乡,再至县,由此考察村庄自身的政治原生形态,并分析当国家政治介入村庄后权威与秩序的更迭,国家对村庄政治的改造和重新塑造。
中国的权力结构_农村权力结构的制度化调整村民选举制度导入农村之后，一个始料不及的效应，就是农村权力关系普遍出现了结构性的矛盾，表现为村委会与党支部（以下简称村支两委）权力之间的冲突与调适，斗争与妥协。
然而，矛盾的实质是什么？根源在哪里？解决矛盾的基本途径是什么？乃是一个亟待冷静思考的重大问题。
本文试图从二元权力结构的理论视野，结合中国农村社会实际，对上述问题进行经验性研究。
一、农村党政关系问题的争论及其意义美国一位政治学家，叫柯丹青（DanielKelliher），1997年他在《中国学刊》（TheChinaJournal）发表了一篇文章，专门论述中国国内学者针对村民自治问题的争论。
这些争论都是近10来年发生的事情。
柯丹青发现，尽管大家都不否定党对农村的领导地位，但村党支部的法律地位却是模糊的。
国内学者对村支两委关系的看法存在很大的差异，这同人们对待村民自治的工具主义态度有很大的关系。
柯丹青指出，无论支持还是反对村民自治的观点，差不多都是工具性的，他们有关村民自治的那些讨论，总是在选择能人、落实政策、完成任务等具体事务上兜圈子，人们1/ 5回避或者大而化之地谈论村民自治本身的民主价值问题。
那些支持村民自治的人，花了很大的气力去说服乡镇党委相信村民自治同党的利益不相矛盾。
而反对村民自治的人，根本不信这套说教，他们的说法很直爽：“村民自治与党的领导存在直接的矛盾。
如果让村委会自主运作，就必将削弱党的领导。
如果加强党的领导，那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村民自治。
这两者是相互排斥的。
”不难看到，这样的争论还会继续下去，因为现实问题不仅没有解决，而且日益暴露其普遍性和严重性。
不过现在断然拒绝村民自治的人怕是不多了，直截了当地否定农村党组织领导地位的言论更加稀少。
最近一期《乡镇论坛》的一组专门讨论村支两委关系的文章引起了笔者的关注，因为这组文章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国内当前对这个问题的争论焦点。
这个焦点就是还要不要党政分开的原则，这个原则曾被认为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
课程论文学科名称: 乡村治理指导老师：韦子平姓名：周宗伟班级：行政管理121 学号：129124224人民公社制度研究摘要：人民公社曾是一个时代的象征。
现在，虽然时过境迁，但在中国农村仍不时可见其忽隐忽现的踪影。
那么，它究竟是怎样一种制度呢？从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多方面对人民公社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考察与研究，不仅重新展现了人民公社的基本面目，而且提出了不少饶有创见的学术观点及值得认真思考的社会问题。
关键词：人民公社制度改革开放启动了历史的闸门，中国社会加快了发展的速度。
新事物层出不穷，许多东西还没来得及稳定下来就被淘汰了。
改革所引发的巨大变化震荡了习惯于慢条斯理地打发生活的中国人的心灵，由此所产生的反应是各式各样的。
但是，不管你对改革持什么态度，生活本身会迫使你行动起来，以适应新的情况，在变动的社会结构中寻找自己的位置，或者追赶那飘忽不定的时髦。
在当今的中国，新东西是如此强有力地吸引着人们的注意力，人们似乎已无暇反观历史；而社会变化节律的加快又拉大了历史的距离，使不久前发生的事变得遥远起来，似乎失去了重新谈论的价值。
此时此刻，关注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人们应保持冷静态度，不仅应时时关心最新的动态，而且应不时地回过头去，用批判的眼光审视过去留下的足迹。
历史是割不断的，今天是昨天的继续，理解昨天是把握今天的一把钥匙，昨天的经验和教训是避免今天重蹈覆辙的最好借鉴。
在当今的流行语言中，“公社”这个词几乎已经消失了。
现在的年轻人不知公社为何物，也很难想象农民在受束缚的条件下是如何生产和生活的。
但是，公社曾经是中国农村最重要的制度模式和中国农村社会的存在方式，它伴随着数亿农民度过了二十多个春夏秋冬。
公社给国家带来过稳定和安宁，给社会带来过秩序和道德，给农民带来过憧憬、理想、苦难和失望。
公社接纳过成千上万的城里人，他们是工人、干部或者知识青年，公社因此与城镇结下了不解之缘。
公社是一个时代的象征。
多少人为公社贡献了自己的青春和热血，多少人因公社受尽了凌辱和磨难，多少人被公社束缚了智慧的翅膀，多少人在公社里编织自己生活的经纬。
建国以来乡村治理体制的演变与发展研究建国以来乡村治理体制的演变与发展研究一、引言乡村治理是指政府、社会组织和村民共同参与，协调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事务管理与决策过程。
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乡村治理体制在建国以来发生了深刻的演变与发展。
本文旨在探讨我国建国以来乡村治理体制的演变与发展，并分析其中的问题与挑战。
二、新中国乡村治理体制的建立与初步发展（1949-1978年）建国初期，由于历经长期的国内战争和社会动荡，我国乡村经济状况严重落后，农村社会秩序脆弱。
为了改善农村状况，新中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建立乡村治理体制。
这期间，政府推行了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运动，建立了农村人民公社制度，并逐渐发展了农村基层组织，如农业合作社和农民自治组织。
这一时期，乡村治理体制起到了推动农业发展和农民权益维护的重要作用。
然而，在初步成功的同时，新中国乡村治理体制也面临了诸多挑战和问题。
农村人民公社制度集中力量过于强调，导致部分地区泥土改良和农业发展受到阻碍，农民创造力受到压抑。
同时，由于制度过于僵化，缺乏积极的激励机制和灵活的决策机制，农民对地方政府的参与感不强，治理效果有限。
三、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治理体制的深化与创新（1978-2000年）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农村改革逐步深入，乡村治理体制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在此期间，农村经济逐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乡村基层组织逐渐实现了由集体至股份合作社，再到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转变。
此外，政府将一部分决策权下放至基层村民自治组织，鼓励农民参与决策和管理。
乡村治理体制的深化与创新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乡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秩序的稳定。
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迅速，农民收入增加，农村社会事务得到更加有效的管理和解决。
此外，政府通过农村土地流转和农业产权制度改革，促进了农村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农业结构的调整。
然而，乡村治理体制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
部分地区的村民自治组织权力过分集中，导致权力滥用和村务管理不透明。
中国社会历史变迁中的乡村治理研究一、本文概述《中国社会历史变迁中的乡村治理研究》一文旨在深入剖析中国社会历史变迁背景下乡村治理的演变过程、现状及其面临的挑战。
通过对历史文献的梳理和实地考察，本文试图揭示乡村治理在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特征、问题和改革动向。
本文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化对中国乡村社会的理解，也为当前和未来的乡村治理改革提供理论支持和政策建议。
文章首先回顾了中国社会历史变迁的大背景，包括农业社会的形成、封建社会的兴衰、近代社会的转型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变革。
在此基础上，文章分析了乡村治理在这些历史时期的发展轨迹，重点探讨了乡村治理模式、权力结构、治理效能等方面的变迁。
接着，文章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和评价，指出了当前乡村治理研究的主要观点、争议和研究空白。
同时，结合实地考察和案例分析，文章深入剖析了当前乡村治理面临的主要问题，如基层组织的弱化、农民参与度不高、资源分配不均等。
文章提出了未来乡村治理改革的方向和政策建议。
包括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提高农民参与度、优化资源配置等方面。
文章也强调了跨学科合作和实证研究在乡村治理研究中的重要性，以期为未来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中国社会历史变迁中的乡村治理研究》一文旨在全面系统地研究中国社会历史变迁中乡村治理的发展过程、现状和问题，以期为当前和未来的乡村治理改革提供理论支持和政策建议。
二、中国社会历史变迁概述中国，这片拥有数千年历史的古老土地，其社会历史的变迁丰富而复杂。
自古代农耕文明兴起，至近现代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中国的社会历史变迁大致可以分为古代、近代、现代和当代四个阶段。
在古代，中国社会以农耕文明为主，乡村治理主要依赖于宗法制度和乡绅阶层。
宗法制度通过血缘关系维系社会秩序，乡绅阶层则扮演着桥梁和纽带的角色，连接着官方与民间，维护着乡村的稳定和发展。
这一时期的乡村治理，虽然形式简单，但却在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农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乡村治理从传统化向现代化转化的探讨--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覃耀坚;农植媚【摘要】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我国乡村治理制度的历史沿革经历了封建乡绅、人民公社、改革开放后至税费改革前、税费改革后等四个历史阶段。
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看，我国乡村治理的制度结构受到国家宏观制度环境，各政治变量序列结构影响，并与各相关政治行动主体形成博弈互动的态势。
同时，我国乡村治理制度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出现了路径依赖现象，并在增长回报和自我强化中产生新的制度断裂和历史否决点。
推进乡村治理从传统化向现代化转变，必须要打破“历史否决点”适应乡村治理主客观条件的变化，实现制度的再变迁和创新。
%Village administration makes a very important content in the system of na-tional governance and competence modernization.Village administration system in China has experienced feudalism,people’ s commune,after reform and open-up and before the re-form of taxation expense,and after the reform of taxation expense.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the system structure of village administration in China is affected by the national macro-system environment.There is a trend of them gaming with related po-litical subjects.This system is path dependence which can be seen in the process of system transition.To promote the change of village administration from traditional way to modern approach,the “historic veto point” must be broken to adapt to the change of the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conditions and to realize the change and innovation of the system.【期刊名称】《哈尔滨学院学报》【年(卷),期】2016(037)003【总页数】5页(P25-29)【关键词】乡村治理;历史制度主义;治理结构;历史变迁【作者】覃耀坚;农植媚【作者单位】广西民族大学管理学院，广西南宁530006;广西民族大学管理学院，广西南宁 530006【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C91620世纪80年代，詹姆斯·马奇和约翰·奥尔森在《新制度主义：政治生活中的组织因素》一文中首次提出新制度的概念，标志着新制度主义的诞生。
公社体制解体后的乡村政治作者：谢志岿来源：社会报来源日期：1999-1-5本站发布时间：2002-11-22阅读量：158次“人民公社”体制的解体是解放后我国乡村社会政治发生的又一次重：大变化。
它的社会意义不仅仅是经济的，而且是政治和文化的。
公社解体的政治意义则是国家权力在乡镇的断开，是国家与社会关系形式的转变，其文化意义是从单一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到多元化的以利益为主导的价值观的转变。
在公社体制下，国家通过对社员经济生活的统辖实行对社员政治文化生活及其它一切领域的控制(政社合一)，而在公社解体后，由于国家从经济领域的退出，乡村社会处于自在状态，国家政权对乡村社会的控制没有了经济的基础，这是乡村政治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
公社体制解体后乡村政治变化大致有三种情况：一种是发展型，主要出现在沿海一些发达地区，这是一种新型的乡村政治整合方式，在这些乡村社区，农民通过乡镇企业再组织起来，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良性运行，表现出城镇化的特点；一种是维持型，在这种社区里，社会经济没有发生太大变化，但乡村组织坚强有力，社会风气良好，秩序稳定；还有一种是瘫痪型，其乡村组织基本上不能发挥作用，宗族势力或恶势力抬头，社会不够稳定。
从总体上讲，发展型乡村政治只是少数，由于我国广大乡村经济发展比较缓慢，公社解体后的大部分地区还没能相应地建立新的(发展型)社会整合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乡村社会的失范。
因此，重建公社后体制下的乡村政治，保持变化中乡村社会的稳定，是我国社会政治面临的一项重大的任务。
公社体制下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社会国家化、社区政权化，虽然保证了对社会的控制，形成了严密整齐的匀质社会，但也牺牲了社会的自治，导致了国家权力对私人领域的过多干预，因此，公社后的乡村政治应通过培育乡村社会，引导乡村自治，也就是说，应从过去的政治(权)控制转移到现在的社会(区)控制，建立契约型、利益型为主的而不是政权型为主的社会控制。
这是乡村政治重建的目标模式。
论人民公社时期农村社会运行机制考察摘要: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形式,人民公社在中国存续了26年之久。
排除感情色彩,将其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内,用冷静、理性的目光对之加以重新审视,是有一定现实价值的。
单一公有制的推行、集中动员体制的确立、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开展,应该说是人民公社时期农村的主要社会运行机制。
关键词:人民公社运行机制评析农村人民公社是毛泽东及中国政府,为解决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他们的一个重大问题——“三农”问题,而进行的一次不成功尝试,直至21世纪的今天,这个问题尚未完全解决。
没有农业的发展,就没有社会的稳定;没有农村的繁荣,就没有国力的强大;没有农民的富裕,就没有全民的小康。
值此“三农”问题遭遇困境之际,回顾人民公社兴起及运行之原因,从中吸取些许经验教训,为解决现实问题寻找历史的启迪,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经济运行方面:单一公有制的推行农村人民公社这种体制,同毛泽东及中共中央希图通过改变生产关系,以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意图有重大关系。
毛泽东认为:改变了生产关系,就有了改造自然的先决条件,生产力也就会迅速发展。
如果在公社里不及时向全民所有制转变,老是维持集体所有制的现状,让公社社员的眼光只是局限在较小范围的集体利益的圈子里,那就将妨碍社会生产力的继续发展和人民觉悟的逐步提高,因此,必须逐步向全民所有制转变。
尽管在长期的战争中,为了调动农民参加革命的积极性,中国共产党逐渐地肯定了农民的土地私有。
然而,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将土地分配给农民仅仅是阶段性目标,是取得革命胜利的一种策略,并不是革命的全部目的和最终目标。
通过各种形式引导农民从个体劳动者转变为社会主义劳动者,才是中国共产党的理想目标。
人民公社制度于是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这一追求。
《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指出:“人民公社将是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组织形式,它将发展成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础单位。
”“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径。
人民公社的权力结构和乡村秩序——从地方政治制度史得出的结论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湖南部分县市政治制度史的实证性研究后认为，人民公社时期政社合一体制是在国家主导下产生的高度集权的乡村控制体制，它通过对社会经济生活的统辖而实现了对乡村社会政治及其它一切领域的控制，极大地强化了国家的社会动员能力，也从根本上破坏了乡村社会秩序的基础，产生了灾难性的社会后果。
这种体制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则是，国家无视传统社会秩序对乡村社会发展的巨大影响力，而无限度地扩大了国家主导乡村社会的范围并错误地选择了发挥作用的方式。
关键词：政社合一；乡村动员；国家能力；有限主导On the Power Structure ofPeople‘ Commune and Social Order in Countryside __ A Conclusion from theHistory of Regional Political ConstitutionBased on the positive study on Political Constitution of some counties in Hunan province, this paper considers the administrative system in the period of people‘ commune was a high concentration of state power, which realized the overall control of every field in countryside, and enhanced the mobilization ability of state. But the system also destroyed the base of social order in countryside and caused badly consequence. There are many reasons in forming the system, but the best major is the state didn‘t respect the effects of traditional order in countryside, expanded the control ranges of state power boundlessly, and select a wrong method.Key words: combination of politics and society, state mobilization incountryside, ability of state, limit control如何处理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是有关国家现代化、乡村秩序稳定和社会发展的核心问题。
许多研究者认为，象中国这样一个以农耕经济为主体的后发展的民族国家，不可能完成西方社会那样一个由乡村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自然转型，只有将乡村社会纳入到国家的体制之中实现全社会的有机整合，以政治发展来推动社会发展，才能获得国家现代化的经济和政治资源。
因此，政府要在乡村发展中扮演主导性角色。
但是，对于国家的这种主导作用能否实现和如何实现，则有两种完全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自晚清至民国以来，国家行政权力就在不断地深入乡村社会，但由于乡村社会政治和经济状况及文化传统，国家主导乡村社会的各种努力均受到了一定的制约，表现为有限主导模型。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新中国成立之后，摧毁了封建的乡村社会秩序，农村社会与国家之间建立了新的联系。
特别是人民公社政社合一体制建立，国家行政权力冲击甚至取代了传统的社会控制手段，国家及乡村干部通过各种方式实现了对乡村社会权力的垄断。
这表明，处于转型期的民族国家完全有能力深入到乡村社会之中，实现对乡村社会的行政控制和社会动员。
为了研究这一问题，1999年5月至2001年6月，我怀着对革命先辈的崇敬之情，沿着毛泽东当年进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之路，进行了为期二年多的农村社会调查。
本文是在对湖南的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近代以来乡村治理方式演变和权力结构的变迁进行考察和研究的基础上，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对人民公社政社合一体制生成的基础和绩效进行的实证性评论，试图为理解国家的乡村社会制度安排及目标取向与乡村秩序及乡村传统之间的相互关系提供个案事实和分析框架。
人民公社的政社合一体制，实际上是在社会一体化基础上将国家行政权力和社会权力高度统一的基层政权形式。
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定》，9月，衡山县推行人民公社化运动，撤乡、镇并大社，以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行使乡镇政权职权，农业生产合作社改称生产大队。
未及半月，即将全县977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为21个“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的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设立了管理委员会，下辖若干工作部，设社长、副社长、秘书和各部部长。
人民公社下辖生产大队，成立大队管理委员会，设大队长、副大队长、秘书、保管员、出纳员、民兵队长、治保主任和妇代会主任。
公社干部为国家干部，大队干部一般都脱产或不脱产的村民担任。
大队下辖生产队，设立队务委员会，选举队长、副队长、妇女副队长、会计、保管员。
1961年8月～1968年2月，衡山缩小公社规模，恢复区的建制。
区的行政机关仍为区公所，全县设8个区，下辖56个公社和2个镇。
为县人民委员会的派出机构，设区长、副区长、秘书、会计事务、公安特派员、生产助理、财粮助理和妇女主任等。
公社则撤销各工作部，设农水委员、工交财贸委员、武装部长、公安员、会计等。
1967年，区、公社行政机关受到“文化大革命”冲击瘫痪。
1968年，全县各区成立革命领导小组，设组长、副组长、政工、群工、人民保卫、武装、民政等干部。
公社成立革命委员会，设主任、副主任、政工、群工、武装、人民保卫、民政、秘书等干部。
大队也成立革命委员会，设主任、副主任和委员。
生产队增设政治指导员。
由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取代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公社革委会由主任1人、副主任、委员若干人组成。
下设办事、政工、生产指挥、人民保卫4个组。
1981年7月，撤销公社革命委员会，恢复了区公所建制和公社的管理委员会，大队也恢复管理会员会。
湘乡、湘潭、长沙和醴陵等县的情况也大致如此。
根据《人民公社条例》规定，人民公社实行的政社合一体制，是指公社管理委员会，在行政上，就是乡人民委员会，受县人民委员会和县人民委员会派出机关的领导。
在管理生产建设、财政、粮食、贸易、民政、文教卫生、治安、民兵和调解民事纠纷等项工作方面，行使乡人民委员会的职权。
公社的社长，就是乡长。
1958年12月，中共中央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也指出：“人民公社应当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制度。
公社的管理机构，一般可以分为公社管理委员会、管理区一般是分片管理工农商学兵、进行经济核算的单位，盈亏由公社统一负责。
生产队是组织劳动的基本单位”。
在实际运作中，人民公社管理了本辖区的生产建设、财政、贸易、民政、文教、卫生、治安、武装等一切事宜。
它既是农村基层政政权机关，又是农村经济单位。
在公社早期，它不仅是劳动组织，而且是军事组织。
农村成年居民按团、营、连、排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普遍开办公共食堂，社员一律实行集体开餐，禁绝家庭小锅小灶。
自留地、家庭副业统统被取消。
各公社普遍实行“供给制与工资相结合，以供给为主”的分配制度。
湘乡县委1958年发出368号文，要求全县农村“凡生产资料、公共积累、股份基金、基本建设全部拆款或移交公社”，“关于生活资料如被账、家具、桌凳，归社员私有，自留地归社，房屋零星果木不归社员私有。
”该县在实行“生活集体化”的同时，按照大办民兵师的要求，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
全县设6个指挥部，农村共编14个战斗团、116个战斗营、851个战斗连、4517个战斗排，所有劳力归公社统一领导，统一调配、统一指挥；收益由公社统一核算，实行工资制与伙食医药费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办法。
后来通过调整，人民公社内部实行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管理模式，即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归公社、大队、小队三级集体所有。
但对生产管理的责任，以及为了收入分配而进行的劳动核算，都下放到了由自然村落组成的生产小队。
村落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属于人民公社这个集体中的社员，都有责任和义务参加以农业为主要产业的集体劳动，同时也将这种集体劳动形式作为唯一谋生的手段。
尽管，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体制，实现了国家对社会政治文化生活及其它一切领域的控制。
但从具体的历史事实上来看，人民公社体制虽然曾努力使国家行政权力深入到农村的基层社会，但最终并没有能够实现乡镇以下的行政化。
国家行政权力的一个显着特点是科层制,也就是“官职”的存在。
在人民公社的人事制度中，这种科层制的“职官”就是“国家干部”。
从五县人事编制资料分析，湘潭县在推行公社化的初期大队长是由国家干部担任的。
其它县乡以下的干部均未列入科层序列。
如1959年衡山县共有干部编制3749人，分属于党群、政法、农林水、财贸、工交、文教卫，所有的生产大队干部均未列入编制。
也就是说，无论生产大队如何必须执行公社的各项命令，但其身份并没有改变，生产大队还不是国家的行政机关。
这也许表明，“国家控制农村的生产活动，但不希望承担过重的财政负担，而让集体自己来承担控制的结果”。
人民公社政社合一体制生成的基础主要有三个方面，即经济上的集体化，政治上的党政合一和文化上的权力崇拜。
第一，经济集体化是人民公社政社合一体制的经济基础。
长期以来，学术界很少将经济集体化过程与乡村政治结构的演变结合起来思考。
事实上，政社合一的公社体制是50年代集体化过程的必然结果。
新中国成立后土地改革的基本取向是废除封建剥削制度，建立农民土地所有制。
衡山县1950年9月开始进行农村土地改革，经过复查在1953年春天结束。
在这次土改中，共没收和征收封建土地万亩分给无地及少地的雇农、贫农，使地主占有的土地从土改前的人平亩到土改后的亩，贫农占有的土地从土改前的人平亩到，雇农从土改前的人平到土改后的亩。
但是，由于农民土地所有制不能改变两极分化的情况产生，为引导农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各级党政积极引导农民成立互助合作组织。
1951年冬，衡山县建立互助组50个，参加农户302户；1952年互助组发展到1568个，参加农户12771户。
这种生产互助组织开始完全是以个体经营为基础，互通有无，互相帮助，共同使用某些牲畜农具，生产资料与收入全归个人所有，在劳动管理上采取以工换工或评工计分办法，秋后算账，多退少补，生产关系仍属私有制范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