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生_与_死_的背反_水浒传_道德观

2007年第1期　明清小说研究　NO,1,2007　总第83期The Journal of M ing2Q ing Ficti on Studies　General,NO,83“生”与“死”的背反———《水浒传》道德观・舒媛媛・摘　要　本文论述梁山好汉是游离于体制之外者组成的江湖社会,以武力在江湖讨生活。

他们在解决生存问题后,发展的需要使之把招安问题摆到面前而皈依体制。

皈依体制带给梁山好汉的是死亡。

“生”与“死”的悖论决定了梁山好汉兴起到败落的必然。

关键词　江湖　道德　义　招安《水浒传》以北宋末年宋江三十六人起义为蓝本,敷衍出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啸聚梁山,抗拒官府,发展壮大的英雄故事。

梁山好汉快意恩仇、大快朵颐的酣畅淋漓给生活在平庸无望中的人们几分期待的满足。

截至第七十一回英雄排座次之前,书中充斥着高歌猛进的昂扬,而在此之后,梁山好汉向招安目标挺进,又是何等委曲沉重。

人的行为总是某种思想观念的产物。

那么,梁山好汉起———兴———败的背后,蕴含着什么样的思想轨迹?再者,作者创作,总是通过笔下人物来写自己对社会人生的认识与思考。

一部作品归根到底是写作者的“心”。

那么,透过水浒故事,作者又在向我们传达怎样的人生情怀?一、人在江湖:自由与凶险中国古代社会结构是以宗法网络为基础的,人们按士农工商职业分为四类,以宗法网络为经纬,辅以行政制度把人们组织起来,加以管理。

作为体制内的人们,受到国家的保护,也同时承担着对国家应尽的义务,如赋税劳役等。

如果脱离了社会秩序,游离于体制之外,就是“脱序”,就会变为无所依傍的“游民”。

他们活动的空间被称之为“江湖”。

“江湖”说起来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虚拟空间,可到了一定时候,它又会凸现出来。

第二十八回,武松对押解的公人说道:“我等江湖上好汉们说话,你休要吃惊,我们并不肯害为善的人。

”平日里并无两样的人,但因“江湖”生分别。

“江湖”是“游民”的江湖,“游民”是江湖的“游民”。

江湖的特性决定了生存其中的游民的特性。

在中国文化中,“江湖”是一个意义特殊的专有名词。

其最早出处为道家元典《庄子》,全书使用“江湖”一词七处。

仅以庄子亲自撰写的内篇为例,“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虑以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忧其瓠落无所容。

”(《内篇・逍遥游第一》)“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内篇・大宗师第六》)“鱼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术。

”(《内篇・大宗师第六》)。

这里所用“江湖”,指的是江河湖海,与“江”和“湖”的本义水体相近。

后世“江湖”由自然意义逐渐被赋予文化内涵,引申成为独立于世俗社会的江湖生活。

体制内的人摆脱世俗秩序,也就成为化外之民,他们所生活的空间自然也是化外之境。

但是同一个“江湖”也是分“俗”和“雅”的。

化外之境没有繁文缛节,也不讲律法规章,投身其中,人可以充分享受世俗生活中所没有的自由,“独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傲倪于万物”,高兴时上天揽月,惆怅时醉卧溪流,自由的意志完全主宰“我”的本性。

“不必摧眉折腰事权贵”,追求精神的娱乐与放达。

这是精神层面的“江湖”,它不属于梁山好汉,它是文人士大夫的“江湖”。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君;处江湖之远,则忧其民。

”范仲淹的名句是最好的注脚。

这里的“江湖”显然是相对于“魏阙”(朝廷)而言的一个政治领域的概念。

“江湖”的活动是朝廷、政治直接作用的结果,姑且称之为“江湖政治”。

文人士大夫在失意或落魄时喜欢泛舟江湖,目的是要以江湖秀美景色抚慰受伤的心灵,之后还是要回到朝廷里的,继续为国君分忧解难,“以遂平生之志”。

“江湖”于他们是“以退为进”的策略,是养精蓄锐的“补给所”。

而对于那些无家无业,流离失所的人来说,他们没有文人士大夫的悠闲与从容,饥饿时常困扰着他们,江湖于他们首先是谋生的场所,是肉体生存的空间。

这是“俗”的“江湖”,也是梁山好汉的“江湖”。

这个“江湖”充满凶险,体现“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相信强力至上,勇者生存。

所以,江湖上的好汉都爱习武,打磨力气。

后世称那些不避艰险凭借个人力量冲出生存发展之路的人为“闯江湖”。

实乃精神相通也。

其实,“江湖”本意不过是一片水体,对于文人士大夫和诸如梁山好汉的人却有迥异的意义。

前者临水,想到的是孔子“仁者乐山,智者乐水”。

水的特性与君子的特性相应,给人启示。

《荀子・宥坐》“孔子观于东流之水,子贡问于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见大水必观焉者,是何?”孔子曰:“夫水,大遍与诸生而无为也,似德。

其流地坤下,裾拘必循其理,似义。

其 乎不　尽,似道。

若有决行之,其应佚若声响,其赴百仞之谷不惧,似勇。

主量必平,似法。

盈不求概,似正。

绰约微达,似察。

以出以入,以就鲜絜,似善化。

其万折也必东,似志。

是故君子见大水必观焉。

”《说苑・杂言》也对水的“力”、“持平”、“礼”、“圣”、“知命”做了阐述。

概而言之,水的柔而韧,随物赋形,百折不回,给文人士大夫逐鹿庙堂以无穷的灵感和动力。

水是温柔静态的,一旦风云突起,又是凶险莫测的。

袁宗道《前泛凫记》“天下之乐,莫如舟中,然舟之在大江也,虽汪洋可观,而其惊怖自亦不少,故乐少而苦多,惟若练若带之溪,有澄湛之趣,而无风涛之险,乃舟居之最适者也。

”大江大海虽然壮美,然波谲云诡,吉凶难料,泛舟江海,时时担心风浪的侵袭,乐趣也就少了许多。

文人士大夫出于闲适的需要,不会轻易涉足,潺潺溪流更适合他们心意。

对于搏击江湖的游民来说,他们更喜欢水的力量和“赴百仞之谷不惧”的勇气,蕴藏着无坚不摧的巨大能量,教给他们生的希望。

相较于温柔的溪流,他们更期待到大江大海上闯一闯,在冒险中得到生的乐趣和满足。

由此看来,同样是人在江湖,却有自由放达和冒死求生两种不同的人生指向。

属于梁山好汉的自然是后者。

二、江湖道德:“义”字当头道德乃社会的意识形态,具体表现为用以调整人与社会关系的一系列准则,诸如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公正与偏私、诚实与虚伪等。

道德是人创造的,人创造任何东西从主观上是为了人的生存,道德也不例外。

梁山好汉脱离了正常的社会秩序,流落江湖世界,他们也同样需要一套规范准则,以调适自己和同道中人以及世俗社会的关系。

比如,第十五回,吴用游说三阮入伙共劫生辰纲,席间说起王伦一伙占了梁山泊。

阮小七道:“便捉的他们,那里去请赏?也吃江湖上好汉们笑话!”又如第二十七回,武松与卖人肉包子的孙二娘不打不相识,菜园子张青告诉武松,他们虽然开的是黑店,但是坚持一条规矩,对来往的云游僧道、行院妓女、流配罪犯三等人不可相害。

看来,行走江湖也不能为所欲为,看不见却又无处不在的江湖道德时时制约着诸位好汉。

不过,既然脱离了世俗社会秩序,江湖世界里的道德和宗法社会的道德也就不同。

前文提到,江湖是好汉们谋衣食求生存的场所,生存问题是头等大事。

一切道德自然围绕生存展开,为活命服务。

在世俗社会杀人放火,危及他人生命财产安全,影响社会稳定团结,法律明令禁止,违反者必治重罪。

到了江湖世界,杀人放火成了家常便饭,武松遇见张青后,二人说些江湖上好汉的勾当,“却是杀人放火的事”,听得一旁押解的公人惊得呆了,只是下拜。

杀人放火为世俗社会不容,但对于江湖好汉来说,却是谋生手段,没什么不可以。

世俗社会中的人们可以依靠读书求官或者种地经商做买卖维持生活,江湖上的好汉丧失了这些常规手段,只能以非常规手段获得生存条件。

聚义之前,梁山好汉的主体是游民,他们或者占山为王,打家劫舍,如少华山的朱武、陈达、杨春,桃花山的李忠、周通,清风山的燕顺、王英、郑天寿等,或者单个行动,抢劫道路江河,如张青、孙二娘、李俊、童威、童猛,还有盗马的段景柱,小偷小摸的时迁,手段各不相同,目的只有一个———生存。

即便上了梁山,众好汉不事劳作,为了实现“论秤分金银,异样穿绸缎,成瓮吃酒,大块吃肉”的夙愿,手段依然是抢劫,对象是为富不仁的财主富户,与梁山作对的官府山寨。

江湖觅食,凶险难卜,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就像原始人群居抵御野兽侵袭,众好汉也以梁山结义的形式,走到了一起。

“相貌语言,南北东西虽各别;心情肝胆,忠诚信义并无差。

其人则有帝子神孙,富豪将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猎户渔人,屠儿刽子,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且又有同胞手足,捉对夫妻,与叔侄郎舅,以及跟随主仆,争斗冤仇,皆一样的酒筵欢乐,无问亲疏。

或精灵,或粗卤,或村朴,或风流,何尝相碍,果然认性同居;或笔舌,或刀枪,或奔驰,或偷骗,各有偏长,真是随才器使。

”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贵贱高低,踏入江湖,世俗的财富权势就失去了意义,所有人站到了求生存的同一起跑线,相互依靠,彼此信赖,各尽其用,才能在漂泊动荡的江湖中开辟一方世外乐土。

生存第一突显了集体的重要性,生活在集体氛围里,使得江湖好汉把朋友放到了首位。

朋友之情,重在一个“义”,“义”成为指引江湖行为准则的圭臬。

朋友交往要讲“义”,那么什么是“义”?“义”作为儒家的道德规范,被看成一种做人的义务与原则,“羞恶之心,义之端也。

”(孟子语)儒家强调“义利之辩”,认为二者不能兼得。

而到了墨子则以“兼相爱”、“交相利”为基础,提倡“义可以利人”,认为“义”是“有力以劳人,有财以分人”。

(《墨子・鲁问》)后世的士大夫所讲的“义”多属于儒家,指本着儒家观念应该尽的义务。

而江湖好汉所说的“义”则接近墨子的主张,把“义”看作利,可以有利于他人。

当然这种“义”也是有范围的,鲁达援助金老汉父女,宋江资助卖糟腌的唐牛儿,送给卖汤药的王公一具棺材等,这些是自上而下的施舍,不算“义”。

只有帮助与自己同类的江湖好汉才称得上“义”。

这种帮助潜含着日后自己需要时也应该得到帮助的权利。

建立在“义”的基础上的人际关系是平等的,有来有往,所谓“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是也。

而且这种帮助多是物质层面的,江湖上吃饭穿衣是头等大事。

宋江在柴进庄园里初次见到武松,仅过数日,就将出些银两与武松做衣裳。

待武松起程返乡,又拿出十两银子送武松做盘缠。

宋江虽然自己无衣食之忧,但他的乐善好施,急人之急,为自己在江湖上赢得了“及时雨”的美誉。

日后他罹难江州,才有晁盖率领梁山众好汉拼死相救。

这何尝不是对其“义”的回报。

在《水浒》中,这种“义”裹挟上了一层“兄弟”的外衣。

少华山陈达从史家庄借道,见了史进开口就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相烦借一条路。

”(第二回)逃避追捕的鲁智深,向帮助款待他的赵员外致谢,赵员外也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如何言报答之事。

”(第四回)可谓兄弟情谊绵绵。

儒家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

对于无家无业,浪迹江湖的好汉来说,失去君臣名份,也往往没有妻儿老小,无牵无挂,只有“朋友”是求生路上的帮手,因此最为重要。

“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多个朋友多条路”,一旦遇到困难,他们希望被他们视为“朋友”的人把他们看作手足兄弟,拉他们一把。

所以“仗义疏财,扶危济困”被视为最高美德,受到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