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永利:战时美国大战略与中国抗日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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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中美合作所”抗日功勋从刚建国开始,“中美合作所”便被大陆官方宣传为“美蒋反动罪行”的代表,数十年来《红岩》等文艺作品更是将其塑造成了污名昭著的魔窟,至今很多人提起来仍然会咬牙切齿。
但是在台湾和美国,“中美合作所”却作为闻名的抗日典范一直被纪念和颂扬。
最近几年来,不断有学者撰文为“中美合作所”正名,用史实证明其在抗日战争中有过庞大奉献,证明其本身与白公馆、渣滓洞等国民党牢狱毫不相关。
那么,“中美合作所”究竟是抗日机构,仍是反共阵地呢?2021-7-30 第42期“中美合作所”只是为抗战搜集情报和培训特战军队中美合作所(即“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以下简称中美所)是1943年4月中美两国出于抗日目的,为搜集互换军情形报、探测气象情报、训练游击军队而设立的军事合作机构。
中美所只为互换日军情报、训练游击队、一起迅速消灭日寇中美合作所的开创人:戴笠和梅乐斯1941年12月美日暴发太平洋战争后,美国开始与中国进行全方位的军事合作。
1942年初美海军上校李威廉()向海军上将欧内斯特J.金()建议:“日军必将专门快攻占东南太平洋沿海地址和重要岛屿以孤立美国;美国那么应以海军为主力,适当配合空军,先歼敌于海上,方可决定输赢;而能够为美国海军提供东南太平洋气象和军情形报最理想的地址,确实是中国;因此美国海军应尽快派人到中国去搜集情报。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梅乐斯来华同中方情报机构军统负责人戴笠协商一起对日作战事宜。
做生意讨决定:由美国供给技术、器材、械弹,由中国提供人员,在中国沿海及敌后沦陷区,成立水雷爆破站、气象站、情报站、电讯侦听站、行动爆破站等,一起对日作战。
1943年4月15日,中美两边在华盛顿正式签定《中美特种技术合作协定》。
协定大体内容如下:“中美两国为摧毁一起仇敌,求得军事上之成功,特设立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以完成此项任务。
……条文如左:“一、为求在中国沿海、中国沦陷地域及其改日敌各占据地域、冲击吾人一起仇敌起见,特在中国组织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其目的在以中国战区为依照地,用美国物资及技术,协同对远东各地之日本海军、日本商船、日本空军及其占据地域内之矿产、工厂、仓库和其他军事设备予以有效之冲击。
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几个问题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下称《战略问题》),学术界已有相当深入的研究。
当把这部经典著作放在当时历史语境下进行分析时,笔者认为有一些相关问题值得细致研究。
一、毛泽东写作《战略问题》的缘由及动机关于《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的题解这样说:“毛泽东的这部著作,是为着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而写的,当时曾在建立在陕北的红军大学作过讲演。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0页。
)按照这种说法,毛泽东专门为总结经验而写作该文,只不过在红军大学作过讲演。
实际情况与题解有一定出入。
1941年2月13日,在为八路军军政杂志社所写“著者识”中,毛泽东告诉读者:“这本小书是一九三六年秋季作为当时红军大学的教本而写的。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新华书店1949年版,第1页。
)1964年6月24日,在会见越南人民军总参谋长文进勇时,毛泽东这样介绍:“一九三六年,红军大学要我去讲革命战略问题。
好,我就看参考书,考虑怎样总结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写讲义。
我看了国民党的军事材料,看了日本、俄国和西欧国家的一些军事著作,其中包括克劳塞维茨的军事著作,也看了一点苏联编的军事资料和中国古代的兵书孙子兵法等,主要是总结中国十年内战的经验。
写的讲义题目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还没有写完,还有关于战略进攻、政治工作、党的工作等问题,因为西安事变发生,没有工夫再写。
主要部分写好了,我就不讲了。
有书,你们看就是了。
红军大学的同志帮了我的忙,他们不叫我教书,我就不会去写。
当教员也有好处,可以整理思想。
”(《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41页。
)这告诉我们:正是因为要给红军大学讲课、“当教员”,毛泽东才写作了《战略问题》。
那么,“题解”为什么有不同说法?可能因为《毛泽东选集》是政治理论文献,并非历史资料,“题解”只是提供一个阅读的角度。
美国:由扶蒋联共到扶蒋反共文/汪舒美国的扶蒋联共政策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开始共同对日作战,出于动员中国人力对付日本和扩大在华势力的目的,美国执行一条援蒋抗日的路线。
政治上,罗斯福承认了中国的大国地位。
1942年1月1日签署的《联合国家宣言》,把中国同美、英、苏并列于签字国之首。
经济上,美国于1942年2月向中国提供5亿美元货款。
军事上,1941年后,美国不惜代价又开辟了一条从印度到昆明的“驼峰”空中援华运输线,以保障中国战区的作战物资的供给。
但是,罗斯福实施援蒋抗日政策并未收到预期的效果。
蒋介石认为,“现在美国人将接过同日本人作战的重担,他就可以集中力量准备与共产党进行战后不可避免的殊死斗争了”①。
在这个方针指导下,国民党军事上屡屡失利,战斗力急剧衰减;经济上通货膨胀,人民生活痛苦不堪;政治上坚持一党专政,拒绝任何改革,反共军事行动接连不断。
蒋介石的所作所为令白宫决策者感到失望。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经受住了日伪大扫荡和国民党军队封锁的考验,到1944年初,已发展到47万,根据地15块,抗击了134万敌伪军中的21.4万多人②。
中共所领导的军民已成为抗日战争中具有决定性的力量。
中国两个战场如此鲜明、强烈的对比,使得史迪威和高思、戴维斯、谢伟思、范宣德、艾奇逊等一批美驻华使馆的外交官们对国民党深感失望。
特别是他们在和中共驻重庆代表周恩来等人的接触中,逐步认识到中共已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有成功希望的力量,从1943年起,便不断地向华盛顿提出改变对华国共两党政策的具体建议和他们的设想。
史迪威、高思等人的建议和设想,促使罗斯福动摇了传统的无条件支持蒋介石的政策,转而逐步形成了一条较为现实的扶蒋联共政策:一、对蒋介石政府由无条件地支持变为有条件地支持,要求国民党政府自身改革;二、与共产党进行官方接触和联系,以至联合共产党部队进行对日作战;三、对国共双方都给予支持,促进两党的合作。
朝鲜战争是二战后发生在两个大国间的第一场也是唯一一场战争,朝鲜战争是中国近代以来唯一一场大规模的境外战争,对中美关系、国际关系产生了巨大影响。
这场本可以避免的朝鲜战争为什么未能避免?中国在这场战争中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中美苏韩朝谁是战争最大受益者?本着对历史负责的精神我们需要全面地客观地解读并反思这场战争。
朝鲜战争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只要斯大林事先不同意,或者只要中国事先反对,或者只要美国事先表示将以武力干涉朝鲜战争。
遗撼的是,事后卷入朝鲜战争的中美苏事先都没说NO。
因此可以说,朝鲜战争是因中苏误认为美国不会干涉而爆发的。
中美军队在朝鲜对抗不是因为彼此误会对方立场,而是一场不可避免的对抗。
美军越过三八线并不是误认为中国不敢出兵而是认为即使中国出兵也无碍占领北朝鲜,而中国出兵并不是误认为美国占领北朝鲜后会把战火烧到中国,而是面临朝鲜将亡党亡国的一种唇亡齿寒的威胁。
一种美国对中国不敢出兵,出兵也没用的轻视。
因此,美军越过三八线使中国出兵朝鲜不可避免。
朝鲜战争的性质三段论:开始时是朝鲜急于实现统一、同时错误估计美国可能反应的一场战争。
其后美国干涉朝鲜内战,具有比较明显的帝国主义战争性质。
最后,中国参战以后战争性质,从中国方面来讲,很简单就是保家卫国。
苏联是朝鲜战争最大的输家。
朝鲜战争刺激出这么一个美国:在朝鲜战争爆发后急剧扩军备战,以至于苏联在很长时间内难以与美国进行军事力量竞争。
中国是赢家,但赢得很辛苦,赢的长远代价也不算小中国大致实现了参战目的,而且建立了具有长远意义的对美根本战略威慑,当然中国也有代价,入朝参战的志愿军总人数约三百万。
1951年我方的战费占当年中国财政支出总额的近45%;还有一个长远的代价,就是中美处于激烈的冷战对抗状态达二十年之久,这个对中国的国际环境,甚至中国国内的发展确实有相当严重的负面作用。
同时由于朝鲜战争爆发,有了一个同朝鲜的“纠缠不清的联盟”。
朝鲜战争的爆发确实是使我们失去了尽早实现中国统一的机会。
中美合作所的抗日贡献巨大吗?作者:胡新民来源:《党史博采·纪实(上)》 2014年第7期文胡新民改革开放后,大陆方面对国民党抗战给予了充分肯定。
但一些媒体又袭用台湾书籍中的片面资料,包括某些台湾配合”反攻大陆”期间出版的资料,对国民党在抗战中的作用抬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某些媒体对”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下简称中美合作所)的抗日作用的片面宣传,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这对以史为鉴,资政育人是没有任何益处的。
中美合作所成立的背景和主要经历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国政府对日本侵略中国采取了实用主义的妥协、绥靖政策,纵容了日本的侵华。
美国前国务卿史汀生坦率地指出,“日本的侵略得到我国大力支持,这种侵略行为不仅受到支持,而且我们的援助是如此有效,如此举足轻重,如若断绝援助,这种侵略就有可能被制止和停止。
”在1941年12月珍珠港事变发生以前,尽管中国不断要求西方列强给予援助,但西方列强都不理不睬或冷峻拒绝。
英法因为担心日本对他们在东南亚的殖民地报复,曾多次要求中国接受日本的媾和条件。
美国商人在美国政府的默许下,为了赚取暴利,继续把战略物资卖给日本,间接支持了日本对华侵略。
其间美国政府虽然也曾对华提供过少量的贷款和军援,但比起对日输出的数量,相差悬殊。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和中国成为同盟国,美国要求中国为其收集对日作战的情报,蒋介石则希望借助美国先进技术,帮其更新特工装备、训练特务人员。
为此,蒋介石敦促国民党军统局长戴笠找美国建立一个合作机构。
美方派出的代表是海军部门的梅乐斯中校。
梅乐斯于1936至1939年在中国工作过,对戴笠早有所闻。
他知道“他的任务是与蒋介石手下的军统头目戴笠合作。
”(费正清:《费正清中国回忆录》中信出版社2013第217页)1942年夏天,梅乐斯率领美方人员来到重庆,开始进行筹备。
1943年4月15日,中美双方签署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协定》。
7月1日,“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在重庆军统乡下办事处杨家山正式成立,戴笠任主任,梅乐斯任副主任。
从撤军到驻军:战后初期美国对韩防务政策演变(1945-1953)许亮
【期刊名称】《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5(039)006
【摘要】战后初期,美国对如何保障韩国的安全出现了前后迥异的政策阶段.在朝鲜战争之前,美国出于遏制苏联的战略需要和对韩国价值的评估,实行军事脱身的政策.而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对遏制战略和韩国价值重新界定,转行军事介入政策.在这变化背后隐藏的是美国维护自身霸权和掌控韩国防务的私利之心,在理论上反应出美国在“中间地带”的冷战政策和美韩同盟的困境.
【总页数】5页(P136-140)
【作者】许亮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北京100006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312.6
【相关文献】
1.战后苏联从中国东北延期撤军的美国因素 [J], 赵成蓉;
2.抗战初期美国在华撤侨撤军决策与行动 [J], 陈志刚;张生
3.战后初期美国对韩、日政策的战略演变 [J], 韩磊
4.简评冷战后美国防务战略的调整 [J], 吴来山;杜民喜
5.论战后初期美国远东政策演变 [J], 林利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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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hina' s Battlefield, "There Only Remains Matterhorn" : American nuclear strategy in China
near the end of WWII "
作者: 胡越英
作者机构: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四川成都610064
出版物刊名: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页码: 135-142页
主题词: 核战略;马特洪恩计划;曼哈顿计划;B-29轰炸机
摘要:1944年1月26日,美国陆军14航空队指挥官陈纳德在写给罗斯福的信中,专门针对
马特洪恩计划宣扬他“空袭理论”的可行性,并抱怨:“自从放弃缅甸计划后,中国战场似乎
就只剩马特洪恩计划了。
”“马特洪恩计划”在当时中国战区的优先地位由此可见。
实际上马
特洪恩计划与曼哈顿计划(美国第一颗原子弹制造计划)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可以说,马特洪
恩计划在中国战区处于最优先地位,正是美国核战略优先的体现。
太平洋战争和中美关系绪论•太平洋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组成部分。
太平洋战场是联合国家对日本帝国作战的主要战场。
在历时三年零九个月的激烈交战中,以美国军队为主要打击力量的盟国军队彻底摧毁了日本帝国的海空力量、大部分陆军精锐师团、商船队、战争潜力和国民士气,最终迫使日本帝国政府不得不屈膝投降。
•太平洋战争既是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国际关系的转折点,也是中国人民摆脱外来压迫、恢复独立、主权和尊严的决定性条件。
凭心而论,如果不是美国在太平洋战争中彻底摧毁日本帝国并给予中国人民慷慨的援助,中国就无法摆脱日本的奴役,就无法恢复民族独立和自由。
历史研究的目的和意义在于揭示历史真相•历史现象和国际关系错综复杂,大大超出一般人的想象空间;国内相关历史书籍中的虚构和神话太多,观点倾向于简单化教条化,往往限制了人们的鉴别力和判断力,导致很多人、甚至很多历史专业的大学生对一些最基本历史事实的认知都很模糊。
例如:•日本帝国是如何被击败的?在粉碎日本帝国的伟大正义战争中,盟国中的哪一方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中共?中国?苏联?还是美国?•美国在太平洋战场到底给予日本帝国哪些致命的打击?•中国战场在战争中到底发挥了多大的作用?•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在太平洋战争期间发生过哪些恩怨情仇?历史学者必须是公正的历史法官 •严肃的历史学学者必须是客观公正的历史法官,必须根据历史事实发现历史真相。
•历史事实不等于历史真相。
•只有历史真相才能准确反映历史现象的本质,使历史学者获得真正意义的思想启迪、教益和知识的满足。
第一讲 太平洋战争爆发一、太平洋战争前夕的日本帝国•1、日本帝国的实力•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的日本帝国是十分强大的。
•——版图辽阔:日本列岛、台湾、朝鲜、中国东北、华北、华东、华南和越南。
•——人口众多,资源丰富。
除石油和天然橡胶外,其余战略物资几乎都可以自给自足。
•——制造业发达。
除日本本土外,中国东北、华北和东南沿海地区的工业和制造业几乎全部沦入敌手。
韩永利:战时美国大战略与中国抗日战场
作者:历史学院来源:历史学院发布日期:2009-2-26 韩永利,1995至2000年师从胡德坤教授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与20世纪世界历史进程,国际关系与中外关系史。
该论著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指导下,运用宏观立意分析与微观考据探察相结合方法,运用翔实的档案资料与文献进行考察研讨,阐发了作者的基本观点:第一、美国战时大战略制定和推行的每一阶段都与中国战场的支持和中国所付出民族代价相联系;第二、中国战场弥补了美国战略运行中的薄弱环节,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关键一环;第三,中国共产党的抗战路线和战略决策维护了中国团结抗战的局面,奠定了中国战场世界性战略地位的基础;第四、战时中美之间是相互支持的战略关系,而不是美国单方面的对华援助。
著作的创新之处是:第一、选题属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中美关系研究的薄弱环节。
以往的研究较多的集中于中美政府间的外交关系,从战时特殊背景下分析考察中美战略关系不足。
著作选择反映战争环境下中美战略合作为切入点进行研讨,推进了该研究领域的扩展与深入。
第二、细致地梳理了战时美国大战略的发展历程,即制定、调整、实施和完成的四个阶段,其中,太平洋战争爆发初期由于英美失利所导致的战略调整,是西方学者比较忽略的。
因此,著作弥补了学术界在该问题上的疏漏。
第三、中国抗日战场在美国战时大战略的运行过程中始终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以往研究对中国战场在战略层面给予美国的支持关注较少,
著作细致地分析了美国战略计划中关于中国部分的阐述,考察了反法西斯战争总体格局中中国战场的地位,明确提出战时美国战略成功的前提是中国战场的战略支持的论点,澄清了以往对中国战场战略地位认识上的诸多疑点。
第四、中国战场世界性战略地位的基础是中国敌后与正面两大战场相互战略支撑的特殊格局;中国战场的稳定与胜利在于中国共产党以战略视野与广阔胸怀处理国共关系;中国战场所存在的问题不影响中国抗日战争的战略地位。
这些通过实证得出的结论,对国外学术界以往研究中目光限于中国正面战场的认识偏差与误解,是一个纠正和辨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于沛研究员在2005年6月2日《人民日报》文章中认为:该著作“通过对抗日战争对战时美国大战略的作用与影响的研究,论证了中国战场承担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大战略责任,有效地支持了世界反法西斯其它主要战场。
”美国《华文精撷》杂志社将发表在《世界历史》2002年3期的著作相关文章评为“2003年优秀华文”。
著作论点作者分别在2005年在北京与重庆,2007年在湖北武汉,2008年在湖南长沙、山东济南召开的国际国内学术会议上以论文形式阐发,受到与会学者们的关注与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