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刑事诉讼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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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刑诉法对侦查阶段律师执业的诉讼地位和诉讼权利的再修改[摘要]刑事诉讼法的再次大修,在我国法治社会建设进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检察机关作为刑事诉讼的重要参与者、刑事诉讼法的主要执行者,刑诉法的再修改、完善律师的辩护权利给职务侦查工作带来了挑战,应当引起我们检察人的思考。
[关键词]再修改;辩护权利;挑战;应对策略一、刑诉法对侦查阶段律师执业的诉讼地位和权利的再修改(一)明确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辩护人地位、职责与诉讼权利与现行刑诉法相比,新刑诉法明确赋予了律师在侦查期间的辩护人身份。
此外,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六条规定:“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可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代理申诉、控告;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关情况,提出意见,”对律师在侦查阶段会见犯罪嫌疑人时拥有的权利和可以了解的内容作出了明确规定。
(二)完善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的程序,解决会见难问题修改后的刑诉法对律师会见在以下几个问题上作了明确规定:1.明确律师凭“三证”即可会见犯罪嫌疑人。
2.删除了“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的内容,对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须经许可的案件范围作了明确规定。
3.明确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
(三)完善律师阅卷权,解决律师阅卷难问题新刑诉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案卷材料”,将律师的阅卷范围从现行的“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修改为“本案的案卷材料”,即本案关于犯罪嫌疑人有罪、无罪的所有案卷材料。
(四)完善律师调查取证权,基本解决律师调查取证难问题为了解决公安、检察机关可能发生的对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证据材料不提交的问题,保障律师有效行使辩护权。
(五)对办案机关应当认真听取律师的辩护意见从程序上作了明确规定。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侦查机关应当认真听取辩护人意见作了具体规定。
(六)增加保障律师依法执业的专门条款。
浅谈免证特权制度在我国刑事诉讼法律中的积极作用范治斌沈阳广播电视大学【摘要】免证特权制度是证据法中有关证人作证问题的一个环节。
免证特权制度在中国其实具有非常悠久的历史,早在中国古代,为维护既有的家庭社会伦理,就确立了“亲亲相隐”的制度。
现代西方国家,尤其像美国、英国、德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自己的诉讼法律制度中也制定有相应的“证人特权制度”。
免证特权制度的广泛适用说明这一特定的证据制度尤其自身的价值和作用。
【关键词】免证特权刑事诉讼作用所谓免证特权在证据法上又被称为拒绝作证权或保密特权,它是指在案件事实查证过程中具有证人资格的公民在法定的条件下享有的拒绝充当证人或拒绝回答某类问题的诉讼权利。
它实际上是证人作证原则的一种例外,是当今绝大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的诉讼法律所规定证人的一项特殊权利。
目前,在外国的证据法中,这种免证特权一般包括配偶、近亲属特权,反对被迫自我归罪特权、职业特权和公务特权等。
基于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要在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中建立免证特权制度,还存在一定的难度。
但是,作为证人制度的一部分,我们必须要看到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一、免证特权制度对维护社会伦理道德有着重要的作用道德是人们评价善恶、美丑、正邪的观念、原则和规范的总和。
伦理则是涉及人际关系的道德规范的别称,伦理道德与其他社会意识一样也是由事物的性质产生出来的必然关系,它受作用并反作用于特定的社会经济基础。
一切以往的道德归根结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
它是由世代相传的风俗习惯和意识发展而来。
虽然伦理道德具有阶级性,但人类社会中仍然存在客观的基本的道德衡量标准。
符合社会进步和历史发展方向的就合乎道德,反之,就是不道德。
在家庭关系中,道德褒扬亲人间的关爱态度和扶助行为,摒弃亲人间的仇视态度和排斤行为。
在于亲人有利的场合,道德肯定人的积极的作为,否定人的消极的不作为;在于亲人不利的场合,道德肯定人的消极的不作为,否定人的积极的作为。
浅谈新《刑事诉讼法》中证据制度的调整及对诉讼实务的影响[摘要]《刑事诉讼法》在打击和惩治犯罪,维护和保障人权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它的大修,备受关注。
而证据作为司法机关查明案情、认定犯罪、进行诉讼活动的基础,在刑事诉讼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涉及证据制度的立、改、废,既有不少亮点,也引来多方热议。
文章将对新刑诉法中涉及证据制度方面的部分调整进行分析,并结合办案过程中遇到的案例浅谈对本次诉讼法修改中证据制度方面的调整对诉讼实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证据;行政执法证据;诉讼实务一、证据的定义证据是什么,有学者认为从语义学出发,证据就是证明的根据,[1]也有学者认为认为证据是证据的内容与证据的形式的统一,亦即认为证据可以指事实,也可以指其表现形式—物证、书证等。
[2]在我国1996年的《《刑事诉讼法》》第42条第一款中提出规定证据是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认为证据是事实,这一表述强调的是证据是证明案件事实的说明性事实,但明显与第42条第二款、第三款证据的种类存在着矛盾,前一款刚强调过证据是事实,后一款却又列举了种种材料类型加以说明,由此必然产生逻辑矛盾。
而在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改中明确规定证据是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
关于本次新刑诉法对证据定义的变更笔者认为用材料来代替事实的定义使得证据概念与证据分类规范相协调,较为适当。
但仍有学者提出不同的质疑,结合到具体办案中包括:(一)部分学者提出用材料来规范证据不能准确表达言辞证据的形式材料是有形的、规范化的,而言辞证据中的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及辩解等,当其以书面形式存在时,是有形的,可以称为证据材料。
但按照直接言辞证据规则,人证的规范表现形式应当是言辞,其感知方式应当是直接聆听言辞作证,而当人证以言辞方式提出时,是无形而非有形的,不能被称之为“材料”。
只有记录下来的“第二手”人证才是“材料”,但这种材料由于不能有效质证,在法理上一般不能作为证据使用3。
浅谈新刑事诉讼法对反贪工作的影响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下称新刑事诉讼法)将于2013年1月1日起施行。
新刑事诉讼法一方面,加大惩治腐败犯罪的力度,对检察机关的侦查权予以了必要的加强,另一方面,更加突出尊重和保障人权,进一步强化对检察机关的侦查权的监督和制约。
检察机关应该高度重视新刑事诉讼法对反贪工作的影响,认真研究,妥善应对,确保反贪工作在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后继续平稳健康发展。
一、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后反贪工作面临重大发展机遇(一)检察机关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技术侦查措施,是指国家专门机关基于侦查犯罪需要而根据国家有关规定采取的特殊侦查措施。
通常包括电子侦听、电话监听、电子监控、秘密拍照或者秘密录像、秘密获取某些物证、邮检等秘密的专门技术手段。
①在反腐败工作中使用技术侦查措施,已经是国际通行做法。
我国现行法律没有对检察机关是否可以进行技术侦查做出明文规定。
近年来,职务犯罪呈现隐蔽化、智能化、跨地域化等新特征,加上职务犯罪主体一般都具有较强的反侦查能力,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的难度越来越大,发现难、取证难的问题非常突出,有鉴于此,实务界和理论界都在呼吁立法赋予检察机关必要的技术侦查手段,以适应新形势下反腐败斗争的需要。
这次刑事诉讼法修改,顺应了这种呼吁,明确赋予了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权。
新刑事诉讼法第148条第2款、第3款规定:“人民检察院在立案后,对于重大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以及利用职权实施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重大犯罪案件,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按照规定交有关机关执行。
追捕被通缉或者批准、决定逮捕的在逃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经过批准,可以采取追捕所必需的技术侦查措施。
”(二)监视居住强制措施的完善监视居住是指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未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责令其在一定期限内未经批准不得擅自离开住处或指定居所,并对其活动加以监视或控制的一种强制方法。
天津广播电视大学10春法学本科毕业论文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姓名:张鑫学号: 1012001203131分校:西青电大专业:法学指导老师:黎鹏昊时间:目录内容摘要 (4)正文一、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概述 (5)(一)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内容和范围 (5)(二)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重心及其法理基础 (6)二、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意义 (8)(一)在刑事诉讼中保障人权是宪法的要求 (8)(二)在刑事诉讼中保障人权是刑事诉讼民主化的必然要求 (8)三、我国刑事诉讼中存在的问题 (9)(一)刑讯逼供问题 (9)(二)控辩双方缺少对抗性 (9)(三)强迫自证其罪 (10)(四)被害人获得刑事附带精神损害赔偿问题 (10)四、完善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的对策 (11)(一)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11)(二)全面确立无罪推定原则 (11)(三)扩大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权利 (12)(四)建立国家补偿制度 (12)(五)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 (12)(六)强化实体与程序的并重 (13)参考文献 (15)内容摘要人权是指人的权利,包括人的生存权利,政治权利和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等权利。
其作为权利的最一般的形式,在刑事诉讼中,其与国家的权力的对抗最为激烈。
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的范围包括一切可能进入刑事诉讼的社会成员的群体人权,其重心是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个人人权。
目前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还不够完善,主要存在于制度的不完善和立法、司法理念上的偏差。
本文主要以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内容、范围及其中心和法理基础为根本出发点,针对不同对象群体阐述了我国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存在的现状及不足,就我国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缺失的原因从机制制度、执法理念等方面进行了分析,主要论述了强化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是当代世界各国刑事诉讼立法的大趋势,也是发扬诉讼民主和健全法制的要求,有利于促进我国刑事诉讼法向更加民主化、公开化、科学化的方向发展。
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人权是指人的权利,它是历史发展的产物。
浅谈对刑法306条的看法目前,很大一部分律师不愿做刑事辩护律师,认为具有一定的危险性,轻者被吊销律师执业证;重则可能还会带来牢狱之灾。
我国刑事案件中律师参与辩护率仅为30%左右,刑事辩护率低、刑事辩护质量低、刑事律师地位低,一直是中国刑辩久治不愈的顽症,究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刑法306条的存在,给律师的执业行为带来了一定的困扰。
刑法306条规定:在刑事诉讼中,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伪造证据,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提供、出示、引用的证人证言或者其他证据失实,不是有意伪造的,不属于伪造证据。
通过以上规定我们可以看出,它确实阻碍了刑辩律师队伍的发展。
其实,关于306条的废与立、良与恶一直众说纷纭,没有一定的结论。
对这个问题,我的看法是这样的:《刑法》第三百零六条为人所诟病的根源并非法条本身,而在于第三百零六条在具体执行中的随意性,导致了律师的权益不能受到保护,从而令当事人的权利也受到损害。
其实306条的存在与保留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如何使用它,以预防和惩治某些律师在刑事诉讼中不择手段帮助当事人逃避法律制裁、妨害刑事诉讼,从而达到净化律师队伍的目的。
而不是利用它,来达到打击刑事辩护律师的结果。
要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达成共识:首先,我们应认识到律师和办案机关是一个法律共同体。
我认为,律师和办案机关之间不应成为对手的关系,而应是基于都是为了实现司法正义这个目的,成为相辅相成的协作关系。
我们应始终明白,我们针对的是案件本身,而非当事人个人,更不是抗辩双方自身;我们各自所追求的司法正义是共同的,即使我们双方的当事人不同,追求正义的方向和出发点不同,我们也都是为了最大限度的实现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不是为了实现双方自身的私利,更不是出于个人的恩怨。
其次,我们应认清律师和被告人、嫌疑人之间的关系。
浅谈刑事案件中被害人的权益保护摘要:刑事制度的建立,在立法及司法实践中,更多的是关注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保护,而对于某个刑事案件中的直接受害者即被害人却常常被忽略。
随着国家法制化的发展,世界人权保障和社会民主文明发展的趋势,被害人的地位同样需要利用法律进行有效地保护。
如何保障被害人的诉讼权利,是健全法制进程和刑事诉讼中所要着重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
因此,在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同时,不能忽略对被害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应当建立健全法制维护被害人合法权益。
关键词:刑事案件被害人合法权益一、刑事案件中保护被害人权益的原因及意义被害人作为刑事案件中的直接被害人,是刑事诉讼的启动因素之一,而犯罪是对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的破坏,并不是把犯罪者查办了,社会就稳定了,必须把遭受犯罪侵害最严重的部分———被害方的心理修复了,整个社会秩序才能恢复。
正如有学者所讲的:“被害人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关系是对立的,双方的诉讼权利保障构成了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基本内容,忽视双方中的任何一方都是片面的,不适当的。
”在追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犯罪行为不力或追溯结果严重违背法律时,会导致被害人对国家权威和法律产生怀疑,进而法制尊严也无处可寻。
因此,在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同时,不能忽略对被害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应当建立健全法制维护被害人合法权益。
《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是指被害人、自诉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和被告人”。
是关于被害人诉讼地位的明确的法律规定。
法律确认了被害人的当事人地位,也就确认了被害人与案件处理结果的利害关系的不可分割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1、确认了被害人与被告人相同的诉讼地位,确认了在法律上与被告人具有同等的被保护权,有效地防止过分忽视被害人权益保护的不良状况;2、确认了被害人的当事人地位,使被害人个人权利对国家权利的制约力度增加,促进司法监督体制的完善;3、奠定了被害人控诉犯罪权利和请求赔偿权利得以实现的法律依据和保障。
第1篇一、引言刑事案件立案是刑事诉讼程序的第一步,也是整个刑事诉讼过程的基础。
立案意味着国家司法机关对某一犯罪事实进行了初步审查,并决定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侦查和审判。
刑事案件的立案不仅对案件的当事人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民合法权益、实现司法公正等方面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刑事案件立案的法律意义。
二、维护社会秩序1. 维护社会稳定:刑事案件立案有助于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稳定。
通过对犯罪行为的立案侦查,可以有效地遏制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减少犯罪行为的发生,从而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2. 遏制犯罪蔓延:立案侦查有助于切断犯罪链条,遏制犯罪的蔓延。
通过对犯罪分子的打击,可以有效地削弱犯罪团伙的力量,防止其继续作案,从而维护社会的安宁。
三、保障公民合法权益1. 维护公民人身安全:立案侦查可以保障公民的人身安全。
对于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行为,立案侦查有助于及时揭露犯罪事实,保障受害者的合法权益。
2. 保护公民财产权益:立案侦查有助于保护公民的财产权益。
对于侵犯公民财产的犯罪行为,立案侦查可以追回被侵害的财产,维护受害者的合法权益。
四、实现司法公正1. 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立案程序是当事人诉讼权利的起点。
通过对案件的立案,当事人可以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2. 提高案件办理效率:立案是案件办理的第一步,也是决定案件是否进入侦查阶段的关键环节。
通过高效的立案程序,可以提高案件办理效率,确保案件及时得到处理。
3. 保障司法公正:立案程序是司法公正的保障。
通过对案件的立案,可以确保案件得到公正处理,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
五、完善法律制度1. 丰富司法实践:刑事案件立案是司法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对案件的立案,可以积累丰富的司法实践经验,为完善法律制度提供有益的借鉴。
2. 推动法律改革:立案程序在司法实践中不断遇到新的问题和挑战,推动着法律制度的改革和完善。
通过对立案程序的研究和改革,可以提高刑事诉讼的效率和公正性。
刑事诉讼改革座谈会发言稿尊敬的各位领导、专家和各位来宾:大家好!我非常荣幸能够在这次刑事诉讼改革座谈会上发言。
首先,我想借此机会对各位领导和专家们对刑事诉讼改革做出的努力和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刑事诉讼是维护法治和社会公正的重要手段,其改革在推动社会进步和提高司法公正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
随着社会进步和发展,时代的需求也不断变化。
然而,当前的刑事诉讼制度在一些方面仍存在不足和问题。
因此,刑事诉讼改革势在必行。
改革的目标是为了更好地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提高司法公正,加强司法权力的制约和监督。
首先,我们应该关注的是刑事诉讼程序的公正性和效率。
公正是司法工作的核心价值,是刑事诉讼改革的重要目标。
要通过加强司法公正的建设来提高人民群众的公正感受。
同时,我们也应该注重提高司法效率,确保案件能够及时、准确地得到处理,以便更好地保障人民的合法权益。
为了实现刑事诉讼改革的目标,我们还需要关注嫌疑人权益的保障。
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应得到充分的保护。
法律的漏洞和不合理之处需要被修复和完善,以确保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的保障。
在审判过程中,我们也应该倡导尽量减少强制措施的使用,以保障嫌疑人的人身自由。
此外,我们还应该注重加强刑事证据收集和运用的科学性。
证据是刑事审判的基础,也是司法公正的重要保障。
因此,我们需要建立科学、严谨的证据收集和运用体系,以确保案件的审理程序能够更加准确和公正。
最后,我们也需要注重促进相关职业人员的素质提升。
法官、检察官和律师作为刑事诉讼的主要参与者,其素质和能力对整个刑事诉讼的质量和效果产生重要影响。
因此,我们需要加强相关领域的教育培训,提高从业人员的素质和能力,以确保刑事诉讼改革能够顺利推进和实施。
作为我们司法体系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刑事诉讼改革是一项重大的系统工程。
它不仅仅关乎司法公正和社会公平,更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因此,我们需要各方共同努力,形成合力,推动刑事诉讼改革取得更加积极和实质性的成果。
Legal Syst em A nd Soci et y ■●囡圈圈蹩竺竺!三坠!f叁箜I』圭垒金浅谈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取向张.博摘要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司法解释中规定了对非法取得言词证据的排除,但是司法实践中,对于此司法解释的运用并不乐观。
本文重点介绍我国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相关理论,并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和司法实践,在借鉴国外相关立法经验的基础上,探讨我国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取向。
关键词非法证据程序非法刑事诉讼中图分类号:D9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0)12-356一Ol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概述关于非法证据,不同国家有不同规定。
通常认为非法证据是指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收集证据的过程中,违反法律,侵犯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取得的证据。
国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目前也未形成较为统一的概念。
有学者认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指执法机关使用非法行为取得的证据不得在刑事审判中采纳的规则0”4育学者认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指违反法定程序,以非法手段获取的口供和非法搜查和扣押的实物证据,因证据来源违法,而导致其效力被排除不得作为定案的证据使用的规则。
”国从以上学者观点可以看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对采用非法手段收集的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证据采纳,即非法证据不具有可采性。
二、非法证据排除的具体内容由于通过非法手段获取的言词证据、物证以及在非法获得的证据的基础上进一步收集的证据(即“毒树之果”)对人权侵犯的程度以及在刑事诉讼中可否替代等因素各不相同,各国对这三类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存在很大的差异。
(一)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由于非法言词证据经常是采用刑讯逼供等野蛮手段获取的,严重侵犯了公民的尊严、健康,甚至生命等自然人最为重要的权利,因而各国对采用非法手段获取的言词证据通常都采取非常严厉的态度,要求一律予以排除。
嗵1(二)非法物证的排除与非法口供的排除不同的是,各个国家和地区对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的排除存在以下三种方式:第一种是全部排除,第二种是原则上排除,设置若干例外,第三种是由法院裁量排除。
浅谈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财产保全【关键词】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财产保全我国刑法第三十条规定:“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这对打击犯罪、切实保障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法律依据。
但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着一部分被害人可能根本得不到赔偿,或者赔偿严重滞后致使无法恢复生产,尤其是一些伤害案件中由于得不到及时的赔偿而耽误治疗时间甚至于失去生命的情况。
这显然与我国的保护人民的立法愿意相距甚远,同时也不可避免地诱发报复性伤害犯罪等诸多社会不稳定因素。
一、当前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财产保全的现状(一)公安、检察机关只能调解,无权对犯罪分子的财产实行财产保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法律规定只有法院有权采取财产保全措施。
但对杀人、伤害、交通肇事等可能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只能分别在侦查、审查起诉环节为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
但在司法实践中,双方当事人就赔偿金额能真正达成协议的少而又少。
而如果嫌疑人在逃,侦察机关立案后只能暂时将案子搁起,等到案子有突破性进展时,对被害人的赔偿可能已失去赔偿价值。
(二)人民法院可以采取的财产保全措施往往严重滞后人民法院在审理刑事案件过程中,不能主动就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物质损失判决被告人承担民事赔偿,更不能在没有当事人的申请并提供担保下主动适用财产保全措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十九条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应在刑事案件立案以后第一审判决宣告以前提起。
由此可知,由于法院遵循“不告不理”以及“先刑后民”原则很可能使一部分被害人由于得不到及时赔偿而丧失最佳治疗和恢复生产时机,同时也为犯罪分子转移或变卖财产提供了时间空隙。
(三)司法实践中的财产保全期限使法院的财产保全措施无实际意义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第三款规定: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查封或者扣押被告人的财产。
浅谈刑事诉讼的价值牛颐媛【摘要】制定法律要实现规范行为的目的,体现一定的价值.刑事诉讼的价值主要是通过实体与程序两个方面来表现的.刑事诉讼中有多元利益主体,不同主体有不同价值追求.同时,刑事诉讼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不同阶段中,其价值追求也是不同的.【期刊名称】《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年(卷),期】2011(023)001【总页数】3页(P44-46)【关键词】刑事诉讼;价值;实体;程序【作者】牛颐媛【作者单位】太原科技大学,山西,太原,030024【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D925.2一、刑事诉讼价值的定位刑事诉讼的价值不同于哲学上或经济学上的价值。
刑事诉讼的价值有三种基本含义:一是价值观念,也就是存在于某些人或某一社会之中的法律价值理念;二是为人们所接受的一些基本的法律评价标准;三是值得人们追求和实现的价值目标。
围绕以上三点,许多学者对刑事诉讼的价值有不同的看法,但大致上都脱离不了实体与程序两大块。
从程序工具说的角度来看,刑事诉讼的价值是指能满足人们需要的品质,制定刑事诉讼法的目的是要将刑事实体法的规定付诸于实践,相对于实体法而言,是一种手段,评价刑事诉讼的价值的标准是实体法是否能够实现,及实现的程度。
从程序本位主义来看,刑事诉讼的价值从本质上讲是实施该种手段过程中体现的精神和实行的意义。
评价程序的唯一价值标准是程序本身是否具有一些内在的品质,而不是程序作为实现某种外在目的的手段的有用性。
程序更重视的是过程价值,刑事诉讼法就是要用法律来规范程序行为,它的目标是使所有受程序结果影响的人受到其应得的公正待遇,只有从正当程序中产生的结果才最大可能是正确的,而从非正当程序中产生的结果无论如何都不能视为正确[1]。
英国学者达夫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讲,法律程序自身的公正性就意味着裁判结果的公正性。
在我国,重权力而轻权利、重实体而轻程序、重结果而轻过程、重实质而轻形式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应该及时有效地改变这种现状。
求得正确的结果并不是刑事诉讼唯一的价值追求,诉讼过程中还应当对人权和其他价值目标给予适当的关注和充分的考虑,必须以一种理性的、人道的、正当的程序来实现实体法的目标,即除了体现结果价值的实体公正目标外,体现过程价值的程序公正也应当是刑事诉讼追求的重要目标,力求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的协调,更好地解决两者之间的矛盾。
二、刑事诉讼价值的多元性刑事诉讼的价值主体是多元的,不是单一的,这也就决定了我国刑事诉讼的价值也是多元的统一体。
在不同的诉讼阶段各种价值之间的关系不同。
(一)在侦查阶段以对抗为主在刑事诉讼的侦查阶段,主要是打击犯罪与逃避打击相冲突。
侦查的目的就是要将犯罪事实调查清楚,将有犯罪行为的人积极推进到起诉阶段,将没有犯罪行为的人依法释放,这样的对抗表现在两个方面:即国家机关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对抗,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对抗。
首先,国家机关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对抗。
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犯罪嫌疑人在作案以后,总是千方百计地逃避国家机关的追诉和打击。
国家机关为了维护良好的治安秩序,实现社会正义,就要对犯罪行为进行有效地追诉。
由于诉讼主体各自利益的相异性,在国家与犯罪嫌疑人之间就体现出一种强烈的对抗性[2]。
在刑事诉讼中,国家专门机关收集证据指证犯罪与犯罪分子破坏证据、逃避打击之间存在强烈的对抗性。
这些对抗中,国家机关常常处于绝对的优势,为了保证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国家机关在对抗中要遵守正当程序原则。
其次,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的对抗。
在刑事诉讼中被害人自身利益受到犯罪嫌疑人的直接侵犯,他们之间存在直接的利益矛盾与对抗关系。
尽管有国家代表被害人进行刑事诉讼,但是国家主要是从维护整体利益的角度出发,在刑事诉讼中不可能对被害人的利益完全兼顾。
因此,在刑事诉讼中适度允许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对抗,有助于弥补国家机关对被害人诉讼利益保护不足的缺陷。
但当事人之间的对抗往往是一种非理性对抗,如果不用诉讼程序来规制,可能会造成二次伤害,因此在我国一般是不允许的。
侦查阶段的打击造成的对抗也是为了实现公平与正义。
打击越有力,对被害人的保障就越有效,就能体现正义。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形成有力的、合法的对抗形式,对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也是很好的保障。
(二)在起诉、审判与执行阶段体现的价值首先,在起诉和审判阶段,公平与正义是最重要的价值追求。
起诉阶段,由检察院决定是否要起诉,检察院在审查时就应该本着公平的原则决定是否要起诉,不能带有任何的个人主观感情和思想,否则,可能会对犯罪嫌疑人造成某种程度的侵权。
审判阶段,要求检察官和法官都得坚持正义与公平,不能对被害方有过多的偏袒,更不能为了补偿原告受损利益而损害被告人的利益,违背法律的初衷。
在审判阶段,无论是被告还是原告,他们在未被定罪量刑之前是平等的,不能因为所处的利益位置不同而有差异。
在法庭上,他们可以就双方的利益展开公平对等的辩论,公诉方本身有国家作后盾,力量就要强于被告,所以,不能再对其赋予更多的权力;相反,应该增强法庭的对抗,给予被告更多的辩护空间,有助于法官获得正确的信息,作出正确的判断。
法官是审判中的裁判者,也是审判中对抗的中立者,要在对抗中形成自己的审判决定,不能只靠开庭前对起诉材料的审查就做出有罪、无罪、罪轻、罪重的决定。
那样主观性太强,不能很好地保护被告人应有的利益,体现公平与正义。
然而,“正义不仅要得到实现,而且必须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得到实现。
”因此,裁判结果必须向那些与裁判有利害关系的人和社会各界证明,使裁判的合理性得到他们的认同,向社会其他成员昭示其公正性。
所以刑事诉讼必须尊重当事人的主体地位,确保其有充分参与诉讼的机会,用自己的行动影响与自己有利害关系的裁判结果。
而自由就是在法律规定范围外的一种体现[2]。
其次,在执行阶段以秩序为主。
刑事诉讼案件的执行是强制的,轻则罚款,重则限制人身自由,直至剥夺生命权。
执行要达到惩罚犯罪和维护社会正常秩序的目的,从打击与惩罚中取得大众的公平与正义。
如果有一个很好的社会法律秩序,那么公平与正义就具有了一个实现的外部环境;公平与正义又能很好地保障社会秩序与大多数人自由的实现,更好地防止与打击犯罪。
三、刑事诉讼价值的实现刑事诉讼追求的两大价值目标是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这两者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
但两者又由于其自身的局限性,对另一方又具有反作用。
(一)实体公正及其实现的局限性刑事诉讼的实体公正就是指在法律的制定中,制定的内容要体现公正、平等的价值理念,以及在实施程序的过程中使用的实体法要合法、合理、公平。
实体公正是实现程序公正的前提条件,没有实体法的公正就无从谈起程序的公正。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程序法的制定是为了将社会中已经出现的和可能出现的现象归入一个有序的统一的秩序中,并指导程序的运行[3]。
但是调整的范围是有限的,没有一部法律能囊括所有的可能出现的社会现象。
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万物都是处在不断的变化发展当中,社会在不断的发展与变化,我们也应该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法律,不能苛刻地要求一部法律可以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
每部法律之所以能适应社会的发展,是因为在这一时期它本身是进步的,当它的规定还是正确的时候,能够体现公正价值;但是随着新的社会现象的出现,当它已不能适应社会需要,而作为司法者还要在程序中按照这些进行,这时,实体公正的实现只是从表面上给人一种虚假公正的认识。
第二,程序法是人为制定的,受立法者的主观影响较大,在适用中又是由司法者来执行的,所以观点的不同总能引起立法者和司法者之间的矛盾。
这样,在执行不同的职能的时候,也会因外界因素的影响而产生思想意识的不同,从而导致不同的结果。
而且,立法者本身在立法时也是受到很多外部影响,但法一经赋予其效力就会对个案产生约束力,人人都得遵守。
个案在不同的情况下要求体现的公正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可是作为立法者的正义是在综合许多意识资料的基础上总结归纳出来的,主观性强,是大多数人的正义,不是个别人的正义。
它具有普遍性,概括性,在大多人的公正要求不变的情况下,法在一定的时期也应该是稳定的,这也就是说,法在一定的时间里应该保持不变,更不会因为少数人的要求而改变。
但在实际司法中,由于客观需要,可能会触犯到一方当事人的利益,例如,为发现实体真实而采取非法搜查、刑讯逼供等手段,这从根本上违背了法律的初衷。
虽然从表面上得到了实体上的公正,被害人的权利受到了保护,但是程序公正受到了侵害,使得与该案有利害关系的被告人或其他参与人受到不同程度的非公正待遇,这是有违刑事诉讼价值要求的。
(二)程序公正及其实现的局限性程序公正是指在刑事诉讼程序中体现出来的主体对公正的要求,即要求司法者要依法执行,还应该合理适用法律,在司法过程中更要保障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与尊严,使双方当事人处在一个平等的地位,不能随心所欲,更不能造成控方与审判者共同审讯被告的局面,要在双方的平等对抗中,由中立的审判者做出一个合理公正的判决[3]。
但是程序公正的实现也是有局限性的,这些大部分表现在程序执行的过程中。
例如,对怀孕的妇女可以不判死刑,这种对特殊人群的减刑规定,从立法者善意的角度来看,是很符合人道的,但同时也会成为许多违法犯罪分子的一个脱罪的理由与手段,如果形成了既成事实,即使司法者知道是一种脱罪手段,也得遵从法律规定,不得不对这些“投机者”进行人道主义的减刑,从程序上看,这样做对受害者就是不公平的。
所以“公正”只是大多数人的公正与少数人的公正相结合又相冲突的产物,当两者之间相互统一时,就是程序公正的具体实现,如果矛盾的话,就要看裁判者的抉择了。
我国的法律并没有给法官足够大的自由裁量权,也没有自行判例的权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法官往往会选择大多数人的利益与公正。
这可能会与立法者制定法律时的善意有冲突,但也是合法的,与立法的实体正义是一致的。
赋予法官恰当的自由裁量权可以借用权力来调和两者之间的矛盾。
刑事诉讼的价值是要实现社会的公平、秩序、正义、自由,通过国家的强制力保障实施各项法律规定,促进社会和谐。
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不只要求公众应尊重法律,严格守法,而且对于司法工作者本身的素质更应该严格要求。
司法工作者必须具有较高的职业素质与职业道德,才能在审判过程中正确地行使自己的权力,公正地进行审判。
而只有公正的审判才能维持社会的正常秩序,有正常合法的秩序才能保证个人的自由。
自由是相对而言的,绝对的自由并不存在,没有秩序约束的国家就没有自由。
当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个人利益达到和谐,也就实现了刑事诉讼价值的目标。
[参考文献][1]陈瑞华.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82-96.[2]甄贞.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综述[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7.[3]宋英辉.论刑事诉讼中的权衡原则[J].法学研究,199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