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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洋务运动有感从19世纪60年代初期到90年代中期，在这三十多年的时间里，洋务运动在中国呼风唤雨，风光一时。
但是，在李鸿章等人轰轰烈烈地搞了三十多年“洋务”之后，在北洋水师已经建成当时亚洲第一的海军舰队之后，中国还是在甲午海战中败于日本，不得不再次签订屈辱条约，割地赔款。
甲午海战失败及随后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标志着洋务运动的最终失败———洋务运动并没有使中国真正强大。
洋务运动是清朝政府在内外交困下所采取的一种自保性质的改革。
时，外有列强环伺，内有太平天国起义，在这种情况下，清廷的一部分当权官僚决定首先把“心腹之害”的太平天国镇压下去，而后再设法抵御被认为是“肢体之患”的外国侵略。
为此，他们开始实行所谓的“自强新政”，主要内容就是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首先是军事技术)，一方面企图通过与西方搞好关系，以争取军事支援，另一方面也想通过此举实现中国的工业化，最终达到“自强”的目的。
这些想法当然是不错的，可是，一开始，洋务运动就在体制和技术之间出现了脱节的现象。
按照张之洞的说法，洋务运动之学习西方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意即坚持大清帝国的整个体制和意识形态不变，仅仅学习西方的技术，学习他们船坚炮利的一面。
岂不知，“体”和“用”在很多时候都是不可分离的。
正如严复所说：“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
未闻有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
”严复的意思很明显，如果中国的整个体制和意识形态不变，仅仅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于“自强”无补，正如将马腿强行移到牛身上一样，两者因不配套而互相扞格，双双失效。
洋务运动的失败最终证实了严复的判断，“体”、“用”之间的严重脱节可以说是洋务运动失败的最根本原因。
洋务运动以它的失败告诉后人，没有体制变革的足够配合，单纯的技术变革和实业发展是走不远的。
洋务运动的另一个脱节之处是：洋务运动是一场自上而下的变革，变革的目的是为了实现“自强”，这本身没有错误。
高中洋务运动历史论文题目为了推动中国近代化进程，洋务运动在晚清时期掀起了一场重要的改革浪潮。
本文将从洋务运动的起因、发展过程和影响三个方面对这一历史事件进行探讨。
首先，洋务运动的兴起源于中国在面对外敌侵略和内部落后的双重压力下，急需寻求变革的动力。
接着，文中将重点分析洋务派与旧文化派的对立与妥协，以及洋务派在军事、经济、科技等领域所做出的努力。
最后，本文将深入探讨洋务运动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推动作用，以及其在政治、社会、经济等方面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通过对洋务运动的综合分析，我们可以更清晰地认识这一历史事件对中国近代史的重要性和启示意义。
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场富有争议的变革运动。
在晚清时期，中国面临着外部列强的压力和内部封建体制的困境，国力日益衰落，民不聊生。
洋务运动的兴起，不仅是对外抗击侵略、振兴国力的需要，更是对传统文化观念和制度的挑战与反思。
洋务运动的发展过程中，洋务派积极推行以西方发达国家为借鉴的改革举措。
他们强调军事现代化建设，倡导学习西方科学技术，推动国防战备和军事装备的改进。
同时，在经济方面，洋务派则提倡发展工业和商业，引进外国资金和技术，加强海关税收，修建铁路、码头等基础设施，推动国民经济的现代化发展。
虽然洋务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也暴露出其理念的片面性和实施策略上的不足。
洋务运动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方面，它推动了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型和现代产业的兴起，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另一方面，洋务运动也暴露出其本质上的维持封建统治和霸权主义的一面，未能解决中国现代化的根本问题，引发了许多社会矛盾和问题。
总的来说，洋务运动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变革运动，既有其积极的一面，又有其消极的一面。
我们有必要客观审视洋务运动的历史意义和局限性，从中吸取教训，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持续进步提供有益的参考。
对洋务运动的认识
洋务运动以适应时代潮流的变革开始，以应该变革而不去采取变革措施因而违反时代潮流而结束。
”
——夏东元《洋务运动发展论》
正文
中国一百一十年的近代史，是一段风云变幻，翻天覆地的历史。
而洋务运动则是其中备受争议的一场运动。
洋务运动是近代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的模仿、学习西方工业化的运动，是一场维护封建皇权前提下由上到下的改良运动，其中心思想是“中体西用”。
在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清政府的统治已经变得摇摇欲坠。
为了挽救清政府的统治危机，封建统治阶级中的部分成员，如奕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主张学习西方列强的工业技术和商业模式，利用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模式发展近代工业，以获得强大的军事装备、增加国库收入、增强国力，维护清廷统治。
洋务派进行的洋务事业主要可归纳为以下几方面：兴办近代企业；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建立新式陆军和海军；创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
在洋务运动前期，清廷洋务派官员抱着“师夷长技以自强”的口号和目的，在全国展开工业运动。
后期又以“求富”为口号增加民用工业部门。
洋务运动历时三十余年，甲午战争一役，洋务派经营多年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失败。
洋务运动最终失败。
因为其"自强"、“求富”目标并未实现，并。
背景：洋务运动发轫于1861年初。
当时留守北京议和的钦差大臣恭亲王奕欣，领衔上奏《统筹全局折》，经过王公大臣会商同意和咸丰批准，正式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从此，洋务运动便正式开场。
1894年9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洋务派苦心经营十余载的新式陆军和北洋舰队一败涂地，清政府被迫于次年4月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洋务运动从此而宣告破产。
洋务运动持续的时间长达35年，作为中国近代化的开端，受到史学界的普遍重视。
洋务运动可谓中国近代化的第一炮，可是这第一炮并没有放响，基本上是失败了，没有把中国改变成为独立的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因而引起了对洋务运动不同评价的持续论争。
===================================================================孙中山《上李鸿章书》中对洋务运动的态度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当他于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夕的1894年6月北上，提出《上李鸿章书》时，年方28岁，其政治思想正在由改良向革命演变。
他在上书中，对洋务运动赞赏与批评同时并举，最后并赋予殷切期望。
他赞赏洋务派敢于冲破“成例”的束缚和“群议”的阻挠，倡导洋务运动，“励精图治”、“勤求政理”，“育才则有同文、方言各馆，水师、武备诸学堂；裕财源则辟煤金之矿，立纺织制造之局；兴商务则招商轮船、开平铁路，已先后辉映”；“快舰、飞车、电邮、火械，昔日西人之所恃以凌我者，我今亦已有之”。
由于自己看到“国家奋筹富强之术，月异日新，不遗余力，骎骎乎将与欧洲并驾矣”，因而“逖听欢呼，闻风鼓舞”。
在这里，孙中山所说的，应该不是一般的阿谀奉迎之词，而是反映了当时一个爱国青年对洋务新政的看法。
他批评洋务运动“仿效西法”，虽取得显著成就，但终因“舍本图末”，“徒袭人之皮毛，而未顾己之命脉”，所以“犹不能与欧洲颉颃”。
他明确提出：“窃尝深维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
第4课洋务运动一、教材分析八年级历史上册第4课《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意味着中国社会的一个转折。
是中国旧的统治阶级中一些“清醒的人”应对时代的挑战试图挽救统治危机的一件重要历史事件。
但是它的重要性不是挽救了腐朽的清王朝，而是向中国开启了一扇了解西方的大门，促进了中国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甚至外交的近代化。
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太平天国运动的冲击，严重威胁了晚清政府的统治，为了解决内忧外患，清政府内部的有识之士主张利用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来维护清朝的统治，掀起洋务运动，洋务运动客观上引进了外国资本主义先进的生产方式，成为中国近代化的起点，为戊戌变法提供了历史条件，近代化发展是中国近代史的重要线索。
因此本节在教材中具有重要地位。
教学中要突出洋务派为实现强国之梦而进行的努力探索，这样才能使学生能从运动本身去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以资今日改革开放之借鉴。
二、教学目标根据新课标的要求，基于核心素养下《洋务运动》的教学目标：1、通过自学，让学生找出洋务派为达到“自强”和“求富”的目的，创办的军事工业与民用企业有哪些，发展学生历史解释的能力2、通过教师讲解，引导学生总结洋务运动兴起的目的就是为维护清政府的封建统治，出发点注定了他的局限性，发展学生的唯物史观3、通过对洋务运动的分析，使学生认识：洋务运动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道路，但引进了西方的先进技术，使中国出现了第一批近代企业；洋务运动为中国近代企业积累了生产经验，培养了技术力量，在客观上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为中国的近代化开辟了道路，鼓励学生要去探索，勇于尝试，树立坚强的民族责任感三、教学重难点教学重点：洋务运动的概况(洋务运动前后历时30多年，是中国迈向近代化的第一次尝试。
洋务运动虽然最终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但为后人的探索提供了可贵的经验教训)。
教学难点：对洋务运动评价(洋务运动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事件，要注意引导学生对其进行全面的综合分析，做出实事求是的科学评价，避免简单肯定或否定)三、教法根据学生的学情我运用问题教学法、讨论法教学过程:一、谈话导入：组织学生阅读“导言框”，了解洋务运动期间的成就，教师指出：英法联军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烧了圆明园后，清政府一些官员主张学习外国先进技术，强兵富国，摆脱困境，维护清朝的统治，形成了所谓“洋务派”。
中国近代化的探索一、经济近代化1．洋务运动19世纪60—90年代进行的洋务运动是封建地主阶级洋务派以学习西方科技为内容发起的一场自救运动，前期以“自强”为旗号，创办了一批军事工业，如安庆内军械所、江南制造总局等。
后期提出“求富”的口号，创办了一批民用工业，如轮船招商局等。
洋务运动虽然以失败而告终，但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的经济近代化，为中国的近代化开辟了道路。
2．中国民族工业的曲折发展时期发展状况洋务运动至清末出现民族工业的萌芽并得到初步发展一战时列强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民族工业进入近代发展的“短暂春天”一战后至新中国成立前中国民族工业逐渐萎缩、崩溃总体特征：近代民族工业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夹缝中生存、图发展，总的来说还是比较落后的。
从洋务运动到新中国成立之前，我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几经波折，发展道路呈现曲折性。
二、政治近代化1．戊戌变法19世纪90年代，随着甲午中日战争中国的惨败，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意识到要想救亡图存，就必须改革封建专制制度。
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他们主张改良政治制度，实行西方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制，并推行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政治制度的近代化。
同时，维新思想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地影响，起了思想启蒙作用。
2．辛亥革命20世纪初，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派以三民主义为指导思想，领导了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的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使民主共和成为时代潮流，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
但是，未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社会性质。
三、思想近代化1．戊戌变法传播了资产阶级思想，在社会上起了思想启蒙作用。
2．辛亥革命学习西方民主共和思想，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
3．新文化运动1915年起，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发动了一场旨在传播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新文化运动，前期以“民主”“科学”为口号，后期宣传马克思主义，抨击儒家文化。
对洋务运动的性质和历史地位，学术界一直争论较大。
有的同志认为，洋务运动是地主阶级进行垂死挣扎的自救运动，也是他们勾结外国资本主义进一步变中国为半殖民地的卖国运动（刘晓光《洋务运动不该肯定》,《辽宁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6期）。
有的同志则持不同意见，认为洋务运动是地主阶级的改革运动，“是一个具有进步性的运动”，“在客观上导致了资本主义幼芽的出土”（李时岳、胡滨《论洋务运动》，《人民日报》1981年3月12日；徐泰来《也评洋务运动》，《历史研究》1980年第6期）。
孔令仁指出：就洋务运动的本质倾向来说，它是反封建、反侵略的，是进步的；洋务运动功大于过，是一个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革新运动（《中国近代史上存在着两种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文史哲》1983年第3期）。
戚其章以是否促进生产力发展为衡量标准，认为洋务运动为中国社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近代企业，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因而它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进步运动（《评价洋务运动必须以社会实践为标准》，《天津社会科学》1982年第1期）。
孙占元则提出一种折衷看法,认为洋务运动既是地主阶级开明派掀起的一次自救运动，同时也是一次“求强”“求富”的变革运动；它对内镇压以自救，是反动的，而对外御侮以自强，又是进步的（《论中国近代史上的三次新政》，《东岳论丛》1988年第6期）。
基于以上不同认识，学术界对于洋务运动历史地位的看法也存在很大分歧。
一种观点认为，洋务运动巩固了旧的封建统治，是一条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反动路线，不代表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方向，不可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同日而语（黄逸峰、姜铎《如何评价洋务运动》,《红旗》1984年第7期）。
另一种观点与此截然不同，认为洋务运动应该纳入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资产阶级革命，标志着近代中国历史前进的基本脉络（李时岳《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
随着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同志倾向于对洋务运动作基本肯定的评价。
谈中国近代史之洋务运动孙文（作者系湖北文理学院医学院临床医学系）【摘要】：洋务运动是清朝封建统治阶级中的洋务派为了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而实行的一场自救运动，同时又是一次自上而下实行的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封建改革运动，它既具有先进性又具有保守性。
本文主要阐述了洋务运动的兴起，所采取的具体措施以及最后的结局及影响。
【关键词】：洋务运动社会制度失败原因深远影响1840年的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从此中国步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目睹了自己的军队在英法联军的炮火下不堪一击之后，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意识到了西方军事装备和科学技术的长处。
这样，清朝统治上层阶级的内部，开始出现了分化，形成了主张引进西方先进科技的“洋务派”，和坚决反对改变社会政治经济现状的“顽固派”。
最终洋务派占了上风，引出了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的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前期的口号是“自强”，这一阶段洋务派以发展军事工业为主，设立了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等一批近代军事工业，目的在于加强国防，提高军队战斗力。
后期的口号是“求富”，这一阶段洋务派注重发展民用工业。
前期的军事工业本身需耗费大量的财力，又因为管理不当，出现了经费不足的问题。
故洋务派又兴办了一批民用工业以为发展军事工业提供必要的资金和原料，以民用工业来养军事工业。
同时洋务派认识到西方人在中国垄断市场，牟取了巨额利润，办民用工业也是为了能够“分洋商之利”。
洋务思潮概括起来主要有四点，一是“法贵变通”论；二是“求强”论；三是“求富”论；四是“中体西用”论，即在坚持现行的封建专制制度与封建纲常礼教的前提下，学习西方的先进的科学技术，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洋务派苦心经营的北洋舰队全军覆没，而其他一些企业也无法摆脱西方列强的控制，持续30年的洋务运动以失败告终。
导致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根本的是没有触动腐朽的封建专制统治的根基。
不改变落后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一味地强调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是无法真正达到自强求富的目的的。
试论经世致用思潮对洋务现代化思想的影响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它是中国尝试进行现代化改革的探索性阶段，也是中国封建制度面对西方列强挑战的一次应对。
洋务运动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各个领域，为中国近代化的探索提供了宝贵经验。
而在这一时期，经世致用思潮对洋务现代化思想有着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试论经世致用思潮对洋务现代化思想的影响。
经世致用思潮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一个重要流派，它的核心理念是“经世”和“致用”，即治国理政要务实，重视实际应用。
经世致用思潮主张“健在”、“可用”，主张政治需要有所作为，需要贴近实际，不能脱离社会实践。
在洋务运动时期，经世致用思潮与西方现代化思想相互碰撞、交融，对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经世致用思潮提供了洋务运动的理论基础。
洋务派改革者们在进行现代化探索的过程中，深受经世致用思潮的影响。
他们倡导实用主义，主张“观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提倡实事求是，注重实践和经验。
这与经世致用思潮所强调的务实精神密切相关。
洋务派改革者们通过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和制度，试图通过现代化手段强国富民，推动中国向现代文明迈进。
经世致用思潮为他们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使他们在改革探索中能够保持务实精神，紧跟时代潮流。
经世致用思潮影响了洋务派改革者的具体实践。
在洋务运动中，推行的一系列变革举措都可以找到经世致用思潮的影子。
比如在军事方面，洋务派改革者们提倡洋务新军，吸收西方军事技术，进行军事制度改革，建立近代化军队。
在教育方面，洋务派改革者们倡导学习西方科学技术，注重实用性，提倡中西合璧，注重实践和应用。
这些具体的改革举措都是在经世致用思潮的指导下进行的，体现了经世致用思潮对洋务现代化思想的影响。
经世致用思潮还影响了洋务运动的成果和局限。
洋务派改革者们在推行现代化改革的过程中，遵循经世致用的原则，贴近实际，力求务实。
这使得他们在一些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比如在军事技术、工业制造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易错点12 近代史上推动中国思想解放的重大事件1：洋务运动：鸦片战争时期，地主阶级主张学习先进技术，倡导“师夷长技以制夷”，开启了了解世界、向西方学习的思潮，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近代化运动，中国近代化的开端，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
2：戊戌变法：19世纪末，资产阶级维新派与封建顽固势力进行激烈的论战，这是资本主义与封建思想的交锋，形成了中国近代第一次思想解放潮流。
推动戊戌变法运动，在社会上起了思想启蒙的作用。
影响：此次论争是资本主义思想同封建主义思想的正面交锋，此后形成中国近代思想解放的潮流，推动了维新变法运动的发展。
3：辛亥革命：20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派与保皇派展开了激烈的论战，使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得到传播，形成了中国近代又一次思想解放潮流。
推动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
影响：通过论战，民主革命思想得到进一步传播，有力地推动了民主革命高潮的到来。
4：新文化运动：1915年,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它提倡民主、科学、新文学、新道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文化运动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在社会上掀起一股空前的思想解放潮流。
这次思想解放潮流也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奠定思想基础。
它弘扬了民主和科学的思想。
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以当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为标志，以陈独秀、胡适之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在近代西方先进思想的推动下，冲破了几千年封建文化的牢笼，高喊“科学和民主”，开展新文化运动，推动着中国社会大改造。
对封建专制主义，封建伦理道德和封建迷信愚昧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唤醒了一代青年，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广大青年受到一次西方民主和科学思想的洗礼。
5：五四运动：时间：1919年5月4日，目的：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
背景：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借口对德宣战，攻占青岛和胶济铁路全线，控制了山东省，夺去德国在山东强占的各种权益。
1918年大战结束，德国战败。
1919年1月18日，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
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个热点。10余年来，已先后举办过六次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发表论文一千数百篇，出版各类资料。专著40余部，可谓硕果累累。由于研究者注意转换思路、开阔视野，从而使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有明显提高，许多问题的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现就洋务运动的性质和历史地位、洋务派人物的评价，特别是近年新辟领域的研究情况、主要观点作一简要综述。
一 关于洋务运动的性质和历史地位 对洋务运动的性质和历史地位，学术界一直争论较大。有的同志认为，洋务运动是地主阶级进行垂死挣扎的自救运动，也是他们勾结外国资本主义进一步变中国为半殖民地的卖国运动（刘晓光《洋务运动不该肯定》,《辽宁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6期）。有的同志则持不同意见，认为洋务运动是地主阶级的改革运动，“是一个具有进步性的运动”，“在客观上导致了资本主义幼芽的出土”（李时岳、胡滨《论洋务运动》，《人民日报》1981年3月12日；徐泰来《也评洋务运动》，《历史研究》1980年第6期）。孔令仁指出：就洋务运动的本质倾向来说，它是反封建、反侵略的，是进步的；洋务运动功大于过，是一个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革新运动（《中国近代史上存在着两种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文史哲》1983年第3期）。戚其章以是否促进生产力发展为衡量标准，认为洋务运动为中国社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近代企业，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因而它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进步运动（《评价洋务运动必须以社会实践为标准》，《天津社会科学》1982年第1期）。孙占元则提出一种折衷看法,认为洋务运动既是地主阶级开明派掀起的一次自救运动，同时也是一次“求强”“求富”的变革运动；它对内镇压以自救，是反动的，而对外御侮以自强，又是进步的（《论中国近代史上的三次新政》，《东岳论丛》1988年第6期）。
基于以上不同认识，学术界对于洋务运动历史地位的看法也存在很大分歧。一种观点认为，洋务运动巩固了旧的封建统治，是一条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反动路线，不代表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方向，不可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同日而语（黄逸峰、姜铎《如何评价洋务运动》,《红旗》1984年第7期）。另一种观点与此截然不同，认为洋务运动应该纳入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资产阶级革命，标志着近代中国历史前进的基本脉络（李时岳《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随着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同志倾向于对洋务运动作基本肯定的评价。近年,有不少文章开始从“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化”的角度，对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作进一步探讨，并取得了可喜进展，尽管看法仍然有别，但总的来看，肯定多于否定（李平生等《全国第五届洋务运动史学术讨论会综述》，《历史研究》1990年第2期）。 二 关于洋务思潮和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 有关洋务思想的研究，本属空白，以往即使提到，也多是简单骂倒了事。近10年来，这一领域日益引起学术界重视。特别是一些学者在对洋务思想与早期维新思想的比较研究中，提出了“洋务思潮”的新概念。洋务思想开始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取得一席之地。1989年以后出版的几部思想史专著，如吴剑杰《中国近代思潮及其演进》、刘兴华等《中国近代思想史略》、宝成关等《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都列有“洋务思潮”或“洋务思想”专章。什么是洋务思潮？刘学照认为，洋务思潮是当权的洋务派官僚和不当权的地主阶级改革派共同参加、朝野呼应的学习西方、谋求富国强兵的社会思潮（《论洋务思潮》，《历史研究》1986年第3期）。李时岳、胡滨认为，洋务思潮的基本内容，可以概括为四个字：“借法自强”,它是洋务运动的倡导者、执行者和支持者们所反映出来的共同思想倾向（《从闭关到开放》第七章，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在概念的界定上，学术界没有太大分歧。争议较大的主要是对洋务运动指导思想的理解和对“中体西用”论的评价。
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是什么？传统观点多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视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近年出现一些不同看法。季云飞认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就是40年代魏源提出的以洋枪洋炮为内容的“师夷长技”思想（《清末“中体西用”思想新议》,《求索》1991年第3期）。徐泰来把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概括为“师夷长技”、“中体西用”八个字（《试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湘潭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孙占元则认为，洋务运动属于一次“求强”“求富”运动，洋务论者的“求强”“求富”观实际上成为洋务活动的指导思想，而“中体西用”则是服务于求强、求富主旨的一种理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应是“求强”“求富”》，《人文杂志》1991年第1期）。
关于“中体西用”的历史评价，史学界大致有三种观点：一种认为，它是一个中西杂交不伦不类的反动口号（黄逸峰、姜锋《重评洋务运动》,《历史研究》1979年第2期）。第二种意见认为，这个口号虽有局限性，但主流是好的，应基本肯定。季云飞指出：“中体西用”思想“是发展变化着的革新进取思想，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思想”；“从中国政治思想发展史角度考察，19世纪40年代至90年代的半个多世纪中，没有比„中体西用‟更进步的思想来代替它的历史地位”（《清末“中体西用”思想新议》）。陈旭麓也指出：在当时，要在充斥封建主义旧文化的天地里容纳若干资本主义的新文化，除了“中体西用”，还不可能提出更好的宗旨来（《论中体西用》,《历史研究》1982年第5期）。第三种意见主张用发展的眼光看待“中体西用”的历史作用，认为这一理论有一个从具有一定积极意义走向消极、反动的发展过程。李时岳、胡滨指出：“中体西用”论在向西方学习的初始阶段有其积极意义，只是到了后来才具有抵制维新的反动性（《论洋务运动》）。吴剑杰也认为，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中体西用”有其进步性，八九十年代后则成为一种反动理论（《关于洋务思想体系及其评价问题》，《武汉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
三 洋务运动与近代文化 从近代文化史、社会史角度探讨洋务运动对中国近代文化的影响，探讨洋务运动时期中国社会生活的变迁，这是近年来洋务运动史研究中的一个新动向，有关文章虽然不多，但值得注意。叶晓青1983年初发表的《西学输入和中国传统文化》一文（载《历史研究》1983年第1期）,是这方面较早的拓荒之作。该文重点论述了洋务时期的科技引进对中国社会多层次、多方面的影响，特别是对“重义理轻艺事”、“贵义贱利”等传统价值观念的冲击。李侃在《洋务运动与近代文化》一文（《求索》1988年第2期）中认为,洋务时期是在一定的范围内和一定的规模上开始了中国文化从传统的旧文化向近代新文化的历史转换时期。同时指出：“洋务运动时期产生的近代文化，只能是一种畸形的文化。它既不可能对封建文化作有力的批判，也不可能对西方文化作出自觉的选择”；“近代文化转换于洋务，又受制于洋务。”此外，陈绛的《洋务运动与儒学传统》一文（《复旦学报》1986年第4期），分析了经世传统、变易观念对洋务运动的积极影响,以及封建思想对洋务运动的极大束缚，指出：儒学传统曾经成为洋务运动开展的助力，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它又日益表现为这一运动的阻力。黄清根的《论洋务时期的文化变迁》一文（《江汉论坛》1990年第5期）,则从社会史视角阐述了洋务时期随着西学的大量输入，中国的社会生活，诸如价值观念、风俗习惯、社会信仰、家庭与婚姻等方面发生的“引人注目的变化”。这些文章未必都很成熟，但都带有开拓性，都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四 洋务派与近代外交 外交是洋务运动研究中的难题。过去往往把洋务派的外交路线视为“妥协投降”，把洋务派的外交活动视为“丧权辱国”。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对洋务派的外交思想、外交活动进行新的探索，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章鸣九、刘天路等认为，洋务派随着对西方资产阶级外交知识、法律知识的了解，已初步具有国家主权平等的思想，产生了近代的国际意识，其外交思想正在向近代化迈进；在外交实践中，他们还以国家主权平等原则为武器，揭露不平等条约对中国主权的侵犯，提出了修改条约、收回利权的主张；其“外须和戎”的外交主张固然是妥协软弱的表现，但这是洋务派无法摆脱的时代矛盾（章鸣九《洋务思想家外交思想的近代化》，《北方论丛》1989年第4期；刘天路《洋务派外交思想简论》，《山东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章鸣九在《试论洋务思想家对和战之争的态度》一文（载《天津社会科学》1987年第4期）中,又分析了洋务派通过谈判解决争端的“主和”思想以及这种思想的根据，认为他们对中外通商局面和敌我形势的认识，以及“按约理论”、“据理力争”，争取和平环境以求“自强”的设想，“是富有理性的”。章文还以中法战争为例，具体分析了当时洋务派官僚基本主和、基本主战、备战求和三种不同态度，认为不同态度是基于个人对形势存在不同看法，以及对讲和的时机、条件存在不同意见，并非爱国与卖国的根本分歧。
五 洋务派与清末教案 教案是洋务时期涉及内政、外交的大事，以往的洋务运动研究对此注意不够，一些教材和学术著作在谈到教案问题时，又往往一味强调洋务派如何“抑民奉外”，如何充当对外屈服退让的卖国贼和对内残酷镇压的刽子手。近年，有同志对此作了深入研究，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赵春晨在《晚清洋务派与教案》一文（载《历史研究》1988年第4期）中认为,洋务派作为封建营垒中开始向资本主义方向迈开脚步的一个政治派别，他们与同时期的顽固派以及自发反教的士绅们具有很大不同，能够对基督教会，传教士及与之偕来的一些西方文化采取比较宽容的态度。但同时，他们对教会充当外国侵略扩张工具的作用也有一定的认识和警惕，他们尽管不赞成群众的自发反教行动，但对开展反洋教斗争的绅民又表示一定的同情。赵文进一步指出：洋务派并非不反对教会侵略，他们在揭露、谴责教会侵略活动的同时，还力图通过建立一定的规章制度以及修约等方式，限制教会势力的扩张，抵制外国侵略。至于他们反对自发的仇教反教行为，反对以暴力方式对待教会、教士和教民，主张“非攻教”，这既有畏惧同外国决裂、担心民众的行动会危及封建统治这些因素存在，也有他们与自发反教者在思想认识上的歧异，即对自发反教落后性和盲目性在一定程度上的否定。因此，对洋务派的“非攻教”不应笼统地斥为“抑民媚外”、“镇压人民斗争”。赵文还分析了洋务派在处理教案时所采取的“悉遵条约”、“力保和局”、“分清曲直”、“持平核办”的方针，认为这些方针固然带有“弱国外交”的色彩，但比起顽固派不顾客观形势、不分是非曲直、盲目鼓噪废教毁约、驱逐洋人的主张来，显然理智得多、可取得多：这些方针的执行，对于在局部范围内防止教案事态扩大、安定社会秩序、保证洋务运动的进行，以及抵制教会的侵略，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韩昱的文章评述了洋务派对洋教的矛盾态度：一方面他们鉴于中外实力悬殊，在教案问题上表现出极大的妥协性；另一方面，为了笼络人心（在感情上也不愿让洋教横行中国，扰乱“圣道”），在实际事务中也表示了对洋教的仇视态度，在处理教案的过程中，尽可能地保护地方官和地主士绅，对列强作了一定程度的抵制，客观上保护了民族利益，维护了民族尊严（《论洋务派对洋教的矛盾态度》，《山东师大学报》1990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