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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提起“改造国民性”这个话题，我们自然会想到鲁迅，因为鲁迅是开创这个文学启蒙主题的先河。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鲁迅被称为“中国现代文学之父”。
在中国现代文学作家中，除了鲁迅之外，还有老舍、郁达夫、沈从文、张天翼等作家，他们也都在作品中提出了这一主题。
但在中国文学史上，始终以锲而不舍的创作态度在创作中贯穿这一主题思想的，却也只有鲁迅和老舍两人。
他们在创作中都贯穿着“改造国民性”这一主题，我们在其创作中都能强烈地感受到二人对“国民性改造”这一主题的严肃而执着的思考与探索，但老舍在思想与艺术上的贡献和鲁迅有明显的不同。
本文拟就这一话题来分析他们在创作上的不同。
首先，老舍是从中英两个民族对比的宏观角度来揭露本民族的国民性弱点的，视野显得更加开阔。
鲁迅的小说主要是通过乡村一角来揭露这一主题的，视野显得相对狭小。
老舍的《二马》有意地把描写的地点放在英国伦敦，要从整体上“比较中英两个民族的不同”。
!老舍把一点也不含糊的“老”民族里的一个“老”分子的“老马”（马则仁），作为本民族国民性弱点的典型放到一个帝国主义“强国”、“强种”的环境中加以严肃冷峻地全面比较，这种构思方式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可以说是空前的，在作品中中英两个民族的精神反差让人掩卷深思。
英吉利民族的勤奋好学、独立务实、科学爱国与老马的懒惰挥霍、奴颜卑膝、中庸迷信等一系列对比，使我们的许多国民性弱点得到了充分、鲜明、完整的暴露。
老马先生因继承长兄遗产，由国内到伦敦经营古玩店，但其习惯、作风、心理无不体现出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名士作风。
他尽管成了商人，却鄙视经商，信奉着“重儒轻商”的传统。
他可以一整天地不到铺子里去，而将时间花在喝茶、睡觉，给房东太太浇花、养狗上。
他是伦敦第一闲人：“下雨不出门，刮风不出门，下雾也不出门，叼着小烟袋，把火添的红亮，隔着窗玻璃，细细咂摸雨、雾、风的美”。
别人一夸中国的东西好，他就非得给人家一点什么；人家夸中国好，他就请饭；夸饭好，他就重请。
鲁迅《伤逝》与老舍《微神》比较研究
李玉明;魏健飞
【期刊名称】《呼伦贝尔学院学报》
【年(卷),期】2022(30)4
【摘要】《伤逝》和《微神》是鲁迅和老舍两位文学大师一生所著的唯一的爱情题材的小说。
两部作品很大程度上都是作者面向自我的创作,在幽深复杂的创作心理之下,潜藏着两位作家各自情感生活的波光云影。
创作心理的差异又带来了对于同一题材在叙事视角和启蒙“除魅”问题上的不同开掘。
两首“爱弦上的哀歌”,两种不同的吟唱方式,但却都带来了强烈的情感冲击和充沛的理性思辨。
【总页数】6页(P70-75)
【作者】李玉明;魏健飞
【作者单位】青岛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06.7
【相关文献】
1.《伤逝》与《微神》比较研究
2.鲁迅《伤逝》中的留白匠意——《伤逝》与森鸥外《舞姬》的比较研究
3.从《伤逝》与《离婚》看鲁迅与老舍生命哲学的差异
4.前生醒觉竟伤逝,今世混沌只半生——亦舒《我的前半生》与鲁迅《伤逝》的书写比较
5.由破损处升发朦胧的诗意美——老舍短篇小说《月牙儿》、《微神》比较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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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与鲁迅国民性之比较在现代文学史上，老舍和鲁迅都同为“最彻底坚持国民性探索与批评的作家”。
就国民性问题，他们之间有契合和影响，但也存有差异之处。
老舍和鲁迅都是热烈的爱国主义者。
出于对民族命运深情地关注，对祖国前途的渺茫忧虑重重，他们充满一种可贵的民族忧患意识，并以此来警醒国人。
二人在海外生活期间，对于现代国家的公民与古老中国的臣民间的差异有着切身的感受。
鲁迅留学日本时，在“幻灯事件”中看到赏鉴示众的盛举的人们，深感中国国民精神的麻木厚重，开始思考“国民性”课题。
他意识到要振兴民族，“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指“愚弱”的国民）的精神”。
老舍经历五四文学革命运动的洗礼后，在旅居英国期间，开始了文学创作，并积极探索“民族性”“国民性”的课题。
在英国，世界上最发达的现代工商业和全新的文化带来了全方位刺激，老舍怀着忧虑与希望重新打量以往他置身其中的古老文明，“文化的反观视域被打开”。
通过对比，他切身感受到国人精神上的落后，并决心以文学的方式来改变。
从而使“对国民劣根性的强烈批判几乎贯串了他的全部作品”。
老舍是继鲁迅之后对国民性问题十分注意的一位作家。
青年时代的老舍，不仅受英国文学的熏陶，同时也明显地受到“五四”主将鲁迅的影响。
早在30年代初，朱自清在清华大学讲授《中国新文学研究》课程时，就着重指出老舍小说中有“鲁迅的影响”。
比如，从《猫城记》揭露、批判国民性的弱点就显然可以看出鲁迅的影响来。
小说中这样写猫人观看大鹰（一位爱国英雄）的头的盛况：“看的人们并不批评与讨论，除了拥挤和互骂似乎别无作用。
没有人问：这是谁？为什么死？没有。
我只听见些，脸上的毛很长。
眼睛闭上了。
只有头，没身子，可惜！”这使人立刻联想到鲁迅的《药》和《示众》。
八十年代，有学者认为在现代文学史上“始终以锲而不舍的态度在创作中贯串（国民性改造）这一思想，并形成比较完整的理论的，却只有鲁迅和老舍两人”（宋永毅）。
两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首先体现在他们对国民性弱点的揭露和批判方面。
鲁迅与老舍小说的国民性主题比较如下是关于鲁迅与老舍小说的国民性主题比较：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民性批判主题的集大成者。
鲁迅站在了中西方文化的双向反思下，将国民性主题的核心立足于“立人”，而“立人”的途径是国民性的批判。
鲁迅清楚地认识到，民族危机在于文化危机，而文化危机则来自于“人心”危机，“人心”危机就是指中国民族精神上的危机。
在鲁迅小说的国民性主题创作中，作家多以农村的乡镇生活为蓝本，刻画出古老的中华民族儿女的奴性以及卑怯精神世界，并对“吃人”的封建制度进行了深刻犀利的抨击。
鲁迅的国民性批判主题，达到了后人难以比肩的高度和厚度。
在五四落潮后，从英国归国的老舍，受惠于鲁迅的国民性思想的影响，通过小说创作从文化的角度自觉的对国民性格的弱点进行揭露。
相较而言，鲁迅小说的国民性主题的建构是以战士的姿态，以立人为核心，深刻的批判了几千年的封建制度，鞭挞了国民思想深处的劣根性，以达到引起疗救的注意。
老舍的国民性批判是从文化角度去透视国民劣根性的病源，同时又流露出了对传统文化认同赞许的一面，具有一定的不彻底性。
如下是关于鲁迅与老舍小说的国民性主题比较：一、鲁迅与老舍国民性思想批判的理论主张鲁迅和老舍对国民性主题的批判站在了不同的文学立场上，鲁迅站在了精英文学的立场上，将改造国民性与立人思想紧密联合起来，结合对封建社会历史的深刻洞察和自身深切的生命体验，对国民思想中卑怯、自私的劣根性进行了露骨地批判。
老舍在对国民性主题的理论主张的表达上，继承了鲁迅的改造国民性主题，但其在思想和艺术表现上，并没能达到与鲁迅比肩的高度，老舍以“写家”自居，从文化启蒙的角度和平民文学的立场出发，对国民性弱点和传统文化批判的同时，也饱含着挽歌的情调。
1.鲁迅：个人主义立场的国民性思想批判鲁迅的国民性思想的独异性在于，他着眼的对象不仅仅是作为个体的人要为国家做出贡献、实现民族的觉醒，更是要呼唤个体生命的自然觉醒，实现有价值的人生。
鲁迅与老舍小说中的国民性比较发表时间：2011-04-12T09:26:52.417Z 来源：《现代教育教学导刊》2011年第3期供稿作者：吴岩[导读] 何为“国民性”？即国民性格之谓。
哈尔滨师范大学吴岩【摘要】对国民性的关注首推鲁迅和老舍，但由于二人背景、文化、民族等方面的差异，在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分析国民劣根性的根源以及对国民精神的构建方面，虽然有相同点，但仍然存在着根本的差异。
文化是一个国家国民性格的表征，鲁迅和老舍都受到了传统文化、民族文化、地域文化等的影响。
从文化的角度解读鲁迅和老舍小说中对国民性格的批判和塑造，意在揭示文化与国民性的内在联系，为进一步改造国民性提供依据。
【关键词】国民性传统文化民族文化地域文化民族精神“五四”以来，对国民性弱点的揭露最有影响的当推鲁迅，老舍与鲁迅都是爱国主义者，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使他们都强调改造国民性的重要性。
鲁迅的小说创作与“改造国民性”思想紧密相连，“说道‘为什么’做小说”鲁迅回答说：“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老舍曾说过：“象阿Q那样的作品，后起的作家们简直没法不受他的影响；即使在文字和思想上不便去模仿可是至少也要得到一些启示与灵感。
”这说明老舍对鲁迅在“改造国民性”方面是有所继承的。
对二人国民性的对比研究，早在三十年代就有人将老舍的《猫城记》与鲁迅的《阿Q正传》相提并论，认为二者都表现了病态的社会和病态的国民性，或者说“《阿Q正传》创造了一个典型的社会人物，而《猫城记》却是在企图创造一个典型的社会”。
何为“国民性”？即国民性格之谓。
国民性本来是个中性的词，但在鲁迅那就是指国民劣根性。
老舍继承了鲁迅，他同样批判“国民劣根性”但他对“改造国民性”问题的关注不仅在于批判国民性，更在于塑造国民性。
１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鲁迅和老舍的人生经历使他们批判的对象不同。
老舍的生死观(一)【内容提要】有别于鲁迅，老舍没有用文字写下生与死的专论，而是用生命用存在抒写没有明言的情结。
其生存价值观的核心是“两个十字架”：破坏与创造。
死的自觉，和以死相拼，是老舍死亡观的精粹。
这自觉不仅贯穿其生程，还在他笔下众多人物身上得到预演。
本文剖析了其死亡观的悲剧美的深度，是这位“向死而生”的作家极大的成功。
论文最后联系老舍本人的死亡实践，并结合三种类别的自杀行为，提出自杀确具精神现象学的意义。
上篇生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先进的知识分子兴奋的焦点整个集中在文化上，他们又都无例外地属于过渡时期的挣扎者。
如鲁迅说的“背负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从传统的文化心理及人格向现代心理及人格裂变。
但是，旧的生存的价值观的全面更新，决不是一两代文化人这一群体所能完成的。
先进的文化人也必将备添现实的忧患感，迟滞自身现代化的步履，因而觉醒的程度越高，忧愤必然越深广。
在老舍那颗现代灵魂的深层，蕴涵的是含悲茹苦的中国文化人特有的儒者心态。
要探寻他的生存的价值观，还离不开多数中国文化人的宿命。
从老舍的所思，所为，所作去捕捉他对“生”的诸多看法，笔者认为，老舍的生存价值观的“核心”是“两个十字架”的理念和实践。
早在1922年，他就在南开中学双十节纪念会上宣言：“我们每个人须负起两个十字架——耶稣只负起一个：为破坏、铲除旧的恶习、积弊，与像大烟瘾那样有毒的文化，我们必须准备牺牲，负起一架十字架。
同时，因为创造新的社会与文化，我们必须准备牺牲，再负起一架十字架。
”①从演说到见诸媒体，中经二十多年，可见“破坏”与“创造”必须准备牺牲，这一坚实的文化人“生”的内核，对老舍是刻骨铭心，身体力行，并号召众多“我们”并肩实践的。
下面集中从三个层面对这一“核心”略作剖析：一是现代意识与忧患意识的相通互补；二是文人人格气质的价值尺度；三是这“核心”内蕴的老舍的悲情。
中国文化人的忧患意识，主要是黑暗的政治统治、严酷的社会现实、怀才不遇、贤能遭忌等在文化人心灵上的积淀。
论鲁迅的生命观摘要：鲁迅一生都在探究生死的奥义。
对生命的无限珍爱，对死亡的尽情赞美，都体现出他对生死的关注和独特看法。
他不仅指出生命是“第一义”，作为活着的人应该注重人生的价值和意义，而且对死也抱有很达观的态度，认为即使死也要死得“于民有利”。
这些独特的看法，不仅是对古代生命观的继承和发展，而且对当代知识分子的创作和我国现代文化建设主要表现在人的建设上有极大的启示和深远的影响。
本文从鲁迅的作品来了解、发现、分析和总结他执著而独特的东方式的开放的生命观，并将其生命观同古代的进行比较，总结继承与发展，再追寻探索其生命观的当代价值与影响，发现总结对现代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鲁迅生命观继承发展启示意义生命，是自然社会的一种存在本真，也是宇宙世界生生不息、繁衍发展的源泉。
它以一种静止的状态构成人类社会丰富多彩的一面，亦以千变万化的姿态展现着自然、人类、世界多维深刻的存在意义。
鲁迅从自我与社会、人生和历史诸多要素中无数次体味着生的艰辛与悲惨，在自然风霜的磨砺与精神炼狱的煎熬中，饱尝了“他者”和自我的双重折磨和虐杀，少时遭遇亲人的死亡更是震撼了他的心灵，这一切使鲁迅开始了对生命的不懈追问，不断的探求生命的哲学。
生死关怀，是鲁迅创作的一个潜在母题。
一、对生的关爱对死的探寻是鲁迅生命观的基本内核鲁迅文学世界里最璀璨夺目的部分，是他作品中独特的生命观，即对生与死的哲学探寻，也是近些年有关学者和鲁迅研究爱好者所特别关注的问题，他的生命观的基本内核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对生命的关爱，即“生”——人的生存权利、价值、方式与意义；其二，对死亡的探寻，即“死”——死亡方式、意义与死后的命运。
这两方面也是鲁迅作品的母题之一，它们终生纠缠着鲁迅的人生课题。
（一）对生的关爱是鲁迅一生为之奋斗与争取的目标生命，是鲁迅的一个基本概念。
对生命的无限珍爱正是指导鲁迅一生为之奋斗与争取的目标。
鲁迅生命观的基本内核之一即“生”，始终是他思考的重心所在。
高一语文必修课程中的重点作家作品风格对比在高一语文必修课程中，我们接触到了众多优秀的作家及其作品，他们各具特色，风格迥异。
通过对这些作家作品的深入学习和对比，我们能够更好地领略文学的魅力，提升自己的文学素养。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鲁迅和老舍这两位文学巨匠。
鲁迅的作品以深刻的社会批判和犀利的笔触著称。
他的《狂人日记》通过一个“狂人”的视角，揭示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和人性的扭曲。
他的文字如刀，直刺社会的病根，毫不留情地揭露了封建礼教的虚伪和残酷。
在语言风格上，鲁迅的文字简洁有力，往往用简短的语句表达出深刻的思想，给读者以强烈的冲击。
老舍则以描绘北京的市井生活和小人物的命运见长。
他的《骆驼祥子》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人力车夫在黑暗社会中的悲惨遭遇。
老舍的语言生动鲜活，充满了北京的地方特色和生活气息，让人仿佛能听到老北京的吆喝声，感受到胡同里的烟火气。
与鲁迅的犀利不同，老舍的笔触更显温情，他对笔下的人物既有同情，又有批判，展现出了人性的复杂。
再来说说朱自清和郁达夫。
朱自清的散文以清新优美、细腻抒情而闻名。
《荷塘月色》中，他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月下荷塘的美景，营造出一种宁静、优美的氛围，让读者沉浸在他所营造的诗意世界中。
他的语言优美典雅，注重修辞和意象的运用，给人以美的享受。
郁达夫的作品则常常带有一种忧郁和感伤的情绪。
他的《故都的秋》通过对北平秋天景色的描绘，抒发了自己内心的孤独和苦闷。
郁达夫的文字较为直率，情感表达真挚而强烈，毫不掩饰自己内心的感受。
接着是古代文学中的两位大家——李白和杜甫。
李白被誉为“诗仙”，他的诗歌充满了豪放飘逸的气质。
《将进酒》中“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展现了他的自信和豁达。
李白的诗想象丰富，意境奇妙，常常运用夸张、比喻等修辞手法，给人以无限的遐想。
杜甫则被称为“诗圣”，他的诗作更多地关注社会现实和人民的疾苦。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体现了他忧国忧民的情怀。
老舍广编1104班徐良良导言：老舍，本名舒庆春，字舍予，北京满族正红旗人，原姓舒舒觉罗氏（一说姓舒穆禄氏，存疑），中国现代著名小说家、文学家、戏剧家。
文革期间受到迫害，1966年8月24日深夜，老舍含冤自沉于北京西北的太平湖畔，终年67岁。
夫人胡絜青（1905-2001）。
主要作品：《老张的哲学》(长篇小说)1928，商务《赵子曰》(长篇小说)1928，商务《二马》(长篇小说)1931，商务《文学概论讲义》(理论)1931，齐鲁大学文学院《小坡的生日》(长篇小说)1934，生活《猫城记》(长篇小说)1933，现代《离婚》(长篇小说)1933、良友《老舍幽默诗文集》1934，的代《赶集》(短篇小说集)1934，良友《樱海集》(短篇小说集)19Z9，人间《蛤藻集》(短篇小说集)1936，开明《老牛破车》(创作经验)1937，人间《三团一》(曲艺集)1938，重庆独立出版公司《骆驼祥子》(长篇小说)1939，人间；修改本，1955，人文《火车集》(短篇小说集)1939，上杂《残雾》(话剧)1940，商务《文博士》(长篇小说，又名《选民》)1940，香港作者书社《张自忠》(话剧)1941，华中图书公司《大地龙蛇》(话剧)1941，国民图书出版社《剑北篇》(诗集)1942，文艺奖金管理委员会出版部《归去来兮》(话剧)1943，作家书屋《国家至上》(话剧)与宋之的合著，1943，南方印书馆《谁先到了重庆》(话剧)1943，重庆联友出版社《桃李春风》(话剧，又名《金声玉报》)与赵清阁合著，l943，中西书局《贫血集》(短篇小说集)1944．文聿出版社《火葬》(长篇小说)1944，晨光《惶惑》(长篇小说，是《四世同堂》第1部)1944，良友《偷生》(长篇小说，是《四世同堂》第2部)1946，晨光《东海巴山集》(短篇小说集)1946，新丰出版社《微神集》(短篇小说集)1947，晨光《月牙儿集》(短篇小说集)l948，晨光《方珍珠》(话剧)1950：晨光《龙须沟》(话剧)1951，大众《老舍选集》1951，开明《春华秋实》(话剧)1953，人文《老舍短篇小说》19567，人文《福星集》(散文集)1958，北京《茶馆》(话剧)1958，戏剧《上任》(短篇小说)1958，作家《四世同堂》(长篇小说，又名《惶惑》、《偷生》、《饥荒》三部曲)上下册，1959，百花；l—3部，四川人民《正红旗下》(长篇小说，遗著，未完)《我这一辈子》(中篇小说)《老舍小说集外集》1982，北京《老舍文艺评论集》1982，安徽人民《老舍选集》(1—4卷)1982，四川人民《老舍戏剧全集》(1一4卷)1982，戏剧《老舍新诗》1983，花山《四世同堂补篇》(长篇小说)1983，百花《老舍散文》1984，百花《老舍经典作品选》2002，当代世界《草原》未知正文：我第一次看到老舍的文章是小学在家中翻到的《茶馆》，《龙须沟》。
鲁迅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和老舍《断魂枪》主人公形象对比作者：殷皓王阿童许亚云来源：《文艺生活·下旬刊》2016年第03期摘要：鲁迅先生对国人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在他笔下的知识分子身上空前强烈，这些人物形象存在的最终意义是批判———批判时代、批判社会、批判民族的劣根性，是要让整个民族认清自己的弊病并因此奋然而前行。
老舍通过沙子龙———在特殊时代背景下，不屈不挠坚守着的先觉者———这一形象，希望表达的是个人命运与时代命运的休戚相关以及更深层次的民族和文化的思考。
关键词：时代；文化；民族；悲剧；反抗中图分类号：I106.4-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6）09-0012-01一、《断魂枪》主人公形象分析《断魂枪》写于一九三五年，老舍以其生于忧患、死于忧患的个性气质，以及顽强的承担命运的精神，通过沙子龙这样一个艺术形象，来反映清朝末年，辛亥革命前夕中国的社会风貌。
“沙子龙的镖局已改成客栈”，文章开始第一段只有短短一句话，看似一个客观事实的简单陈述，其背后是无情的时代更迭使得各行各业的“人”进行改。
沙子龙的江湖生涯的结束的背后是一个更为广阔的民族命运的巨大变迁。
小说的最后，当沙子龙对着漫天星辰一口气将六十四枪刺下来，笑着说：“不传，不传”之时，悲剧性达到了顶峰。
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完完全全的无可奈何，悲怆以至于孤独的悲壮，哪怕是不屈不挠的抗争，终究是无声的呐喊。
他是不惮于世俗，在黑暗中默然前行的真的猛士。
二、鲁迅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分析1.敢于批判、敢于追求的知识分子形象。
《狂人日记》塑造的狂人形象。
他不是真的疯子，而是一个真的被迫害者，一个被封建家庭制度和礼教迫害到了发狂的人；是一个在黑暗社会中受着精神上的苦刑而开始觉醒和反抗的知识分子。
《故乡》中的“我”，是一个现代知识分子，漂泊在外，对故乡一直怀有美好的回忆，看到故乡衰败、冷漠的现实，深感悲哀、失望，但内心深处，还是怀着对故乡美好未来的憧憬。
鲁迅研究鲁迅与老舍生死观的比较吴小美内容提要：作家、艺术家，特别是优秀的艺术家，与平凡的芸芸众生不同之处首先在于心灵，或谓之“眼睛”。
许多为芸芸众生津津乐道的人与事，在作家那里可能只是过眼云烟；反之，在前者的心灵眼睛中稍纵即逝的事物，作家却会去紧紧把握，经过咀嚼提炼并给予艺术表现，给世人留下精神财富。
在古今中外浩瀚的文学篇章中，最具文化哲学意蕴并能经久不衰的莫过于生与死的价值观，也就是对人我生存和生命的理解及表现所达到的高度与纯度，对生存生命的困惑与追问。
鲁迅与老舍，都在这里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值得继承的精神财富。
关键词：鲁讯 老舍 生死观老舍比鲁迅晚生了十八年，正式走上新文学战场也晚了约二十年。
但老舍忠实地继承了鲁迅的传统，在文化批判和改造国民性等大“工程”中，两位大师是完全默契的。
鲁迅寄情于“民族的脊梁”，老舍播种下“精神的庄稼”。
他们捕捉忧患，感受疾苦，诉诸诗文；他们的生存观与死亡观的价值标准，既有中国传统仕人的忧患意识和心态，但并不是传统仕人简单的继承，而是现代社会使命感凝聚成的现代意识的变体。
他们分别承载了现代中国“社会良心”的天职，他们奉献着“生”，磊落地“死”，即使是老舍最终的自戕，也是以死相拼；两人都是社会取向远远大于自我取向的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
将他们的生死观相比较，深挖掘，从中汲取精神养料，将是很有意义和教益的。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0年第6期上鲁迅和老舍的生死观，都深深植根于时代、社会、历史的土壤中，生成于对现实的洞察中。
他们的生死观，同中有异，异中有同。
本节我们将侧重探视其同。
鲁迅的一生，老舍的大半生，都生活在悲凉的、穷困的、隔绝的人世间，经济是低水平的循环，百姓是在集体无意识中艰辛生存。
鲁迅笔下诠释的“精神胜利法”、“十景病”、“瞒和骗”、“大团圆”的思想，以及形形色色的古方、古法、禁忌、迷信、偶像崇拜，以及老舍精细入微地针砭的国民的敷衍妥协苟且，都可归结为“中国人向来不敢正视人生”的生命哲学。
鲁迅和老舍终其一生的创作，都是将整个民族普遍的社会文化心理和病态的众生相，作为一个整体展开自己的思索剖析和表现。
鲁迅将“生存、温饱、发展” 1视为一个“人”的合情合理的“生”的需求，但他眼中看到的中国“人”的一生是“想做奴隶而不得”，最好的也只是“暂时做稳了奴隶” 2。
他自己的“生”则是不停顿地与黑暗和绝望抗争，为了“要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他“将血一滴滴地滴过去，以饲别人，虽自觉渐渐瘦弱，也以为快活”。
他甘当人梯，以死相争，“拿我开刀，我也敢于咬着牙关忍受”， 3为了民众的“生存、温饱、发展”，耗尽一生心血。
但最令我们悲愤的是，“暴露幽暗不但为欺人者所深恶，亦且为被欺者所深恶” 4，要救群众反被群众所迫害，“终至于变成单人” 5，需要“横着站”生活和斗争，躭心“死于慈母或爱人误进的毒药，战友乱发的流弹” 6。
如果说鲁迅自己的生存就是“戴着枷锁的跳舞”，使我们永远为他顽强地挣扎于生与死之间的灵魂震颤的话，我们会很自然地想起老舍提倡并躬行实践的“两个十字架”的沉重。
老舍的生存以及他的生存价值观的核心是“两个十字架”（“破坏”与“牺牲”）的实践和理念。
他在南开中学就读的1922年双十节纪念会上，就激越地宣称：“我们每个人须负起两个十字架——为破坏、铲除旧的恶习、积弊，与像大烟瘾那样有毒的文化，我们必须牺牲，负起一架十字架。
同时，因为创造新的社会与文化，我们必须准备牺牲，再负起一架十字架 7。
”从发表演说到见诸媒体经二十多年，其间，只有随时愿作牺牲才能破坏与创造，或言之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老舍的生和生存观坚实的内核。
我们之所以将鲁迅与老舍的生存观联系在一起思考，不仅在于其中浓重的时代悲剧色彩，还在于他们对生存的思考，均以其丰厚的文化内涵，联结着他们对中国历史和国民生活状况的理性反思，联结着他们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神圣的启蒙使命感；不仅具有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意义，还带有世界观和本体论的意义。
笔者曾有鲁迅与老舍生死观的比较专著探究过鲁迅以写“沉默的国民灵魂”为中心的悲剧创作，并开掘了他创作中的“高墙意识” 8。
“三一八”惨案后他在《为了忘却的纪念》这篇名文中有一句名言：“死者倘不埋在活人的心中，那就真真死掉了”，与其说是愤激于先驱者的死难竟成了无恶意的闲人饭后的谈资及有恶意的闲人用作“流言”的种子，更应视为伟大的作家对我们国民生存困顿的忧思！作为鲁迅“接棒人”的老舍所言两个十字架，从正面置重了对人的生存价值的民本主义的情结，他强调“国家的衰弱，根本因为民力的单薄；民裕国才能富，民聪国才会强”，“得民者昌，失民者亡” 9。
“五四”的人，华夏的“民”，都应该重破坏基础上的创造，作牺牲基础上的奉献，才有人的生存的价值，这和鲁迅的生存观是完全相通的。
在此，我们更可理解老舍为什么在新中国诞生后那么热爱真正为人民的新政权，他认为这才是民本主义理想的实现，才是人的生存价值的实现。
在鲁迅那里，更尖锐地看到了牺牲精神主要存在于“先觉者”中，这是人类拯救的主要希望。
在“三一八”惨案中，鲁迅将先觉者誉为“真的猛士”，联系后来被反动统治者杀害的左联五位青年作家，都是他笔下以及中国现实中奋然前行者。
更深刻的是，鲁迅将牺牲与反抗复仇紧相联承，对将真的猛士的牺牲作为茶余饭后谈资的看客文化心理进行了猛烈抨击，这我们将在下节继续深入。
让我们再考查他们的死亡观。
人生观也就是人死观，离开了对死亡的关注，也就没有了哲学，这早已是我们的共识。
生与死，本是一个统一的生命流程的起点与终点。
直到生的终点，鲁迅是在不断的否定中度过的，而且这否定是极其酷烈的。
屈原的“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这前圣的传统，是鲁迅与老舍共同的精神支柱之一。
他们毕生都在承受着死亡和痛苦的重压，面对死亡而从中吸取力量，思考死亡并表现死亡。
鲁迅是“死的随便党”，他清醒于“人的终点都是坟”，直到自己死亡时都是十分平静的。
但他坚持人必须思考死的代价，也就是他一而再地劝诫青年要明究“血的代价”。
他从不以青年人的“导师”自居，但要求自已和希望青年做生活中的韧者。
他直言自已的戒酒和吃鱼肝油“大半乃是为了我的敌人”，“要在他们的好世界中多留一些缺陷”，而不上敌人的“诱杀”的当10。
这说明他对死亡的思考是随着现实环境的变迁而从文化哲学思考转向了社会政治思考，期盼死（献身）能带来民众的觉醒。
鲁迅的死亡观是悲壮的献身的，但他反对轻易的舍生赴死，而坚持保存实力与敌人韧战；他一再撰文希望青年人停止“请愿”，以防持枪者和持“软刀”者的诱杀。
这是他在残酷的斗争环境中对死亡的清醒抉择，明显地着眼于中国，着眼于未来。
这清醒的抉择，同样存在于老舍这里。
老舍的死亡观也离不开社会使命感的自觉凝聚，以及不能实现这使命的忧患意识，离不开他生活于其中的环境对人的障碍——社会危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0年第6期机感和民族危机感。
迥异于我们许多国民“好死不如赖活”的生死观，老舍这样的文化精英在不能选择“生”时，是要选择“死”的。
“死的自觉”，是老舍死亡观的精粹；而“以死相拼”，则是他在个体逾越不过危机（或曰“乱世”）中的一种坐化涅盘加上确保生存“底线”的抗争、明志。
前文已说明，鲁迅与老舍的生存价值观，换言之，生必有“底线”，也就是屈原的“伏清白以死直”，是他们共同坚守的生命之线，死亡之线。
老舍之子舒乙诠释父亲，“什么事情在他心里确是有一条明确的界限，到了超越这个界限的时候，他自有一套既定的方法。
”11这就是他的死的自觉和以死相拼。
在老舍景仰的英国哲学家罗素的《论历史·译序》中，我们接触到罗素的历史哲学：“人生总是局限于一个狭隘的时间和空间的领域之内，……因此人生就总有一种要求超脱于现实的龌龊生活之外的向往，一种宠辱皆忘、与世相遗而独立地观照千秋万世的向往。
”12罗素在这部名著中所描摹的“人类各个世代的悲伤的行列正在缓慢地向着坟墓前进”，在鲁迅、老舍这里，是再自然不过的。
这种宠辱皆忘、与世相遗而独立的人格力量，在他们那里具现为深沉无私的爱的情怀，以及面对死亡所共有的冰心傲骨；病逝的鲁迅，自戕的老舍，面对死亡并不是面对生命的终止，而是面对人世间的种种丑恶和死亡所能换来的民族的新生。
鲁迅直面敌人的暗杀，能不带自己家门的钥匙，凛然参加杨杏佛的追悼会；老舍四次对友人及家人直言死亡，不论是为了示威强寇、抗拒暴力，还是保全气节，都是中国作家、知识分子冰心傲骨的最鲜明的展示。
死亡，总是联系着文艺的诞生。
古今中外众多优秀的思想家、作家、艺术家自身在承受着死亡和痛苦重压的同时，都在思考死亡并表现死亡，鲁迅和老舍都是代表。
正如亨利希·波尔说的，他们“总是随身携带着死亡，正如一个真正的牧师总是伴有祈祷一样。
”鲁迅与老舍生死观的文化内涵与哲学意蕴的相互渗透促进，都在审美上影响到他们的艺术创作境界。
从中国现代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看，这篇宣言式小说就涵盖了鲁迅对生与死的文化哲学思考的主要命题。
他们两位大师级作家，毕生写的都是“生死场”上的中国的人生，处处映照出中国民众生之麻木和死的悲哀。
这“生死场”所营造的“场效应”，将他们的杰作推向了世界文学遗产的颠峰。
仅从包容了鲁迅全部人生哲学的《野草》来看，二十四篇散文诗中就有十二篇直接触及死亡。
连对一个刚生下来的婴儿，鲁迅也刻意通过一个“儍子”的口，提出：他将来是要死的！“生前”与“死后”，成为鲁迅关注的两个人生命题，并且创造了一个十分个性化的观照视角－－由“死后”观照“死”本身，又从“死”去观照“生”的本身，由此将生与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鲁迅的艺术笔触，既是现实的——人生的终点都是坟，每个鲁迅与老舍生死观的比较人对现实世界来说不过都是“过客”，而且有别于许多作家的是，他写的生与死，竟常常不可避免地表现为荒诞，如死尸能坐起来并且微笑，还会“抉心自食”，孤独的雪“是死掉的雨”等等。
鲁迅笔下“女吊”的形象，不仅是惊悚的，也是审美的，最具民族色彩的。
《为了忘却的纪念》中，左联五烈士作家特别是柔石的形象，不仅是极富人性的，又是柔美的、抒情的。
小说、散文、《朝花夕拾》、临终前不久的《死》、《这也是生活》……中，比比皆是，可以归结为“随笔携带着死亡”。
再看老舍，一位刚出生不久就几乎被死亡掳去的作家，秉赋沉郁儒雅，不论生与死，一生承担忧患，其死亡观以及在作品中的表现，和鲁迅有着精神本源上的一致性。
人活着不能受辱，受辱宁死，他是这样坚守的。
在日寇逼近济南时（1937年8月），他反复吟咏的是《剑南诗稿》中的“夜视太白收光芒，报国欲死无战场”，随即告别妻儿奔赴战场，准备以身殉国。
1944年日军进逼独山，他向友人明志：“我早下定决心，如果日寇从南边打来，我就向北边走，那里有嘉陵江的滔滔江水，便是我的归宿。
”131945年在致友人的一封信中写下：“谁知道这点气节有多大用处呢？但是，为了我们自己，为了民族的正气，我们宁贫死、病昏或被杀，也不能轻易地失了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