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O在中国的困境及突破一．问题提出与文献回顾MBO的理论研究在国外相当丰富系统，许多理论和实证分析均显示MBO 创造了财富，而财富转移假说则很少得到实证支持。
国内既有理论主要分为“效率提高论”和“财富转移论”两派。
李曜（2004）以粤美的为研究案例，朱红军（2006）以宇通客车为例，认为MBO产生了一些激励作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业绩改善。
更多的文献认为MBO在我国并没有产生企业价值创造效应，至少还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
刘德光（2005）则认为MBO 企业绩效在上市公司总体平均绩效明显改善的背景下却出现了严重下降；而宾建成（2006）的结论是MBO对上市公司的绩效短期改善，长期不显著且有恶化倾向。
二．管理层收购的理论假说管理层收购于上世纪70年代末首先出现在美国，产生于通过借贷融资完成股权收购的杠杆收购，已经成为一种全球现象。
其理论解释主要集中在两种相反的观点：财富创造和财富转移论。
效率论认为MBO实现了财富创造，具有代表性的理论主要有代理成本论、防御剥夺论、企业家才能论。
代理成本论认为通过高的杠杆率增加债务可以迫使成熟企业中过多的自由现金流被用于偿还债务。
防御剥夺论认为MBO是管理层为改变与贡献不相称的报酬体系而进行自我付酬的安排，其后发生的绩效改善则是管理层得到与其贡献相近的强大股权激励的结果。
企业家才能论认为风险投资机构的加入，企业家才能得以培育，两者的合力创造了MBO的收益。
上述理论特别强调了管理层收购中的效率提升，然而认真分析可以发现管理层收购在国外与国内的发生环境存在巨大差异。
中国等转型国家由于市场环境极不完善，并不存在或者还没有达到足够的完善程度，约束MBO 财富转移性质发生的法律制度和市场机制无法有效抑制财富转移的发生。
三．管理层收购在中国的困境：效率提高与财富转移近年来，管理层收购给中国企业带来的是效率提高还是财富转移的研究文献较多，定性分析对MBO的动机、绩效表现及其来源、企业与行业分布、取得绩效的关键因素等方面阐述得比较透彻，然而实证分析结果能给我们更加直接的、清晰、可信的结果。
中国上市公司收购50大案例（下）（续前期）二、1998年至2005年有监管的上市公司收购26. 宇通客车MBO2004年1月13日，宇通客车（600066）发布公告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已在2004年1月5日将郑州宇通集团持有的宇通客车2350万股股权性质由国家股变更为社会法人股。
喧嚣多时的“宇通MBO”案终于尘埃落定，尽管质疑之声仍就在耳。
自从两年前宇通客车试图开MBO先河以来，一直处于媒体的视线之内。
2001年6月15日，上海宇通与郑州市国资局（其职能后划到市财政局）签署了《关于郑州宇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和《股权委托管理协议》，约定由上海宇通受让市财政局持有的宇通集团89.8%股权并呈报财政部审批；在报批期间宇通集团该部分股权（含宇通客车国家股2350万股）由上海宇通代为管理。
2001年8月6日和8日，郑州市财政局收取了上海宇通支付的合同约定股权转让价款共计9687万元。
但是宇通的尝试却被管理层叫停。
由于财政部一直对郑州财政局的报告未予批复，因此郑州财政局既没有向上海宇通合法转让约定股权，也没有返还已收取的股权转让款。
因此，2003年12月3日，上海宇通以申请支付令方式向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财政局返还股权转让款并赔偿利息。
2003年12月20日，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裁定冻结郑州财政局持有宇通集团的100%股权并委托郑州拍卖总行公开拍卖。
2003年12月21日，郑州拍卖总行在《郑州日报》刊登拍卖公告。
2003年12月29日，郑州拍卖总行对财政局所持宇通集团100%股权进行了公开拍卖。
通过竞价，上海宇通以人民币14850万元的价格拍得宇通集团90%的股权，宇通发展以人民币1650万元的价格拍得宇通集团10%的股权。
拍卖完成并办理相关过户手续后，宇通客车的实际控制人已经变更为上海宇通。
而宇通客车此次转让，随即被媒体指为“假道司法手段实现MBO”，“逼宫国资委”。
涉及要点: 司法途径拍卖国有股、曲线MBO27. 百联集团整合上市公司（商业企业）2004年4月7日，上海百联集团旗下的上海第一百货公司与上海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协议，进行吸收合并。
专业：国际经济与贸易班级：10级一班姓名：冯立行摘要：国企改制中的公正问题以及国有资产流失问题也在2004年随着香港学者郎咸平的振臂一呼成为举国关注的焦点。
2004年8月9日，48岁的香港中文大学经济学教授郎咸平在复旦大学一次演讲中，质疑格林柯尔董事长顾雏军席卷国家财富。
他作了一个比喻来解释，“家里很脏，请一个保姆清理一下，结果主人的家就变成保姆的了”，他认为这就是此前国企改革，也就是MBO的做法。
其实国有资产进行MBO是为了调整我国国有企业产权结构，提高经营管理效率以及优化社会资源配置及理清企业产权，实现所有者回归，建立企业的长效激励机制，是解决国有企业“所有者缺位”问题，促进国企产权体制改革，帮助国有资本从竞争性行业中逐步退出，激励和约束企业经营者的管理，减少代理成本。
实现企业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
关键词：褚时健穷庙富方丈MBO 国企改革国有资产的流失法制健全褚时健与国企的MBO之路褚时健在落难之后把自己称为“红塔山上的一棵小草”。
他的律师马军称他为“非常能抓老鼠、偶尔偷吃鱼的好猫”，有的人则称他是“国企变革牺牲者”。
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曾说道：“我一直为他抱屈”。
十五年过去了，但是关于他，争议从未停止。
他曾经是位英雄，他在担任一家小厂的厂长后，卧薪尝胆，披荆斩棘，以非凡的胆识和能力，用18年光阴的拼搏，使这家小厂成长为每年利税数百亿元的大型集团。
在那个普遍工资只有几百元的年代，他们厂一个普通职工的工资至少有四五千元。
1994年，他当选为“全国十大改革风云人物”。
然而，由于体制原因，他对企业的巨大贡献并没有在个人所得上得到体现，18年来他的总收入不过百万，个人收入的巨大落差使他心理严重不平衡，再加上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他辉煌的人生之路偏离了航向，因为贪污174万美元，1999年，他被判无期徒刑，此时，他已经是71岁的老人了。
褚时健案引发了“穷庙富方丈”和“富庙穷方丈”的争议。
他的辩护律师马军在法庭上算了一笔账：在他效力红塔的18年中，为国家创造的利税高达991亿，加上红塔山的品牌价值400多亿（其他品牌价值没有评估），他为国家贡献的利税至少有1400亿而他17年的全部收入约80万元，就是说烟厂每创利税10万元，褚时健领取一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