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_现代化危机与中国新农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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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次危机解读
《八次危机》是温铁军教授的著作,该书主要从经济史的角度解读了新中国自建国以来所经历的八次重大经济危机,并提出了相应的应对方案。
书中的核心观点是“成本转嫁论”,主张将城市工业化的危机代价向乡村转移,认为这是城市实现“软着陆”的重要条件。
温铁军教授在书中不仅分析了这些危机的发生背景和原因,还深入探讨了政府采取的应对措施以及这些措施带来的后果。
此外,温铁军教授强调,中国的经济发展应该避免过度的金融化和城市化,而应该重视生态文明和乡土社会的内部化,以应对外部性风险。
他认为,只有通过这种方式,中国才能避免重蹈西方现代化所带来的负债过高的危机。
总的来说,《八次危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宏观的视角,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经济的发展轨迹,以及如何在未来避免类似的经济危机。
温铁军对农业发展的观点温铁军是中国知名农业经济学家,长期从事农业研究工作,他对农业发展问题有着深刻的见解。
他认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发展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先导。
下面本文将从温铁军对农业发展的看法和方法上进行详细阐述。
一、温铁军对农业发展的看法1. 农业发展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在温铁军看来,农业发展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
因为农业是生活必需品的生产与供应,它关系着全国亿万农民的生计。
同时,农业也是供给工业原材料和劳动力的主要来源,直接影响国家工业和国防建设。
因此,农业发展必须放在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位置。
在过去的农业政策中,农业投资、税收和信贷倾向于支持城市,而忽视了农业,导致了农业水平普遍落后,难以满足市场需求。
温铁军坚持防止“城市优先,农村后行”的错误导向,要把农业发展放在国家发展整体战略中的重要位置。
2. 农业现代化是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农业现代化是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随着国家工业、城市化和全球化影响的不断深入,农业环境、生产方式、生态农业、科技创新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需要调整和更新农业发展的理念。
农业现代化需要实现科技与生产密切连结,优化低效农业,提高功效,推进农业智能化、数字化、生态化,推广科技创新及先进的农业技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
只有完成农业现代化,才能更好的满足市场需求,真正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
3. 农业发展需要与乡村振兴相结合随着城市化的加速,人口逐渐向城市聚集,而农村则出现了老龄化,青壮年人口流失等问题,需要加强农村振兴工作,以保证农业的快速发展。
农业发展需要与乡村振兴相结合。
这就要求我们在农村经济结构、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等方面加大投入,提高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和安全感。
同时,要改善农民的待遇和尊重农民的价值,增加东西部地区的等价交换,减少资源的流动和贸易失衡,保障农民权益。
通过农村振兴,实现乡村和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与现代化。
二、温铁军对农业发展的方法温铁军认为,农业发展要坚持科学种植、环保植栽、可持续农业发展、产业升级和乡村振兴的方向。
温铁军观后感
温铁军是一位著名的三农问题专家,他的观点和见解对于中国农村的发展和改革具有重要的影响。
在观看温铁军的演讲或者阅读他的著作之后,我深感其思想的深刻和独到之处。
首先,温铁军对于农村问题的分析非常深入。
他认为,中国农村面临着诸多问题,如贫困、环境破坏、土地流转困难等,这些问题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关联的。
例如,贫困问题不仅与农民的收入有关,还与农村的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等方面密切相关。
只有全面地看待这些问题,才能更好地找到解决之道。
其次,温铁军对于农村改革的思路非常清晰。
他认为,农村改革必须从实际出发,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改革方案。
同时,农村改革必须注重公平和效率的平衡,既不能损害农民的利益,也要注重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
只有这样的改革才能真正地推动农村的发展和进步。
最后,温铁军的演讲风格非常亲和、朴实。
他用生动的语言和生动的案例,让听众更容易理解和接受他的观点。
同时,他也非常注重与听众的互动和交流,能够及时地回答听众的问题和疑惑。
这种亲和力和互动性也让他的演讲更加具有感染力和说服力。
总的来说,观看温铁军的演讲让我受益匪浅。
我深深地感受到了他对中国农村发展的关注和热情,也更加深入地认识到了中国农村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我相信,在温铁军这样的专家的引领下,中国农
村的改革和发展一定会取得更加显著的成效。
温铁军观后感作为一名热衷于关注我国农村发展的青年,我有幸观看了温铁军教授的讲座,对其观点深感兴趣。
温铁军教授从农业现代化、生态文明、全球化、农村金融改革等多个角度对我国农村发展进行了深入剖析,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有益的思考。
首先,温铁军教授强调了农业现代化与农村发展的紧密关系。
他指出,农业现代化是我国农村发展的基石,只有不断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农产品需求。
同时,他还强调了科技创新在农业现代化中的重要作用,提倡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推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这使我认识到,农业现代化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革新,更是农村发展的内核驱动力。
其次,温铁军教授谈到了生态文明与乡村振兴的关系。
他认为,生态文明建设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要坚持绿色发展理念,保护好农村生态环境。
这不仅有助于提高农村生活质量,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在此基础上,我对乡村振兴的路径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即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注重生态保护,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再者,温铁军教授谈到了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产业发展。
他提到,在全球化进程中,我国农村地区要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提高农产品国际地位。
这需要我们加强农业产业体系建设,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农业品牌。
这对于我国农业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也为农村振兴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最后,温铁军教授谈到了农村金融改革的必要性。
他表示,农村金融改革是乡村振兴的关键环节,要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满足农村多元化金融需求。
这将有助于缓解农村融资难问题,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总之,观看温铁军教授的讲座,让我对我国农村发展有了更为全面的认识。
在新时代背景下,农村发展需要我们不断创新思维,探索适合本地区实际的发展路径。
同时,要坚持绿色发展、国际化发展、金融改革等多方面相结合,为实现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有力支撑。
农村在我国八次经济危机中的作用转变我国从1958年开始到2008年共经历了八次主要的经济危机,温铁军教授的《八次危机》一书以大量的史实资料系统全面地向我们呈现了八次危机的爆发原因、表现特征以及应对措施等内容。
从书中的叙述我们可以发现农村在危机的解决过程中起着持续不断且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它作用的转变也体现了我国农村经济自身的发展壮大。
标签:八次危机;“软着陆”;农村《八次危机》一书是温铁军教授在他“以脚做学问”的精神引领下,深入中国社会实践中搜集整理而成的关于我国自1950年以来经历的主要危机及应对措施问题的系统论述。
在此书中,我们不仅可以系统学习到我国社会发展中发生的八次经济危机,同时通过温铁军教授在书中提供的材料和史实可以让我们真切认识到我国经济发展到现在所历经的种种尝试与不易。
本文主要以农村在我国八次经济危机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及其作用的转变为视角认识、学习八次危机,以期使农村、农业、农民等问题受到应有的重视。
一、八次危机概述温铁军教授在广泛收集、分析材料和数据基础上把我国所经历的危机分为八次,分别是1958年—1960年的危机、1968年—1970年的危机、1974年—1976年的危机、1979年—1980年的危机、1989年—1990年的危机、1993年—1994年的危机、1997年的危机以及2008年发生的危机。
这八次危机之间既有一定的相似性、关联性,同时每次危机在爆发原因、特征表现以及解决措施等方面具有各自的特殊性。
我国的第一次危机发生在1958年—1960年期间,此次危机主要是由于我国在启动国内工业化进程中为了维护国家主权而遭受到苏联援华投资中断所导致的。
1968年—1970年发生的第二次危机正值我国“三线建设”战略的实行阶段,此次危机不仅表现出“赤字加失业”的危机形态,而且具有“上层建筑反作用经济基础”的特点。
而到1974年至1976年,我国由于引进国外技术设备等引发了财政赤字连续高升的国家工业化的第三次经济危机。
《八次危机》读后感《八次危机》是温铁军教授和他的科研团队的重要学术成果,是温教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发展经济的分析总结。
这本书内容丰富,阐述精彩,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首先,值得肯定的是,本书在正文展开之前,对书中一些重要的概念进行了界定。
这种学术研究的方法清晰明了,避免了由于概念模糊而引起的误解,为后续的论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同时,也有利于相关问题的展开和深入探讨。
在一般人的认知中,中国似乎不存在经济危机,也不可能发生经济危机。
然而,以温铁军为首的科研团队通过一系列有说服力的数据指出,新中国不仅经历过经济危机,而且在自建国以来的六十年间,已经发生了多次经济危机。
按照作者的定义和分析,这八次经济危机都与国家工业化阶段性特征密切相关。
在书中,作者详细分析了新中国建立以来六十年间四次引进外国资本和八次经济危机的关系,其中前六次是由于内部因素造成的,后两次则是由于外部因素。
这些危机都有一个共性,即外资问题导致国家财政赤字,进而引发大规模的人员失业。
典型的例子包括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上山下乡现象和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大批职工下岗现象。
如何化解这些问题?作者提出了“成本转嫁论”的观点,即城市出现问题时,将大量城市资本和人员转嫁到乡土社会,从而产生了中国特有的“三农”问题。
因此,关注和解释“三农”问题不仅是经济学家的责任,更是整个中国的责任。
中国政府在 2005 年提出“新农村建设”国家战略,并连续投入数万亿资金吸纳数千万“非农”人口就业,这一举措对于成功应对 2009 年全球经济危机、实现“软着陆”起到了重要作用。
本书是温铁军为首的科研团队构建基于中国发展经验的“批判政策学”的初步尝试。
尽管万事开头难,但这次学术探索仍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在书中,作者对三个问题领域进行了初步清理:意识形态问题、政治体制问题和城乡二元结构体制。
这些问题在当今中国社会中既是现实存在的,也是比较敏感的话题。
作者对这些问题的梳理具有相当的启发性,为读者提供了深入思考的空间。
文/玛雅新乡村建设几次访问温铁军,印象最深的一次是2006年9月的一天,随他去在河北定县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
那天在火车上,一位看模样像是来自小城镇的男子问温铁军:“我好像在哪见过你?对,我想起来了,在电视上!你讲农村问题……”第二天一大早,见温铁军和乡建学院的学员们在操场上做操。
50多岁的大学教授,竟和一群青年农民一道“闻鸡起舞”。
接着听他讲课,印象最深的是农民学员听课时的欣喜和热烈———就仿佛找到了成就他们自尊与自信的大家庭;就仿佛当从这个家里走出去时,他们即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真正的主人。
2003年7月,温铁军资助一批志愿者,在河北定县翟城村集资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免费培训农民骨干的教育基地———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
乡建学院的宗旨是鼓励和发动农民合作,团结起来自助图存,在建设家乡的实践中寻求自我发展,从而为中国找到一条农民不必远离乡土,而是靠提高自身素质来形成建设性的力量,改变农村贫困面貌的“改良式”新乡村建设的道路。
晏阳初乡建学院的建立,是温铁军迈出农村政策研究领域和为农民立言的学术领域,进入乡村建设实践的标志性拐点。
这为他,也为乡建学院本身,带来了种种赞誉和诋毁———九亿农民的代言人、用脚做学问的人、最具行动能力的中国三农人物、我们这个时代的理想主义者、农民的黄埔军校、乌托邦、行动派、做秀、炒作……对于外界的褒贬,温铁军“从来都不在乎”。
这位人称“温三农”的专家级人物,自诩只不过是个“doer”(做事的人):“我就是一个干活的。
在我有生之年能干多少干多少,愚公移山,挖山不止。
”温铁军的这种坚韧似乎有足够的支撑———他多年来坚持的观点和努力,与国家“十一五”规划中的新农村建设部分“不谋而合”;三农问题已成为当今中国重中之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作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内容,已经成为国家发展战略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我们做的事情应该成为主流了玛雅: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
30年来,中国农村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也有不少地方仍然十分贫困,所以三农问题成为国家重中之重。
农村承担中国八次危机代价转一篇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理事长兼院长。
著名的三农问题专家。
温铁军教授的文字。
这是中国为数不多,对城乡二元经济问题看得比较透彻的学者。
中国的城乡二元经济问题会长期存在,新城镇化运动为的是平衡二者间的矛盾,而非扩大二者间的对立。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
如果问题被极端化,则可能出现新的失衡。
历史上特定的事件成因,背后都有那个时代的经济矛盾与地缘政治尶尬。
于国之道,特定时期所采取的策略,本无绝对的对错,只是不得不为之。
文字中最后一段话“中国的城乡结构并不是一个被人们激进得认为严重不合理的结构,乡土社会是产业资本危机软着陆的载体,如果我们过快过早得把乡土社会破坏,再发生危机的时候将无处寻找软着陆的条件。
”值得决策者深思。
60年代:知识青年下乡是资本原始积累代价在原始积累过程中,我们有过两次大规模的外资投入,带来了四次大规模的危机。
第一次是1960年,GDP增长、经济支出、财政盈余都纷纷下降到零值线以下,大危机爆发,中国有了第一次上山下乡运动。
1960年的危机总爆发引发的重大成本转移给社会,这是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必然发生的代价。
当没有外部资本投入的时候,用成规模的劳动力投入才能替代稀缺资本,但是,单家独户的个别劳动力替代不了极度稀缺的资本要素,只有把劳动力成规模的集中并且准军事化投入时才能替代,因此每个人民公社都是民兵团,大队是民兵营,小队是民兵连,是准军事化建制,集中劳动进行国家基本建设。
那个年代是人海战术,没有资本,不用劳动力靠什么?成规模的集中农业剩余,才能把农业剩余送到工地,那时唱着歌上工地。
国家集中了农民剩余,送到基本建设工地上,就跟驴前面吊一棵青草就跟着走是一个道理。
我这并不是说什么不好的话,只想调动劳动力上工地得用让他吃饱饭来调动。
我们当时在村里就吃不饱。
别以为原始积累那么干净,都是唱着歌,打着红旗去干活吗?都是学雷锋干好事吗?如果不调动积极性,怎么愿意去工地呢?我们的原始积累就是这样。
温铁军最新文章温铁军,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三农问题专家,长期在农村调研,对三农问题有着独到的视角和深刻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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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铁军最新文章篇1:中国的问题根本上是农民问题思考中国的农民问题,必须要有一个基本的立足点,也就是说应该在什么样的层面来把握问题,是一个战略问题还是一个战术问题。
惟其如是,才能对问题本身的性质和解决问题的方案具有一种清醒的自省和反思。
我认为,农民问题,或者用时下流行的说法"三农"问题(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中国的一个基本战略问题,可以这样说,中国的问题根本上就是农民问题。
这个判断是毛泽东下的,这个认识也是毛泽东能够在20世纪中国变幻动荡的时局中独树一帜,形成独特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式的基本点。
但是,并不是只有毛泽东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他的独创性在于不照搬共产国际的既有经验,敢于提出中国的农民问题是中国特有的本土性问题这样一个命题。
从20世纪中国近代史来看,无论是孙中山还是毛泽东,共产党还是国民党,真正的革命者都是高度重视这一问题,共同认同这一道理的。
国共两党都进行过土地革命,第一次土地革命战争就是国共两党合作进行的,20世纪前50年国内的三次革命战争都叫土地革命战争。
可以说,从20世纪历史看,谁能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谁就是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者。
所以,自中国有民主革命开始,中国的根本问题就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就是土地问题,而其他的政治、经济、社会各种制度安排,都与这个问题有环环相扣的内在逻辑。
建国后的战略选择:得与失建国以后,毛泽东对"工业化带动城市化"的规律有所认识,中国消除城乡差别,解决农民问题,必须要走工业化的道路,走农村城市化道路。
毛泽东说:"如果中国需要建立强大的民族工业,建设许多的现代的大城市,就要有一个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过程。
"但是毛泽东及共产党领导集体对中国当时的形势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小农经济天然无法与工业化经济产生交换,而且小农经济剩余有限,工业化大生产所需要的巨大积累只能逐步产生,农民逐步向城市转移,工业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温铁军:城市化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对改革开放30年来农村改革的三个思考导读:通过对很多发展中国家的考察,只要是人口超过一亿的,就没有发现哪一个国家的城市化是成功的.如果中国也用大型贫民窟来实现城市化,那只不过是一种“空间平移、集中贫困”-—农村分散的贫困人口变成相对集中的贫民窟人口—-结果往往是社会矛盾集中爆发.思考一:股份合作制——农村产权改革和城市改革的差别何在2002年,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矛盾”被写入了党的“十六大"报告,我们得以据此就城乡改革异同进行分析。
早期的农村改革是多数人受益的改革.而在叙述早期的改革经验时,人们总要以“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个至今没有说清楚的故事开头。
实际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只有部分地区在1978~1982年执行过4年;是在当时财政危机压力下“甩包袱”的结果。
此后则是在1982~1984年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搞成“大包干(包干到户)”,结果是对几千年传统农业社会以“土地均分制+定额租”的生产关系来达成社会长期稳态特征的复归。
本文之所以坚持把中国农村经济基础的复杂现象归纳为“三农”问题,是由于多年以来就认为“大包干”所造成的农村经济基础,不外乎是传统的“小农经济+村社制”,这种改革所形成的、后来在如此强烈的剥夺下仍然创造了稳定中国达30年之久奇迹的财产和分配关系的实质,则主要是这种历史上就利于稳定的“均分制加定额租”。
①“大包干”在产权制度变迁上的积极意义,在于把过去以人民公社的名义、但实际是国家资本控制农村土地占有收益的这种中国特色的工业化原始积累时期最为基础的财产制度,短期内变成了近两亿农户依据社区内部的“成员权”平均占有本村的土地和资产.②其实,这恰恰是做到了每个单位内部都“起点公平”。
③如同早年的土改一样,是使当时占中国人口80%的农民都得到好处的一种财产关系重构。
农村改革的问题在于,政府让农民家庭在承包土地的同时也得到了“制度变迁收益”,实际上把农村的公共开支,连同教育医疗和福利保障一并压在土地上了.但是在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矛盾的约束下,基层急于“离土离乡”的财政供养人口就必然要求城里人的待遇,于是造成政府让渡给“三农"的高成本的农村上层建筑开支不断增加,成了进入上世纪90年代之后农民负担不断加重的一个根源。
改革从农村肇始。
三十年来,农村领域的一举一动一直牵涉全社会的神经。
在改革三十周年的关口,农村改革发展仍然是决策者关心的重点。
从“粮食问题”、“土地问题”到“农业问题”,再到“三农问题”,三十年来人们对农村问题本质的认识也在发生变化。
“大凡了解农村基层的政策研究人员从来都坚持认为,农村问题主要是宏观方面的问题。
”近日,“三农”问题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专访,从宏观政策与农村关系的角度阐述了农村三十年来的变迁。
1、两个10年完成地方工业化《第一财经日报》:回顾改革开放30年以来,你认为农村发展受什么因素影响?什么原因引发了“三农问题”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显性化?温铁军:我历来强调,“三农”问题主要产生于宏观政策的影响。
具体可从三次大规模的土地征占和宏观政策的相关性来分析。
第一次,1984年前后,在1979~1980年的经济压力下采取的财政分级承包在全国施行,客观上导致当时追求地方财政收益的地方政府启动了地方工业化,以乡镇企业直接地大规模占有土地作为原始积累的主要来源,因为地方没有资本,几乎所有乡镇企业都是高负债的。
事实上,土地从农业用地的资源形态转变为工业用地的资产形态,没有办任何手续,其中资产的转移形成的增值收益抵补了高负债的乡镇企业对资金成本的支付。
所以,乡镇企业资本和收益的主要来源是土地变现。
第二次,1994年,分税制改革导致在税收的比例上中央拿大头,地方却由于上世纪80年代这波工业化正在形成产业资本结构的时期,相当多的地方尚未完成工业化原始积累、后续投资需要大量增加,这种情况下地方财政普遍赤字,同期出现的另一情况是“贷差”,即各地银行的存款普遍小于贷款。
赤字普遍化、贷差普遍化,怎么解决?大规模征占土地抵补财政亏损;因此我1996年就发表文章分析了这种“以地生财”。
《第一财经日报》:这两次征占土地差别在哪里?温铁军:第一次我称为“以地兴企”,即用土地级差收益作为原始积累来兴办乡镇企业。
温铁军关于三农的文章温铁军是一个公众知识分子,他在中国时间网上发表了一个关于三农的文章,这篇文章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关注。
在这篇文章中,温铁军表达了他对中国农村现状的看法和对未来的展望。
温铁军认为,中国的三农问题历来都是一个重要话题,近年来随着城乡发展的差距不断扩大,这个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尽管中央政府在过去十几年里推出了一些扶持农业发展的政策,但是农村地区的发展速度却比城市缓慢,农民的生活水平也依然低下。
温铁军认为,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需要采取系统性和长远性的措施,政府不仅需要制定一系列具体的政策,还要加强农业的技术研发和产业链建设。
此外,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很重要,包括农村道路、通讯网络、水利设施等。
只有这样,才能让农村地区与城市一样具有较高的发展水平。
温铁军还呼吁社会各界关注农民工的权益保护问题,加强对他们的法律教育和维权意识的培养。
他认为,在城市中拥有更多机会的农民工应该团结起来,通过集体行动争取合法权益的得到保障。
同时,政府也需要加强对农民工的管理和保护。
温铁军指出,中国的农业发展面临着许多问题,但是也存在着巨大的发展机遇。
以“粮食安全”为例,目前中国的粮食总产量很高,稳居世界第一,但是农产品质量却不尽如人意。
为了保障民众的健康和安全,政府需要进一步提高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标准。
这个过程也会促进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使得中国农产品质量与国际接轨。
总的来说,温铁军认为,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需要政府、农民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
政府需要提供更多的扶持政策和加强农业技术研发和产业链建设;农民需要进一步增强自身素质和发展意识;社会各界需要加强对农业发展的支持和关注。
只有这样,才能推进中国农业的现代化发展,使得中国农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有效提高。
中国经济的八次危机及其软着陆温铁军中国人民大学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教授课程前言学术前沿,思想对话,欢迎走进《世纪大讲堂》,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经济始终保持着高速的增长,据统计在1978年至2010年的32年间,中国经济年平均增长9.9%,因此被国际社会誉为“中国经济奇迹”,2010年据日本内阁政府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也曾经说过,世界上还从未有出现过如此大规模而又持久的经济增长,但是在对中国经济的一片赞扬声中却也出现了不同的声音。
近日中国人民大学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温铁军教授就指出,中国自建国以来的60年间,其实已经发生了八次经济危机,新中国到底经历了哪八次经济危机?这八次危机又是如何化解的呢?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温铁军教授做客《世纪大讲堂》,来为我们拨开迷雾揭示中国的真实经验,让我们欢迎温教授。
解说:温铁军,中国人民大学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主任,中国农村金融研究所所长,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副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学科评议组成员,温铁军教授是我国农村经济基础方面的三农问题和乡土中国治理结构的三治问题等重大政策,和理论问题的试验研究专家。
温铁军教授主张深入实地调查,形成问题意识,坚持从历史视角考察事务发展的脉络,倡导理论逻辑的起点,必须与经验过程的起点一致,才能真正做到联系实际,由此才能对制度变迁的国别比较研究超越一般意识形态化研究的羁绊,实事求是地探寻复杂现象背后的客观规律。
王鲁湘:温教授您好,欢迎您再次做客《世纪大讲堂》,我记得是上一次我邀请您,就您的最近的这一本将要出版的新书来专门给我们观众做一个演讲,这本书现在我已经拿到手了,出版了,《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标题非常耸人,标题非常耸人。
温铁军:对不起。
王鲁湘:那么您这八次危机是指1949年,就是新中国建国以来到今天的这60年间的八次危机,是这个时间段来的。
温铁军:乡村建设运动的复兴者黄宇温铁军1983年毕业分配到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研究室。
1985年末调入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联络室从事农村调查研究工作。
1987年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正式组建后调入,1988年任监测处副处长,1993年任调研处处长,1995年任主持工作的副主任,1998年试验区办公室机构变动,调任农研中心科研处处长,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
主要研究课题与成果包括:国情与增长、农村产权问题、乡镇企业与小城镇发展、农村政治体制与税费改革、农业的稳定性等问题。
曾经获国务院农研中心、国家体改委、国家科委等中央五单位联合颁发的“农村改革十周年优秀论文奖”、农业部农研中心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等多项奖励,1998年获国务院授予的“政府特殊津贴专家”证书。
毫无疑问,温铁军得以进入公众的视野是因为当选了2003年度的CCTV十大经济人物,进入第三年转而以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家为主力的央视经济人物评选,且不论它招致的关于格调和品位的质疑,也许在某种意义上转向鲜活而有实力的经济实体,是这岁末年终林林总总举不胜举的人物评选活动更为现实而可行的选择,即便是CCTV也不能例外。
但无论如何,温铁军的学者身份,尤其是一个“三农”问题研究学者的身份,他的入围和当选总还是有些突兀而引人注目的。
令人忍不住想要追问的是,在进入公众的视野之前,他是如何得以进入CCTV的视野。
以学者的身份把“中国研究‘三农’问题最权威专家”的帽子戴在温铁军的头上也许有点言过其实了,但要说“之一”便毫不夸张了。
应该承认,在学术领域和温铁军处于同样高度的研究者总还是有的,但学术的水准和优劣高下难以准确地度量和比较,较之于学术的个性品格,学者的个性人格真实可感且容易突显得多。
温铁军取胜的无疑是后者。
在很多场合温铁军被形容和赞许成一个“用脚做学问”的学者,这容易让人误解是对“用脑做学问”的某种颠覆,甚至对碌碌于书斋殚精竭虑的学究们的某种嘲讽,事实上,温铁军一直在努力试图消除这种误解,对于“做学问”一词因人而异的界定,媒体、公众、温铁军本人以及像温铁军一样的经济学者,都是难以评说或被评说的。
乡土中国如何避免治理危机——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温铁军张潇爽
【期刊名称】《人民论坛》
【年(卷),期】2012(000)031
【摘要】乡土中国如何走向现代化?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目标,强调要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豁吉、管理民主”的中国乡村,至今已七年。
这七年,农民最关注的水、电、路、气、教育、医疗、文化、社保等问题,在一系列强有力政策的扶持之下,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总页数】3页(P48-50)
【作者】张潇爽
【作者单位】《人民论坛》编辑部
【正文语种】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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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民大学教授温铁军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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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在资本主义文明阶段的经验归纳
任何跟进工业化的后发中国家,面对资本稀缺都势所必然地采取“亲资本”政策(无论左翼右翼),只有在进入资本过剩阶段之后才能转向“亲民生”。
任何资本投资的国家都试图运用其建制权直接控制或以债权来参透后发国家政府制度体系以获取最大收益
中国经济危机特点
内生危机:1950年-1980年是30年工业化资本初期在极度稀缺的压力下两次引进外国设备造
成1960、1968、1974、1979年都出现政府赤字大幅度上升导致投资不足,就业下降;1980-1990年
是20年工业结构调整和产业扩张时期,在资本相对稀缺制约性两次引进和开放,造成1988、1993年出现赤字,通胀导致改革和对外依存度
外生性危机: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和2008年华尔街金融风暴都导致外需下降,迫使国内依靠增发国债启动投资,加大三大资本过剩和加剧污染。
三、中国潜在危机的主要问题及战略调整
三大过剩
□劳动力过剩
□生产过剩
□资本过剩
争论:不断加剧的两极分化必然导致内需不足,中国在高投资阶段之后进入生产过剩?
中国发展主义案例分析:改革以来经济增长与耕地征占
(案例分析)三次圈地运动的原因和相关问题
第一次是1984年实行财政分级承包之后资本高度稀缺条件下的“以地兴企”
县级以下地方政府工业化/平均每年带动上千万亩土地和农民非农化/农民劳动力和土地成为高负债条件下原始积累的主要来源
基本上没有引发冲突、没有“三农问题”。
出现了农民收入和消费大量增加导致的典型的内需拉动型的黄金增长;原因是: 村内土地3年一小调/变现收益主要在乡村内部分配/增加村内的支农和社会福利开支
第二次是1994年分税制地方金融普遍出现贷差时期的“以地生财”
地方政府工业化大部分未完就普遍出现财政赤字/后续投资饥渴/政府直接出面以征占方式实现土地资本化、占有收益并转嫁成本
在农村资金非农化速度加快的同时、土地与劳动力两个要素的非农化比例愈益不合理/农民收入增速下降/三农问题浮现,同期内需不足/经济对外依存度大幅度提高
第三次是在1998-2003年银行市场化改革后的“以地套现”
银行商业化改制/异化于地方产业资本的、追求流动性获利的独立资本力量
地方政府只能通过不断占地才能从银行不断套取现金、大量资金投入到已经潜在生产过剩的开发区和短期无法回收的基本建设、楼堂馆所;形成高增长=高投资+高负债的模式
如果在宏观紧缩之中银根、地根抽紧,或土地供应中断,已经积聚起来的很大的政府与土地金融连接的破产风险将可能爆发。
四、国家战略:草根化农村成为危机承载主体
国家战略的重大变化——本质具有包容性的“三农”与国家可持续发展
□ 2005年以来相继提出“工业反哺农业”、“城镇化”、“新农村建设”
□ 2007年以来更加强调农业的生态环保、社会文化等非经济功能
□ 2008年“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农业”三农可持续发展目标
理解乡土中国的基本常识:世界农业的客观异质性
农业自身内部具有自然过程与经济过程高度结合的特征:在世界近代通过殖民化推进工业化的资本文明史中,农业内在特征不可能根除,遂客观上分化成三个异质性很强的不同类型□ 前殖民地国家(美加澳为代表)的大型农场农业
□ 二战前殖民主义宗主国(欧盟代表)的中小农场农业
□ 未被彻底殖民化的原住民为主的东亚传统小农经济国家(日韩为代表)的农户经济
……
中央与地方关系中的财税体制问题
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增加政府财政能力
社会欠账
□基本养老保险总体结余但平复不均
□养老体制的双规制劫富济贫
□享受了农民工红利的发达地区没有承担非本地员工的正常养老成本
五、后税费时期的乡村治理问题
□乡土中国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政治的“三治问题”
○秦汉以来的郡县制与最低成本的“皇权不下县,县下唯乡绅”
○新世纪之前的税费时代“向上负责”的治理体系,在“后税费时代”延续和政府亲资本导致某种程度上的强化
○多样化弱势群体的包容性发展缺乏表达——因与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相结合,而呈现多样化,不肯能依靠科层化制式的官僚体系来满足。
□需要将重构和改善纳乡村治理入国家战略
○提高弱势群体组织化程度,奠定政府治理的社会基础,克服对接支农资源的交易成本,与其他措施互补
解决当前治理问题的基本思路及本土实践
政府牵头构建综合性合作框架,提高弱势农户自我发展能力
执政党重提组织化
——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民主体地位的实现途径
□为什么要”农民组织化“?
○降低政府与分散小农之间因交易费用过大而不对称问题
○在自我赋权、改善自治的条件下,改变单极治理和劣绅治理
□怎样才能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
○地方政府开展 “积极的执政能力建设”:主动构建与农民组织的伙伴关系,降低交易费用○生态文明理念之下的可持续发展:重在发扬中国几千年乡土社会传统的自主治理能力,推进农民的有机生产→联合购销→互助金融→文化建设
□倾向性问题
○外部介入:农村基层复杂利益矛盾的“泛政治化”提出
○内部发育:防止“精英俘获”、弱势群体受排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