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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电化教育”到“教育技术”一一种历史的社会观念审视作者：王全来源：《赤峰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3年第8期王全（红河学院教师教育学院，云南蒙自 661100）摘要：从“电化教育”转向“教育技术”，是我国教育技术研究领域的一件大事.在学科领域来说，它明确了教育技术的研究方向，为今天教育技术学科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回溯这段历史，我们会发现，这不仅是一个学科内部关于学术名词争论的问题.从讨论的缘起到争论的过程，它反映了一个时代社会观念发展带来的必然结果.关键词：电化教育；教育技术；社会观念；反思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60X（2013）04-0204-041 “电化教育”与“教育技术”名称争议从20世纪30年代以后，“电化教育”一词成为了我国教育技术领域的专用代名词，它的基本含义涉及到了教学过程中使用的教学手段，主要指用于辅助提高教学效果的手段和方法.1942年，国内就出现过关于电化教育名称提法的不同意见，当时有人主张用“影音教育”或“视听教育”代替电化教育.20世纪70年代末期，在电教界的理论探讨中，又有人提出将名称改为教育技术、教育工艺、教育传播、教育传意、信息传播、信息媒介或者教育媒介等.[1]而这次改名的背景，是计算机辅助教学开始大规模用于教育领域的前夜，当时，基于“电”的技术手段（从幻灯视觉教学到影视视听教学）没有大的变化，“电化”的确代表了当时“先进、快速”的含意.出于技术装备基础、特色与延续性的考虑，这个概念一直获得国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认可，《中国教育年鉴》一直到2002，均将相关领域的研究与发展归入“电化教育”一栏，2003年后，才改称“教育信息化建设与远程教育”.1978年后，我国的教育技术研究重新起步，许多国外教育技术发展的情况被介绍到国内，见诸于公开学术刊物对教育技术研究对象、范畴和研究定位的讨论也不断出现，中央电教馆的汪世清，华南师范大学的李运林、李克东，北京师范大学的廖泰初，华东师范大学的章伟民等对“教育技术”的介绍，为后来旷日持久的“电化教育”与“教育技术”之争埋下了伏笔.1982年第三期《电化教育研究》，东北师范大学的刘茂生和新疆电教馆的依沙木丁发表了“关于‘电化教育’这一名称概念的商榷”和章伟民的“电教概念二、三议”两文，上海师范大学的姚根生发表了“使用‘电化教育’名词较合适”.此后三年里，《电化教育研究》与《外语电化教学》陆续发表了一些文章，讨论电化教育的概念问题，但并没有发生激烈的讨论，因为“当时电教面临着远比名称更为重要的问题，而未引起强烈共鸣”[2].1986年，南国农先生在《电化教育研究》第一、二期上相继发表了“当前电教理论和实践中的几个问题（上、下）”，对电化教育改不改名的问题做了详细的阐述.事实上，对概念的定义的文字表述作为一种命题总结，名称的问题的确可以放下不论，当时南国农先生对电化教育的定义发展已经比较全面地涵盖了教育技术当时研究领域：“运用现代教育媒体，并与传统教育媒体恰当结合，传递教育信息，以实现教育最优化，就是电化教育.”[3]南国农先生的看法和对中国特色的强调并没有止住关于电化教育改名的争议.重新改回原名的《外语电化教学》在1986年第二期上刊登了上海外语学院的张祖忻教授的文章“美国AECT关于‘教育技术’定义的基本观点”，并发表了时任美国教育传播和技术协会（AECT）执行主任林·古布塞的“中美两国的教育技术——共同的道路和共同的问题”一文.又重新引发了国内研究者从“电化教育”到“教育技术”转变的关注.1986年第三期《外语电化教学》继续刊登了时任AECT主席罗伯特·海尔专稿“正在转变中的中国电化教育”，文中称：“尽管在中国，他们将自己的工作统称电化教育，实际上这是一种转变过程中的电化教育，正从单纯关心教材及其有关设备的制作，转变为关心课程的设计和应用，采用各种学习资源来达到课程的目标.”这暗示了一种非常明显的倾向，即“与世界看齐”，在智能技术方面由关心教学要素分析转变为关注系统技术，这也来源于计算机辅助教育加快了多种媒体教学应用的发展.1986年底，酝酿已久的“现代战争”终于爆发.吴在扬在为《外语电化教学》创刊五周年的贺词中表示，需要从教育改革的整体来看待电化教育的发展，赞成对电化教育基本问题的讨论.[4]《外语电化教学》在1986年第四期“理论探讨”专栏中刊登了廖泰初先生的“我们还要保留‘电化教育’这一名词术语么？”一文，明确提出了“电化教育”既不适应今日教育科学发展的要求，也不符合这一学科的概念和研究对象，如果继续沿用下去，会大大影响到教育传播技术的全面发展.并从国外的演变考虑，提出进一步深入研究向“教育传播学”、“教育传播与技术”、“教育信息媒体”学等的转变.在《外语电化教学》编辑部召开的有关“电化教育”名称探讨座谈会（会议讨论内容成文刊登在本期上），形成了徐正虎的“保留派”意见，孙宗仰、梅家驹、魏凯、施行、章伟民等的“赞改派”，“赞改”成为“海派”教育技术研究者的主流意见.同期，也刊登了周国邦《也谈“电化教育”更名之利弊》的保留意见，以及作为参照的美国曾任AECT主席的唐纳德·P·伊利《教育技术领域：定义的表述》（章伟民译）.由此，这场关于学科名称的讨论从1986年持续到了1989年，当时几位有影响的教育技术研究者，均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讨论的焦点集中程度、涉及的范围的广度和争论的激烈程度是至今在教育技术研究其它领域未有的.从1987年到1989年，《电化教育研究》与《外语电化教学》两刊共发表了14篇与改名问题直接相关的文章.1990年以后，“教育技术”的提法逐渐普遍，渐渐代替了“电化教育”的提法.（“电化教育研究”，“外语电化教学”已经成为一个时代的研究符号缩影，但这种传统作为一个刊物品牌保留至今.今天“现代教育技术”等新兴刊物的出现，也映照了这样一个时代变化的过程.）1983年教育部发布《高师本科专业目录》中的“电化教育”也在1993年的《全国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改为“教育技术学”.关于更名问题最集中争论的时期虽然过去了，但后来在关于教育技术的定义、学科定位、学科体系的构成及学科建设等问题的讨论中，还屡屡出现相关的讨论，只不过争论的实质已经在悄然改变.2 AECT94定义及后续讨论1970年，美国教育传播与技术协会(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al Communicationsand Technology，简称AECT)成立，标志着在视听教学、个别化教学和系统方法的发展结合下，教育技术领域显现雏形.AECT一直致力于教育技术领域理论与实践研究，不断探索教育技术的发展途径.该协会在1972年至2004年间，五次提出有关教育技术的定义.在五个定义中，发表于1994年的定义，即“教学技术是为了促进学习，对有关的过程和资源进行设计、开发、利用、管理和评价的理论与实践”，[5]是最精炼、清晰的，被认为具有典型代表意义.AECT’94定义，在我国教育技术界的影响一直持续至2004年.正如李龙教授的评价：AECT’94定义的引进，对我国教育技术事业的发展和教育技术学科的确立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6]罗永祥曾对与AECT’94定义相关的国内研究论文进行过内容分析[7].结果发现，从1996年到2003年间，国内涉及该定义的研究论文405篇，专门研究定义的论文就有12篇.含有94定义的论文中，专业类期刊占54.1%，而学科领域核心刊物《电化教育研究》和《中国电化教育》就占38.8%，且两刊发表论文的数量逐年增加，总体比例接近.因此可以说上述两刊引导了AECT’94定义研究进程.罗永祥在对有关AECT’94定义论文研究力度的分析中还发现，从“引证、阐释和反思”三层次来分析国内研究文献类型，在早期引证类型所占比例最高，阐释、反思比例则较低，但随时间发展，研究者们对该定义引证和反思的讨论逐渐增加，这种文献类型的变化特征，能较充分地说明对AECT’94定义的研究是随时间发展进一步加深的；在1996～2000年间，“阐释”类型的文献数量呈现增长趋势，到2000年后，则数量开始下降，反映出研究者看待该定义逐步回归理性；此外，罗永祥还对含有反思内容的其中43篇文献进行了归类，结果发现，文献对AECT’94定义是否适合我国国情的反思数量最多，然后在反思基础上，研究者们开始认真提出对“教育技术”定义的思考和学科领域研究界定.教育技术界通过对AECT’94定义研究的聚焦，产生的影响是：自1994年以后，“教育技术”名称开始被广泛的接受了，“电化教育”名称被接受的程度已经逐渐下降.今天，AECT’94定义对学科体系建立和专业建设的影响已经深入人心，而作为观念方法更新层面，则随着对AECT’2004定义的讨论开展，已呈现逐步淡出研究视野的趋势.难怪乎徐梅林老师直接说：“教育技术学”是被西方“牵着鼻子走”的学科.[8]3 争议的背后：社会及观念的变迁回顾我国教育技术学研究发展的这段历史，这场争论其实不是简单的学科名称争论.因为从社会发展的角度审视，任何一个学科概念、内涵和研究领域的扩展，必然是学术观念、研究内容随社会变迁渐次发展的过程，同时亦是研究者的社会观念对技术选择的一种过程，最终，这个过程让教育技术自身演变为一种社会行为和特有结构.3.1 社会观念变迁之影响一个时代的社会发展需求，是社会观念形成与发展的基础.1978年以后，随着十年动乱的结束，我国的发展开始转移到经济建设之上.力求通过改革开放，缩小与世界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上的差距.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下，国家对于经济建设人才的数量与质量的渴求激增，1983年，邓小平同志对我国教育发展提出了“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目标要求，而如何实现这个目标，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应重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马克思主义论点，1988年，他更是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观点，他反复强调，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科技发展是关键，教育发展是基础.在那一段时期，教育工作者们既要面对教育人口激增的社会问题，又面临着计算机迅速发展的“第三次浪潮”冲击，于是在教育实践上出现了两个很现实的问题：一是如何解决教育的供需不平衡的难题？二是如何在有限的学习时间和不同的空间内让学生学习更多知识？显然，传统的教育方式不能满足这种要求.于是，电化教育因应而起，其独有的方式、手段和较高的教育效率，为解决上述需求提供了可能.国家发展至21世纪，全社会对于知识价值的认识，学习的态度和方式认识，均发生了巨大变化，知识的价值获得极大尊重，不断学习开始成为社会主流观念.在教育观念上，传统上以“教学”为中心已经不适应于时代发展的要求，而以“学习”为中心的教育观念，则随着技术提供的可能性悄然兴起.在教育实践中，伴随着信息技术时代来临，终身教育理念被普遍承认，建设“学习化社会”呼声渐长.在个体教育发展上，能力本位主义开始流行，个别化学习模式开始成为许多人的主流选择.此时的教育技术研究，如果再局限于“媒体—工具论”和“手段—方法论”，已经凸显与社会观念变化的不协调甚至冲突了.于是，“电化教育”名称的局限性在学术研究全球化的趋势下消解了，对AECT’94定义的研究聚焦，使“教育技术”成为了扩散到整个领域的一种主流共识.3.2 教学技术向社会行为的演变我们可以把技术看作社会行为和结构的特殊形式.因为从社会意识形态出发，任何一种技术发明和使用，都无法脱离意识形态单独存在，“教育技术与其说是一种教育的技术，毋宁说是一种道德技术、一种管理技术、一种思想技术”.[9]基于技术社会形成论，任何技术发展都是建立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的，技术发展的过程，是社会中不同群体利益的文化选择、价值取向以及权力格局的综合博弈过程.我们可以产生一系列追问：技术对社会有无影响？是什么让技术产生这种社会影响？技术以哪种方式影响等.反过来追问，则我们会发现先进技术是经济增长的必要但不充分的条件.技术要得以更广更有效的使用，我们也需要调节支持技术发展的制度，这样才能更好地用好新技术，实现创新带来的社会发展.在“电化教育”到“教育技术”的演变过程中，无论是从“媒体、工具论”到“理论、实践论”，还是教学要素分析到整体技术，教育技术的研究，已由单纯教育领域的媒体技术、工具研究，一步步拓展至整个教育与社会的广泛联系，逐渐演变为一种社会行为和社会结构的整合.正如拉普在《技术哲学导论》中所指出：“对技术的研究方法，不能单纯地局限于技术范围内，就技术论技术，而应该把技术和它产生发展的社会环境联系起来考察，研究社会、科学、环境等因素与技术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关系.技术不仅仅是技术，而首先是一种社会现象.”我们应当认识到，教育技术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由许多技术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特质构成的技术丛、技术群和技术集.4 更名之后的反思在更名的争论过程中，南国农先生是最坚决坚持保留“电化教育”名词的研究者，如果说将原因归结为西北地区相对比较封闭，且缺乏对西方的研究传统研究的话，显然是说不过去的（南国农先生1947年～1950年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比较教育，曾选修电化教育课程.并不乏对西方研究传统的了解）.实际上，在当时种种“美国的一切是最好的”风潮中，南国农先生在“教育技术学科建设：中国道路”一文中的质疑无疑是震耳发聩的：20世纪90年代，是我国电化教育学科建设的大发展年代，也是大困惑的年代.[11]名称改了（由“电化教育”变为“教育技术”），定位变了，研究领域“泛化”了，培养目标模糊了，努力方向没有了.……我们究竟要研究什么？我们究竟要培养什么样的人？为什么那么多的教育技术研究者对美国人的教育技术定义如此热衷, 而对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的“五大教育技术实验”及其他教育技术实践经验的研究如此淡漠？南国农先生认为，这是教育技术领域的一种明显的教育、文化依附现象，发达国家的技术优势使得发展中国家只能跟在后面学，发达国家的经济优势使得发展中国望钱兴叹.实际上，南国农先生提出的问题，正切中了我们对知识认识的社会传统之痛，落后的急迫感导致我们在追求的过程中失去了许多.4.1 关于“引进技术”的问题技术的社会形成批判研究表明[12]，尽管在中国现代历史进程中时断时续地有过对西方科学技术传统的批评，但总体上来说，人们对技术持相当肯定的态度.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对科学技术发展的主要观点可以说是一种功利主义的观点.所关心的主要问题是：是否需要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然后是如何有效地引进技术；最高终结是研究如何利用西方科学技术来发展自己.我们向西方学习“教育技术”时亦是如此——对技术本体高度重视，却忽视了技术产生的特定社会环境.事实上，西方的教育技术研究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形成的，尤其是和西方现代政治对技术变迁所产生的社会经济影响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中国电化教育研究亦是如此.“中国是重基础、重知识技能学习、重训练的教育传统，而AECT94定义、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中蕴含的是重智力开发、重个性、重自主性的教育传统”.教育技术界对AECT定义的接受，功利主义的态度形成很明显的是由一种落后的紧迫感造成的，但我们需要警惕它可能会导致失败的结局：把技术视为维护中国教育发展的捷径，过渡重视技术本体而拒绝研究西方教育技术发展的本体，即她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忽视对与西方社会相关的社会科学的理论技术的研究.因此，我们不能局限于仅仅是功利地引进技术，否则将会对教育技术创新过程的本体社会因素缺乏重视，对教育技术变迁所造成的对本体社会潜在的负面效应缺乏深入的了解和预见，否则可能导致对未来教育技术发展进程缺乏足够的准备.所以，发展一种教育技术发展预见的分析理论，就显得由为必要了.我们需要将技术学习过程作为研究对象来加以分析，以便去具体细微地了解、评价西方技术和知识的适用性和与中国社会的兼容性，从而能做到在充分认识、了解之上的应用和吸收，或排斥.4.2 关于研究实践的问题我们不能高高挂起，自说自划，必须要深入中国社会进行研究.警惕教育技术发展与社会的脱节带来新的教育不公平问题.教育技术研究聚焦的研究表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教育技术研究关注的焦点基本集中在媒体技术和学习技术上.这种研究倾向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忽视了大众在技术发展的整个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大众只是成了技术发展的承受者，教育技术应用过程中突出的不平衡发展方式，导致了对教育技术变化的代价及其利益分配的两极化.从社会分层来看，在工业社会决定人的社会等级的重要因素是物质资源，而在信息时代决定等级则是对信息技术及信息的拥有.教育技术发展解决原有的一些教育不平等，但又带来了新的教育不平等.今天，“数字鸿沟”威胁，把很大一部分人从信息社会的获益中排挤出来；文化剥夺，又使得人们将越来越体会到这个世界是“孩子的天堂，老人的地狱”；文化差异，使得互联网所宣传的“数字公平”成为少数人的公平.因此，关注教育技术发展的社会背景，从整体技术的角度来研究和发展教育技术，已经成为社会对教育技术研究必然的要求.在“教育技术“争议更名为“教育信息技术”的今天，当年“电化教育”与“教育技术”之争的历史回顾，或许能给我们一些思考和启示，即教育技术学科建设走中国道路的两个基本特征：一是立足本国国情，解决教育实际问题；二是教育技术发展既要借鉴国际经验,更要形成本国特色和超越.——————————参考文献：〔1〕南国农.当前电教理论和实践中的几个问题（上）[J].电化教育研究，1986（1）.〔2〕周国邦.“也谈‘电化教育’更名的利弊”[J].外语电化教学，1986（4）.〔3〕南国农.电化教育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5.〔4〕吴在扬.电化教育与教育的革新[J].外语电化教学，1986(4).〔5〕[美]巴巴拉·西尔斯，丽塔·里齐.教学技术：领域的定义和范畴[M].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99.〔6〕李龙.“教育技术学科的定义体系——论教育技术学科的理论和实践”[J]，电化教育研究，2003（9）.〔7〕罗永祥.“AECT’94定义对中国教育技术发展的影响——以相关论文为研究对象的内容分析”[J].中国电化教育，2004（5）.〔8〕徐梅林.关于教育、技术与教育技术的思考[A].全球ET资讯2006.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9〕张义兵.教育技术的社会学意涵[J].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4）.〔10〕中科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组.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M].北京：科学山版社，1999.114.〔11〕〔13〕南国农.教育技术学科建设：中国道路[J].电化教育研究，2006（1）.〔12〕[英]沈小白.科学技术研究功利主义观批判[M].殷登祥,等.技术的社会形成[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赵王城遗址研讨会会议综述侯廷生【期刊名称】《邯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年(卷),期】2006(19)2【摘要】元月10日上午，邯郸赵文化研究所与赵王城文物管理处联合举办的“赵王城遗址研讨会”在邯郸职业技术学院第一会议室召开，靳文华（原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王兴（市文物局局长）、申有顺（市名城办公室主任）、靳广华（市文物局副局长）、刘东光（赵王城文物管理处处长）、崔彩平（市委宣传部文化处副处长）、申凤鸣（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马晓青（市文物局文物处处长）、李亚（副处长）、杜献伟（市建设局“赵王城遗址公园”项目部负责人、处长）、乔登云（市文物研究所所长）、王宪政（河北工程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李晓玲（邯郸晚报记者）、李延军（青年作家）、陈虎（赵王城文物管理处）、蔺健（赵王城文物管理处），邯郸职业技术学院王志勇（院长）、郭文志（副院长）、郭学军（院办公室主任）、邵富民（社科部主任）、杨爱花（管理系主任）、刘立强（招办主任）、蔺朝国（文法系副主任）、张红海（餐旅专业教研室主任）等30余人参加了会议。
【总页数】4页(P3-5,19)【作者】侯廷生【作者单位】邯郸赵文化研究所,河北,邯郸,056001【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C271【相关文献】1.以史为鉴,促进学科建设和发展——"南国农先生与中国电化教育发展学术研讨会"筹备会、"中国电化教育(教育技术)发展史研究课题中期研讨会"与"教育技术学科建设与发展研讨会"会议综述 [J], 徐木子2.居延遗址与丝绸之路历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综述 [J], 张英梅3.赵邯郸故城王城遗址二号夯土基址推断复原研究 [J], 谢空; 韩星4.“一次超越了本身意义的学术会议”——“赵淑侠作品国际研讨会”综述 [J], 沈振煜;吴奕锜5.赵王城遗址研讨会在我院召开 [J],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新世纪信息化教育工作者的使命——推进“14345工程”------南国农发表日期：2008年07月30日来源：中国教育技术研究网新世纪信息化教育工作者的使命是什么?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推进“14345工程”。
“14345工程”的内涵包括五个项目:明确一项任务、做好四件事情、采取三个途径、遵循四个公式、实现五个标准。
这五个项目连起来,组成一个系统工程,即“14345工程”。
下面,对五个项目作点扼要的解释。
一、明确一项任务新世纪信息化教育工作者的基本任务是:自己并帮助他人学会数字化学习,学会创新,不断提高信息素质和创新素质,特别是信息能力和创新能力,做一个创造型的人。
什么是学会数字化学习?数字化学习,是一个由国外引进的概念,它的原名是e-learning。
这个概念是由美国提出的,美国教育部2000年度致国会的教育技术白皮书中最早使用了这个概念。
现在,这个概念已流行于世界各国。
所谓数字化学习,有多种不同理解,多种不同的说法。
一种说法是:数字化学习,就是通过多媒体计算机和因特网进行的学习;另一种说法是:数字化学习,就是在现代信息技术环境下利用多媒体软件和网上资源进行的学习活动。
上面两种说法,我们认为后一种比前一种较完善、准确。
因为,不是通过多媒体计算机和因特网进行的学习,例如,通过光碟机和数字电视或通过数字卫星电视系统进行的学习,也可以是数字化学习;多媒体软件既可通过计算机显示,也可通过光碟机和数字电视显示,网上资源包括了天网和地网的资源。
数字化学习是信息时代学习的一种全新的方式,重要的方式,但不是惟一的方式。
在信息时代,人们需要善于同时在三个世界采取多种方式进行学习:一是经验世界,在做中学习;二是语言文字世界,向书本学习;三是虚拟现实世界,进行数字化学习。
这里只提到数字化学习,并不是要否定其他两种学习,而是因为它是一种全新的学习方式。
人们对于前二种学习方式一般是熟悉的,对后一种学习方式,有些人则比较生疏,甚至不会。
一、教育技术学部分知名导师介绍1．何克抗（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导，现任北京师范大学现代教育技术研究所所长。
我国一位教育技术学博士生导师。
主要学术兼职有：***高等学校教育技术学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全国教师教育信息化专家委员会主任，全国教育技术学研究会理事长等。
主要研究方向：计算机应用、中文信息处理2．李克东（华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导，国家级重点学科教育技术学学科带头人。
***高等学校教育技术学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全国高等师范学校计算机教育指导组副组长，担任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理事等多项学术兼职。
主要研究方向教育技术科学理论、计算机辅助教育人工智能专家系统及多媒体计算机技术。
3．南国农（西北师范大学）教授，博导，现任教育技术与传播学院、网络学院名誉院长，国家级学术刊物《电化教育研究》杂志主编，中国教育技术协会顾问，西北五省电教协会理事长，甘肃教育学会会长，甘肃省政协常委等职务。
主要研究方向：电化教育4．祝智庭（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导、校教育信息网络中心主任。
***高校教育技术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师范院校计算机教育指导委员会专家，***现代远程教学资源建设项目专家，***基础教育司教育资源建设项目专家工作组副组长。
主要研究方向：教育技术5．桑新民（南京大学）教授、教育技术学博士生导师、教育技术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等。
2003 年获首届国家级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
主要研究方向：教育技术基本理论、教学设计与教学资源开发6．丁新（华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导。
华南师范大学教育信息技术学院副院长。
教育技术学国家重点学科学术带头人之一。
长期从事教育技术和远程教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较为系统地引入了国际远程教育基础理论，多次参与***有关远程教育重大改革和发展项目的设计与论证工作。
主要研究方向：远程教育7．徐福荫（华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导。
现任华南师范大学教育信息技术学院院长、信息传播研究所所长、教育技术学学科教育电视方向学术带头人。
Open a New Future：Feeling and Thought on The History of China e-Education
作者： 刘军[1] 崔向平[2]
作者机构： [1]贵州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贵州贵阳550001 [2]兰州文理学院师范学院,甘肃兰州730000
出版物刊名： 中国电化教育
页码： 25-30页
年卷期： 2014年 第4期
主题词： 电化教育史 南国农 教育技术 理论体系 重构
摘要：南国农先生主编的《中国电化教育（教育技术）史》是中国第一本电化教育通史。
该文追溯了这本书产生的背景和过程，对其内容结构进行了阐释。
“教育技术”与“电化教
育”名称之争，体现了学科发展过程中两种流派或范式的不同价值诉求。
从历史的发展经验来看，教育技术学科应该按科学体系的一般结构来进行科学定位。
信息技术促使世界发生了质的变化，教育与学习的变革正在悄然发生，南国农先生提出“教育技术理论体系重构”思想，开启了中国电化教育新的历史阶段。
教育技术学科理论体系的解构与重构是时代赋予的使命，符合历史发展的期．往．教育挂术晕科必将冲桌一个新的纪．亓．．。
国内教育技术专家介绍1.肖树滋教授肖树滋(1914-2002) 男，1953年10月，他奉命支援西北，调入西北师范学院（后改为西师大）教育系任教兼任学校电教研究室主任。
1982年，肖教授调到河北大学教育系，先后为教育系、图书馆系开设了电教必修课，为物理系开设了电教选修课。
1986年，河北大学开办了培养高层次电教人才的硕士研究生点，成为我国当时仅有的三个电教研究生点之一。
他还是华南师大电教系、东北师大电教系、河北师大电教系的兼职教授。
除完成繁重的教学工作外，肖树滋从1982年起，历任河北省电教技术学会副理事长、大部；河北大学第三、四届学术委员会委员；《河北电教》主编等职。
为推进全国电教工作的开展，他走过十八个省市，参加过近百次重大电教活动，为数万人讲过学。
多年来，他培育人的同时还潜心著述，先后发表论文70多篇，并出版了《电化教育》、《电化教育学》、《电化教育概论》、《电化教育实用教程》等著作。
更多内容请查看：/academist/xsz/xsz.htm2.南国农教授南国农，男，1920年生于江西，现任西北师范大学教育技术与传播学院、网络学院名誉院长，国家级学术刊物《电化教育研究》杂志主编，教育技术学博士生导师。
他作为我国电教开拓者与奠基人，从理论和实践上树立起了“电化教育”这面旗帜，激励着一代代的电教人为之不断奋斗。
解放后，他与肖树滋一起到兰州参加支援大西北的教育事业行列，在西北师范大学开始了电化教育方法的实践，之后又开设电教课程，编写电教课程大纲，将取得的经验向校外推广，并与肖先生一同创办了《电化教育研究》杂志。
更多内容请查看：/academist/ngn/ngn.htm/thread-302-1-1.html3.何克抗教授何克抗，男，1937年8月生，广东省大埔县人。
1963年于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无线电电子学专业研究生毕业，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院教授、现代教育技术研究所所长，东北师范大学终身教授。
2012年第30期(总第45期)科技视界Science &Technology Vision SCIENCE &TECHNOLOGY VISION 科技视界作者简介:郑芳霞(1975.8—),女,讲师,理学硕士,从事计算机教学工作及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能力培训工作。
自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我国“教育技术”一直被称为“电化教育”。
90年代末,随着国外现代教育技术的蓬勃发展,国内从研究学者到政府官员均认为“电化教育”这一名称已经不能符合时代的需求,不利于国际交流和学科发展。
1998年高等教育教学专业名录将“电化教育学”改名为“教育技术学”,2002年将“中国电化教育协会”正式更名为“中国教育技术协会”。
至此,“教育技术”这一名称在我国正式启用。
为促进教育技术的迅速发展,国家采取了各种政策和措施。
1政策支持我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推动教育技术的发展。
1949年11月文化部科技普及局成立了电化教育处,负责领导全国教育技术工作。
后来,还成立了一些专门的机构。
1958年前后,中国掀起了教育改革运动,推动了高等学校和中小学电化教育活动的开展。
我国教育技术真正意义上的发展,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的30多年。
2000年,教育部制定了在中小学普及信息技术教育和实施“校校通”工程的战略目标。
同年,召开了“全国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工作会议”,在会上明确规定了中小学必须将信息技术课程列入必修范围,这次会议全面启动了我国基础教育信息化工程。
2001年11月29日,教育部发布了《关于中小学校园网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出了校园网建设的基本原则、设计和建设的基本要求、主要内容及领导机制。
2002年2月27日,教育部发布了《推进教师教育信息化建设的意见》。
在《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教育部明确提出了实施“教育信息化建设工程”的行动指南,指出要加快教育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教育信息资源开发和使用以及建立规范的人才培养体系等,全面提高中小学基础教育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水平。
时间事件1919年幻灯应用于教学,标志着中国电化教育的起步20年代初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在嘉兴举办的千字课教学试验中使用幻灯进行教学1922年金陵大学农学院设立推广部，从美国农业部购买幻灯片、电影片，配上留声机或口头讲解，到各地宣传介绍科学种棉的知识1928年人民教育家俞庆棠建立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和所属的研究实验部、教育实验区，俞庆棠亲自兼任研究实验部主任。
该部除研究实验开展民众教育工作外，还试制教育幻灯片和16毫米的教育影片，用以在实验区施教1928年中央广播电台成立，除播放新闻外，也播放教育节目1930年金陵大学理学院购买了柯达A型16毫米无声放映机和一些教育影片，在教学中放映。
后又同柯达影片公司合作，翻译柯达教育影片60多部（1936年统计数）1932年“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在南京成立,蔡元培任主席，积极提倡电影教育化、教育电影化,协会制订教育电影标准、编制电影年鉴、出版有关电影和教育的图书1932年无锡各界人士为宣传抗日救国，捐款购置了一台无线电广播机，将这套设备送给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办民众教育，成为全国第一座教育电台,无锡、江阴、常熟、太仓等地的民众教育馆都组织民众按时收听1933年镇江民众教育馆成立电影教育委员会，购买机件，租借影片，将大礼堂作为放映厅，于1934年元旦正式开放，在社会教育中开展了电化教育1933年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陈礼江提出“电化教育”名称，内容包括当时的教育电影和教育广播1935年上海大夏大学教育学院社会教育系开设“教育电影”课，由系主任陈友松讲授1936年教育部成立电影教育委员会，在全国建立了81个电影教育巡回施教区，每区要求配放映机和发电机各一台，电影片由教育部供应，各省教育厅局转发各地巡回放映1936年教育部委托金陵大学理学院在南京举办电化教育人员训练班，“电化教育”名称正式启用1936年陈友松等创办“中国电影教育用品公司”，出版《电化教育》周刊，共6期1937年金陵大学理学院应教育部要求，在南京举办第二期电化教育人员训练班1938年金陵大学理学院应教育部要求，在重庆举办第三期电化教育人员训练班1938年教育电影部与教育部合作，制作教学幻灯片1939年浙江省教育厅电化教育服务处创办《电教通讯月刊》，共出刊6期1940年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编印《电化教育》一书作为社会教育辅导丛书之一1940年金陵大学理学院派孙明经去美国考察电化教育1940年教育部将电影教育委员会和播音教育委员会合并成立电化教育委员会，并在社会教育司下设第三科，主管电化教育工作1941年一些省按教育部的要求，在教育厅内设立电化教育服务（辅导）处1942年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印发《电化教育重要法令》1943年金陵大学成立电化教育学会1944年中国教育电影协会成都分会成立1945年在四川重庆成立中华电化教育学社1945年国立社会教育学院迁至苏州，电化教育专修科改为四年制电化教育系1946年教育部参与《电影与播音》编辑工作，使该杂志成为全国性的电化教育刊物1946年舒新城、孙明经等人发起成立中国教育学会电影与播音教育研究委员会1947年教育部选送萧树滋、白芷洁赴美攻读视听教育硕士学位，杜维涛同时选派去采购设备1947年北平师范大学建立电化教育馆(后改为直观教育馆)，创办教育广播电台，拍摄无声教学影片和幻灯片，并在教育系开设电化教育选修课1948年南国农赴美攻读比较教育与视听教育硕士学位194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赵光涛《电化教育概论》1948年舒新城《电化教育讲话》由中华书局出版1948年中华书局出版杜维涛翻译的戴尔的著作《视听教学法之理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文化部下设科学普及局，该局下设电化教育处（后改为幻灯处），由萧树滋负责电教工作1950年文化部召开当时河北、山西、平原、察哈尔、绥远、北京、天津五省二市幻灯工作会议。
我国教育技术的发展历程作者：郑芳霞来源：《科技视界》 2012年第30期郑芳霞（郑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河南郑州450000）【摘要】进入21世纪，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突飞猛进，以多媒体计算机技术和网络通讯技术为标志的教育技术，推动了教育教学史上又一次划时代的革命。
纵观教育技术的发展，我国已经走过了半个多世纪，本文对教育技术的发展历史进行了总结回顾。
【关键词】教育技术；发展；历程自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我国“教育技术”一直被称为“电化教育”。
90年代末，随着国外现代教育技术的蓬勃发展，国内从研究学者到政府官员均认为“电化教育”这一名称已经不能符合时代的需求，不利于国际交流和学科发展。
1998年高等教育教学专业名录将“电化教育学”改名为“教育技术学”， 2002年将“中国电化教育协会”正式更名为“中国教育技术协会”。
至此，“教育技术”这一名称在我国正式启用。
为促进教育技术的迅速发展，国家采取了各种政策和措施。
1 政策支持我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推动教育技术的发展。
1949年11月文化部科技普及局成立了电化教育处，负责领导全国教育技术工作。
后来，还成立了一些专门的机构。
1958年前后，中国掀起了教育改革运动，推动了高等学校和中小学电化教育活动的开展。
我国教育技术真正意义上的发展，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的30多年。
2000年，教育部制定了在中小学普及信息技术教育和实施“校校通”工程的战略目标。
同年，召开了“全国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工作会议”，在会上明确规定了中小学必须将信息技术课程列入必修范围，这次会议全面启动了我国基础教育信息化工程。
2001年11月29日，教育部发布了《关于中小学校园网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出了校园网建设的基本原则、设计和建设的基本要求、主要内容及领导机制。
2002年2月27日，教育部发布了《推进教师教育信息化建设的意见》。
在《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教育部明确提出了实施“教育信息化建设工程”的行动指南，指出要加快教育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教育信息资源开发和使用以及建立规范的人才培养体系等，全面提高中小学基础教育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水平。
电化教育的最优化教育最优化理论在国外早已开始研究。
20世纪60年代原苏联就向中小学教育界提出了“教学过程的积极化”号召, 并已存在“教学过程最优化”的提法。
原苏联著名的教育家、教学论专家、苏联教育科学院副院长巴班斯基院士研究了教学过程的理论与实践, 论证了选择最优教学结构的标准和程序,总结了原苏联罗斯托夫地区学校在实施教学最优化方面的先进经验,为形成最优化教学理论体系奠定了基础。
1977 年前苏联教育科学院编辑出版了巴班斯基的专著《教学过程最优化——一般教学论方面》。
1982 年他又出版了《教学过程最优化(方法原理) 》、《教学过程最优化》、《教育学》和《教学过程最优化问题的研究特点》等著作。
巴班斯基关于“教学过程最优化”的理论在我国有着广泛的影响。
自20 世纪80 年代初, 我国也开始了教学过程最优化理论与实践的研究,电教界开始把这一理论引入电化教育。
南国农先生在1981 年《电化教育研究》第二期发表的《谈谈电化教育的几个理论和实际问题》一文中, 把“电化教育和教学与教学过程最优化”列入电化教育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之一。
1985 年7 月出版的由他主编的《电化教育学》一书中把“实现教育最优化”引入电化教育的定义:“运用现代教育媒体, 并与传统教育媒体结合, 传递教育信息, 以实现教育最优化就是电化教育。
”并指出:“教育最优化:包括选择与确定最优的教育目标和教育内容, 设计最优的教育过程。
它要求在同样的时间内,能使学生学得多些、快些、好些, 能使更多的人受到教育。
也就是要提高教育效率, 提高教育质量, 扩大教育规模, 取得更有时效的教育效果。
教育最优化的标准主要有两个: 一是最大效果; 二是最少时间。
”很明显, 南国农先生等发展了巴班斯基“教学过程最优化”理论, 对我国教育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
肖树滋先生在1988 年 1 月出版的《电化教育概论》一书中把电化教育定义为“以实现最优化的教育活动”, 并且提出:“实现教育最优化既是电化教育追求的目标,又是电化教育的过程。
课堂教学行为大数据：架设理论与实践的桥梁对话嘉宾：王陆：女，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
首都师范大学现代教育技术重点实验室主任，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教育技术系学术委员会主席。
全球华人探究学会副理事长，全球华人计算机教育应用学会执行理事委员，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全国计算机辅助教育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教育部“国培计划”专家库首批教师教育专家。
靠谱（COP）联盟专家委员会主任，首席专家。
主要研究领域与方向为现代教育技术原理、信息化环境下的教师专业发展、智能学习支持环境。
共出版学术专著10部，发表学术论文110余篇，主持多项国家级和省部级重点课题。
对话嘉宾：魏宁：教育硕士，高级教师。
北京市东城区教育研修学院研修员。
北京教育学会中青年理论工作者研究会理事，多次担任全国、市级论文、课题、活动赛项评审专家。
主持北京市级课题1项。
《中国信息技术教育》杂志特约撰稿人。
先后为20多家报纸、杂志、公众号撰写文章，总计200多篇，40多万字。
魏宁：王老师，提起课堂教学行为大数据的研究，我记得您1/ 15在本世纪之初就已经开展相关的研究工作了，虽然那个时候大数据的概念还不火爆，但您从一开始就坚信，课堂教学行为大数据的研究是一个能把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连接起来的纽带，是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一座桥梁。
您还曾多次用“巴斯德象限”这一范式来说明这个道理。
王陆：是的，作为我国第一个教师在线实践社区靠谱COP （The Teacher’s Online Communities Of Practice，简称靠谱COP）联盟的首席专家，我一直认为靠谱COP的课堂教学行为大数据研究必须坚持正确的研究价值观和研究取向。
巴斯德象限（Pasteur Quadrant）这一概念最早是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的主席顾问及美国国家科学研究委员会（NRC）的主席Donald E.Stokes（唐纳德·E.司托克斯）在他的《基础科学与技术创新：巴斯德象限》一书中提出来的，司托克斯把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之间的两两关联放置在一个四象限中（如图1），用来考察科学研究的范式。
【终身 段育】台湾终身学习的回顾与前瞻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Ｐ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Ｌｉｆｅｌｏｎｇ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ａｉｗａｎ
Ｈｕａｎｇ Ｆｕｓｈｕ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Ｌｉｆｅｌｏｎｇ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ｉｓ ｔｈｅ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ｋｅｙ ｆｏｒ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ｉｎ ｔｈｅ
２ １ 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Ｉｎ Ｔａｉｗａｎ，ｔｈｅｒｅ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ｓｏｍ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ｌｉｆｅｌｏｎｇ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ｅｎ ｍｏｒｅ ｙｅａｒｓ．
Ｂｕｔ ｉｎ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ｔｏ ｌｉｆｅｌｏｎｇ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Ｋｏｒｅａ ａｎｄ ｓｏｍｅ ｏｔｈｅｒ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ｌａｃｋ ｏｆ ｅｒｉｅｃｔｉｖｅ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ｌｏｗ
ｌｅｇ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ｉｎ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 ａｃｃｒｅｄｉｔ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ａｎｄ ｌａｃｋ ｏｆ ｆｕｎｄ ａｙｅ ｓｔｉｌｌ ｈｉｎｄ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ｆｅｌｏｎｇ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ｉｎ Ｔａｉｗａｎ．Ｆｉｎａｌｌｙ，ｔｏ ｔｈｅ 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ｉｖ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ｗｅｒ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ｓ：（１）ｔｏ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ａｌｌ－ｌｅｖｅｌ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２ｊ ｔｏ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ｌｅｇ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ｆｅｌｏｎｇ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ｆｏｒ ｍ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ａｗ ａｓ ｓｏｏｎ ａｓ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３）ｔｏ ｂｕｉｌｄ ｕｐ ａ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ｌｉｆｅｌｏｎｇ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 ａｃｃｒｅｄｉｔａｔｉｏｎ；（４）ｔｏ ｐ￣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ｆｅｌｏｎｇ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５）ｔ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ｔｈｅ ｂｕｄｇｅｔｓ ｏｒ＂ｅｘｐｅｎｓｅｓ ｆｏｒ ｌｉｆｅｌｏｎｇ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ａｉｗａｎ；Ｌｉｆｅｌｏｎｇ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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